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喆+吕盈盈

摘   要：罗尔夫·穆勒（Rolf Mueller），德籍仿生物理学专家，2005-2008年被聘为山东大学物理学院全职教师;2008年，获得山东大学“泰山学者”荣誉称号。他加盟山东大学物理学院时带来了经费达30多万欧元的欧盟资助重点国际合作项目——定型智能生命启发阵列系统（CILIA）。该项目历时四年半，已在穆勒教授的悉心指导下顺利完成。同时，穆勒教授还承担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蝙蝠耳轮和鼻叶推导仿生自适应波束模型的研究”，为山东大学乃至全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学科方向——仿生声纳学——一个既与基础科学相关（集合了生物学、物理学和工程学），又有着潜在应用价值的新学科。穆勒教授于2008年10月受聘于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后，仍花费大量心血和时间指导山东大学学生和教师的科研工作， 积极推动双方人员交流、科研合作、远程教学、联合培养、语言训练等学术交流与合作。在2010年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奖颁奖大会中，共有50名外国友人获奖，穆勒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为深入了解这位德国学者的研究经历以及山东大学与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合作交流现状，本刊专访了罗尔夫·穆勒教授。在访谈中，穆勒教授指出，在山东大学的教学经历坚定了他在中国开展研究的决心，并认为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与山东大学之间的教育合作是切实有效的。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他体会到不同国家的高校各有优势，应立足本国，取长补短;教学与研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搭建国际平台，开展联合培训，有助于提升教师教学、研究和管理水平;国际化的背景经历有助于开阔研究视野，拓宽研究思路;快速学习新事物是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的关键素质;研究能力重于应试能力，语言成绩并非出国留学的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中国国家友谊奖;仿生物理学;山东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中美合作;国际教育

采访整理：黄喆，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世界教育信息杂志编辑部（电子邮件：huangzhe@moe.edu.cn）;吕盈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学生、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世界教育信息杂志编辑部实习编辑（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148号;邮政编码：310007;电子邮件：1063854483@qq.com）

一、山东大学坚定了我在中国开展研究的决心

《世界教育信息》：2005-2008年，您在山东大学全职工作。首先请您回顾一下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山东大学？在这里工作期间，您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

罗尔夫·穆勒：当时，我已经获得了欧盟的资助，但除了资金上的支持，我还必须找到一个协助我开展研究的机构。中国是研究蝙蝠的理想之地，许多大学也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山东大学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在进一步的交谈中，不少大学校长向我表示项目的实施会存在诸多困难。限于当时的情况，我必须做出很多调整，但山东大学给了我信心。山东大学不仅有许多优秀的物理学教授，而且时任校长展涛也郑重地告诉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可以齐心协力解决。放手去做吧！”可以说，在其他大学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在山东大学都不是问题。有了校方的大力支持，我可以更轻松、更顺利地开展研究工作。经过多方面考虑，我最终决定留在中国，并坚定地选择了山东大学。

动物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之处。我们对蝙蝠的生物声纳系统非常感兴趣。能够掌握关于蝙蝠的详实资料和信息，了解蝙蝠声纳系统的工作原理，这些固然已经很好，但提高科技水平，找到感测环境的新途径，才是我们研究的主要目标。我们发现，中国的蝙蝠种类繁多，更有不少稀有品种，虽然难以捕捉，但数量相当可观。为了寻找不同种类的蝙蝠，我们寻访了中国许多地方。现在，我们实验室的蝙蝠种类非常丰富，已初具规模。

在欧盟经费的支持下，我们购买了微计算机断层扫描仪（Micro-CT）。在2005年，它是中国首个此类型的仪器，它所具有的实验能力，至少在当时的中国，是前所未有的。蝙蝠的生物声纳系统具有多种结构，这些结构的差异正是我们了解不同种类蝙蝠的关键。有了这台仪器，我们就能掌握这些结构的数据模型，更好地探究蝙蝠声纳系统的奥秘。

