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 超 王冬阳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大连）

［提要］社会主义积累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型积累模式，将社会主义积累与资本积累区分开来并讨论社会主义创新红利分割方式是必要的。本文首先透过资本积累的两种形式，深入理解社会主义积累的本质；其次，结合我国时代背景对创新红利分割方式的两种形态进行具体划分，即左移形态和右移形态，并阐明这两种形态的动态影响；最后，按我国创新红利分割的变化趋势将建国后至今这一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1978年计划阶段，1978～2012年转型阶段，2012年至今新时代阶段，并结合历史背景具体阐述各个时期的创新红利分割特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资本积累是将剩余价值趋于资本化过程。社会主义积累是新兴的积累模式，深入理解资本积累，深入挖掘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个阶段，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积累的本质，更清晰地认识社会主义积累历史背景下的创新红利分割特征。

一、透过资本积累现象看社会主义积累本质

马克思曾在1863～1865年期间的经济手稿中，提出了“原本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过程可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技术基础是工场手工业技术为主的劳动者技术，只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看，劳动者被资本家雇佣并隶属于资本家阶级，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如此。只有当以大机械为主的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劳动工人沦为大机器的附庸产品，劳动工人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真正形成。这种生产方式，加强了对工人的控制，具体体现为资本家阶级乐于使用初级技工操作的生产线，从而间接降低工人的技能水平，造成去技能化现象。这种影响人的发展的生产方式，使得劳动愈发隶属于资本，由生产所有制层面上的外控制转变为以生产技术为手段的对劳动者个体的内控制。

现实情况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会由量的发展向质的发展转变。对于整体社会而言，平衡的中性技术才是综合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的最佳技术进步路线。从长远看，全新的产业革命所导向的工人与机械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现为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及财富分配和就业矛盾问题两者的协同共进。与此同时，对劳动者的技术水平要求也会相应提升。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所包含的科技量和技术水平协同演进，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中性技术是指，伴随着机器生产系统质量的整体提升，身处机器系统中的劳动工人的技术水平、劳动复杂程度也要相应地提升。这种中性技术的实现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越发现实，生产自动化与智能化的发展对于技术工人的科学技术素质要求不断提升，高水平技工的可支付工资不断增加。随着技术经济占社会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社会对高技术劳动者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由此引起企业劳资关系得到改善，高科技素养的技工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里先进的中性技术所呈现的结果。社会主义积累，就是在此中性技术的引领下，实现创新发展与共享发展统一，生产发展与人的综合素质提高的互利互益的积累过程。积累的过程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伴随着经济增长，劳动者消费、权益不断得到保障，万众创新积极性提升，对技术创新、社会发展反过来起推动作用，这就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二、我国创新红利分割的两种方式

客观上分析，社会主义积累及其一般规律没有超越马克思剩余价值论中的论述，其中心意义仍然是对剩余价值率变动及社会生产水平的研究。在现代市场经济之中，扩大再生产依然没有过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对当今的劳动者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更能够通过提高产出，进而提高劳动者技术水平，增进人民的福祉，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环境。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科技创新是一定要重视的，科技创新应用于生产领域，能够带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有创新就会有创新红利，创新红利即对创新红利空间的分配，创新红利空间即用社会总产出减去个人消费与公共消费的剩余产出。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生活水平可能有所提高，但由于资本主义创新红利的分配具有刚性，且早已被资本主义社会固化，因此创新红利的分配总是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劳动者，劳动工人逃不掉相对贫困化的命运，剩余价值率只会不断提高而不会降低。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分割点不断趋近于个人收入点，而劳动者社会的利益分割点是在个人收入点与社会收入点之间达到平衡的。因此，资本主义的创新红利空间是小于劳动者社会的。

有了创新红利空间，接下来值得讨论的是创新红利分割方式，需要明确。由图1可以看出，在劳动者个人所得与包括资本积累在内的社会公共所得之间存在利益分割点。（图1）

图1 利益分割点右移图

在动态路径下，如果利益分割点右移，个人收入实物量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利益分割点右移这一现象曾在中国改革开放与“南方谈话”后出现。1978年后的一段时期，一方面由于包产到户与统购统销政策使亿万农民纯收入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造成劳资制度发生改变，进而使得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速超过社会生产总值增速，社会剩余价值率连年下降。社会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在市场经济中又可以被看成“工资侵蚀利润”的持续发酵现象，即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国有企业不断放权让利、留利，造成工资对利润的持续侵蚀，企业没有利润去更新技术设备，推动企业升级换代。同时，企业竞争压力加大，国有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不善，加上投资发生失误，企业决策失利，造成大面积亏损。因此，在长期动态中，收益分割点右移的策略是不能持续的，如果企业和国家坚持在创新红利分配中收益分割点右移的策略，那么终将被时代发展所淘汰。

