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 震

（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辽宁·沈阳）

［提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向我国应急体系提出巨大的挑战，在抗疫攻坚战中，社会组织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本文基于SWOT-CLPV模型，分析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过程中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以及杠杆作用、抑制作用、脆弱性、问题性，并基于此模型提出社会组织未来参与突发事件治理的对策。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种情势下，社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员，有能力、有责任参与到抗疫攻坚战中，在抗疫中发挥作用。

一、文献梳理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我国应急能力体系提出巨大的挑战，“如何应对”此次疫情成为中国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社会组织有责任参与到突发事件治理的工作中。疫情爆发后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及时补位，发挥着显著的作用。虽然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具有独特优势，但在外部环境和自身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面临多重困境，限制其治理功能的发挥。通过“场域-惯习”的分析视角以及CGRs框架提出了未来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出路。在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其他治理主体的努力下，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社会组织则迎来了新的挑战：如何更有效地促进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可持续化？

通常采用SWOT模型分析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但该模型存在局限性。陈茂强提出的SWOT-CLPV理论，能够较为客观的、准确的分析现实情况。利用该方法可以从中找到值得利用的条件、不利因素、如何去避免的问题，发现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并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SWOT分析

疫情爆发后，社会组织参与到突发事件的治理过程中，通过对社会组织进行SWOT分析，分析其在疫情背景下的优势（S）、劣势（W）、机会（O）、威胁（T）。通过图1可知，社会组织在参与突发事件中所具有的特殊优势，这些优势助力其参加抗疫攻坚战发挥功用。通过SWOT分析得出社会组织自身存在劣势，这会在突发事件治理的过程中限制作用的发挥，甚至阻碍工作的有序开展。疫情的爆发，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提供了机会，使社会组织逐步被重视并被公众所认知。通过分析社会组织在参与突发事件治理时产生的威胁，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社会组织采取行动，使得治理难度增加、效率低下、资源调配自由程度低。（图1）

图1 SWOT分析图

三、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SWOT-CLPV分析

上文通过对社会组织进行SWOT分析得出社会组织内外部因素，这为进一步的定量分析提供依据。对社会组织进行定量分析，首先将其优势、劣势与机会要素进行对比后得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杠杆作用（L）和抑制作用（C），然后将优势、劣势与威胁要素对比后得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脆弱性（V）和问题性（P）。

（一）杠杆作用与抑制作用。根据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的优势和外部环境提供的机会对比后得出杠杆效应，如表1所示。优势1和优势3与外部机会结合产生的杠杆效应分别为3L和2L，即聚集社会资源优势与协调优势能够更好地利用外部机会发挥杠杆作用，扩大优势功用、实现社会组织效用最大化、助力社会组织抗疫。在顶层设计及技术赋能机会的作用下社会组织自身的优势分别得到2L和3L。这表明外部机会会提高社会组织优势的发挥，社会组织会借助外部机会不断提升自身抗疫能力。（表1）

表1 优劣势与机会矩阵分析一览表

从抑制作用方面分析，社会组织应急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公信力不足以及枢纽型社会组织建构不足是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的最大阻力均得到2C，这表明社会组织自身劣势无法利用外部机会克服自身劣势，这将会影响社会组织治理工作的开展、效率的提高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此外，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足得到1L，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的治理。

（二）脆弱性与问题性。由表2可以得出，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的优势在外部环境的威胁下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约束，最大的限制因素来自社会组织在国家应急体系定位模糊，其次是政府赋权的限制，分别获得2V和1V。而社会组织聚集社会资源的优势和结构优势没有受到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的劣势在遇到外部的威胁时表现出巨大的问题性。来自外部最大的威胁是国家应急体系定位模糊和治理工作复杂艰巨，均获得4P。而社会组织应急能力有限和社会组织公信力不足在外部威胁的影响下获得3P。以上所体现的问题性表明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存在巨大的阻碍。社会组织只有转化其劣势，才能更好地避开或化解威胁，避免社会组织在未来参与突发事件治理过程中陷入困境。（表2）