事实上，蝙蝠的定位原理并不复杂。它所发出的超声在遇到飞行的猎捕物或障碍时就会反射回来，蝙蝠利用特殊听觉系统来接收这种反射超声信号，借以探测目标和确定飞行路线。这个原理很简单，但研究蝙蝠如何准确地做到这一点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某些蝙蝠的生物声纳系统相比一般的蝙蝠更加复杂，它们并不是通过嘴发射脉冲。我们最大的发现之一就是，蝙蝠的生物声纳系统中的许多复杂结构具有音响效果。此外，蝙蝠是如何在超声波密集的环境中区别自己的飞行路径，也是我们的研究成果之一。

我曾受邀前往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但另一位研究声纳的专家直言我们的结论是错误的，他认为我们运用声纳的方式不正确。虽然之前从未有人做过此类尝试，但我对我们的结论十分有信心。因为我们使用过多种途径去验证这一结论，并且无论用何种途径，结果都是一致的。以上就是我们在2005年至2008年的研究成果。最初，我们的所作所为被认为太过疯狂，但现在已经逐渐得到了认可。

《世界教育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奖”（简称“友谊奖”），是中国政府为表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奖项。2010年颁发的“友谊奖”中共有50名外国友人获奖，教育界仅有4人，您就是其中一位。作为一名德国学者，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最高奖项，您有何感受？

罗尔夫·穆勒：2010年9月29日，那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直到现在，我仍记忆犹新。从事学术研究不同于经商，研究不是为了金钱，事实上也的确无利可图。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希望能够做到传道授业解惑，对社会有所贡献。所以，如果我的工作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和欣赏，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获得“友谊奖”，我感到十分荣幸，这意味着我的工作成果得到了肯定，也表明我所做的工作已经引起了关注。我很感谢山东大学推荐我，能与许多杰出的外国专家一同领奖，我非常激动。

二、不同国家的高校各有优势，

应立足本国，取长补短

《世界教育信息》：在山东大学任教之前，你曾在德国、丹麦的高校工作过，之后您又受聘于美国的高校，您觉得这些国家的大学有何特色和优势，有哪些方面值得中国高校学习和借鉴？

罗尔夫·穆勒：德国和丹麦的高校非常看重质量，这也使得两国的学者非常执着地追求“品质”。就像德国汽车一样，不论是奔驰、宝马还是保时捷，在质量上都精益求精。出于对细节和品质的追求，他们关注车的一切，不仅是引擎，就连对关车门的声音也毫不马虎。德国的学者也是如此，当遇到问题时，他们从来不问什么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而会问什么才是最佳的解决办法。他们关注细节，尽力达到最高品质。丹麦的学者非常有耐心，如果遇到一个问题，他们并不在乎是否需要花10年、20年才能解决。丹麦学者做事一步一个脚印，如果第一阶段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他们绝不会进入第二阶段，这也许正是他们能做好研究的原因。

从我个人的经历看来，美国高校对数量更加关注。美国高校（我指的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往往会考虑如何以最少的努力获得最多的收益，他们十分关注经费问题。此外，美国高校的教师每年必须提交一份关于论文发表情况的报告，包括发表论文的篇数、发表的期刊类型、产生何种影响，等等。从大范围来看，这些数据很有用。通过这些数据，专家可以找到制定标准的因素，大众也能获得学校之间相互比较的依据。但对个人而言，学校应该关心的是“你做了什么”，而不是“你发表了几篇论文”。很多人发表了许多文章，但内容空洞，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大学的经费来自于税收，纳税者又能从我们发表的论文中得到什么？

