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尚建

一、研究的缘起：数字孪生城市的兴起与贫困治理的数字盲区

借助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今天的城市正在快速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虚拟空间与智慧生活在改变传统城市形态的同时，也给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人们趋于认为，与传统技术革新一样，城市数字化转型仍然与提升城市竞争力和治理能力密切相关。例如，一些乐观主义的研究认为，在城市发展中，数字科技可以赋予智慧城市的作用路径，即建立基于动态数据智能感知与交互的公共管理体系，通过信息感知和大数据交互技术，有效开展高速率大容量数据传输、立体空间检测感知定位、海量资源追踪与快速感知调配等行动，建立自下而上的智慧城市实时动态数据管理及更新机制①温雅婷，余江.数字科技驱动的中国新型智慧城市：理论逻辑与作用机制分析［J］.创新科技，2022（5）：1-8.。

（一）数字孪生城市的兴起

动态数据的智能感知与交互的治理体系，为数字孪生的技术出场提供了场景。从技术层面，数字孪生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02年，在迈克尔·格里夫斯（Michael Grieves）等人看来，数字孪生是一组虚拟信息结构，它可以充分描述小到微观原子水平、大到宏观几何水平的潜在的或实际的物理制造产品，在理想状态下，任何产品都可以获得孪生体①GRIEVES M， VICKERS J. Digital twin： mitigating unpredictable， undesirable emergent behavior in complex systems［M］//KAHLEN F J， FLUMERFELT S， ALVES A. 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omplex systems： new findings and approaches. Cham：Springer Nature，2017：93-94.。数字孪生技术一经提出，很快就在军工领域得到应用，并逐步应用到其他工业制造等行业。研究者相信，“如果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它一定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某个技术革命周期正在发生，二是一定某种通用目的技术正在孕育中……目前主要有四种新一代通用目的的技术，分别是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体、5G/6G和物联网”②胡权.数字孪生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通用目的技术［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25-26.。因此，智慧城市理念蕴涵着一种更为激进的技术想象：是否可以把巨型城市纳入全域性的可视化的数据系统，以实现城市治理的清晰化？基于这样的思考，数字孪生技术被植入城市系统，“数字孪生城市”（digital twin cities）应运而生。

从国家政策层面，建设“数字孪生城市”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我国《“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要“推动城市数据整合共享和业务协同，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服务能力，完善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和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因地制宜构建数字孪生城市”③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3）：5-18.。这一判断意味着城市数据整合、业务协同以及完善的信息模型平台和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构成了“数字孪生城市”的技术基础。同时，由于开放的架构而非高度集成的特征，数字孪生体可以包容不确定性，并承认“不知道的未知问题”的存在④胡权.数字孪生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通用目的技术［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2.。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兼容性特征与精准性并不冲突，正相反，“数字孪生是一种集成多物理、多尺度、多学科属性，具有实时同步、忠实映射、高保真度特性，能够实现物理世界与信息世界交互与融合的技术手段”⑤陶飞，刘蔚然，刘检华，等.数字孪生及其应用探索［J］.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18（1）：1.。正是数字孪生这一兼顾开放性与精准性的技术手段，为预测城市问题的发生并进行智能化的处理提供了支持。在上海，“数字孪生”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城市治理中，“目前已经接入220个系统和一批数字孪生应用场景，并不断总结提升，推广数字孪生在基础设施、历史建筑、社区、文旅、教育、医疗、应急、消防等领域的应用，在城市安全、城市运行、创新引领等方面打造一批独具特色的数字孪生应用场景”⑥王辰阳.上海：数字孪生提升城市治理效能［N］.经济参考报，2022-09-15（05）.。

（二）贫困治理的数字盲区

以数字孪生城市为代表的智能化导向，为今后一段时间的城市建设和治理确立了方向，也为城市问题的预警、解决提供了技术方案。城市问题的解决建立在城市问题的识别之上，政策视线不及之处则构成了城市治理的盲区。在世界范围，作为城市问题的典型，城市贫困深刻影响着城市发展的目标达成。学术界基本形成共识的是，城市贫困不仅是指收入贫困，也包括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底层阶级和社会排斥⑦薛东前，马蓓蓓，等.空间视角下的城市贫困：格局、耦合与感知［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2.。显然，在这些分类中，权利贫困是城市贫困的核心内容。城市贫困加大了城市空间、阶层的分化，并导致城市发展的结构性危机，更为复杂的是，城市数字化转型还产生了新的贫困类型——数字贫困。

