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胜斌，刘思佳

(上海师范大学 a.古籍所；b.历史系，上海 200234)

五代时期，后晋高祖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致使日后北宋北部边疆失去燕山屏障，在丰州—岢岚军—代州—泰戏山—长城口—白沟河—泥沽寨一线与契丹对峙。北宋北部防线主要为河北路与河东路，河北路为广袤平原，地形平坦，无天然的山川屏障，虽有西山，然其为南北向，对于防御契丹所起到的作用不大。而河东路山林纵横，以雁门山为屏障，其地形不利于骑兵作战，故而河北路成为契丹南侵的首选路线。因此，本文就北部防线东段的河北路塘泺的兴建过程以及如何评价问题加以讨论。

一、塘泺修建之时代背景

(一)宋辽边境线

河北路与契丹的边界，东起泥沽寨，西至泰戏山，中间以白沟河、广信军、花塔子铺为界。而此边防线南北皆为平原地区，一马平川，无任何天险屏障，故河北路北部边防线成为北宋防御契丹南侵的重要军事部署地。为此宋廷制定了两套防御体系：一是传统战法，即军队部署；二是“缘边诸水所聚，因以限辽”[1]2358，即沟通北部塘泺，以水困敌。根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北宋时期，宋廷在“黑龙港—乾宁军—信安军永济渠—霸州莫金口—保定军父母砦—雄州—顺安军—边吴淀—保州—沈苑泊、西塘泊”一线，连结各大湖泊、天然河流，遂东至沧州海界黑龙港、西至保州一带，形成一条巨大的湖泊链条，以阻挡契丹骑兵南侵。但保州至长城口一带，因处于太行山脉东麓缓坡，水不能至，故难以修成湖泊。然此处仅百余里，而东路平原地带被塘泺绝断，契丹南下必走此路，北部边防线大大缩短，陈设重兵于此即可。其后又有多人提议于此处广泛种植林木以御敌。但疏通、连结湖泊以形成巨大塘泺，在巩固北部国防方面起重大作用的同时，却导致大片农田荒废，引起百姓不满，对于北宋朝廷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以及如何评价北宋塘泺御边问题，下文将进行考察、讨论。

(二)燕云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地处我国古代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地形上看，其东部包括燕山山脉，西部包括太行山脉北部，是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因而也是历代王朝极其重要的战略重地，正如北宋叶隆礼所言：“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番、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2]，其战略意义可见一斑。

燕云十六州涵盖了中原汉族用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长城以及金坡关、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渝关等“五关”。具体而言，石敬瑭所割燕云十六州即指幽州、蓟州、瀛洲、莫州、涿州、檀州、顺州、新州、妫州、儒州、武州、云州、应州、寰州、朔州、蔚州，合称“燕云十六州”。但此燕云十六州与徽宗时代习称之燕云十六州，有同者，有异者，有名异而实同者。事实上，“燕云十六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十六个州，实指北方失地，属于笼统的地理名词，与石敬瑭所割十六州并不一致。如石敬瑭割让之十六州与后人所谓的燕云十六州同者有蓟、涿、檀、顺、蔚、朔、应、妫和儒州九州；名异而实同者有四州，即幽州(辽称析津府)、云州(辽称大同府)、新州(辽称归化州)、武州(辽称奉圣州)；全然不同者为石敬瑭所割十六州之瀛、莫、寰三州，而燕云十六州为营、平、易、景、武五州。[3]

此十六州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割让给契丹。由此华北平原北部丧失了燕山山脉的天然屏障，无险可守；契丹背靠燕山山脉，南面俯瞰华北平原，以燕云地区为南侵补给站，骑兵可长驱直入，正如王安石所言：“累世以来，夷狄人众地大未有如今契丹”[4]5726，给中原汉地构成极大威胁。“其中牵涉到的外交先例，不但影响了宋辽关系中的一些措施，更影响了南宋与金的关系。”[5]

