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一、“交叉学科”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发展需要

“交叉学科”与人文研究最紧密的链接点，在于艺术学与工学，法学与文学、历史学的结合。目前的学科分类，文学与艺术学，确实各行其道。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专业”三个层次来设置。学科门类是学科知识分类和学位授予的依据，每个学科门类下设若干学科大类，也就是一级学科。参照2011 年3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文学、艺术学、历史学是并列的一级学科。

在文学研究领域，有专门把文学视为艺术门类而进行研究的三级学科，即在二级学科“中国文学”之下的“文艺学”。文艺学又内设文艺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大分支。究其根本，“文艺学”的设置与西方文学理论一脉相承。同时，传统西方艺术史的研究范畴被局限在精致艺术（fine arts），即绘画、雕塑和建筑上，作为艺术门类的文艺理论缺乏被关注、吸纳和梳理。作为学科的“文学”或“文艺学”，即使在西方也不过才二百余年历史。故此，作为三级学科的文艺学，与一级学科艺术学，在当下的学术生产中各有所指。

“艺术学”设有“二级学科”——“美术学”，之下又再设“书法学”专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画不分家，文人及文学与书画的关系，密不可分。作为分支学科，书法学与文艺学的平行发展，这种现状既不符合传统文化中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也与传统文学、书学、画学的历史发展状况不符，说明当代学界对书法的载道功能及其文人性、文艺性认知不足。

2021年12月22日，教育部官方发布文件《关于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及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的函》，首次明确规定：书法与美术合并为一级学科。这为我们认识书法学与文艺学的交叉性提供了新空间。要综合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势必结合今日被分开的书法学与文艺学。“学科交叉”不是目的和任务，而是以此为契机，需找更多的途径来理解、传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更好做到文化自信。

二、从交叉学科视角考察苏轼的文人书法

从本质上讲，苏轼书法既不是书法学也不是文艺学，它是综合的、一体的，无论从文艺学还是从艺术学都只会顾此失彼甚至南辕北辙。苏轼以意造、文思，打破了晋唐书法法度之坚壁，形成宋代书法的尚意之风，成为书风革新的一代主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黄州寒食帖》。要理解苏轼的政治主张、文学成就、思想意义，势必了解其书法成就。考察、诠解苏轼书法的美学特点，不能不取多学科交叉的视角，尤其不能无视其文人特质。

（一）开创之路：文人疏狂与宋意风流

蜀地文化风情，孕育了苏轼恃才傲物、敢为天下先的性格，他又常常慕李白之狂、颜真卿正色立朝，有忠臣义士之遗风。他的书法从学习二王入手，特别在对《兰亭序》的学习中，得二王书法之道，整日以抄写经史著作为一大乐事，在郁郁芊芊的学问文章之气中，逐渐形成了宋代书家典型的、表现自我的尚韵风范。在北宋斥二王书法为俗书的时代，苏轼深知得其笔法形体不如得其气韵之道的哲理。虽重气韵，苏轼临习书法也是下了一番苦工，提出“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1]2170，笔洗南塘溢风流，池水尽墨渐悟道。

对苏轼的书法风格，黄庭坚在《山谷集》中曾有评价：“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2]在1079年前，也就是苏轼42岁之前，他的仕途还算一帆风顺，他的书法风格还带有典型的魏晋风度中二王书法的“姿媚”之气，我们从他的《治平帖》《北游帖》中，可以感受到浓郁的魏晋气韵，用笔精致优雅，风度翩翩，显然是北宋时期的流行书体风貌。此时的苏轼，不管是在京为官，还是奉调外任，作为一任地方长官，他都励精图治。无论密州抗旱以灭蝗灾，还是徐州治黄河抗洪救灾，他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调任湖州时，当地百姓揽辔相送。闲暇时，他游遍地方山水，在诗词间偶尔表露出对朝廷的不满。“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3]2195作为晋唐书法盛世之后的第一个王朝，书法要想找到一条出路，确实难如蜀道。苏轼之前的众多书家，大多没有脱离唐人窠臼，苏轼试图在魏晋逸韵与唐楷法度中，寻求一条新的途径。在此思路之上，他寻觅到两个书法变革的代表性人物，一位是颜真卿，另一位是五代时期的杨凝式。颜真卿的书法作品中，苏轼尤其喜欢临写《东方朔画赞》。王羲之也有《东方朔画赞》，该作本是王羲之楷书的得意之作，点画骨力劲健，起落转折，如断金切玉，干净明丽，表现出优雅俏静、遒丽清真的丰姿。此帖在颜真卿笔下，一种盛唐气象之雄风倾注于笔端，形成特有的清雄气象，这正是苏轼心目中的理想书体。他在《题颜公书画赞》中说：“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1]2177所以，我们从苏轼大楷作品《丰乐亭记》《醉翁亭记》中，能清晰地感受到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美学特点。这正是典型的颜家笔法与右军清真之气的高度融合，更是苏轼以文为书的风貌特征。正如他在《次韵和子由论书》中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矉，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好之每自讥，不独子亦颇。书成辄弃去，谬被傍人裹。”