城市贫困的动态性特征使城市问题的识别日益困难。进一步讲，政策盲区的存在催生了对新技术的期待。“数字孪生是对目标物理实体全生命周期的虚拟映射描述，是对其结构特征、运行机理和响应特性的数字化表达，持续地连接物理世界并进行动态更新、智能迭代。”⑧王金江，牛晓彤，黄祖广，等.数字孪生驱动的数控机床虚拟调试技术研究［J］.制造技术与机床，2022（10）：128.作为一种动态、持续性的数字技术，数字孪生这一动态的映射机制逐步进入城市治理体系，政策制定者愿意相信，这一技术可以减少城市治理的数字盲区，实时反映城市贫困群体的生活境遇，从而给贫困精准治理带来可能，也为建立包容性的新型智慧城市提供方案。但是，城市贫困的动态性建立在社会活动的复杂性之上，建立在权利体系的多变性之上，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场景必然深受这一复杂系统的深刻影响。

二、数字孪生中的贫困识别及其限度

“从宏观方面来看……城市的发展演变进程中的新陈代谢，正是城市生命力表现所在。从微观方面来看，每个城市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其中既包含了城市物质结构的变化、与外界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也包含了城市自我调节功能的不断优化等等”①蔡云辉.战争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3-44.。这一现象启发了城市生命周期甚至城市生命体的研究。数字孪生技术正脱胎于生命周期的观察，这一充满开放性、包容性的技术工具通过对城市母体的精准复制以及在计算机系统中城市运行的模拟，从而精准识别包括城市贫困在内的、可能摧毁城市发展的经济、社会及其他要素。从城市反贫困的角度来看，数字孪生需要依次从个体性、区域性入手，对不同的贫困现象进行技术识别与政策模拟。

（一）城市个体性贫困数字化描摹及其边界

在城市贫困治理中，政府普遍建立了以“低保”为代表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与农村贫困不同，城市贫困大多是相对的。研究表明，“1988—2013年间，尽管我国的绝对贫困率逐年下降，但是城市的相对贫困率已经超过欧洲，并有逐年增高的趋势。近几年来我国的收入差距增速放缓，但是相对贫困率仍然高于欧洲平均水平”②杨力超，WALKER R.2020年后的贫困及反贫困：回顾、展望与建议［J］.贵州社会科学，2020（2）：149.。不难看出，相对贫困是我国城市贫困的主要类型，也是国家2020年之后贫困治理的主要内容。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致力解决绝对贫困的城市“低保”制度一直伴随着批评。比较典型的观点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仅定位于满足城市贫困群体基本生存需要和维护社会稳定两个方面，而城市政府必须建立积极的、生存与发展并举的综合性贫困治理目标，即城市低保需要同时实现满足低保对象基本生活需要、社会稳定、社会公平、社会效率和社会融合五项目标③王磊，李晓南.城市低保的目标重构与制度创新［J］.理论探索，2011（4）：91-94，98.，亦即城市保障要同时兼顾个体差异性需求与社会总体性秩序。

城市是由个体组成的，城市贫困往往体现为个体性的贫困。在城市生活中，一些城市居民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劳动能力，从而陷入绝对贫困。个体性的城市贫困识别给数字孪生城市带来新的要求。从一般的技术角度来看，城市数字化过程具有三大特征：在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支持下，能够自动完成数据采集、存储、组织与分析等功能，实现对城市数据全流程自动化的处理；能够从不同角度全景化呈现城市的运行状况；能够动态选择与整合城市智慧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智能化城市信息服务④马亚雪，李纲，谢辉，等.数字空间视角下的城市数据画像理论思考［J］.情报学报，2019（1）：58-67.。在城市贫困治理过程中，数据采集是数据分析的前提，作为精准性的技术手段，数字孪生可以对个体收入、日常消费以及住房、医疗、教育负担等社会性信息进行描摹，完成特定贫困个体的画像，从而助力城市贫困治理。一个常见的思维路径是，当一个人长期维持日常基本生存都极为困难时，一定会在金融数据等方面得到体现，数字孪生系统可以通过大数据计算与分析，对这一类绝对贫困群体进行关注。同时，这一技术并非没有边界，由于城市贫困个体的广泛性，对每一个贫困个体进行画像必然导致很大的治理成本；更为困难的是，城市贫困大多表现为基本生存条件以外的相对贫困，而这类贫困恰恰难以通过数据精准表达，因此也难以借助于计算机进行信息仿真与政策模拟。