德国和丹麦的高校更加关注教师做了什么以及教师发表论文的质量。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必须明确我们为何研究、为何教育。所以，关键在于通过教师的努力，促进社会知识水平的提升，产生效益。你做了什么远比你做了多少重要。德国和丹麦对“做了什么”的重视，我认为是值得提倡的。遗憾的是，美国高校越来越重视论文数量。据我所知，似乎中国的高校也有这个趋势，愈来愈强调学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篇数。我觉得这有待商榷，教授当然要发表论文，但是数量不应该有所限制。我相信，如果学校关注教师做了什么，而不是发表了几篇论文，将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但在另一方面，美国的大学比欧洲的大学更自由、更灵活。比如我的学科背景是新科学和脑科学，我研究的是大脑如何与外在世界互动。最终我进入了山东大学物理学院，在美国，我则受聘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以下简称VT）工程学院的机械工程学专业。如果以我的学科背景而言，我永远不可能在德国的大学成为机械工程学专业的教授。他们会问：“你在哪儿获得的博士学位？博士学位是机械工程学吗？”如果你的博士学位不是机械工程学，那么你就没有机会。

此外，在教育领域，美国高校的专家学者注重团队合作和沟通。他们经常开展合作研究，并且他们也特别擅长合作。但在德国，高校的教授处于顶端位置，就像国王一样。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的小王国，“各自为政”，教授之间的交流类似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外交。因此，相比美国，德国的教授更加分散、独立。总之，在美国，一旦我有新的研究想法，并且需要其他学科背景的专家支持，我只要说：“我现在想研究……您愿意与我合作吗？”对方几乎都会爽快地答应。美国高校学者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更易于开展合作研究，甚至是跨学科合作研究。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中国的高校又有何特色和优势？

罗尔夫·穆勒：显然，中国高校的一大优势在于中国人所具有的优点。中国人勤奋努力，勇于攻坚克难。在我个人看来，中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我个人也认为教育十分重要，教育能使人变得更加美好。在孔子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社会一直有着深厚的教育和学习传统。中国学生渴望知识，希望能够走出国门，拓宽眼界。

在学校管理层面，虽然中国高校的管理体制仍需完善，但学校管理者积极创新，这非常值得肯定。事实上，这也有助于我在中国开展研究，集中各学科的力量。我的研究领域比较冷门。虽然在美国和欧洲国家，蝙蝠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成果较为丰富，但在中国，它几乎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不像癌症研究一样，所有人都认可此类研究的重要性，大家都“买账”。不过山东大学却给了我信心，历任校长都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持。

此外，中国政府每年都在增加高校的研究经费投入，积极开展各项研究，这是一种良性的发展趋势。一个不断扩大和成长的体制显然优于一个不断萎缩的体制。所以，我认为中国高校的优势主要有两点： 一是非常重视教育;二是中国的教育体制一直在进步和优化，这创造了很好的研究环境。

三、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与山东大学

致力于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教育合作

《世界教育信息》：山东大学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于2010年8月签署了校际合作谅解备忘录，并成立了“山东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联合实验室”。您能介绍一下两校是如何开展跨国合作研究的吗？

罗尔夫·穆勒：我们的实验室坐落在山东大学，并由山东大学负责保管基础设施，如场地、设备等，VT在管理、经费、设备等方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研究环境非常不错。实验室大约有30名学生，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各占50%。从明年开始，我们计划每年暑期引入5名外国专家。一般而言，中国学生和外国教授共事的机会并不多。如今，实验室为双方的沟通搭建了桥梁，中国学生有机会与国际顶尖的专家学者近距离交流互动。VT也设置了多种奖学金，方便学生来山东大学交流、学习。所以，我们的交流是双向的，既有“3+2”项目，也有美国的学生和教授来中国，这种“混搭”的效果非常好。

此外，山东大学的教授也会参与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一年之中，我有将近8个月都不在中国，所以需要山东大学的教授负责管理实验室。我在山东大学被授予了“泰山学者”的头衔，这使我获得了更多的科研资金，可以向山东大学的教授支付额外的薪水。他们都是团队的核心成员，把实验室管理得井井有条。我不在中国时，实验室也能有条不紊地运作，非常感谢他们。

山东大学国际事务部还为我专门配备了一名秘书，帮助我管理实验室。这位秘书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他不仅能有效地处理行政事务，并且也熟悉国际事务。因为我们的实验室既有中国学生出去，也有外国学生进来，他知道如何处理学生的签证等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我不在中国的时候，由山东大学的教授负责实验室的科研工作，由秘书负责各种行政事务。