苏轼对书法之理深入研究，充满自信地打破晋唐之法，自出机杼，不拘形体，其放任自然的书写心态，正可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二）贬谪穷途的性情之书

苏轼为人刚正，疏狂放达，敢于揭露时弊，常常直言极谏，往往得罪当权朝臣，被排挤贬谪也成为其人生一大常态。苏轼被贬黄州四年，他真正对人生意义，做了一次深入而彻底的思考，一方面是遥遥无期的贬谪穷途，另一方面是穷困潦倒的生活，伴随着日渐老去的人生。他百感交集，思绪万千。苏东坡一生都以乐观心态处事，是一个乐天派。但乐天派，也有苦恼的时候，又恰逢阴雨连绵的寒食时节，于是，他写下千古名篇《黄州寒食帖》。这是一帧将个人感情与书法笔墨融汇到极点的作品，大到整幅作品，小到每一个字，都饱含他感情的表达，是一件心随情变、字随诗变的精彩绝伦之作。

作品开篇第一行字平铺直叙，整个书写状态也显得相对平稳，但到最后一句“哭涂穷”，似乎用尽最后一分力气，毛笔按到最实处，而情感也宣泄到了极点，所以这几个字用墨最重，点划最粗。而最后几个字，乃是一种觉醒式的表达，气氛和情感在经过波折之后，又恢复到一种淡静状态，又一次回归到平正。还有“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之句，在平静中，似乎又陷入痛苦的回忆，笔画也开始有躁动不安的余绪。这时的苏轼已不敢对政事有任何怨言，只有对自己生活处境悲寂的慨叹：“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年”字突然放大，一竖夸张拉长。透过此作的变化表达，不难看到苏轼的处境和心境，可谓苦雨连绵，度日如年。“昨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苏轼想到污泥中的海棠花，仿佛联想到自己的处境，何其相似，此时笔触前后波动，线条也在极度压抑中变得更加厚重、更有张力。诗词意境与书法艺术至此也形成第一个美学交集点，落花飘零于泥淖，无可奈何的困境只能换来两鬓白发与穷愁哀叹。但让苏轼更为担心的，还是更加凶险的雨势：“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风雨中飘摇的小屋犹如宦海沉浮的人生，而更加现实的是，“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破锅寒菜，潮湿芦苇，烧不开的锅灶，凄苦的生活与艰涩的运笔两相呼应，一切都是那么艰难。诗人抬眼望窗外，飞鸟衔纸，透着一种死亡气息，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上不能致君，下不能归故里，纵然痛哭于穷途末路，也无法让这样死灰般的人生，再次重启。

《黄州寒食帖》是苏轼在悲苦无告、穷途末路中的情感迸发，那万斛泉源、随地涌翠的美学意境，让我们真正体验到旷达与绝望的交织。如果单从情感上说，《兰亭序》是由至乐而悲的生死观阐述，《祭侄文稿》是回忆幽思的惋惜与悲愤，而《黄州寒食帖》则浸透了苏轼本人的切身之痛，是被极度压抑下的愤怒呐喊与无奈悲叹，达到了一种高超的美学境界。苏轼书风在晋唐法度下，以宋人的意与韵，延续承载了我写我心的美学化境，位居天下第三行书之列，是当之无愧的。

（三）儒释道思想映射下的翰墨禅趣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苏轼没有沉浸在自己的悲苦人生之中，而是以自己倔强的性情挑战这种悲苦，在风雨坎坷中寻求一种超然旷达的诗意之美。

苏轼的《定风波》，表现沙湖道中遇雨，别人皆狼狈，而自己独不觉的淡然心境：“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3]356为了解释自己写这首词的原由，苏轼还在开头写了一个小序，序曰：“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3]356王阳明说：“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此言正是苏轼《定风波》词的意旨。

苏轼旷达，很快从贬谪生涯的颠沛流离中发现了解脱之道，他开始畅游山水，骋怀观道，在羁旅中寻觅诗情画意。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他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名句；酣醉后，挥毫写下草书《念奴娇·赤壁怀古》，一种豪气充盈其间，在矫若虬龙的运笔中，全篇仿若大江奔涌，一气呵成，实为中国书法史上诗书合璧的神逸杰作。他又与客驾一叶小舟，夜游赤壁之下，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赤壁赋》。该赋开篇蕴含儒家入世思想，由齐家治国平天下进而入佛道玄机，纵然想“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但知“不可乎骤得，只有托遗响于悲风”，最后趋于随遇而安，天人合一的大化之境：“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1]5前人曾云：“《赤壁赋》为东坡得意之作，故屡书之。”[4]正是诗意与书韵完美结合，才有了这份平淡中见天真，悠然中蕴灿烂，诗书境界互照，尽善尽美的艺术瑰宝。黄庭坚夸赞其书曰：“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5]明董其昌跋云：“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俱以此为极则。”（见《三希堂法帖》）