（二）城市局部衰退中的区域性贫困及其识别

城市大多有一个兴衰繁荣的转换过程。从既有的研究来看，城市衰退通常表现为人口、产业及各种就业机会的大规模流失，因此也有研究称之为“城市收缩”（urban shrinkage）现象。而在这个术语出现之前，类似研究语境中大多使用“人口衰减”（demographic depression）、“下降”或“衰退”（decline/decay）、“弃置”（abandonment）、“逆城市化”（disurbanization）和“城市危机”（urban crisis）等①吴康，孙东琪.城市收缩的研究进展与展望［J］.经济地理，2017（11）：59-67.。从这些词语不难看出，城市衰退总是与城市发展的逆向形态有关。从总体上来看，当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逃离中心城区时，城市的区域塌陷就开始了。

相对于城市繁荣，城市衰退容易暴露城市贫困的诸多问题。从空间分布来看，一些城市区域的衰退往往与贫困现象密切相关。在这些低收入社区甚至“问题社区”中，居民们由于收入低下，因此无力更新社区或者像中产阶级一样搬离，从而进一步恶化了生存环境。以1998年的英国为例，据统计，在这一年中，英国的贫困社区中有44%的居民仅仅依靠最低生活津贴，居民就业率为55%，犯罪率为3.8%，43%的人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甚至19%的社区缺少公共设施②徐延辉，黄云凌.社区能力建设与反贫困实践——以英国“社区复兴运动”为例［J］.社会科学战线，2013（4）：204-210.。在一些国家的城市，收入低下导致公共服务低下，公共服务低下又逼迫更多的中产阶级逃离这些街区，从而加重特定社区的贫困化。

在数字孪生技术之前，贫困的空间分布就成为人文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领域，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RS）和全球定位系统（GPS）普遍用于研究贫困空间分布及其可视化表达，“其中，RS、GPS用于实时获取贫困地区、贫困个体的各种贫困数据信息，GIS则以这些数据为基础从定性到定量、从静态到动态、从过程到模式的转化和发展展开对贫困空间特征的全面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以可视化的形式，即贫困地图加以呈现，直观地反映贫困的成因、水平等”③丁建军，冷志明.区域贫困的地理学分析［J］.地理学报，2018（2）：233-234.。在这一基础上，借助于数字孪生技术工具，城市低收入社区可以表达为建筑、管线、学校、医院、经济收入等个性化数据，表达为这些街区的收入水平、就业水平、犯罪率等，并把数字化的社区空间映射到计算机系统之中。同时这一技术的不足之处在于，仅仅把城市生活的舒适度与特定的建筑高度、人口密度、总体性收入等标准联系起来，而无法衡量出社区街巷生活的便利性以及身份认同、社会交往等特征。

（三）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技术性贫困及其识别

在城市化进程中，与人口同步的空间、产业及其互动，构成了城市生命的基础条件。但是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深刻地重构了城市形态，在这一转型中，信息技术成为与人口、空间、产业并重的基础条件，一旦离开了信息支持，任何城市个体或组织都将无法开展正常的城市生活。2001年，教育技术专家马克·普瑞斯基（Marc Prensky）发表《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一文，受其启发，2006年，韦斯利·弗莱尔（Wesly Fryer）在其《数字难民和桥梁》的著述中首次使用了“数字难民”（digital refugees）一词④杨建宇.数字难民的数字机遇——创建包容性信息社会的政策重点［J］.青年记者，2013（24）：38-39.，用来指代被抛弃在数字生活之外的居民。

