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雪

内容提要 本文以塞内加尔政治精英为研究对象，运用国家建构理论，分析塞内加尔政治精英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行为和作用。塞内加尔政治精英主要分为酋长、宗教领袖等传统精英和受过西方教育的西式精英。在国家建构层面，西式精英以谋求国家富强独立为合法性，在内政与外交上注重维持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和谐；传统精英则凭借传统权威施加社会影响力。在与大众关系层面，西式精英与传统精英进行合作，在国家治理层面支持大众通过不同方式表达诉求并适时改革，这也是塞内加尔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但在精英代表性层面，政治精英在根本上代表的是统治精英集团的利益，无法切实满足大众诉求。

引言

政治精英在国内外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分析非洲政治精英，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代非洲国家发展面临的问题。对政治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分析，也不意味着漠视大众。在现代非洲国家的建构之中，政治精英与大众如何互动，体现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间建立环绕的交换关系的政治包容过程—国家建构策略①安德列亚斯·威默.《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叶江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26—29.，有利于我们认识现代非洲国家的运行机制及存在的问题。塞内加尔是“西非门户”，位于非洲大陆西部的端点，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法国曾在此实行“直接领地”策略，给塞内加尔留下了众多殖民遗产。它是西非地区唯一没有发生过政变的国家，堪称非洲政治精英与大众良性互动的典型，故本文选取塞内加尔作为范例进行论述。

目前学界针对塞内加尔政治精英的课题数量相对不足，角度也多局限于关注酋长、宗教领袖等传统精英。孟瑾认为，从自上而下视角来看，政治精英主动进行政党改革制度，建立强有力的权力中心是国家政治秩序稳定的有力保障；从自下而上视角来看，伊斯兰教组织、社会组织也是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政治和社会文化、统一的社会构成和国家政策的民主导向也有助于社会稳定。②孟瑾.《塞内加尔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探源—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视角》.西亚非洲，2021(05)：54.这一论述看到了传统精英与西式精英共同在塞内加尔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治精英的影响力还体现在与不同利益集团、对外关系等方面，也未能进一步分析传统精英与西式精英在国家治理上的不同作用。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论证，以求获得对塞内加尔政治精英行为模式的进一步认知。

一、塞内加尔政治精英的定义及构成

1.政治精英的定义及自我意识来源

在讨论精英相关问题时，首先要明确政治精英的界定标准。一般来说，政治精英是由共同体全体成员中极少数人组成的上层集团。他们占据着重要的政治职位，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或阶层，具有共同的或类似的文化背景，并与经济精英集团或社会精英集团有密切的关系，对共同体或社会产生支配性的影响。③廖盖隆，孙连成，陈有进等.《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上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具体落实在非洲研究层面，学界曾引用意大利学者莫斯卡《统治阶级》中的观点—在所有社会中都会出现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总是少数人，行使所有社会职能，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被统治阶级总是人数较多，承受或合法或专断或强暴的统治方式，用“统治精英”和“统治阶级”代替“政治精英”进行研究。④加诺塔·莫斯卡.《统治阶级（政治科学基础）》.贾鹤鹏 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2.第97—117页。这一论断看到非洲政治精英是垄断政治权力的少数人，但根据塞内加尔社会的具体实际，本文仍需引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观点，依据职位、声望和决策来确定政治精英范畴，也就是说根据个人政治职位高低、大众的主观印象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来确定精英。⑤李金莱.《精英如何统治？—西方精英理论中的一个向度之分析》.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7：15.故本文讨论的塞内加尔政治精英是受过西式教育或依靠传统权威、直接或间接在政治体制中拥有权力并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的少数人。

