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希桐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纪录片。《无穷之路》作为国内首部以香港人视角出发讲述中国脱贫攻坚事迹的纪录片，获得了2022年纽约电视电影节最佳节目叙述组别铜奖，主持人陈贝儿也被评为“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该团队历经三个月，穿越全国六个省份，深入十个贫困县，从全国最南部的热带雨林开始，再到云贵高原大峡谷；由偏远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再到大西北，从戈壁沙漠最后进入川藏高原，深入深度贫困地区居民的生活，探索其脱贫的方式及改变。《无穷之路》取得的优秀成绩，与其文本中的叙事特点与视觉修辞策略的运用都有非常大的关系，下文详细进行阐述。

《无穷之路》的媒介文本叙事逻辑特点

叙事视角：港人视角讲述脱贫攻坚，增强民族认同感。《无穷之路》从香港人的视角出发，以香港人为主要受众讲述中国脱贫攻坚的纪录片。虽然该纪录片也有普通话版本，但是主持人的串词与叙述在普通话版本中也大多数用粤语版本，并且播出平台也是香港受众较多的TVB电视台。《无穷之路》的叙事模式是“主持人+旁白+主要单元人物主人公”，主持人陈贝儿首先讲述每期节目的目的地与主要人物，随后由旁白对地理环境及背景故事进行介绍，交待该地贫困的地理及其他客观原因，再由主持人引出帮助当地脱贫或在脱贫中感受过前后变化的主人公进行讲述。

虽然其他讲述国家故事的纪录片也会有部分会进行粤语配音在各大平台播出，但《无穷之路》不仅旁白采用粤语配音，主持人进行介绍时也大多使用粤语。对于粤语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够使粤语地区的受众增强民族认同感，熟悉的语言环境也能够吸引受众对纪录片的内容产生兴趣。因此，《无穷之路》在语言、平台与视角上都是依照粤语地区的受众接受习惯进行编辑的，通过主持人陈贝儿的视角进行情节的连接更能够激发粤语地区受众的认同感。

叙事主体：以小见大，普通人叙述故事情节。在《无穷之路》的叙事策略中，叙事主体大多数是普通的小人物，这是纪录片较为突出的特点。通过观看纪录片可以发现，无论是《四川悬崖村》单元的帕查有格、某色拉博，还是《云南怒江》单元的邓前堆，抑或是《海南鹦哥岭》单元的王勇等，《无穷之路》的叙述主体大多是以脱贫或者扶贫的小人物为主。《无穷之路》结合时代背景的变化，以普通人为叙述主体避免了传统意义上的宏观叙事。在互联网时代，细节上的以小见大更能够引发受众的共鸣。由此可见，普通人的生活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映射出时代的变化，并且观看纪录片的受众也更能察觉到这种变化。

另外，《无穷之路》运用以小见大的策略，留给观众一些自我想象空间。学者伊瑟尔曾经提出：“文本在结构上具有‘空白’和‘未定点’的概念，文本作为‘图示化的视野’仅仅是作为框架的存在，无论在哪一个层次上都存在‘空白’和‘未定点’，有待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填补和充实。”[1]对于脱贫带来的宏观变化，《无穷之路》并没有采用大规模的笔墨进行赘述，而是通过对小群体的描写与塑造，利用适当的留白来映射出大群体的转变。例如在《云南怒江》单元，就借15岁傈僳族的阿恰达讲述自己脱贫之前可能会由于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观念早婚早育，但在脱贫后自己有机会去学习一门技艺，更能够追求自身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映射出了脱贫地区女性的发展更加顺畅与多元化。

因此，《无穷之路》的叙事策略大多以人本优先考虑，没有去过度宣传抽象的政策，反而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通过平民化的主人公去叙述脱贫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受众的共鸣，并且留给受众对脱贫村宏观变化的想象空间。

叙事节奏：时长迎合受众，转折点突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已经形成了碎片化的阅读与浏览习惯，在“快餐式”的生活方式中，人们期望在较少的时间获得较多的内容。《无穷之路》的时长与节奏恰好满足了受众的碎片化需求，该纪录片的每集时长都在22分钟左右，时间长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大多数受众的使用期待。另外，《无穷之路》的叙事节奏也把握得非常好，能够使用1-2集的篇幅讲清楚每个地区脱贫的故事，每单元的故事情节都鲜明突出，没有同质化的处理扶贫与被扶贫的故事。[2]