从数字社会的技术假设及其发展路线来看，城市日益成为一个数据平台，城市居民如果要使用这些平台，就必须具备自我数据化的能力。随着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城市无处不在的APP都逼迫城市居民快速数据化。众多的App也通过强迫授权的方式持续性地搜集居民信息以实现系统扩张，一些资本平台甚至与政务平台形成无缝对接，从而无法区分数据公域与私域的边界⑤姚尚建.数据生产、主体分离与城市权利的流失——基于数字依赖的视角［J］.行政论坛，2022（4）：64-70.。在一些城市的数字化运行中，政务平台与资本平台把城市个体视为居民和用户，对于前者来说，获得居民或用户授权是维持数字秩序和获得利润的基础；对于后者来说，城市生活需要通过各种数字授权才能维系。

因此，基于技术的数字生活与传统城市生活有所不同。对于传统的城市生活来说，收入仅仅是确定城市生活水平的前提，但是对于数字城市生活来说，能否掌握技术才是开展城市生活的前提。一旦城市居民失去了使用智能工具的能力，就将迅速陷入城市生活的能力贫困，甚至丧失城市生活的资格。因此，在数字城市中，城市居民是否使用数字工具及其使用频率，构成新型贫困识别的重要线索。同时，这一贫困识别的矛盾在于，技术规训了城市生活，又要用技术来对这种生活进行贫困识别，也就是说，城市的“技术进步”也可能“数字致贫”，并最终剥夺数字贫民城市生活的权利。

三、无法孪生的权利与贫困识别的技术性障碍

从个体、区域到技术，城市贫困的这一复杂性特征在城市数字化生存时代更为明显。以科学的名义，开放性的数字孪生工具试图通过城市问题的实时映射与政策模拟，尽早发现影响城市发展的各种因素，同时，由于贫困跨越收入约束、能力约束到技术约束的特征，给城市贫困的识别带来困难。数字孪生技术擅长以清晰代码揭示复杂问题，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批判出发，从现代城市的权利逻辑出发，不同类型的城市贫困本质上仍然多体现为城市权利的贫困，权利恰恰由于其非标准化而难以识别。

（一）城市权利的构造：法律、政治和技术

权利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也是理解城市贫困的一个入口。“根据权利，公民有三种不可分离的法律的属性，它们是：（1）宪法规定的自由，这是指每一个公民，除了必须服从他表示同意或认可的法律外，不服从任何其他法律；（2）公民的平等，这是指一个公民有权不承认在人民当中还有在他之上的人，除非是这样一个人，出于服从他自己的道德权力所加于他的义务，好像别人有权力把义务加于他；（3）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这个权利使一个公民生活在社会中并继续生活下去，并不是由于别人的专横意志，而是由于他本人的权利以及作为这个共同体成员的权利。”①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40-141.从法律、政治到自由意志，康德把权利视为共同体的基础；在康德之后，公民必须享有自由、平等和独立的权利逐渐成为世界共识，并深刻拓展了英国1689年《权利法案》、美国1791年《宪法修正案》以及法国1791年《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的基本内容。

作为人类社会的重大发明，平等的现代城市生活意味着权利的实现，贫困则是这一权利实现方式的反动。在公民国家的框架内，城市权利涉及人们进入城市、掌控城市的权利，这一权利的形成需要法律加以确认；在法律的加持下，人们在城市中相互交往，并积极参与城市运行，这一城市生活的过程因此成为实现城市居民主体性的过程，也是城市权利得以实现的过程。由于现代城市建立在工业革命的胜利成果之上，因此城市权利在一定基础上需要借助技术进步才能实现，如借助现代交通，人们逐步实现了自由迁徙；借助城市汇聚的现代医疗手段，人们可以战胜疾病；同样的逻辑，人们在城市住宅、学校选择等方面都使用了科学技术，技术也捍卫了国家公民在城市生活中的正当权利。

（二）技术与权利的张力

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技术往往成为城市权利的支持性机制；遵循着工业革命的产业流水线思维，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中，在众多公开的政策叙事中，技术协助人们实现了住宅、交通乃至工作的便利。理想主义者往往相信，遵循工业规律的城市社会，其运行建立在技术的强依赖上，因此只要技术是可控的，城市社会的实际运行也必然可控。不难看出，这些关于技术与城市生活讨论背后的逻辑在于，认为城市过程可以演绎为现代工厂中的单一线程，在这样的基础上，人们可以借助技术实现广泛性的权利主张。