关于北宋前期塘泺之修建，本文包括宋太宗、真宗和仁宗三个时期，因塘泺御敌战略始于太宗朝，故对太祖朝不予着墨。下面将按照以上所分的三大阶段来讨论。

二、太宗时期塘泺之初修

对于以河北路塘泺湖泊链为御敌战略手段究竟是何时提出的，根据《诸臣奏议》记载：太宗端拱元年(988)，沧州长官何承矩上疏，奏请“若于顺安寨西开易河蒲口，引水东注至海，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泽，可以筑堤贮水为屯田，以助要害，免蕃骑奔轶。俟期岁间，塘注关南诸泊淀水，播作稻田……收水田以实边，设险固以防塞”[6]。此为何承矩利用河渠与稻田等人为工事与天然河渠相互配合以起到防御契丹骑兵的作用。程民生与李克武均认为首先提出这一计划的人是何承矩。(1)参见程民生《北宋河北塘泺的国防与经济作用》，载于《河北学刊》1985年第5期；李克武《关于北宋河北塘泺问题》，载于《中州学刊》1987年第4期。程先生与李先生皆认为何承矩首先提出这项计划。但我以为，此项计划至迟于太平兴国六年即产生。《宋史·河渠志》载：“太平兴国六年正月，遣八作使郝守浚分行河道，抵于辽境者，皆疏导之。又于清苑界开徐河、鸡距河五十里入白河。自是关南之漕，悉通济焉。”此时，太宗皇帝已然将塘泺计划作为抵御契丹南侵的手段之一，故我认为，程先生与李先生的说法有待商榷，此项计划至迟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已提出。[7-8]何承矩提出此项方案，其主要根据河北地区河流、湖泊众多，如今邢台大陆泽、石家庄宁晋泊、保定阳城淀、白洋淀，衡水的衡水湖，廊坊雍奴泽等等，仅沧州、保定、天津之间，至宋代大体有所谓九九八十一淀。因而利用河北地区天然湖泊，筑成河湖防线，并不太难。这项方案的好处在于，以水设防，减轻了筑城所需劳役压力，降低了防守成本；且可以种植水稻、芦苇、水产养殖，以此增加当地居民收入，亦提高军队自给自足能力，减轻中央财政压力。这恰恰有效利用了华北平原的优势条件，即“水热条件好，适于耕种，从前线到后方(整个华北大平原)都是粮食产地，且前线与后方距离近，交通方便，便于粮食补充”[9]。

宋太祖曾在保州—泥沽海口一线屯置屯兵大砦16座、军铺136座，但难以阻挡契丹军队南侵，效果不明显。太宗即位后，于太平兴国六年(981)正月，遣八作使郝守浚疏导用以抵御契丹的河渠，亦于清苑界开徐河、鸡距河五十里注入白河。从此，关南地区河渠全部通济。端拱二年(989)，陈恕任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魏羽任副使，樊知古任河北西路招置营田使、索湘任副使，欲在河北路大兴营田。

雍熙以前，从雄州东到沿海地带河渠众多，契丹扰边未走此路，但长期骚扰顺安军。议者认为应根据实际地形情况，开方田与连接沟渠相配合，既可生产粮食，亦可防御契丹。雍熙北伐岐沟关、君子馆之役败于契丹后，河北边境地区农桑失业，多闲田，且民少兵多。设于宋辽边境线上的军之户数仅一两千而已，人口大幅下降。陈恕密奏：“戍卒皆堕游，仰食县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执耒耜，恐变生不测。”太宗遂下诏停止营田。

雍熙四年(987)，何承矩开始实行“方田”方案，“自春至秋，其功告成”[10]，形成了“深不可以行舟，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渡也”[11]的河湖、水田组成的“水长城”防线。根据《宋史·河渠志》记载，该防线大致为：

乾宁军以东至海岸黑龙港，有永济河、破船淀、灰淀、方淀；

信安军永济渠东至乾宁军，有鹅巢淀、陈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

霸州莫金口以东至信安军永济渠，有水汶淀、得胜淀、下光淀、小兰淀、李子淀、大兰淀；

保定军父母砦东北至霸州莫金口，有粮料淀、回淀；

霸州至保定军水浅，故咸平、景德年间，契丹南侵，以霸州、信安军为归路。[1]2358

保安军西北至雄州，有百世淀、黑羊淀、小莲花淀；

顺安军东至雄州，有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羊淀；

顺安军西至保州，有边吴淀、齐女淀、劳淀；

安肃、广信军之南、保州西北，有沈苑泊；

保州以西，合鸡距泉、尚泉为稻田、方田，曰西塘泊。[1]2358-2359

淳化二年(991)，在深州新砦镇开凿新河，导胡卢河至常山，以疏通漕运；四年(993)，雄州何承矩治理缘边屯田，以大理丞黄懋任判官。自此，始开置屯田。黄懋利用河北地区河湖众多的天然地理优势，引河湖水灌溉水田，大兴水田。太宗另下诏命何承矩遣发一万八千戍卒为其修筑水田公事提供劳役。自霸州界引滹沱河水灌溉稻田，以所获粮食充军御敌，一定程度上为实现军屯自给自足提供了保障。

