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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羿》与中国当代神话重述

2019-04-21赵枝一秀

文教资料 2019年36期
关键词:叶兆言后羿

赵枝一秀

摘    要: 叶兆言的《后羿》作为中国“重述神话”项目中神话元素相对较完备的一部,通过个性的想象赋予古老的神话新的填充和改造,无论是重述策略还是价值选择,都在这项创作运动中具有代表性。但和同系列作品一样,没有完全发挥出应有之义,抓住传统与现代的平衡,获得真正的文化影响力。因此,在当下“重述‘神话中国”被不断提出的语境下,有必要回过头重新审视这些文本,发现其故事讲述的意义与不足。

关键词: 中国当代神话    重述神话    《后羿》    叶兆言

二十一世纪初期,为了响应国际上“重述神话”的创作运动,我国作家相继推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从题材选择看,叶兆言的《后羿》最具普适意义,因为与之相比,其他作家瞄准的孟姜女、白蛇等题材虽然同为民间素材,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更符合传说的性质,而非一种具有源头性、原始性的神话。另外,根据“重述神话”项目的理念,这项创作的期望在于作家通过自己的想象,赋予古老神话新的含义,从而创造当代新的神话。因此,如何在全球语境下处理传统和当代的关系,讲好中国的故事,则成为作家们最终所需面对的问题。正如张光芒认为,“重述神话”首先应该拂去历史的尘埃,完成“还原”的任务,挖掘神话的民族“文化符码”。其次要关注社会现实,寻找当下民族精神的缺失,然后在两者之间寻找联接点,打通文化“流脉”[1]。如果我们就此粗略地将这项工作分为两部分,那么,《后羿》和《碧奴》《人间》等一样,都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方面,古老神话本身所蕴含的深厚内涵和其所代表的文化根基似乎应该具有更大的挖掘空间。另一方面,在消费语境下,“重述神话”项目背后的市场性使得这些故事在世俗化的同时难以摆脱媚俗化的特点。本文试图从叶兆言的《后羿》出发,回归文本,具体探究在这场创作运动中中国当代神话重述产生的问题,以及对其走向的思考。

一、重述根基

当初“重述神话”这一跨国联合出版项目之所以万众瞩目,是因为其全球性视野,背后实际包含着跨文化交流的需求,由此正式提出了挖掘多民族传统,并在现代性话语中形成某种呼应的可能。而相比西方较成体系的神话传统,我国的神话则更多的是以碎片的形式存在于历史长河中,且在流传过程中千变万化,为后世寻根溯源带来困难。但既然神话作为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精神资源,是一个民族丰厚而珍贵的文化遗产,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和交流目的,就需要我们先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解读,只有这样,古老的神话才会和当下碰撞出更加璀璨的火花,从而发挥出文化底蕴,并赋予重述新的生命。因此,作家们在进行题材选择和故事重述之前,应该是需要大量准备工作的,而非“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字面意思。

叶兆言的《后羿》选择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这两个家喻户晓的上古神话,整个小说以此分为上下两卷,讲述中心人物后羿的成长,用作家自己的话说,故事最初的构想是“从后现代的角度去写一个皇帝(神)的爱情故事”[2],也是后羿“从神到人,又从人到神的过程”[3]。尽管叶兆言在后记中表示“对自己是不是在‘重述神话并不感兴趣”,但《后羿》中确实有许多传统的痕迹,在充满个性想象的情节背后蕴含着对古老神话的传承。比如,小说中提及了母系氏族的衰落和部落之间的战争,洪水神话,葫芦神话,金乌与太阳,以及对古人姓名的化用:末嬉、造父、力牧、长狄、玄妻……西王母形象的塑造等。尤其是后羿正式出场之前的这些背景故事,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内涵,其中不仅仅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神话寓言,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共同母题。正是这些母题的存在,成为新时代可以不断对远古神话进行复原或重述的根基。

