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争光 余 浩

（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提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金融在推动科技进步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双创”背景之下，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科技与金融高度融合的新态势必将为科技企业塑造新优势赋能。本文通过梳理大量文献，回顾近年来科技金融领域发展情况，从科技金融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来总结当前已经取得的研究与应用成果，并对目前科技金融领域现状做出总结，对未来进行展望。

科技金融作为本土化的创新产物在经历了萌芽诞生期、多元探索期和快速发展期，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从“单枪匹马”到“并驾齐驱”，科技金融一跃式地从边缘地带来到舞台中央。现正值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时期，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管齐下。在此背景下，科技金融对我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科技金融在诞生之初便天然具备强烈的实践色彩，这使其有别于其他研究领域先有理论作为指导后有实践进行试点的特点。正因如此，随着科技金融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融合方式趋于多样以及融合范围不断拓展，尚未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的科技金融显得捉襟见肘。实践与理论的严重脱节必然会导致现实操作过程中的盲动和混乱，国内学者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中国知网进行主题检索，以“科技金融”为主题的中文文献从1983年仅1篇到2021年9月30日已增加到了6，187篇。

近些年来，科技金融作为我国具有国情色彩的新兴战略工具，国内学者开始尝试构建科技金融的理论体系，探讨科技金融的内涵、体系、功能等内容。学术界各抒己见，但莫衷一是。基于当前已有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本文从科技金融理论的起源为切入点，系统梳理科技金融理论研究的进展，并对我国当前科技金融的实践情况进行评析。

一、科技金融起源

在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到了关于经济发展的创新理论，可视为现代科技金融理论研究的雏形。他提出“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的观点，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了诠释。对于生产关系的阐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出了相应的回答：它是在人类社会中所产生的一种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且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社会关系。佩蕾丝在熊彼特和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阐述了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发生的五次技术革命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人类社会每一次的技术革新都将产生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来代替旧的技术-经济范式，其中金融制度对技术革新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每一次的重大技术革新之前都有雄厚的金融资本作铺垫。Pender认为金融的创新投入促进了科技创新的产出。King等学者通过构建内生增长模型，发现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有助于经济增长。国内学者早期关于探究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也不在少数。肖仁桥等利用Tobit回归模型重点研究了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因素，结果证明金融环境对于创新效率的确存在显著影响。邓楠认为完善的融资机制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刘英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发现相比较一般传统投融资，风险投资更加脱颖而出并且对技术创新的提升有正向作用。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之下，国内外越来越多有关科技与金融耦合关系的研究逐渐在我国催生出了科技金融这一独立领域。

二、科技金融理论研究

（一）科技金融定义。科技金融作为国内新兴的独立领域，国外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对该领域的专门认识，更谈不上对科技金融下定义。就目前来看，国内对科技金融的界定主要围绕在科技金融的特征、范围、功能等方面，但众口不一，其定义也尚未形成共识。赵昌文在《科技金融》中对科技金融的定义是目前比较权威的解释：科技金融是一种系统性的安排，主要是通过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来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房汉廷将赵昌文的研究成果归结为“工具论”，他认为“工具论”不能很好地解释技术-金融-经济长周期变化的规律，于是基于佩蕾丝的范式论，将科技金融用三种范式的子系统来概括之：技术-经济范式、金融-经济范式和企业家-经济范式结合而成的一种新经济范式。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对科技金融下定义，但大体上都可以归结为“工具论”和“范式论”这两类。李华军在赵昌平和房汉廷的研究基础之上，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将赵昌平的“工具论”看作是科技金融的自然属性，将房汉廷的“范式论”看作是科技金融的社会属性，两种属性是辩证统一的，并且他认为科技金融的本质应该从微观层面的“资本工具”属性、中观层面的“创新政策”属性和宏观层面的“新经济范式”属性进一步考察。张明喜通过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概括出科技金融具备的四个特性：综合性、内生性、动态性和创新性。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当前实际来看，科技金融作为早期直接解决中小科技企业融资难等现实问题的工具属性依旧存在，长远来看，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也必然会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经济范式。科技金融既可以理解为通过金融手段对科技产业进行扶持，又可以理解为一种新兴的创新经济模式。

（二）科技金融主体与渠道

1、科技金融主体。科技金融主体顾名思义，即科技金融的参与者。随着科技与金融融合的程度加深以及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的搭建，科技金融的参与者已经不再局限于高新技术企业、银行和政府，社会各部门乃至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科技金融需求或供给的关键一方。在宏观上，科技金融主体可以划分为政府、银行、资本市场和社会机制。微观上按照交易对手方的性质，科技金融主体又可以划分为供给和需求两方，其中需求方主要包括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机构、政府等；供给方主要包括科技金融机构、政府和个人等。

2、科技金融渠道。科技金融渠道也就是指科技金融体系的资金来源或者是融资结构，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渠道支持：政府扶持、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在政府扶持上，政府可以通过实施间接或直接的税收优惠政策来增加科技企业的内源资金，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政府还可以使用直接采购的方式来增加产品需求，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益。在股权融资上，对于成长良好、前景明朗的中大型公司，其可以改制在主板、创业板、海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还可以吸引民间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公司进行投资；但对于处于初创期的公司来说，在这一方面的融资较为困难，需要予以制度辅助。在债权融资上，不仅拥有专业性极强的科技银行为科技企业提供科技贷款，而且还有商业银行为科技企业提供的多种投贷联动融资模式。（图1）