何承矩于顺安军西开易水蒲口，引水东注至海，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七里，筑堤贮水，为屯田、御敌提供水资源。开始很多人极力反对何承矩建水田之议，且武将耻于耕作，却不知利用地利之势。开始军屯之后的第一年因河北与江东地区气候相异，江东霜晚，稻常九月熟，而河北霜早，又地气迟一月，稻田未能按大家所预期的时间结出粮食。群臣议论，益加反对，几罢其事。至八月，稻米才熟。何承矩随即载稻送至京城，议者乃息。自是蒲苇蠃蛤之饶，民赖其利。

又顺安军至西山，地跨数军，湖泊众多。故根据其地势对邻近湖泊加以疏通、扩大。据枢密使夏竦上言：“沿边塘泊，自海而西，至边吴淀及安肃军、保州，而西接西山路，阔一百余里，其间有鲍河、曹河、徐河、叫喉泉、尚泉、方顺河、安阳河、唐河，尽可堰截，引水灌注以为塘淀。”太宗遂下诏修保州、广信军、安肃军、顺安军、永宁军五州军堤道，以作汇水之备。

此外，地处沿海地带的沧州乾宁军亦调吏员专视斗门水口，一旦海潮将至，便放水入御河。乾宁军以东置堰以增加河塘水，从而顺安军东到大海尽为稻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因侵占民田而引发的官民矛盾，并为河北路沿边州军提供了部分粮食供给，效果甚为可观。

三、真宗时期塘泺之修建

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缘边官地种植榆、柳三百万棵，以此代替陷马坑。如上文所述，自太宗时起，为防御契丹骑兵南侵，便开置方田，疏通塘泺。

咸平中，孙士龙及王能亦上书言方田之利，恳请在河北路边境扩大方田的规模。是日诏令顺从其请，曰：“静戎、顺安、威虏军界皆置方田，凿河以遏胡骑。令保州、广信、安肃军境皆可设置，与竦前言陷马坑类，极边赖之，与塘水共为利也。”[12]随后，王能自姜女庙东决鲍河水，北入阎台淀；又自静戎军之东，引北注三台、小李村，其水溢入长城口后向南流，受阻碍不通后北流，向东流入雄州。

五年(1002)，顺安军兵马都监马济自静戎军东，拥鲍河开渠入顺安军，又自顺安军之西引入威虏军，置水陆营田于渠侧。莫州部署石普亦率兵士助其役，历时一年多。真宗对此大加赞赏，曰：“普引军壁马村以西，开凿深广，足以张大军势。若边城壕沟悉如此，则辽人仓卒难驰突而易追袭矣。”[1]2365

景德元年(1004)，北面都钤辖阎承翰为实现漕运，自嘉山东引唐河至定州为渠，至蒲阴县东会沙河，径边吴泊，遂入于界河。又引保州赵彬堰、徐河水入鸡距泉，以平息挽舟之役。从此河北之民，灌溉饶益，大蒙其利。八月，沿袭太宗时引海潮水入御河之策，沧州、乾宁军视察斗门水口，引海潮水入御河东塘堰，以达溉荫之利。景德四年(1007)五月，知雄州李允则请求决渠为水田，真宗因此渠连接边境界河，担心决渠给契丹以口实而引发边患，此事遂作罢。

至真宗末年，塘泺防御工事基本修建完毕。天禧中，诸州屯田达四千二百余顷，而河北屯田岁收就达二万九千四百余石。在河北路诸州军中，保州最多，超过河北地区岁收之半。但弊端在于河北地区岁收虽有其实，却岁入库存无几，均用于补足军需、畜水以限制契丹骑兵，故难以存下积蓄。