自1638年法国殖民者在塞内加尔建立起第一个殖民区，到1960年塞内加尔宣布独立，殖民统治长达3个多世纪。殖民时期法国在政治上实行“直接领地”策略，将法国模式照搬到塞内加尔，利用酋长等传统统治者进行统治。在经济上，法国殖民者对塞内加尔的经济进行疯狂掠夺，采取一系列强制性手段迫使农民种植剩余价值高的作物，使得塞内加尔目前的经济结构单一且畸形。在文化上，法国殖民者实行“同化政策”。在种族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法国推行的教育政策忽视塞内加尔自身的文化特性，一切的出发点都是认同宗主国。大多数塞内加尔人只能接受初级教育，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少之又少。⑥巴帕·易卜希马·谢克.《法国在非洲的文化战略—从1817年到1960年的殖民教育》.邓皓琛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20世纪50年代，非洲民族主义开始对帝国主义发起强烈挑战。在这一时期，塞内加尔政治精英的首要任务是将外国统治者驱逐出去。在理想层面上，他们想要摆脱法国殖民者带来的不良影响，谋求国家独立富强；但在现实操作层面上，为使国家不再因主观边界问题陷入战乱，他们承认现有边界并继承殖民国家设计的国家结构。政治精英的任务从建立一个新国家变成了接管现有的殖民国家进行统治。⑦阿莱克斯·汤普森.《非洲政治导论》.周玉渊 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57—58.概言之，反对帝国统治，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求独立谋发展，是塞内加尔政治精英集团自我意识的来源。

2.政治精英构成：传统精英与西式精英

与大多数非洲国家类似，塞内加尔的政治精英可划分为两类：传统精英与西式精英。第一类是传统精英。塞内加尔的传统精英包括酋长等原殖民地管理者和苏非兄弟会的宗教领袖，他们代表的是传统的社会力量。

在传统的非洲社会中，酋长是领导。目前塞内加尔共有14个大区，45个省，省下设市和县，县又划分为若干个乡，而地方一级的职务多与酋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足见其影响力之广。在传统非洲社会中，酋长被当成国王尊重，拥有并行使权力，地位具有神圣性、合法性和继承性。他们不仅管理世俗事务，也管理宗教事务，对普通大众负责。虽然法国殖民者在征服塞内加尔后大大打击了原有的传统酋长势力，但酋长仍然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塞内加尔独立以后，逐步恢复了酋长制，现在的酋长大多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地方政治上担任重要职位。⑧曾海，龙格斯里·恩特赛博扎.《非洲及其离散民族的文化身份研究》.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8：4—7.另外，法国殖民者为了在政治上同化塞内加尔，曾在塞内加尔任命了一批新的酋长，借助他们进行统治。这些在殖民政府担任要职的殖民地管理者，也是塞内加尔独立后精英集团的一员。不同的是，他们的权力来源并非是大众，而是原宗主国的政治权威。

宗教在非洲社会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塞内加尔的沃洛夫族（les Wolofs）、富拉尼族（les Foulanis）等主要民族几乎全员信仰伊斯兰教，据统计，全国居民中有94%的人信奉伊斯兰教。⑨潘华琼，张象编著.《列国志·塞内加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27.其中以苏非兄弟会的影响最大，最重要的兄弟会更是声称其信徒占到总人口的30%⑩Paul Gifford.“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Senegal”.African Affairs.2016,vol.115,p.688—709.，可见宗教领袖在塞内加尔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在法国殖民者刚开始入侵塞内加尔时，伊斯兰教首领曾领导人民进行了激烈的武装反抗，法国殖民者在完成殖民后不得不借助宗教势力巩固殖民政权。独立之后，尽管塞内加尔建立的是世俗制国家，但伊斯兰宗教领袖仍深受大众爱戴，世俗政权与宗教领袖的关系依然影响着政治生活。这些被称作“马拉布特”（Marabout）的宗教领袖是塞内加尔传统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类是西式精英，主要是受过现代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是新生的国家力量。例如，历任总统和中央一级的政府官员都曾接受过西式教育，对法国的政治体制有天然的亲近感。2013年塞内加尔的成人识字率仅有57.7%⑪潘华琼，张象编著.前揭书，第252页.，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由此可见，与传统精英相比，西式精英可谓是凤毛麟角，是受过现代教育的少数人才。尽管法国在塞内加尔推行文化政策的初衷是借助当地人维护殖民统治，但随着受教育的人数增多，西式教育中“天赋人权”和国家民族主义也逐渐让一批知识分子觉醒。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塞内加尔的国父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桑戈尔自幼受到法式教育的熏陶，并在法国留学多年。多年的教育让他最先觉醒，起来反抗法国殖民统治。他提出“黑人特性”与“白人种族优越论”对抗，并不断探求国家民族独立解放之道。在反抗殖民霸权的过程中，以桑戈尔为代表的西式知识分子得到了大众支持，并最终于1960年建立了塞内加尔共和国。他们与传统精英一起，构成了塞内加尔的政治精英集团。