其中,洪水神话是一个流传已久且影响广泛的世界性神话母题,具有“灭亡”和“再生”的双重意蕴,是关于宇宙和人类命运的思考折射。这一对较为稳定的基本元素在后世的各种解读和重述中彰显着永恒的生命力。叶兆言在《后羿》中将洪水神话的双重意蕴保留下来,女丑和女寅在洪水中丧生,而嫦娥则幸存下来,并且带回孕育后羿的葫芦。值得一提的是,在后羿成长过程中,有一个细节似乎与这一神话想象紧密相连,即他会在晚上尿床。神奇性在于,“一旦开始撒尿,仿佛小河决了口一样,哗啦啦没完没了”[4],此外,尿床期间的后羿是停止生长发育的,不长个子,不會说话,而在嫦娥的努力下,当他尿床的毛病被改掉之后,随之学会了说话,并凶猛地长高。正如叶舒宪所指出:“当今流行的‘身体写作可以看成古老的身体神话在现代的复活。神话想象的一开始就离不开身体想象。如排尿的生理要求通过梦幻转化为洪水神话。”[5]这样一种想象的变形或隐喻,在小说中体现为后羿通过尿床的毛病被驱逐,又因为毛病的治愈获得重生,与洪水神话的寓意确实是可以相通的,虽然并不了解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是否参考了这样的精神分析角度,但不妨将其解读为作家在重述神话时对已有资源的一种戏仿与再造。紧接着,故事引申出了另一个重要的神话母题:葫芦神话。这一母题本身与洪水神话息息相关,包含着拯救和孕育的主题,与葫芦相关的图腾崇拜也成为流传至今的一种文化信仰。在小说中,这一母题被进一步神化,葫芦不仅让嫦娥在猛烈的洪水之中得以漂浮幸存,而且能保持不变的温度,甚至缓解她的饥饿和疼痛,从而让她灾后重生,并最终像鸡蛋孵化一样使后羿降生于世。因此,作家通过对古老神话母题的选择性书写,使其在新的故事细节中依然彰显着神圣的文化内蕴,显示出了在以个性想象完成神话重述时,不忘传承和超越的努力。

二、虚构策略

正是因为作家对虚构艺术的追求超过了对重述神话的兴趣,使得整个故事的世俗性色彩超过了神话资源所应带有的神圣性,所以在对已有资源进行选取提炼,从而重构再造的过程中,错失了很多可供挖掘的文化背景,局限在对欲望的描写之中,两个意蕴深厚的神话题材,就这样在发展中流于平庸。

正如一直以来流传的那样,后羿在射箭这项技能上具有过人的本领,成为这个神话不可动摇的核心。在上卷中,作家首先抓住这一点,用大量笔墨叙述少年后羿在射箭天赋上的神异之处。他不仅射中了嫦娥头顶上的柿子,令大家目瞪口呆,甚至主动挑战敌国的长狄,挽救了有戎国的命运,从而一跃取代布成为最伟大的神射手。这一切显然都是对后羿射日的铺垫,是英雄成长的早年阶段,但这些情节并没有为神话本身增添新的视角或元素,也没有生发出新的文化与审美含义,与其说是重述,不如说只是一种复述或填充。其次,随着射日这一事件的逐渐展开,后羿身份的神圣性进一步明朗。他是老天爷安排到人间的神,射日是他的使命,他拯救了濒临灭亡的万物,因此成为有戎国的最高首领。但经历整个上卷的铺垫,其身份的揭露与射日情节的写作却略显草率。射日神话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资源,英雄与太阳之间的渊源关系原本应该具有更大的阐述空间,在小说中被完全避而不谈,而描写后羿荒淫无度的宫廷生活却极尽笔墨。因此,后羿射日这个神话在当代作家的重述中,除了增添更多的可读性,实现小说的虚构趣味之外,并没有获得太多新的发展空间,缺乏“重述神话”项目本身所期待的广阔视野。

至于嫦娥奔月的神话,在这里却得到较大的颠覆。既然作家将对嫦娥和后羿的故事关键词放在“爱情”上,那么嫦娥为什么要奔月便成为重述的一个转折点。“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隐的诗句成为展开叙述的支点,在作者看来,“奔月成仙并不是件美事,月宫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她虽然居住在月宫中,却是孤独的人、一个没有爱、甚至忘却爱的人。所以偷吃药并不是嫦娥想成仙,而是一种被抛弃和被背叛后产生的强烈冲动”[6]。因而当后羿故意说出他不在乎的话语之后,嫦娥万念俱灰地吞了仙丹,飞上月宫,成为一个逐渐忘却一切的孤独者。这一情节在一定程度上与作者试图为嫦娥塑造的形象是一致的,即“嫦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无条件、无限制、没有限度地去爱后羿。她为了让后羿获得力量和权力愿意付出一切,她的一生都以后羿的喜怒哀乐为目的”[7]。因此,作家始终致力于铺展嫦娥与后羿的关系,嫦娥被赋予母性的光辉,对后羿付出了莫大的心血,因而嫦娥在传统神话中美貌、自私的单一形象便得到了突破,加上此前她与洪水和葫芦的密切关系,更添加了一种原始的母神性质,可以说是女性伟大力量的彰显,仿佛延续着二十世纪复兴的神话叙述潮流。更重要的是,嫦娥在后羿由人到神,即完成射日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后羿之所以拉不开弓,是因为西王母在梦中告诉后羿,只有从女人的身上获得力量,他才会变成真正的男人。虽然后羿作为神,不受制于人间法则,被阉割依然拥有强有力的神异力量,但他并非是靠一己之力就变得如此强大的,实际上几乎每一步都离不开嫦娥的帮助。当嫦娥飞天成仙后,后羿也走向了自己灭亡的命运。因此,后羿所代表的阳性力量与嫦娥所代表的阴性力量之间存在碰撞,可以从神话学的角度传达出一种阴阳关系的古老渊源,以及英雄传奇循环一生的隐喻模式,甚至包括这两种力量与太阳和月亮的象征关系,但遗憾的是,作者只停留于神话的表面,将其嫁接于一个历史语境中的爱情和权力故事,使得这一颠覆的背后仍然缺乏真正的文化内涵。