如之前所述，对我自己的研究而言，中国是研究蝙蝠的好地方，毫无疑问，在这里能进行在其他国家无法开展的研究。我真的很喜欢中国充满活力的研究环境，中国的学生和学者也非常优秀。我们以团队形式学习和工作，共同努力，解决难题，并得到了院系领导的关注。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却紧密联系。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对实验室的现状和研究进展感到满意，我们从这样的教育合作中受益匪浅，收获颇丰。

《世界教育信息》：双方是否有计划开展更深入、更广泛的合作？

罗尔夫·穆勒：目前，我们正在尝试开发新的教育项目。我们需要扩大交叉学科的范围，探索研究教育合作的新形式，建立新的管理格局。我们应该有自己的高水平国际教育项目。

今年是山东大学和VT开展“3+2”项目的第一年（学生在山东大学进行三年本科学习之后前往VT攻读硕士学位）。这个项目的一大优势是，我们不需要学生的托福或者雅思成绩。如果学生对这个“3+2”项目感兴趣，只需来到我们的实验室，和我们一起做实验，无需纠结于托福或者雅思成绩。语言考试成绩不是我们评判的依据，学生不用为准备语言考试浪费过多时间。

目前，各项工作的关键是扩大项目影响力。现在的时机也正合适，VT将与山东大学共商合作事宜，拓宽合作范围，提高合作水平。虽然现在实验室属于物理学院，但已经有来自其他学院的学生加入我们的团队，比如机械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学院、信息科学和工程学院。我们准备扩大研究团队，将人数增至200～300人，或者更多。

下一步我们将把项目推向高中，让高中学生和学生家长更好地了解这个国际教育课程项目。山东大学也致力于提升项目水平，优化机械工程课程内容，积极吸取VT优秀经验。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在合作过程中存在哪些挑战？

罗尔夫·穆勒：目前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吸引优秀的研究生参与我们的项目，因为虽然优秀的研究生想去国外，但“想去”不代表“能去”，这其中主要的限制因素是“名额”，而非 “金钱”。我们亟需建立一种新格局并探索一种新的管理方法。在这种新格局之下，我们能自己设定名额，自己宣传，扩大影响力，确保那些想出国深造的优秀学生都能获得出国的机会。

除此之外的挑战并不多。山东大学和VT给予了我非常多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没有校方的大力支持，那么研究就会困难重重。让我感受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在中国，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你能与人交流，他们会尽力帮助你，这也是我非常喜欢中国的原因之一。总之，我们有出色的人、远大的目标、绝佳的机会，这都有利于我们获得成功。

四、教学和研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世界教育信息》：教学和研究是大学教师所从事的最重要的两个领域，作为一名优秀的研究人员，您如何看待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是如何做到二者的平衡的？

罗尔夫·穆勒：我来自德国，现代德国大学秉持着威廉·冯·洪堡提出的教育理念，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学和研究相互依存。如果一个教师只研究或者只教学，这并不是理想的状态。因为通过教学，你会一直反思两个问题：首先，这个领域的基础知识究竟是什么？其次，我怎样有效地把这些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我认为，教学有助于研究，它能在你迷茫时给予指示。对于我而言，教学促使我不断深入思考，不断挖掘。

在我的年度计划中，提高教学水平一直是我给自己制定的目标。尽管除了教学，我还有很多其他工作要完成，不可能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教学之中，但每当我授课时，都在追求进步。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关键事物，这些关键事物之间又有何联系，我如何把这种联系向这个领域的新人解释清楚。教学就有助于提高我这方面的能力，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教学中。我认为，国家应为建设一流大学多贡献力量，给予大学足够的经费，这样大学才能聘请足够的教师，教师也能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教学和研究。

成为一名优秀的研究者和优秀的教师是我的目标。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你必须提高研究水平。虽然每个教师都掌握了自己研究领域的基本知识，但这些知识一直在变化。如果你对该领域有宏观的了解，并关注它的发展方向，你就可以向学生介绍这个领域的最新发展和最新成就。