因此，技术与人的总体关系虽然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政治学话题，但是这些话题往往并不存在过多分歧，例如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指出，人口密度决定了城市化的规模，技术进步都是在城市周边地区发生的；一些针对人口的研究也表示，人口的规模决定潜在发明者的供给量；也有学者断言，人口的平均寿命、人口质量才是决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①黄琪轩.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7-8.。上述的讨论说明了一个结论，即技术依赖人的创造，技术为人服务，难以想象人会创设一些自我束缚的工业设备；从技术与人的目的看，二者之间也无分歧。但是，一些学者把科技时而给人的生存带来困境的理由归咎于资本主义，从而把技术的异化纳入资本主义抑或“科技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中，认为出粗放式创新与科技风险是以科技与资本主义结合为主体的社会制度所不可避免的主要制约因素，从而放大了资本主义的贪婪、利己主义、生产力强和缺乏远见等四大特点②刘益东，高璐，李斌.科技革命与英国现代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20：219-220.。

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数字技术与历史上所有被歌颂的技术工具一样，并不必然助推权利的持续扩张。一个被掩盖的现实是，数字技术同样可以拓展管制的权力，因此数字技术一旦进入具体场景就将迅速展示其逻辑悖论：推动了权利发展的技术，一定不是一种被“被收买”的技术，而基于城市管理权力的数字技术手段，与基于公民权利的数字技术一定存在目标差异。同一类型的数字技术需要同时完成相互冲突的权力扩张与权利发展，这在技术层面是难以实现的，数字技术从此陷入角色冲突之中，而一旦这种权利复制无法完成，数字孪生技术也无法对贫困进行实时映射。

（三）权利的不可复制与贫困识别的技术性障碍

法律、政治及技术在不同层面上构造了权利，权利又是一个难以界定的对象。一般认为，权利总是和人的需求、欲望、主张、选择、利益有关，但是这种需求、欲望、主张、选择和利益等和权利构成何种关系③强昌文.权利的伦理基础［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19.？基于自然法的立场，约翰·洛克（John Locke）认为权利的行使与“完美自由”有关，即“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能够如某人所愿地处置、安排他的人身、行为、所有物，以及他全部财产的自由（liberty）；不受制于他人的任意的意志，而是听从他自己的意志”④马克.约翰·洛克：权利与宽容［M］.李为学，等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30.。不难看出，洛克把这种不受制于他人的自由还给了个体本身，这种交还形成了与生俱来的权利。与此同时，当人类走出洞穴展开社会生活，作为社会约定的法律就强制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根据社会生活的演变而不断调整其原则，正是基于这样的变动性，洛克把完美自由的边界交给了法律来回答。

早在1846年《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中，马克思就指出：“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因此，技术必须放置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才能更加明晰其角色。技术可以用来保障权利，但是在其他因素介入之后，技术与权利之间的逻辑极易断裂：技术既可能是权利的捍卫者，也可能是权利的伤害者。

如果说，马克思把生产关系引入了工具的反思，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则进一步把权利关系引入了生产关系。“所有权关系是权利关系（entitlement relation）之一。要理解饥饿，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权利体系，并把饥饿问题放在权利体系中加以分析。”①森.贫困与饥荒［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6.贫困体现为物资的匮乏、能力的减损以及权利的剥夺，因此贫困的破解必须体现在需求、欲望、主张、选择、利益的不可剥夺，作为规范概念的权利从总体上支持这样的不可剥夺性，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更进一步把权利的保护指向工具的自我控制：“如果说，每一个人依据自然都具有自我保全的权利，那么对于为他的自我保全所必需的手段，他也必定具有权利。”②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85.也就是说，只有借助生产关系的调整，工具才能完成权利捍卫者的角色转换；只有借助制度性变革，城市发展才能实现权利的平等。