在政治精英集团内部，塞内加尔传统精英与西式精英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两者存在的合法性都来自反抗帝国统治、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又拥有各自的不同利益。非洲酋长与马拉布特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因此西式精英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不得不与之结盟。独立后，由于新生国家力量薄弱，不足以彻底控制民众，西式精英也在通过各种形式的利益联合传统精英，进行“霸权交换”，⑫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 校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41—43.塞内加尔进步联盟就是传统精英在全国政治层面的代表。在塞内加尔的政治生活中，西式精英主要担任中央层面的政治职位，负责宏观统筹协调；地方上的政治职位一般由传统精英担任，负责具体落实政策方针。这样的政治结构深化了普通大众对传统精英的依赖。西式精英在政治上举措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其与传统精英的关系，而传统精英也通过与西式精英的合作，来传达大众的关切，以取得大众的信任。

评判政治精英影响力的维度多种多样，总体上分为5个方面：建立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调节国家或阶级内部冲突；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维护国家独立与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⑬唐晓，杨帆.《政治科学基础》.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153—154.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塞内加尔政治精英的影响力按国家建构层面和与大众关系层面划分。

二、塞内加尔政治精英与国家构建的关系

国家建构需要两个层次的认同：个人对主权国家的认同和地方民族对国家的认同。⑭李安山.《非洲现代史》（上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213.这两种认同在塞内加尔主要体现为：西式精英从国家整体层面构建包容的政治文化环境，而传统精英凭借对社会的控制权与西式精英在地方进行合作，共同进行国家治理。

1.一个前提：统治合法性

政权合法性是每个新建立的政权不可逃避的问题。尤其是对新建立的非洲国家而言，如何凝聚共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是重中之重。塞内加尔在被西方殖民者统治以前，并未形成统一的国家，其现有的边界由殖民者强行划定。政治精英集团如何构建民族国家认同，事关其统治的合法性。

在构建统治合法性问题上，西式精英和传统精英都强调摆脱法国统治者的影响，建立富强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拉斯维尔认为“任何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⑮哈罗德·D.拉斯维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将民族理解为“想象的共同体”，强调“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能想象出同民族成员的形象”。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在这个意义上，西式精英将摆脱法国殖民者的影响并建立富强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其统治合法性，旨在通过强调外部殖民者的威胁，来唤起大众对他们的认可；而传统精英则在此基础上借助传统制度和宗教力量。于是政治精英们借助大众对他们极高的社会期待和期盼走出殖民阴霾的愿望，以国家发展为己任的方式进行宣传，通过发动大众、组织暴力革命的形式完成了国家独立的目标，并在国家独立后，一定程度上回应大众关切，保障大众的利益。

2.西式精英：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统治合法性

（1）内政：注重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和谐关系

一是延续民主传统，仿造法国政治制度建立代议制民主国家。相较于非洲其他国家，塞内加尔大众对现代民主运行形式比较熟悉。法国殖民者曾模仿本土行省制度，在塞内加尔建立了“4个行政区”，并给予这些地区的居民“法国公民”身份，使其能够通过行使一定的政治权力来参与国家管理。⑰潘华琼，张象编著.前揭书，第62—64页.尽管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黑人议员数量较少，但在一定程度上让大众了解了民主的运行方式。建国之后，受到法国教育深刻影响的政治精英也仿效法国政治制度建立了代议制民主国家，实行半总统共和制，并建立政党制度，实行两轮选举。在进行中央制度设置时，西式精英也充分参考法国模式，设立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的机构，各部门直接互相制约和监督。这种制度设计延续了塞内加尔自被殖民以来就已存在的民主传统，符合大众对于国家机器运行的认知，有助于赢得社会对西式精英统治的认同。