苏轼的《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赋一词，皆为绝唱。身在赤壁之下的长江，明月徘徊，江声鸣咽。面对此情此景，诗人不仅想起在这里曾经有过的一场大战，进而联想到历史的兴亡盛衰，历史人物的胜负成败，都已逐波而去。而他自己人生的坎坷，也与这万古流动的江水凝结为人间如梦的感慨。他的诗句“一尊还酹江月”，也许是无奈，也许是潇洒。他的一生，官是越当越小，最后有个心愿，想在有生之年能见到亲生弟弟一面，终未能如愿。他只好用诗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来慰藉自己。这位智者没有怨恨命运。他超越变化，了解“变化”即是不变的永恒：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一认识，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6]

就书法论书法，只能看到苏轼《黄州寒食帖》《定风波》《赤壁赋》等作品的书法“一面”，而容易忽视书法作为文学文本的“文章之妙”的“一面”，也容易忽视这些书法作品背后所隐藏的作者文化心路历程演变的“一面”。无论是作为书法家的苏轼，还是作为文学家的苏轼，书法与文学虽各挡一面，但苏轼是完整的，其作品是诗意与书蕴的完美结合，必须合而论之。

三、从苏轼的文化影响看交叉学科的时代必要性

文人书法的苏轼意象不是个别的，实际上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化史。他的仕途沉浮、人生际遇与他所有的生活感受、艺术造诣浑然一体，对后世影响兹大。苏轼被贬黄州虽是其人生之一大不幸，但相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却是大幸。苏轼这一时期的创作，达到了巅峰状态。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足以与太白诗齐名；《赤壁赋》足可与司马相如赋并举；《黄州寒食帖》可与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相媲美。此三篇诗文又有作者书法真迹传世，更让后人能从诗书映照中，探察苏轼的心灵律动。

在喜怒哀乐的人生百味中，苏轼以诗入书，以文入书，以清风明月，以自然万象入书。他在宋人不知如何面对晋唐书法高峰、踟蹰难进时期，掀起了“我写我心，以文入书”的新思潮，从而把文人书画推向了一个新高峰。他提出的“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的书法见解，仍被当今书画探索者奉为圭臬。

“一代苏长公，四海名未已；投荒忘岁月，积毁高城垒。”[7]苏轼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仿若一颗灿烂的明星，他融贯诗词、书法、绘画三重维度空间，不但开创了宋韵风流时代，而且开创了文人书画一统天下的时代。其后的元明清，甚至当代，都在以苏轼所开创的标准，来衡量书画家的艺术水准。正是在这种标准的指引下，中国诗词、书法与绘画才仿佛练成了六脉神剑，不断汲取本体之外的各种能量，让自身源源不断地得以充实、更新、脱胎换骨，最终开拓出了一个灿烂辉煌，让后人望尘莫及的艺术境界。

从书法风格来梳理苏轼的艺术成就对理解文学上的苏轼，不无裨益，甚至不可或缺。王国维推崇苏轼：“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书法艺术是体现苏轼伟大人格的另一个载体，这也才能更好理解前文所引董其昌的跋语：“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也；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俱以此为极则。”这是对苏轼文学与书法最为深切而崇高的评价。

作为书法家、文学家、政治家、美食家、旅游家之“综合体”的苏轼，既非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人，也非最后一人，更非独此一人；相反，文学与书法等诸体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常态，苏轼不过是其中代表之一。本文只是以苏轼为样本，探讨文艺学与书法学交叉学科的成立问题。其实，何止文艺学与书法学可以交叉也必须交叉，传统文、史、哲彼此之间渗透交融事实上就难分难解。譬如，如果不考虑唐宋之际科举制度的变革史，而仅专注于书法风格的演变，则书法与科举的关系这一独特视角则会被忽视；如果不考虑书法与“道”的关系，而仅专注于书法作品的艺术特点，则儒、道、释等对书法的深层次哲学层面的影响则会弱化。

今日的“交叉学科”之兴起，为大力探索与时俱进的中国式高等教育途径提供了很好的政策基石。“交叉学科”就是要避免封闭和自我垄断，探索交叉学科组织载体。本文以分析苏轼书法思想为例，旨在说明，书法学和文艺学完全可以成为“交叉学科”的人文途径而摸索出新的人文教育模式。当下在探索中国特色的交叉学科制度之时，在各种学科的融合发展讨论中，我们不要忘记传统文化中，文学和书画艺术的水乳交融。如何借“交叉”的东风，将文艺学研究与书法研究结合起来，从个案到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脉络，不断深入融合探索，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