四、仁宗时期塘泺之修建

对于河北路塘泺、水田御敌战略，“天圣以后，相循而不废，仍领于沿边屯田司”[1]2359。但此时，又出现官员意见难以达成一致的局面。或曰：“自边吴淀西望长城口，尚百余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至，契丹骑驰突，得此路足矣，塘虽距海，亦无所用。夫以无用之塘，而废可耕之田，则边谷贵，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广，以息民为根本。”[1]2359这一派对于塘泺、水田御敌战略完全持反对态度，认为尽管沿边地带塘泺、水田可以御敌，但契丹骑兵仍然可以南下，只不过走西山无水田之路罢了；废田劳民而自困，实为败笔。

另一派则认为：“自边吴淀至泥沽海口，绵亘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度也。东有所阻，则甲兵之备，可以专力于其西矣。孰谓无益？”[1]2359塘泺、屯田之设，大大缩短了北部边境的边防线，使宋军可以集中兵力防守西山一百余里的边防线，可谓是收效甚佳，不可废除。

论者自是分为两歧，而朝廷坚持契丹出没无常，防御工事不可废。笔者认为对于河北路塘泺御敌战略应该持肯定态度，河北东路边境线之所以几无契丹骚扰，塘泺的确起到了有效的抵御作用。“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度也”[1]2359，契丹骑兵无法沿东部平原南侵这种情形，必然导致另选西山东麓之路以及特殊时期水浅处南下，河东路关隘众多且丘壑纵横，不利于胡族作战。这极大地缩短了北部边防线，原需在东西九百里之处部署重兵，无论何时均需严加防守；但自从实行塘泺御敌战略以来，防守重心只需放在西山东麓一带以及水浅处即可(2)这样的通道有两条：一条是今固安—雄县、霸州—高阳、任丘一线，为半路半水的狭窄小路；另一条是今易县—徐水—满城—望都一线，为四季皆可通行的大路。，这就是该战略的意义所在。

明道二年(1033)，刘平知成德军，他痛恨自北宋开国以来，守边之臣竟无一人为朝廷北部边防线设深沟高垒以御契丹。遂上奏仁宗：“臣今徙真定路，由顺安、安肃、保定州界，自边吴淀望赵旷川、长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东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闻太宗朝，尝有建请置方田者。今契丹国多事，兵荒相继，我乘此以引水植稻为名，开方田。”刘平向仁宗提议在自边吴淀至赵旷川、长城口一带开方田。其具体方案为：田埂四面穿凿沟渠，纵一丈，深二丈，两沟之间置以仅能容纳步兵行走的曲折小路。为将沟渠中注满水，遂“引曹河、鲍河、徐河、鸡距泉分注沟中，地高则用水车汲引，灌溉甚便”[1]2360。此外，刘平还建议以刘志知广信军，与杨怀敏共同主持开方田大计，得到仁宗允许。

侍禁刘宗言又奏请于西山东麓，即今太行山东麓，以树林阻挡契丹骑兵。后刘平去真定，杨怀敏仍领屯田司。塘泺面积日益扩大，导致不少民田、墓地被吞没，“河北沿边州军逐县户口至少。虽有田土，以迫近塘泺，递年例皆全渰涝，秋夏未尝收熟”[13]。开方田此举遂引起部分百姓不满，开始出现部分百姓盗决毁坏方田的事件，杨怀敏对此坚决惩处，“奏立法依盗决堤防律”[1]2360。杨怀敏于景祐二年(1035)徙知雄州，奏请仁宗立木为水则，以限制作河湖水盈缩。宝元元年(1039)十一月，河北屯田司请求在石冢口导永济河水注入缘边塘泊，并免除所经民田税。此举得到仁宗允许。其时正逢干旱，塘水干涸，杨怀敏考虑到契丹使者到时会测知其广深，于是注入界河，塘泺复如故。

庆历二年(1042)三月，契丹遣使致书，求关南十县。宋廷当时有大臣请涸其地以养兵。契丹方面对于北宋政府设置塘泺亦表示不满，指责宋廷开决塘水，添置边军，有损双方信赖，不利于长期和睦相处。仁宗遂与王拱辰商议，王对曰：“兵事尚诡，彼诚有谋，不应以语敌，此六符夸言尔。设险守国，先王不废，且祖宗所以限辽骑也”。仁宗赞同王氏之言，塘泺仍旧。七月，宋与契丹修好，相约两界河淀已开者不变，今后双方不许重开河渠。但实际上，宋廷仍暗地里维护方田，但毋声张，以免使契丹有微词。宋与契丹双方对于塘泺公事均给予高度重视，其战略意义可见一斑。