二是注重培育包容的政治文化氛围，为不同群体共存努力。塞内加尔的语言和宗教构成具有相对一致性。这一特点使得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大多数塞内加尔人具有比较强的国家认同感。塞内加尔地处非洲大陆的最西端，位于撒南非洲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在历史上就具有文化交融的传统。⑱Mamadou Cissé.«Langues.État et société au Sénégal».Sudlangues.Revue électronique internationale de Sciences du langage,2005(5):100.在独立后，西式精英也注重保留这种包容的文化传统。例如在语言政策上，法语是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但官方允许大众使用沃洛夫语，赋予其合法地位。此举被当作是西式精英与社会的黏合剂。在文化领域，西式精英也倡导多元文化共存，尊重当地的宗教及风俗习惯。西式精英通过官方引导，给予了大众文化生存空间。在这种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塞内加尔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包容，对不同的文化接受度较高，不同群体能够较好共存。

三是构建庇护关系网络弥补国家能力的不足。克里斯托弗·克拉彭（Christopher Clapham）认为，庇护关系是地位不相等的各个群体之间的一种交换关系。庇护者为依附者提供公职岗位，安全以及资源。作为回报，依附者为庇护者提供支持，服从其统治。⑲Christopher Clapham.Private Patronage and Public Power.London:Printer,1982,p.4.塞内加尔作为新生国家，国家能力不能完全提供大众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于是在隐性层面上，庇护关系便作为“补偿”被纳入公共产品之中。常见的庇护方式表现为贪污，比如违法交易、在工作中收取“小费”、给靠山送礼、收取保护费等。⑳Giorgio Blundo,Jean-Pierre Olivier de Sardan.«La corruption quotidienne en Afrique de l’Ouest». Politique africaine,2001 (3):12—16.通过层层依附，统治者把缺失的国家资源分给大众。大众达成目的，消除了因国家能力和财富不足的种种抱怨，减少了推翻现有统治的可能性。尽管近年来塞内加尔的政治体制运行已经不只是通过庇护关系网络，呈现多种新特点，但牢固的庇护关系依然是西式精英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四是注重与军队保持和谐关系。尽管由于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卡萨芒斯（Casamança）地区的加拉人（les Callas）与巴兰特人（les Balantas）曾组织过军队，与政府军对抗，企图分裂塞内加尔，但总体上塞内加尔政治精英与军队的关系较为良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在政治上，塞内加尔大众普遍接受并认可民主制度，民意基础较为广泛。1960年至今，塞内加尔的民主制度也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进行变革，总体来说运转较好，军队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政变。在经济上，塞内加尔经济发展总体向好。与西非其他国家相比，塞内加尔在独立后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尤其是2014年振兴改革的政策实施以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突破6%，尤其是2017年达到7.2%，成为非洲国家增长最快的前三名，且维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㉑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关于2010年—2020年塞内加尔经济增速统计。在经济总体向好的情况下，军队对政府的经济策略总体较为满意，干政的可能性随之降低。在文化上，军人对国家认同感较高。西式精英实行文化多元性政策，引导国家认同高于族群认同的价值观，再加上塞内加尔原本的宗教与语言具有同质性，使得军队以维护国家统一为荣。

（2）外交：游走于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

在法国殖民势力宣布退出之后，塞内加尔政治精英便面临着如何处理与大国以及周边国家关系的问题。纵观塞内加尔独立后的发展历程，总体而言，政治精英们在以主权国家身份积极与各国改善外交关系的同时，又在利用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维持自身统治。