四、城市贫困的要素异构与城市权利的价值性拓展

城市权利的差异性显示了数字技术的边界，更体现为城市制度的后果。城市是一个移民的集合，这就意味着在“人工秩序”之外，城市有一个“自发秩序”的形成过程。数字孪生技术对于城市权利复刻的困境在于，“人工秩序”难以取代“自发秩序”，城市贫困需要深入权利体系方能考察，这就从两个方面拓展了城市反贫困的理解：贫困的盲区识别其实是阻碍权利发展的盲区“识别”，这种盲区的“识别”又有一个价值持续拓展的过程。数字孪生技术需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才能实现技术与权利发展的合辙。

（一）破除城市治理工具主义的迷思

数字孪生作为一种在信息世界刻画物理世界、仿真物理世界、优化物理世界、可视化物理世界的重要技术，为实现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服务化提供了有效途径③陶飞，马昕，胡天亮，等.数字孪生标准体系［J］.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19（10）：2405-2418.。数据是计算的基础，计算是数字孪生的核心。一般来说，遍布城市、充满差异的数据需要被充分发现并通过精密计算才能形成普遍的结论，这就对数据与计算同时提出了近乎完美的要求。应该看到的是，由于城市人口的异质性、数据的散在性及城市变迁的多样性，城市运行因此成为一个分布式计算、平台型综合的过程。在近年来的疫情防控中，广泛应用于公共卫生管理中的健康码、行程码、场所码等，就初步体现了数字孪生的技术成就。

同时，哈耶克（F. A. Hayek）发现，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科学并不具有今天的“狭隘性”，即使是自然科学的领域研究者，也乐于把自己从事的一般性研究称之为“哲学”④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修订版）［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8.。随着科学的进步及社会问题的频发，人们希望建立在高度理性之上的科学技术可以普遍解决社会问题，甚至能够揭示人们的生活现状及其发展走向。借助于科学的进步，一些理论研究偏好把社会活动看成一种可控的“工程”，并可以逐步应用到包括城市在内的社会管理上；在具体实践中，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的城市规划确实长期影响着城市研究，这些变化很容易把城市治理引向工具主义的思维立场。在这一立场下，在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作为工具的数字技术因此很容易成为城市政治家与研究者所期待的工具。

数字技术归根到底仍然是一种技术手段，在这些技术的背后，是需要时刻调整的生产关系。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继续强调：“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22.数字技术作为工具，只能是社会发展的数字生产力，数字孪生技术对于城市生活的“映射”必然也是部分的，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数字孪生技术只能为总体性的城市政策提供“标准化”说明书，这种制式文书需要经过城市运行的具体考验。数字孪生技术不能痴迷于技术的自我演绎，而要积极拓展其包容性、动态性优势，为城市治理尤其是贫困治理提供持续性的技术支持，如尽量识别城市贫困的多样化分布，并积极计算这些城市贫困的共同规律。

（二）正视城市贫困的要素“异构”与治理“集成”

人类社会随着科学的进步，开始直面多样性与一致性的关系话题。贫困同样如此，由于城市社会变迁的阶段性特征，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城市贫困既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形成了诸多政策工具无法识别的盲区。数字孪生技术强调城市的全生命周期考察与实时映射，并关注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双向互动与修正，这也意味着城市贫困的代码化需要经历两个步骤：一是代码依托的数据必须全面，即这些代码建立在全覆盖的社会保障、生活开支、教育成本、出行工具等数据库基础上，一旦某些城市个体不在这些数据库之中，这种贫困的代码化就不能精准实现；二是这些代码化的信息要有前瞻性，要尽量反映出城市个体还面临的相对贫困、能力提升与权利发展等复杂局面。

城市贫困的差异化、复杂性给城市贫困治理带来困难，城市贫困治理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微电子领域一场“安静但是重要的革命”——集成微系统诞生，有研究认为它是电子学、光子学、微纳机械、架构与算法五个领域的融合与革命，其目标是实现高度小型化甚至芯片级的系统，完成系统所需的“传感、处理、执行、能源与通讯”五大功能，并从“功能固定”的系统发展到“可重构、可适应与智能化”的系统①代刚，张健.集成微系统概念和内涵的形成及其架构技术［J］.微电子学，2016（1）：101-106.。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城市事实上是一个遍布数据并需要智能计算的系统，因此整合分散在各部门的数据及其处理的过程影响着城市数字治理的有效性。集成微系统与数字孪生技术形成了功能互补，从“异构”到“集成”，微电子领域的革命也启发了城市贫困治理的技术路线，一种积极的思路在于，如果能把分散的各种贫困现象进行代码化转换并进行精准化的智能计算，那么势必能够推出可预测的城市政策。