另外,小说流露出的神性光辉不仅没有被及时放大,反而在一些俗套的情节叙述下变得黯淡无光,不知所终。比如,当布提出收徒条件的时候,“嫦娥并没有感到丝毫冒犯,恰恰相反,她甚至感到有些荣幸,因为在有戎国能被布这样的英雄看中,是许多女人梦寐以求的事情”[8]。这样旁出一笔的心理描写,凸显突然,令人匪夷所思。而有戎国干旱时西王母现身,为了验明真身,力牧摸豹尾的情节,相比是对西王母神话的提炼,身体写作的气息却更加浓厚。在下卷中,当后羿稳居有戎国的最高统治地位,整个故事便更加向着戏说的路子行进了,作者将重点放在嫦娥与后羿的宫廷生活上,继续着两个人的情感纠葛,正如“嫦娥说不清自己对后羿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是母爱,是对小弟弟的爱,还是男女之间那种单纯的性爱?反正是许多种爱,错综复杂地揉在了一起”[9]。整个故事的神性因子与强烈的世俗性因子交杂在一起,因为模糊不清的立场和叙述而使前者的存在大打折扣,从而“蒙上浓重的历史、政治因素,影响了叙事审美的多元化”[10]。同样,作者对欲望的描写也达到一个极致,无论是权欲还是色欲,故事中的人物都挣扎其中难以自拔。造父想要得到嫦娥的念头,变相地发泄在末嬉的身上;嫦娥在成为娘娘之后肆意惩罚造父和末嬉;后羿对玄妻极尽偏执的追求等,都存在迎合消费主义潮流进行身体写作之嫌。

三、结语

作者将后羿射日与嫦娥奔月两个古老的资源结合起来,置于一个历史叙事中,用以爱情和权力为中心的现代话语构造出新的神话故事,传达出爱的伟大和权的可怕。相比其中包含的诸多神话元素和背后的阐释空间,这个主题未免显得狭隘和简单。虽然对爱的渴望是联结全人类的纽带,而对人性、欲望的拷问又是一个世界性的永恒主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次重述就是深刻、成功的。相比其利用神话挖掘现代人性,反思现实日常,对欲望的描摹和对斗争的渲染更像是一种取悦读者、获得市场的潜在手段。正如叶舒宪所说:“中国当代重述神话的这种非学术的戏说倾向是与国际的新神话主义潮流相背离的。若是一味地迎合大众读者的趣味,片面追求市场销量,那么我们的重述神话就会剑走偏锋,助长‘无知者无畏的时髦价值观。”[11]

尽管作家们在进行尝试之前也表达过一定的忧虑,即对中华民族不成体系的神话素材的把握难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蕴含了多元的叙述空间,因为表达出这种不确定性本身便是重述的意义所在,即使缺乏深厚完备的学术含量,却依然可以通过一种文学的方式对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做出更好的处理,既拓展古老神话的无限可能,又使其与整个世界和时代的关系产生更加强烈的共鳴。因此,从《后羿》看,中国当代的神话重述虽然充分发挥了作家的个性想象,但最终走向了一种较为单一乏味的审美格局,成为这次创作运动中的最大问题。

参考文献:

[1]贾梦雨.重述神话:商业文化中的精神还乡?[N].新华日报,2007-2-7.

[2]干琛艳.叶兆言重述神话[N].新闻午报,2006-6-2.

[3]赵明宇.重述神话出新作[N].北京娱乐信报,2007-1-8.

[4][8][9]叶兆言.后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5]叶舒宪.神话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赵明宇.重述神话出新作[N].北京娱乐信报,2007.

[7]卜昌伟.叶兆言《后羿》讨论独裁者[N].京华时报,2007-1-13.

[10]傅元峰.传说重述与当代小说叙事危机[J].小说评论,2009(4):16-21.

[11]叶舒宪.新神话主义与文化寻根[N].人民政协报,2010.

[12]叶舒宪.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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