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事务的主体，这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原则。塞内加尔政治精英要想在国际社会上获得认可，实现塞内加尔事实上的独立，必须以主权国家身份与其他国家开展外交领域合作。自独立以来，西式精英便尝试以主权国家身份与前宗主国—法国进行合作，并努力改善其发展的周边环境。西式精英大多在法国接受过教育，很多人对法国有天然的亲近感，与其进行密切合作。在西式精英的主导下，塞内加尔加入了法语国家与地区国际组织（OIF）。在塞内加尔的政府部门，西式精英接受法国派遣的专家，与他们在教育、军事、行政等领域进行合作，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上，西式精英更是将法国作为其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和最大的经济援助国，2000年至2012年有超过250家法国公司在塞内加尔投资办厂。㉒Tony Chafer.“Franco-Senegalese Relations 2000—2012”.Occasional Paper No.133:7.在文化领域，西式精英也一直在接受法国政府的教育援助发展本国教育，2000年至2012年总计有超过9000名塞内加尔学生在法国留学。㉓Ibid.,p.9.军事上，西式精英为维护国家安全，也与法国进行密切的军事合作，达喀尔成为法国重要的军事基地所在地。外交上，作为西式精英领导人的总统与法国总统多次进行国事互访，将两国的合作共赢看作是关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大事。自2012年萨勒（Macky Sall）总统上台以来，西式精英集团更加注重国家的国际声誉，顺应民主化潮流，积极主动参与非盟活动，致力于在非洲框架内解决问题。西式精英集团也在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本国发展提供良好周边环境。萨勒一改前任政府的做法，先后对冈比亚、毛里塔尼亚、科威特等国家展开友好访问，增加政治互信。种种努力表明，西式精英在努力适应国际社会原则，致力于构建其主权国家身份，以更好适应当代国际秩序。

而另一方面，西式精英也在利用外部干涉维持统治，通过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争取大众认可。塞内加尔自独立以来就面临着外部大国纷争的巨大挑战。殖民摧毁了原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国家在独立之后并未创造多少经济财富，需要依靠大量的外部援助来维持国家运行。但这些国际社会的援助往往附带了不正当的政治条件，大多属于殖民地开发型援助，要求受援国必须遵循发达国家制定的发展模式，以维持援助国的主导地位或自身利益㉔李安山.前揭书，第485—486页.，从而隐性控制塞内加尔的政治生活。西式精英为巩固自身权力，一直在努力接近法国要求的民主模式，实行法国的民主标准，试图以加入其阵营的方式来换取更多的外部资源。对他们来说，这些宝贵的外部资源一部分也可以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剩下的部分可以用于公共服务，以获得大众对于统治的认可，或者用这些资源来镇压反对势力。㉕阿莱克斯·汤普森.前揭书，第302—305页.近年来，援助国越来越要求非洲国家真切满足民众要求，对西式精英的考察也越来越严格。西式精英也在利用这种趋势，维持着“非洲民主的橱窗”的形象，使塞内加尔一度成为目前获得国际社会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

3.传统精英：与西式精英合作，维持社会影响力

比起西式精英，大众对传统精英的认可度较高，传统精英借助传统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掌握大众，维持其社会影响力。虽然西式精英掌握着国家政权，但他们的影响力只能覆盖到城市及周边地区，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大众还是更加认可传统领导人。马克斯·韦伯认为，合法性有3个来源：传统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而传统型合法性以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为基础。㉖马克斯·韦伯.《社会与经济组织理论》.纽约：自由出版社，1964：324—392.以苏非兄弟会为例，塞内加尔共有4个主要的兄弟会，统治基础在于当地拥有大量伊斯兰教信徒，信徒可以通过信仰进入天堂，而兄弟会是团结他们的宗教组织。苏非兄弟会掌握着塞内加尔的经济支柱—花生种植业，为国家创造大量财富，是塞内加尔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贡献者。宗教领袖主要通过与西式精英不断的“利益互换”施加影响，并与政府合作推行政策法规。①Lucy C.Behrman.Muslim Brotherhoods and Politics in Senegal.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Lucy C.Behrman.Muslim Brotherhoods and Politics in Senegal.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①Lucy C.Behrman.Muslim Brotherhoods and Politics in Senegal.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Lucy C.Behrman.Muslim Brotherhoods and Politics in Senegal.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例如在性别平等、儿童乞讨、国民教育和婚育问题上，宗教领袖往往会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引导大众更加深入地了解政策实质，方便其实行。

另一方面，传统精英也与西式精英进行合作来换取自身利益。在迪乌夫（Hadji Diouf）统治期间，马拉布特不再仅仅是西式精英与社会的联系人，而成为庇护主义体系中的一部分。㉗他们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国家资源并从中获利。韦德在任期间，传统精英被以更为显性的方式纳入到了西式精英的庇护主义体系之中，成为西式精英的合作者。但宗教领袖的影响力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近年来，随着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很多信徒不愿意过多在政治选举问题上发表意见，倾向保持中立态度。