叙事节奏可以分为内部节奏与外部节奏，内部节奏大多指对纪录片中的事件的处理方式，外部节奏主要包括幕后制作人员对镜头的运动与剪辑的处理。首先，纪录片的内部节奏安排是由主持人通过采访的形式引导单元主人公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并且纪录片每个单元所讲述的故事都有侧重点。例如第一单元《四川悬崖村》，悬崖村一共经历了两次扶贫，第一次是将过去的天梯改造升级，第二次是将悬崖村的居民搬到外面的新社区。很明显第二次扶贫之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但节目制作并没有忽略第一次的扶贫成果，反而使用恰当的时长将第一次扶贫也进行了交待，并把侧重点放在了第二次扶贫的转变上。在剪辑与运动的外部节奏的把握上也没有过多赘余的镜头，在《云南怒江》单元，在驻村医生描述有很多人过溜索掉进怒江里的时候，配上了怒江剧烈滚动的镜头，对剪辑节奏的把握，能够使传达出来的内容更加清晰和突出。

《无穷之路》媒介文本的视觉修辞策略

多重聚焦：主客观切换环境与主人公人格。通常情况下，纪录片在进行叙事时会采用不同的聚焦方式即视角，以达到自身的叙事目的。学者热奈特提出了三种聚焦的叙事方式，零聚焦叙事，是指叙事焦点独立于人物的主观世界，更具有客观性；内聚焦叙事，是从个人主观视角出发，分为固定式、不定式、多重式三种形式；外聚焦叙事，是指叙述者陈述的人物思想与感情以外的外貌、动作、语言以及所在的环境。

在《无穷之路》中，根据不同的叙述需求，也采用了不同的聚焦方式。在叙述贫困地区环境时，采用了内聚焦叙事的方式，在《四川悬崖村》单元，第一视角叙述了主持人陈贝儿攀爬2556级天梯的状态；在《云南怒江》单元，也是通过第一视角展示了通过吊索的艰险。通过这些内聚焦的方式解释了这些地区贫困的自然地理原因，而讲述贫困地区的总体环境则运用了外聚焦叙事，用广角镜头及航拍进行了总体描述。讲述主人公的创业或扶贫事迹时，《无穷之路》则运用了零聚焦叙事，通过客观层面的叙事与勾勒，讲述出扶贫前后主人公生活的差异或是主人公扶贫创业的事迹，这样客观的视角更能够真实地呈现出各个主人公的人格。因此，《无穷之路》通过一种多样化视角的视觉修辞方式，清晰地凸现出主人公的人格以及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条件的前后对比。

视觉对立：“扶”与“贫”的蒙太奇反差。制造视觉上的“对立”与“冲突”在纪录片中非常常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出想要表达的内容与主题。“乔纳·赖斯（Jonah Rich）在对视觉元素进行分类时，特别区分了一种旨在揭示矛盾和冲突的元素形态，即对立元素（oppositional elements）。视觉对立不仅体现为符号表征维度上的对立，同时体现为意义结构层面的对立，还体现为认知框架层面的对立，而‘对立’本身则是修辞建构的产物。”[3]在《无穷之路》中，通过蒙太奇的反差使纪录片充斥着大量符号表征、意义结构与认知框架层面的对立。

《四川悬崖村》单元在介绍天梯前后形成的差距时，存在一种过去天梯形态与如今天梯形态的反差，进而突出脱贫攻坚前后环境的巨大变化。这种对立元素会运用蒙太奇的反差方式充斥在整部纪录片中，蒙太奇的快速闪回使冲突元素更加具体明显，不需要通过语言的讲解就能够突出脱贫攻坚政策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具有的巨大作用。除了运用蒙太奇反差使纪录片充满对立元素，还会通过人物对自身故事的叙述，形成前后生活状态的差异。在《贵州苗族村寨》单元，塑造了女学生在脱贫前后的巨大变化，从十几岁就去嫁人到能追求自己的事业；在《云南孟连》单元也塑造了女企业家从一开始饱受非议，到最后吸引村里更多人一起参与咖啡事业。通过镜头语言叙述前后的对比，进而运用转喻的方式描述脱贫攻坚这项工程的伟大。

景别设置：远近区隔呈现意义。“社会距离反映的是再现主体与观看主体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不同的景别 (特写、近景、中景、远景)能够体现出不同的社会距离，相应地也会形成亲密的(intimate/personal)、社会的(social)、疏远的(impersonal)三种不同的社会距离。”[4]远景与中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展现景色的全貌，更具有客观属性，因此可以体现出疏远的社会距离；而近景特写则更能使观众共情，体现出亲密的社会距离。