表2 优劣势与威胁矩阵分析一览表

四、基于SWOT-CLPV分析的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对策

（一）凸显协调优势，化解威胁。协调优势使社会组织能够充分利用机会发挥自身优势，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过程中的效率并施展作用，能够在短时间内提供治理过程中所需的资源，因此社会组织需要通过以下途径充分发挥自身协调优势。首先，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建设。构建社会组织之间信息交换网络，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经验共享。此外，要加强同属性社会组织的交流互动，通过社会组织之间开展活动实现社会组织的协调配合，保障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实现高效合作。其次，建立社会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各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要建立系统的协调联动机制，保证应对突发事件时各部门之间的工作能够有序开展，提高协调配合的能力。

（二）提升应急能力，弥补需求缺口。不论是在机会背景下还是威胁背景下，社会组织应急能力有限这一劣势均限制了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工作。而应急能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而是需要日积月累的经验，因此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提高社会组织的应急能力。首先，要在组织内部建立完善的应急体系。通过制定相应的应急管理规章制度，保证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组织内部部门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其次，提高人力资源储备。通过引入有专业知识的人员、与外部专业人士建立联系或对组织内部人员进行培训，使得在突发事件爆发后能够保障组织内部人员可以根据事件特点采取专业的行动。最后，提升自身资源筹集能力。突发事件爆发后在物力、财力方面产生了巨大的需求缺口，而社会组织只有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提升自身资源筹集能力，才能在短时间内填补社会需求缺口。因此，社会组织要与其他社会组织建立社会网络体系、巩固自身社会地位、扩大自身影响力，进而实现自身应急能力的提高。

（三）加强社会组织公信力建设。当前，我国部分社会组织深陷“塔西佗陷阱”，使得公众避而远之，影响治理工作的有序开展，因此需要通过多种方法提高其公信力。首先，建立社会组织自身的组织文化，并加以宣传。组织文化不仅可以使组织内部人员能够规范自身的行为，也可以成为吸引社会公众的亮点。利用互联网等宣传渠道提高公众知晓度，获取公众的信任。使社会组织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利用日常积累的公信力赢得公众支持，进而助力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并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其次，实现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工作的透明化。当前，我国部分社会组织在日常工作中没有实现透明公益，使公众对社会组织失去信心，进而导致突发事件发生后社会组织无法获取更多的公众支持与配合。因此，社会组织在未来参与突发事件治理工作中要做到公开透明，实现社会组织“生产线透明化”，通过这种工作方式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助力其参与突发事件的治理过程。

（四）完善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缺失，使得部分社会组织参与新冠肺炎疫情治理时无从下手。从趋势上看，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将来社会组织管理的一种常态制度。首先，完善枢纽型社会组织顶层设计。在有关社会组织的条例中加入对社会组织概念界定、运行机制、监督体系、工作内容等方面的厘清。完善有关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的建设，形成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管理闭环。其次，加强对枢纽型社会组织建立的支持。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成立之前政府担任组织角色，将性质类似的社会组织聚集起来，为其提供机会使其能够有机会进行讨论，进而提高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可能性。最后，加强现有枢纽型社会组织力量。引进专业人才，提高枢纽型社会组织辐射范围，使得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现有枢纽型社会组织能够发挥其最大的辐射能力以及号召能力，进而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的治理。

（五）明确社会组织应急体系地位。国家应急体系中对社会组织定位模糊使得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时受到限制，而自身的劣势则被放大，因此需要通过明确社会组织在国家应急体系中的地位，助力其发挥自身优势、遏制劣势造成的影响。首先，确保社会组织治理工作能够有的放矢。通过明确社会组织在突发事件治理工作中的地位、工作范围、政府对接部门等方面确保在突发事件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与政府的有效互动，使得社会组织能够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其次，注意对社会组织进行工作部署。在政府内部工作部署的以及统筹安排的过程中要考虑到社会组织，使其进入防控体系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社会组织自发性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组织进行工作部署并不意味着政府管控社会组织，而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工作协调，使得二者能够在自己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价值。最后，充分“授权”。要确保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时的充分“授权”，使得社会组织能够在防控体系中实现相对的“权力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