除此之外，传统精英也是国际社会援助的受益者。和西式精英相同，传统精英可以从援助中获利，并将剩余资源用于地方治理，获得民众认可。有些时候，国际社会绕开统治者对民众进行直接援助，例如通过民间组织向大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这些举措也有助于减轻传统领导人在改善地方人权、环境和减贫方面的压力。

三、塞内加尔政治精英与大众的关系

政治精英与大众具有相互依赖性，精英总是从大众那里寻求支持，且受到大众支持方式的限制。与非洲其他国家相比，塞内加尔政治精英在实行具体政策时尝试与大众建立多元沟通渠道并适时改革。但从根本上来说，大众支持更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政治筹码，他们代表的是精英集团的利益，表达和整合社会诉求的能力总体较低，无法从根本上满足大众。

1.国家治理层面：与大众尝试建立多元沟通渠道

（1）西式精英：相对愿意回应大众诉求，进行制度改革

纵观塞内加尔的政党制度变革，西式精英的施政方式总是受到大众制约。每次政党制度的变革，都是对国内发展局势和大众诉求的适应。独立初期，国力衰弱，政权不稳，塞内加尔在桑戈尔的领导下建立起事实上的一党制。这一阶段顺应的是大众维护新生国家，保护胜利果实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党制自身权力高度集中和垄断，容易滋生腐败等弊病，大众开始对政治公平自由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桑戈尔为首的西式精英认识到了大众政治诉求的变化，逐渐建立起“有限的多党制”。这一举措也使得国家逃脱了军事政变的厄运。迪乌夫总统执政时期，大众对“有限的多党制”的指责愈加激烈。为了平息民怨，西式精英领导人通过主持修订宪法取消了对政党的限制，建立起“全面开放的多党制”。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大大打击了塞内加尔的经济，大众渴望新的政党进行改革，领导国家发展。在大众的政治呼声中，民主党瓦德（Abdoulaye Wade）于2000年当选总统，打破了社会党长达40年的政治垄断，回应了大众渴望变革的诉求。

在经济和文化领域，西式精英制定的措施也相对关注大众意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塞内加尔经济后，政治精英针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时调整货币与财政政策，旨在“保民生、保就业和稳经济”，关注普通大众的生活，下半年进行经济结构性调整等改革，实现了国民经济由负转正。塞内加尔政治精英也在主导发掘本民族特色文化，举行泛非电影艺术节等文化活动，丰富大众文化生活，提高本民族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增强本国人民文化自信。

（2）传统精英：提供表达不同意见平台，反映大众诉求

传统精英在塞内加尔社会中主要起着社会黏合剂和地方治理人的作用，是国家与民众沟通对话的媒介。在国家无力为大众提供必需生存资料时，传统精英便为普通大众提供最基本的生存策略，并在大众权益受到侵害时给予他们最基本的保护，维持着传统社会的正常运转。很多塞内加尔人即使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会关注地方宗教领袖的偏好，服从其命令。而且在塞内加尔，传统精英也有助于大众表达不同政见。例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结构调整造成塞内加尔经济衰退，大众对社会党不满，受到大众意愿影响，马拉布特也开始远离社会党，结果社会权力机制也开始倾向于民主党。这是大众通过与宗教领袖联合间接参政的典型事例。社会世俗组织也是大众制约政治精英的重要载体。塞内加尔社会世俗组织的组织形式主要为工会、商会和维护人权组织等，大众通过参加诸如此类的非政府组织来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瓦德总统在位期间爆发的“六·二三运动”，就是大众为巩固民主成果，与社会世俗组织合作以制约政治精英修宪的重要举措。这些宗教和社会世俗组织提供表达不同意见平台，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了上传下达的作用。不断涌现的社会组织也给大众提供了更多表达政治意愿的平台，加上庇护关系网络带来的隐形收益，大众表达意愿的途径相对较多。大众的不满情绪在对话中得以宣泄，减少了暴力推翻政权的可能性。在总统选举中，大众的参与率和投票率较高，并在投票选举时呈理性化趋势。㉘孟瑾.《塞内加尔政党制度演变及其特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06):143.