贫困的分散化与治理的集成化意味着，城市贫困需要进行全面的贫困调查，其解决方案需要建立统一的标准。研究表明，从总体减贫效应来看，制度供给、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生计策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相对贫困施加显著影响，相对贫困的形成是多维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类型的城市人口中，制度供给的减贫效应对城镇人口更为显著，对流动人口则呈现弱化结果②许源源，徐圳.公共服务供给、生计资本转换与相对贫困的形成——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20（4）：140-151.。也就是说，在不同个体的相对贫困形成原因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生计策略是具有个性化的、难以识别的内容，而不同的制度供给，是造成特定群体相对贫困的普遍理由。在我国的城市贫困治理中，比较公认的主张是，我国事实上存在着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职业之间公共服务标准不同的制度顽疾，城市贫困的“异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不完善的户籍、身份等城市制度造成的。因此，在数字孪生技术运行中，需要识别出造成这些城市贫困“异构”的制度性原因，在这一前提下，积极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身份之间的平等的社会保障，而后者正构成贫困治理的政策“集成”。

（三）推进权利对于贫困治理的价值拓展

“在工业4.0时代，人与机器、机器与零件则能借助智能网络随时随地交换信息。整个虚拟世界与物理世界都会融为一体，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和生活将席卷全球。”③李克，朱新月.第四次工业革命［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8.自动化时代的到来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生活，也对城市贫困治理带来新的路径。理想主义的观点对自动化社会的自我纠正机制抱有期待，在复杂的城市贫困治理中，在一定条件下，数字孪生技术确实可以尽量把散落在社会保障、生活开支、教育成本、出行工具等领域的数据综合起来，进入城市各级数据计算平台，通过信息互通形成比较清晰的画像。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并不存在一种先验的社会程序。与此同时，无论科学还是城市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城市治理需要一个持续的视角，数字孪生技术要走向更为广阔的城市权利的讨论。

“人进入社会，并不是为了变得比以前更糟，也不是为了失去一些以前拥有的权利，而是为了使那些权利更有保障。”①潘恩.人的权利［M］.戴炳然，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40.作为一个观察人类社会的核心逻辑，一个持续扩展的权利视角对于城市贫困治理具有长期价值。数字孪生技术是一种联结手段，基于施特劳斯的判断，这种联结虚拟世界与物理世界的技术手段还把权利推向了虚拟世界，即人民不但有物理世界生存的权利，也应该有数字化生存的权利。从权利逻辑入手，无论何种城市生存，技术都是人们实现权利的手段而非阻断权利的栅栏。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作为权利的贫困再次把数字世界的贫困治理推向清晰的技术工具面前，或者说无论是数字孪生技术还是其他数字技术，只有捍卫权利的技术才能真正指向贫困的解决。

五、结 语

2021年春，我国向全世界宣布，中华民族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近亿农村赤贫人口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基础。农村整体贫困的解决减轻了城市发展的压力，中国城市无须像国外一些城市一样，面临破产农民的进城压力。同时，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也把贫困治理的主阵地引入城市，引入相对贫困的治理之中。由于城乡生活水平和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双重差异性，众多摆脱绝对贫困的农村人口一旦进入城市，将继续成为城市贫困治理的对象。

在彻底消灭绝对贫困之际，城市化又开始直面数字时代的挑战。数字孪生技术对于城市问题的实时映射与智能计算开始进入城市治理的场景之中。由于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及其异质性存在，数字孪生技术需要对这些人口、区域乃至制度进行全面的反映。但是，仅仅依靠工具的变革无法实现贫困的化解，在人类历史变迁中，权利的扩张是一条日益清晰的主轴，城市贫困治理只有紧密围绕这一主轴才能获得积极的成果。数字孪生技术需要有一个逆向的思维，即不再把贫困聚焦于特定的个体甚至区域，而应该对那些造成城乡社会保障差异的制度进行实时扫描并促成其完成变革。故而，只有基于这一权利扩张的制度“集成”，才是直面贫困“异构”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