前转运使沈邈开七汲口泄塘水，杨怀敏已亟塞之，重新修筑塘堤。知顺安军刘宗言关闭五门幞头港、下赤大涡柳林口漳河水，截断入塘之水，杨怀敏亦重新疏通，注入白洋淀。就此而言，仁宗是与杨怀敏意见一致的，且仁宗亦下诏严惩妄乞改水口者。

嘉祐中，御史中丞韩绛言：“宣祖已上，本籍保州，怀敏广塘水，侵皇朝远祖坟。近闻诏旨以钱二百千赐本宗使易葬，此亏薄国体尤甚，物论骇叹，愿请州县屏水患而已。”知雄州赵滋言：“屯田司当徐河间筑堤断水，塘堤具存，可覆视也。宜开水窦六十尺，修石限以节之。”仁宗批准其奏。八年(1063)，河北提点刑狱张问言：“视八州军塘，出土为堤，以畜西山之水，涉夏河溢，而民田无患。”此法亦得到施行。

在太宗与真宗时期所修塘泺的基础上，仁宗朝亦不断增修，使得此防御工事得以不断完备，在开方田的配合下，对河北路边境的军事防御提供了较大程度的物质保障。

五、北宋河北路塘泺修建的作用及其历史意义

这条由湖泊、河流、水田组成的长达九百里的“水长城”防线，的确起到了限制契丹骑兵南侵的作用，将契丹南侵时间限制在秋冬季节，且选择无水或水浅之处入侵，这大大缩减了宋廷的北部边防线，使得宋廷能够集中兵力有效御敌。“夏浪冬冰，浅不可载舟，深不可乱而济”[14]，极具针对性，防御价值极高。既可阻碍骑兵，步兵亦难以通过，不得不另寻他处。这样，使得契丹军队无法从东部边境顺利南侵，只能从西山东麓无塘泺处和有塘泺但水浅处南侵。大大缩短了宋廷河北路边防线，只需全线驻军的同时，重点防守西山东麓一带以及有塘泺但水浅处，并可针对性地以逸待劳，伏击契丹兵。化被动为主动，极大地降低了防守成本，进一步降低了军费开支。

真宗景德以前，“大抵敌骑率由西山下入寇，大掠州郡，然后东出雄、霸之间。景德前，二州塘水不相接……荡然可以为敌骑归路，遂置保定军介于二州……但少以兵控扼之，则敌骑无以过矣。”[4]3648如此一来，保定军成为契丹入口北归的要冲之地，故而保定军成为北宋时期河北路重要的战略要地。

从真宗末年塘泺防御工事建成以来，至北宋灭亡的一百多年内，宋与契丹双方未发生过大规模军事冲突，其得益于澶渊之盟外，亦得益于河北路塘泺防御工事的修建。由于宋与契丹双方未在此进行作战，故其具体的战术、战略意义难以得知。但不能因为其未参与战斗，便视之无甚价值。恰恰是双方未在此参与作战，显示了其战略意义，即契丹难以从遍布塘泺的东部平原地带入侵，更难以从此处安全北归，尤其是在真宗景德时期建保定军之后，尤为明显。故而，我们可以说，尽管塘泺防御工事未爆发大规模战役，但作为华北平原最利于作战之地，这恰恰证明了其极具战略意义，其价值不容否定。

此外，塘泺工事对于河北路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实际效果上看，河北地区由于大规模扩大河流、湖泊，可耕种的农田大幅减少，如欧阳修所言：“缘边广信、安肃、顺安、雄、霸之间，尽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15]。再者宋代军队为募兵，其懒惰成性程度导致难以实现理想中的军屯，其最初军屯的构想固然难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只能说河北地区的经济意义让位于政治意义，正是河北地区牺牲经济价值，变农田为塘泺工事，才保证了中原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从某种程度上说，塘泺防御工事给河北地区带来了经济倒退，但是从全国大局上看，这种牺牲是有价值的，它确保了中原地区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故对于所取得的成效而言，塘泺防御工事有效地限制了契丹南侵，其国防价值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