我享受研究和教学的过程。如果教师能平衡研究、教学和管理的时间，那是非常好的。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如果你是校长或管理人员，那么管理就是全职工作，必须牺牲研究和教学的时间。但我认为，最佳的安排是，大多数时间用于研究，部分时间用于教学，其他时间结合自己的经验用于行政管理工作。教授重视教学和研究的同时做好管理工作，将会是一种良好的“混搭”。

五、搭建国际平台，开展联合培训，

提升教师教学、研究和管理水平

《世界教育信息》：您受聘于VT后，一直积极推动山东大学与VT在人员交流、科研合作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对于提升教师综合素质、推动学科建设水平方面，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罗尔夫·穆勒：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即教学和研究。从目前来看，在教学方面，“3+2”项目运行顺利，应该继续扩大其影响力;在科研方面，我们的研究团队在共同的目标下齐心协力。年长的教授和年轻的教授之间并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年长的教授不是“绝对权威”，年轻的教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新创造。总之，要确保充分发挥所有人的才华，没有一丝浪费。与此同时，共同目标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设置具体的共同目标，在这些目标的范围内和指引下，每个人各展其长，为实现共同目标作出贡献。

我准备招收获得或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作为实验室的年轻教师，录取的要求之一就是在美国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愿意回国发展的中国人。通过与多名学生的交谈，我发现他们经常会说：“我考虑去山东大学，但前提是我必须成为一名全职教授。”就我个人而言，当我获得博士学位时，我很明确自己所在的位置。为了做好研究，我还有很多知识和技能要学习，要提升沟通技能和教学技能，要争取资金支持，等等。一名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如何能指导准备攻读博士学位的人？至少在我看来，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所以我认为，尽管这些学生手持世界名校的博士学位证书，但仍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山东大学和VT亟需针对年轻教师开展一些合作培训项目。比如，山东大学的新教师可以先以助理教授的名义在VT工作一年半。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以助理教授的名义”并不代表是真的“助理教授”，因为VT的助理教授有自己的实验室，并能获得可观的启动资金，大约20万美元。但我们派遣过去的教师并不享受此待遇，他们会在现有的实验室里和VT的教授一起工作。我们给予这些教师一部分资金，虽然不足以建立新的实验室，但可以支持教师与VT的教授在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除了研究项目，教师还需要做两件事，即教学和服务。美国高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优点，就是高效的管理运行。他们的管理工作和行政事务确实做得很好。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的中国学者，在回国之前，除了学习专业知识，还应该了解美国的高校是如何运作和管理的。所以，我认为可以设立这样一种项目：我们招收一批储备教师，并承诺给他们想要的，给予他们一些特权，比如在VT培训两年后，能获得国际教授资格;如果两年的时间里表现良好，就能真正得到这份工作。这就会促使这些储备教师把事做好，不只是研究，还包括教学和管理。这种形式能够使双方受益，为双方搭建多架沟通的桥梁。我非常愿意为整合两所高校优势的项目作出贡献。

六、国际化的背景经历有助于

开阔研究视野，拓宽研究思路

《世界教育信息》：截至目前，您已经在德国、丹麦、中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高校工作过，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迁移学者”。您觉得国际化的背景经历对于您开展研究有何影响？

罗尔夫·穆勒：我很感激这段国际经历，它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写下了意义非凡的一笔。我在德国、丹麦、中国和美国，都生活过较长时间。作为一名研究者，显然你的工作就是解决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如果已经有人知道如何解决了，那就不能称之为研究了），这意味着你必须从不同角度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若你只局限在一种文化中，你很可能只了解一种做事的方式（比如“德国式”：德国人习惯于采用一种方式做事，他们喜欢制定计划和规则）。但如果你有机会在其他国家生活，那么你可能就会发现，解决问题不只有一种方法。比如，对于某一个问题，“中国式”是最好的办法，但对于另一个问题，也许“德国式”才是最好的办法。总之，在多国学习、工作的经历有助于我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思考问题。