图1 科技金融渠道图

（三）科技金融作用。关于科技金融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上。科技金融的主体活动可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且经济发展与科技金融之间还存在着反向因果，即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会促进科技金融的投入。但是不同程度下的科技金融投入所带来的结果也不同，在科技金融投入适度时其对经济发展起正向促进作用，过度时起负向作用。侯世英和宋良荣针对科技金融在企业不同创新流程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发现，科技金融在企业研发初期和末期均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企业研发产出时却表现出了抑制作用。张玉喜和赵丽丽发现在短期内科技金融对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在长期作用并不显著，他们认为产生这个结果是因为受制于不同地区的环境和制度差异，使其不能与科技金融的投入形成良好呼应。

总的来说，科技金融对前景辽阔、代表着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科技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从底部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的难题，极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推动创新创业发展。

三、科技金融实践探索

（一）科技金融的模式。科技金融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发展特点而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科技与金融的融合模式。按照推进科技金融融合的主体划分，科技金融模式主要有四个类型，分别是政府主导型、资本主导型、银行主导型以及社会主导型。

政府主导型主要体现在以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来调控科技金融资源的配置。如，郑州高新区出台各项政策指引，大力鼓舞金融机构支持科技企业，对有贡献的金融机构进行补贴发放、奖励、风险补偿等；广东省政府在加大对科技企业扶持力度的同时，还与金融机构开展深入合作，签署一系列科技金融合作协议。我国多数地区的科技金融模式都是以政府为主导。

对于资本主导的科技金融模式，需要具有成熟的法律环境和发达的资本市场，这一模式的典型案例就是美国。美国十分重视法律体系的建设，通过完善立法来奠定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再有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其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结构加上大量的风险投资为企业获取资金提供坚实后盾。

银行主导下的模式主要发生在银行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有日本和德国。日本在助力科技企业向银行借款的过程中建立了信用担保机制；德国建立两家政策性银行以支持科技企业。同时，日本和德国在借鉴美国风险投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也纷纷建立起了风险投资市场，但其风险投资市场的主要力量仍然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

以社会为主导的科技金融模式较为少见，一般发生在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或地区。比如，中国台湾地区，主要是依靠社会民间融资。

无论是在哪种力量主导下的模式，科技金融模式的高效运行离不开明晰的市场导向——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给，哪里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就流向哪里；离不开深入的沟通协作——参与主体密切交流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离不开有效的监管调控——建立监管平台、打造良好法治环境降低系统性风险；离不开健全的风险担保机制——多种机构提供担保服务的担保机制。

（二）科技金融政策。由于研发活动具有某种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所以其产出对社会来说具有正的外部效应，这样就可能会导致免费搭车现象的发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研发活动。科技金融政策可以有效化解这一矛盾，政府通过减少税收、提供专项资金等政策来降低研发活动的成本，提高研发的积极性，但政府投入也可能存在负面影响，如可能会造成其对企业部分投入产生“挤出效应”。

为了验证科技金融政策的有效性，马凌远分别从地区等级、地区政府效率和地区创新水平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地区等级与科技金融政策效果负相关，地方政府效率、地方创新水平与科技金融政策效果正相关。武志伟认为高新企业孵化器数量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并非科技金融政策的多少。黄新平从政策工具和企业生命周期两个维度出发运用内容分析法进行量化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过多，而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少；适用于全周期的政策较多，而针对于某一特定阶段的政策少。实践证明，科技金融政策可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当前很多政策都是以方案、办法等非正式文件形式出现，暂未形成明确的法律框架。而且由于政策之间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很容易产生金融资源的重复投入、孤立投资等低效率行为，进而导致政策效果的时滞性强且政策实施成本过高。

（三）科技金融效率。目前，科技金融效率研究主要围绕在以下三个方面：科技金融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地区科技金融效率测度和影响科技金融效率的因素。在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梁伟真和梁世中从层次、系统和可操作的定性原则出发构造了四个一级指标，分别是科技金融结构、科技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科技金融效果和科技金融环境；徐玉莲和赵文洋构建了四个二级指标，分别是科技金融资金总量、绩效指数、结构指数以及环境指数，并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赋予不同的指标相应的权重。在地区科技金融测度上，庞金波等人基于PP-SFA法对我国30个省市科技金融相关数据搜集处理并加以分析，结果发现在我国西部和中部地区的效率均值整体上要低于东部地区；张鹏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科技金融效率要优于其他地区，但是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城市，其转化效率和研发效率不尽相同，存在高转化低研发和高研发低转化的情况。关于影响科技金融效率的因素分析，现有研究多是利用已经实际测算得到的科技金融效率值对多个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如黄仁全等人利用VAR模型对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动态分析，发现金融机构贷款对科技金融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许世琴和尹天宝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对多个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科研氛围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规模在1%的显著水平上对科技金融效率值有正向影响。（表1）

表1 常见的科技金融效率影响因素一览表

四、研究展望

就目前形势来看，科技金融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上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科技金融从无到有、从辅助到辅佐的华丽转身也表明我国对其发展的重视程度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在国内学者的努力下，科技金融不断拓展出新的内涵和外延，科技金融体系也形成了一个大致轮廓；国内多数地区纷纷开始打造科技立身的新时代格局，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因地制宜建立科技金融发展模式。在模式的基础之上，学者们又针对效率和政策问题进行了有效性分析，对我国科技金融模式的改进提供意见指导和政策建议。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发生转移，新的科技浪潮也在不断催生出新的产业。要想在大变局之中掌握未来发展趋势就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科技金融作为“双创”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新领域，对我们来说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种挑战。科技金融作为本土化产物，我国拥有着先发制人的优势，但在开拓前无古人的新疆界的同时也面临着经验少风险大的问题，这意味着我国科技金融的建设过程必然需要进行更多的摸索、试错才能稳步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