2.精英代表性层面：代表精英集团内部利益，未能更多关注大众利益

在代议制民主中，政治精英发挥的主要功能是协调利益表达和政策整合的关系，从中建构广泛的代表性。㉙高春芽.《政党代表性危机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政治学研究，2020(01):103—105.在这种意义上，塞内加尔政治精英从根本上代表的是统治集团的利益—资产阶级和传统统治者的利益，而非大众的利益。

魏翊认为，“当政权与传统精英合作时，政治转型后将形成传统权威主导下的庇护型多党竞争”㉚魏翊.《国家建构策略与政党政治动员—当代非洲政党制度化的政治起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03):65.，而塞内加尔的情况印证了西式精英（政权）与传统精英合作的情况。他们虽在国家层面支持大众表达诉求，但仍逃不开代议制民主的弊病，无法真正代表大众。诚然，塞内加尔拥有众多政党，但这些西式精英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利用大众为自己谋利。尤其是2000年瓦德当选为总统以后，制定政策侧重维护个人及其代表的团体利益，加重了塞内加尔的腐败之风。2012年萨勒总统上台后国内政党格局进一步复杂化，但政党政治的主线仍然是精英与精英的个人关系，仍表现为“新父权主义”㉛孟瑾.前揭文，第142页.。换言之，政党政治很少以大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大众享有的民主权更多体现在选举过程中，而非政策制定中。大众进行社会阶层晋升的渠道也非常有限，要么通过世袭，要么通过接受教育，但塞内加尔的教育水平有限，大多数人很难在社会层级中正常晋升。

塞内加尔作为新生国家，其经济结构也不完善，存在众多法律和制度问题，大众往往无法通过正式途径获得生存必需。对此西式精英无力也无意进行根本调整，后果是大量人员流向非正式经济。㉜王战，周晨宇.《西非法语区非正式经济发展现状》.中国投资（中英文），2019(08):54—55.这些非正式经济不受国家管控，往往通过走私等活动中饱私囊，造成国家财富大量流失，国家能力进一步弱化。而国家能力越弱化，政治精英也就越没有能力整合大众诉求，如此恶性循环。20世纪80年代由政治精英主导的结构调整计划等改革也并非是为了回应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诉求，而是为了获得外国投资，以国家主权换财富。后果是造成了贫富两级分化，加剧了经济危机，大大降低了大众的生活水平。政治精英评析非洲经济发展的成败也大多从自身实行的政策出发，进行自上而下的宏观评价，忽略大众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例如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50个成员国的34国部长认为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非洲“失去发展机会的10年”，这一论断所做的角度是基于政治精英结构调整的失败，未能认识到大众在这10年中做出的贡献。

结论

塞内加尔政治精英集团由西式精英与传统精英共同组成，其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国家建构过程和与大众关系上。在国家构建层面，西式精英通过强调摆脱法国殖民者的影响来确立统治合法性，在内政与外交上注重维护各集团间的利益平衡；而传统精英则基于传统权威来施加社会影响力。在与大众关系层面，西式精英与传统精英互相合作，国家治理层面上支持大众通过不同方式表达诉求，这也是塞内加尔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然而塞内加尔政治精英作为第三世界国家领导者，国际社会中可供借鉴的独立自主发展经验不够多；从小接受法国教育的政治精英在心理上也更倾向于选择法国模式；塞内加尔作为新生国家，其政治精英也没有能力拒绝法国附带的政治要求。总体来看，塞内加尔政治精英在国家选择发展战略上仍然过于依赖法国民主模式，而在实际中又面临国家能力不足和现实的阻碍，并存在贪污腐败，利用公权力为自身谋利的问题。在精英代表性问题上，无论是西式精英还是传统精英代表的都是精英集团的利益，回应大众更多是一种政治策略，表达和整合社会诉求的代表能力总体较低。从这种意义上说，塞内加尔的发展之路仍旧漫长。

未来，塞内加尔政治精英需要从精英集团权力斗争中抽离，更多关注大众需求，并适当进行政治改革，让大众分享更多的国家财富，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以更好地保持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