在中国，我了解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思考方式。语言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汉语文化就非常丰富。对于汉字，我还远未熟练掌握，但就我了解的一些而言，已经非常有趣。汉语的逻辑和结构对我很有启发，尤其体现在“组合”方面，这也有助于我开阔研究思路。

多国生活的经历使我知道世界另一端的人们是怎样思考的，许多事物从不同角度来分析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你每天只待在小小的实验室里，做着同样的实验，只关注一个领域，只尝试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非常局限的。我们应该坐上飞机，去不同的国家看看，与不同国家的人做朋友，那么你就会发现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这非常有用。

七、快速学习新事物是

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的关键素质

《世界教育信息》：您所负责的“山东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联合实验室”提出要“将学生培养成顶尖人才”，由您指导的学生也多次在世界顶级物理期刊上发表文章。在您看来，进行交叉学科研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您对学生有哪些能力要求？

罗尔夫·穆勒：由于我做的是交叉学科研究，既需要生命科学的知识，也需要物理工程学的知识。做研究时，你也许知道问题是什么，但你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快速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比如，在解决某个问题时，你恰好学习到了一些新方法，在之后的研究中你能够创造性地使用这个新方法。因此，快速学习新事物，创新性地思考问题，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十分重要。如果你是做单一学科研究，总是采用一种方法解决问题，也许行得通，但是对于跨学科研究，你必须快速高效地学习新事物。

此外，还要注意阅读的方法。做研究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试想，你正阅读一份篇幅很长、难度很大的论文，如果从第一个单词读到最后一个单词，你很可能只知道字面意思，当我问你从这篇报告中学到了什么，这篇报告的核心概念是什么，你很可能答不上来，因为你只专注于那些非常细节的东西，而没有建构整体的概念。所以，相比一个词一个词地阅读，你更应该快速浏览，迅速找出最有价值的几个部分，明确研究方法，抓住核心观点，然后反问“这对我有用吗？”这是很有意义的锻炼，对于跨学科研究而言，尤为如此。当然，团队合作、独立解决问题、区别概念、整合知识，都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世界教育信息》：你在山东大学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都带博士生，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两国博士生培养方式的特点？

罗尔夫·穆勒：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有必要先讨论一下“独立解决问题”。美国的博士生喜欢那些需要探索、没有确定的方法和程序的研究问题，所以我会向他们介绍那些开放而又有趣的研究领域，然后我说：“好的，你可以继续研究，但你必须先制定一个计划，在两、三个月内准确找到研究问题。”我把这个任务交给博士生，让他们自己找到具体的问题和研究方法。虽然我是导师，但他们得自己做出选择，明确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以及在读博期间要达成的目标。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阶段。

对于美国的学生，尽管他们需要帮助，他们也能处理好这个问题。但是相比之下，中国学生在这个方面就稍有差距。所以，在指导中国的博士生时，我较少采用这种训练方法。在中国，我会为学生们制定计划，告诉他们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又该做什么，有哪些支持性的条件。我有一个中国博士生，他很聪明能干。有一次，我给了他一本厚厚的论文，其中有几处需要更正，但我没有告诉他。我只是告诉他关于这篇论文的大体情况，不涉及细节信息，然后让他找出其中的问题，并尝试给出解决方案。过了一段时间，他“怒气冲冲”地来到我办公室，说道：“这里只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我说：“正是如此，我只能结合我的经验给你一些基本的信息，至于找出这个具体问题，则是你的工作。”这就是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的区别，前者更善于自我引导，二后者更倾向于被引导。

《世界教育信息》：在培养过程中，您如何看待导师和学生的关系？

罗尔夫·穆勒：我认为最理想的关系就是，在研究中，师生能够畅所欲言，交流讨论，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至于是谁提出的理念，谁是正确的，并不重要。因为我们是在做研究，研究意味着不知道结果会如何，教师和学生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非常重要，团队合作对于获得成功非常关键。作为一名教师，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最基本的态度。例如，最初你认为这种实验应该会产生这种结果，但实验之后证明自己错了。如果学生有好的想法，即使与你背道而驰，也应该尊重他的想法。所以在师生相处时，我们寻找的是有助于“形成最佳方案的最棒想法”，无论这个想法是来自教师还是来自学生。在师生关系中，我们相互尊重，并非老板和下属的关系。在另一方面，除了教师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学生也应该乐于接受意见和建议，因为教师在此领域已经有比较丰富的经验。简言之，就是师生相互学习，教学相长，教师要肯定学生好的想法，学生也要接受教师的建议。

