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川

2021年12月19日，北大國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在京隆重举行。论坛特邀两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教授和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教授发表演讲。他们对颇受关注的“中美合作”话题发表了最新观点。斯蒂格利茨认为，人类制度尚未找到唯一答案，中美合作更加必要。斯宾塞则建言，中美两个大国要为全球担当而协作，不能再把时间浪费在争端上。

与特朗普执政期间相比，如今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在很多方面都有了明显的不同，还存在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还未引起足够重视，那就是美国自己的国内问题。美国并没有充分解决其过去40年的贸易政策所带来的分配后果，这导致其贸易自由化议程失去了政治支持。

在过去40年里，美国所推行的贸易议程是由特殊利益驱动的。现在，美国必须面对后果了。举个例子，世贸组织框架最初是在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条款协议上建立起来的，这些条款实施的方式对知识的获取造成了阻碍作用，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削弱了我们应对疫情的能力，使我们无法保证使最不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获得充足的疫苗供给。现在，美国必须面对贸易议程缺少支持的后果，贸易已经成为美国国内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涉及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在世贸组织初创的时候，随着国际经济议程的制定，人们曾一度产生了对未来的过分乐观，认为世界上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最终将会融合趋同。然而，现在大家都明白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至少短期内不会。

当时的规则主要基于新自由主义，而这一套理论现在已被广泛质疑。例如，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下，大家普遍对产业政策避而不谈，认为一个国家无论是生产薯条还是生产电脑芯片都无关紧要。现在这种观点已经没有太多市场了，人们接纳了产业政策。但这就要求我们对公平贸易概念进行深入反思。一个普遍共识是，国家援助会造成竞争环境的不公平，而产业政策可以被视为国家援助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最终，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分割充其量会变得模糊，国内和国际都是如此。

我们经常壮志难酬，但这激励我们在国内和国际上不懈努力。关于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无论是短期策略还是长期结构和战略，都存在很多争论，不同的观点必然会对国际经济规则造成不同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要忽视一点：为了地球上所有人的福祉，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是绝对必要的。

美国对华关系的关注点明显转向了国家安全问题，忽略了包括经贸往来在内的其他更广泛的共同利益。我们将这种关系定义为“以科技为核心的战略性竞争关系”。

据我所知，中国大概普遍存在两种对美国的看法：一是美国试图从根本上阻止中国大踏步向前的发展进程，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先进的、高收入的、多机遇的、技术先进的强国;二是美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正在走向失败。

我个人认为，我们对彼此国家的看法可能都不准确，也对两国关系起不到积极作用。美国方面忽视了中国倡导的和平崛起理念;而中国方面应该认识到，所有国家都会经历艰难奋斗的过程，历史告诉我们，每个社会都会经历起起落落，不能仅仅因为出现了问题和困难就草率地认为一种体制终将失败。

斯蒂格利茨认为，人类制度尚未找到唯一答案，中美合作更加必要。斯宾塞则建言，中美两个大国要为全球担当而协作，不能再把时间浪费在争端上。

由于我们双方的关系呈现消极发展的趋势，事实上在所有领域都出现了不尽如人意的结果。贸易往来受限、资本流动不畅、金融体系不可避免的分隔、技术交流也正趋于封锁的边缘。“战略竞争”已经取代了“战略合作”的位置。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找到平衡，而这需要领导力。这样的领导力不仅仅来自我们两国领导人，也来源于我们每个人。我们要付诸努力，尽我们所能，来改善现状。

世界正在经历四大关键转型：第一、众所周知的大幅度数字转型，它的良性影响巨大，但在释放其全部潜力的过程中自然也会经历起伏;第二、世界即将发生巨大的能源转型，这与气候变化的挑战息息相关，也会对增长模式产生不容小觑的影响;第三、我们的生物医学和医疗水平在不断发展变革，但也和其他所有技术一样含有潜在风险，比如，我们能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应对多种疾病，产出多种全新的农产品从而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等，但这项技术也很可能被用在违反道德或法律的领域;第四、随着亚洲经济的增长，全球经济的重心也在向亚洲转移。

我们要适应这些转型。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我们都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挑起争端，或被其他不必要的事分心，因为应对这些巨大转型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已经是极其艰巨的任务，不容我们再浪费时间被其他问题分心，也不应再继续让我们两国间的关系、以及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相对平衡继续走向恶化。合作是我们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