如果利益分割点左移，如图2所示，个人收入实物量也有增加，但增速慢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这样分配，个人收入与社会收入的比率会越来越小，社会剩余价值率会越来越大，造成“利润侵蚀工资”现象。20世纪90年代末，企业改革潮使得“利润侵蚀工资”现象显现，企业劳资制与公司制的改造加速了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在这一时期，还伴随着社会构成要素的变化，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规模不断增加，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其在经济中的比重超过2/3。由利润侵蚀工资现象所引发的结果是企业关系尤其是劳资关系的问题。基尼系数可以很好地反映社会收入分配水平，在世纪之交，中国基尼系数突破0.4，这代表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拉大，到2008年基尼系数高达0.491这一高点，直到今日仍居高不下，一直在0.47左右上下浮动，财富占有不均问题影响重大。尽管社会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但受收入分配差距这一现实问题影响，收益分割点单向左移这种策略是不能继续坚持的。既然左移与右移这两种模式都不可借鉴，那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创新红利的分割呢？对此有必要在现实中对我国创新红利分割的三个阶段进行分析与区分，看看实践能不能反哺理论？（图2）

图2 利益分割点左移图

三、我国创新红利分割的三个阶段

剩余价值率的变动能很好地反映创新红利分割点的移动情况，进而对社会积累产生影响。通过对剩余价值率进行研究，我国创新红利分割的阶段性区分可见端倪。由于改革开放前30年数据的缺失，国内对于我国剩余价值率变动情况分析较少，但还是能从中有所察觉。齐昊给出了全社会各企业单位的剩余价值率并做出了趋势图；李艳芬对社会剩余价值率进行了估算和进一步的探讨，并制作出具体的趋势图，这大体是一条先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N型曲线。

（一）1949～1978年的计划左移阶段。中国社会剩余价值率在1949～1978年间总趋势是上行，利益分割点左移。在这一时期，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有着落入“低水平收入陷阱”的危险。由于经济困难，国家投资上不去，增长势必受限，经济发展因贫困问题难以为继。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在建国初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计划经济的优势。在生产领域，国家集中全部剩余价值并不断提高剩余价值率，再挤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优先发展第一产业尤其是重工业，甚至不惜违反市场逻辑发展重工业，压缩第三产业等非生产性产业发展，从而快速推动社会积累提高。在消费领域，国家把生产性消费放到第一位，通过慢提高或者干脆长时间不提高劳动收入来抑制非生产性消费，在全社会形成极度节约的消费环境，之后，政府将积攒下的资金用于下一轮的工业生产投资。这样，凭借着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全社会在不依靠经济刺激的情况下迸发出极大的生产积极性，社会生产率极大提高，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形成。总之，这一阶段剩余价值率的总体上扬是突破低水平循环陷阱的内在要求，是从劳动者社会整体利益考虑不得不选择的战略，它虽然削弱了国家在最初的30年提高劳动者消费生活水平的能力，却提供了经济更快增长的必要条件，保障了劳动者阶级的长远利益。

（二）1978～2001年的转型右移阶段。改革开放后，利益分割点右移，剩余价值率下降。由于长时间的计划经济带来的社会积累不能被社会消化，劳动者消费受到抑制，社会消费水平提升缓慢。与此同时，单方面计划经济带来的疲态显现，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下，工人怠工现象开始出现。此时，急需通过改革刺激中国经济，提升社会生产效率，改革开放就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战略抉择之一。通过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这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通过改革开放来提高效率和增加积累，经济增速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转型，一方面使得劳动者从中获益，劳动者从改革中获得一部分创新红利，生活质量显著改善；另一方面国家可支配财富减少，国家财政规模缩减所引起政府财政能力与水平受到限制，相应的政府投资能力受到限制，但社会投融资机制也发生转变，由于劳动者储蓄率提升，原来由国家为主的投资模式转变为国家、社会双投资模式，社会积累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尽管剩余价值率持续维持较低水平，但社会积累与消费水平基本处于平衡水平。

（三）2001年至今的新时代再次左移阶段。自2001年起，利益分割点再次左移，社会剩余价值率大体呈再次上升趋势。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至2000年，对外开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属于政策导向性的，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家推动了对外转型，市场机制逐渐在生产经营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外开放法治建设也逐渐趋于完善，我们迎来了划时代的开放程度。对内，我们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推出多种经济刺激政策，激发小微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了多种所有制共同竞争，齐头并进。如今，改革已进入深处，深化改革势必引起剩余价值率上行。

新时代利润分割点的再次左移，毫无疑问，国家和政府仍然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致力于全体人民自由而全面发展而努力。一方面我们不断扩大创新红利空间，这是改善劳动者生活质量的基础。国家持续激发非公有制经济创新创造活力，在创新机制保证下，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尽管经济成分复杂，利益牵扯多方面，存在利益分配难的问题，但将蛋糕做大还是分好蛋糕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经验，形成了学习型国家的良好氛围，这对于我国建立新的市场经济秩序，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技术发展与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下，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趋向统一，人们生活日益美好。

社会主义就是财富的积累与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相统一，如果更多的人认识到这种原来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会在本质上会更加认同，越来越多的人会更加知晓我们国家和政府经济政策和经济目标。尽管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短期很难实现，但通过分析我国创新红利分割方式与剩余价值率走向，通过70多年不断积累与实践，前景的实现能够更好地被我们预见。因此，每一代人都需要接续努力，目标才能够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