八、研究能力重于应试能力，

语言成绩并非出国留学的决定性因素

《世界教育信息》：您曾经在多国高校执教，根据您的经历，您觉得与其他国家的学生相比，中国学生的优势和不足有哪些？

罗尔夫·穆勒：中国人都很重视教育，愿意解决难题。对于美国学生，如果不能在一定时间内看到成果，他们可能就放弃了。中国学生除了重视教学习，他们还对世界非常好奇，而且勤奋努力。

与其他国家的学生相比，中国学生的区别主要在于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中国学生可以小组工作，他们愿意跟随领导，听从领导的安排。但是，如果他们有什么想法，他们会单独找我说明，同学之间却很少相互交流。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几个不同的中国学生从不同的路径做研究，但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有所交集。某一天一个学生找到我说：“教授，我用了这种方法，但是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我就向他解释问题所在。过了几天， 另一名学生也对我说了同样的话，我又向他解释了一遍问题出在何处。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第一位同学没有和第二位同学交流呢？所以，我们必须重视交流，尤其是以小组形式工作的时候，仅仅向导师汇报成果是不够的。

此外，中国学生热衷于考试，有些学生甚至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参加各种资格考试。不少中国学生认为托福或雅思就是国外的高考，外国高校录取学生只看托福或雅思的成绩，分数高就录取，分数低就淘汰。然而，实话实说，至少在VT的工程学院，我们并不采取这套做法。我们对研究生是否真心愿意做研究最感兴趣。作为教授，我不可能单枪匹马完成所有研究工作，我还有很多其他责任，比如教学和管理，出席各种会议，等等。所以，在我的实验室中，主要是由我的学生承担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则负责指导。如果我招收的学生是一名优秀的研究者，那么显然有利于我的实验室良好运作。因此，当我看学生的申请表时，不论学生来自哪一个国家，我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学生是不是一名优秀的或者有潜力的研究者？这是我最想了解的。我不在乎托福或者雅思的成绩，这些语言测试并不能反映学生的学识水平和研究能力，只能说明学生愿意为考试而学习。当然，我们有最低的语言要求，如果你的语言水平太低，显然也是不太适合我们的项目。但是，只要你的语言水平超过最低标准，我们不认为85分和100分之间有明显差距。

但对于大多数中国学生而言，他们会说：“我想来你的实验室，然后有机会去美国高校学习，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会告诉他们，做好研究即可，让我看到你们的进步和成果，然后我会给你们写一封非常好的推荐信。但当我问他们准备如何做研究时，他们会说：“我不知道，但我的托福（或雅思）成绩很高。”我有一个中国学生，他非常优秀，申请了包扩VT 在内的多所美国一流大学，如今他已经收到了六份录取通知书。尽管他的语言成绩并不高，但没人在意这一点。我在推荐信中详细说明了这名学生在我实验室一年之中的表现，而这正是美国高校招生人员想要看到的。我们要的是研究者，而不是应试者。

还有一点，中国的教育比较忽视培养学生的思考和创新能力，这算是一个不足之处。我觉得，解决创新问题的最佳方案就是从幼儿园抓起。创新并非易事，尤其是在以高考为“指挥棒”的中国。因此，我认为，学生一旦进入大学，就必须改变之前的思考方式。我们希望把学生培养成创新者、问题解决者和独立思考者。我正在负责一项新的有关交叉学科的工作，并准备设立一个相关的教育项目。中国学生非常有天赋，勤奋努力。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一点，给中国学生展现自身才华的机会。

编辑 郭伟 许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