在《无穷之路》中，通过远景、近景、中景与特写的差异来区隔呈现意义也在很多地方都有体现。在对整体生存环境进行宏观介绍时，大多数会采用远景及全景的形式，这样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的（social）”社会距离，通过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客观地介绍贫困地区的地理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观众信服这些关于贫困地区的基础信息。而在讲述每单元主人公的创业故事或是扶贫前后转变的差异时，则会运用大量的近景与特写，以此形成一种“亲密的（intimate/personal）”社会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受众产生共情心理，促进受众对扶贫故事的感同身受。可以说，《无穷之路》通过多变的景别差异，使纪录片从视觉传播方面达成了自身想要表达的目的。

设置刺点：感性内容促进共情传播。罗兰·巴尔特曾经在《明室》中提出过刺点的概念，刺点（Punctum）是指影响观看者、使其被触动的细节。刺点来自最意想不到之处，并且会在最适当的时机直抵观众的内心，激发出一种远远超出语言和含义的情绪。刺点是一种无法领会但可感知的现象，人们可以准确地描述但无法正确地指定。在纪录片中，通过对刺点合理的设置，能够突出影片的主题，引导受众对内容的理解。“‘刺点’常常是画面中某个极不协调的信息元素以及含混不清的表征‘细节’，是一种‘说不出名字’的刺激物，那里储藏着巨大的反常性和破坏性，它的存在总是引诱人们去琢磨一些难以捉摸的画外意义；相对于画面中其他的视觉组分，‘刺点’那里驻扎着晃动的事实、反常的秩序、慌乱的情绪，模糊的意义。”[5]

《无穷之路》设置了多处“刺点”，用“刺点”的存在不断加深纪录片所要传达的感性内容，促进受众与纪录片内容本身达成共情。在《广西乍洞村》单元中，在举哥与尼克离开乍洞村时，对村民眼泪的特写就是一个“刺点”，激发出村民对扶贫干部以及国际志愿者的不舍。这种情绪也能够从侧面突出所有在脱贫攻坚一线努力奋斗的工作人员为贫困地区摆脱贫困所带来的帮助。

符码隐喻：凝缩脱贫符号突显内核。在进行视觉修辞时，隐喻与转喻是两种常用的视觉修辞方法，转喻在前文分析《无穷之路》的视觉反差中已经有所体现。除了转喻，纪录片也会通过符码的缩影从单独的个人隐喻整个群体。[6]

《无穷之路》并没有像其他纪录片采用宏观叙事的方式，也没有像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政策纪录片那样去歌颂那些为脱贫攻坚贡献的人，反而以一个个由小及大的人物符号，去象征整个脱贫攻坚中的工作人员。这其中各个单元出现的主人公可以看作是脱贫攻坚路上每一个行业付出努力的行业缩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符码的隐喻，通过个人隐喻群体进而凝缩出脱贫攻坚带来美好的内涵。十集的纪录片中浓缩了驻村干部、女企业家、女学生、网红与国际志愿者等几个符号，通过这些符号可以使受众真正理解脱贫攻坚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如女学生在讲述自己学习厨艺前后的差异时讲到：“如果没有脱贫攻坚，自己可能很早就会嫁人了，但后面学习了厨艺发现自己也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女学生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看做是对这些贫困地区整个年轻女性的隐喻。

结语

《无穷之路》在叙事上采用香港人的视角，没有使用传统意义上的宏观叙事，而是采用了由小见大的处理方式，以平民化的叙事方式和语图互文的方式强化了受众的共鸣感。除此之外，《无穷之路》在视觉修辞方面也运用了多重策略，首先是用多重聚焦的方式和主客观的视角差异性介绍了环境与主人公人格；其次，通过视觉对立塑造“扶”与“贫”时两种状态的反差；最后，通过景别的远近调整受众与镜头中人物或情节的社会距离，并设置多处“刺点”传达出纪录片想要传达的精神内核。

因此，同类型的纪录片也可以参考《无穷之路》中的叙事逻辑特点与视觉修辞策略，在叙事特点上把握以小见大，避免通篇使用宏观叙事而引起受众对于说教的反感，通过宏观与细节的有机融合，以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叙事风格进行叙事。与此同时，注重多重视角与景别的运用，以求对故事的立体化传达，表现出纪录片真正的主题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