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 松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乡村是一个空间地域系统，是以从事农业为主的劳动者聚集的城市地域以外的一切地域[1]。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2]。乡村性(rurality)作为刻画乡村发展水平和揭示乡村内部差异的重要指标[3]，既可以揭示乡村发展水平，也可充分体现乡村功能及其演变趋势[4]。国内学者张小林最先引入乡村性概念，认为城乡之间不存在断裂点，每个地区都可以看作乡村性和城市性的统一体[1]。随后，国内学者关于乡村性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乡村性评价研究[5,6]、乡村性时空分异研究[7-8]和乡村转型耦合关系研究[9]；研究方法主要聚集在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5,6]和探索空间数据分析[7,8]等角度，案例地更多聚焦在浙江[5,7]、广东[2]等沿海地区，而关于喀斯特山区的研究关注较少，贵州作为我国西南喀斯特山区的中心，是一个受独特地质地貌影响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域。独特的地形地貌导致喀斯特山区自然资源匮乏、交通闭塞、农业发展困难、人地矛盾尖锐。在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后，乡村发展迎来了历史性机遇，但喀斯特山区乡村贫困程度深，社会经济发展仍很落后。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基于目前乡村性研究的地理探测器研究较弱的现状，以贵州为案例地，归纳和总结贵州省县域乡村性的时空演变的规律特征以及驱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巩固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解决喀斯特山区乡村人地矛盾，实现喀斯特山区乡村性发展转型。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选取2000—2019部分年份《贵州省统计年鉴》及各市州统计年鉴、《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各区县政府工作报告》，2008—2017《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借助SPSS软件进行了插补处理。研究区域共计88个县域(2000年为87个县域，汇川区未设立)，由于涉及行政区域调整，2011年碧江区和七星关区替代原铜仁市和毕节市的行政区划，2012年撤小河区设立观山湖区，2016年设播州区代替原遵义县行政区划，行政区划以2018年为准。

1.2 构建指标体系、乡村性指数计算模型

1.2.1 指标体系的选取

Cloke等认为，在不同的研究尺度下，由于可获取的资料不同，因而构建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也不尽相同。本文依据综合性、代表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及乡村性的内涵，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8，10-11]，选取能够充分体现乡村性的乡村元素的指标和体现县域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以产业、土地、人口这3个要素作为乡村发展和功能演变的核心要素出发，选取耕地变化率、乡村人口变化率、人均粮食产量、一产发展水平、第一产业就业水平、农业土地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共8个乡村发展水平指标和教育水平、财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居民储蓄水平、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共7个县域发展水平指标来构建贵州省县域乡村性指标体系。

1.2.2 乡村性指数计算模型

熵值法能够有效地解决大量指标变量的重叠性且具有客观性，并被应用于对多元指标的计算[13]，为消除不同量纲数据对综合评价结果的影响，本文采取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方法如下：

指标权重的计算：

乡村性指数：

1.2.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方法是由王劲峰提出的一种有效度量空间分层异质性的方法，其理论核心是通过空间异质性来探测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空间分布格局的一致性[13]。因子探测：探测Y的空间分异性；以及探测某因子X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属性Y的空间分异。用q值度量[13]，表达式如下。

式中，h=1,…,L为变量Y或因子X的分层(Strata)，即分类或分区；Nh和N分别为层h和全区的单元数；σ2h和σ2分别是层h和全区的Y值的方差。SSW和SST分别为层内方差之和和全区总方差。q的值域为[0,1]，值越大说明Y的空间分异性越明显；如果分层是由自变量X生成的，则q值越大表示自变量X对属性Y的解释力越强，反之则越弱。

2 贵州省乡村性水平分布及其演变

乡村性指数主要表明乡村的综合发展程度，指数越大，说明乡村性越强，乡村综合发展水平越高。基于乡村性指数计算公式，通过计算得出2000年、2006年、2012年和2018年贵州省各县域的乡村性指数，通过描述性分析发现，见表1，2000—2018年，贵州省县域乡村性指数均值都>0.5，但最大值和均值呈现下降的趋势，最大值从0.83降为0.68，均值由0.64降为0.55。主要是由于贵州广大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发展起步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县域乡村性均减弱，强乡村性的县域发展更快，导致乡村性指数最大值下降幅度比均值更大。乡村性的标准差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0.11降到2018年的0.07，说明贵州省各县域的乡村性差异在研究时段内逐渐缩小。乡村性指数偏度系数全为负值，但值却逐年增加，表明强乡村性县域单元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峰度值仅在2000年为负值，其余年份为正值，且数值在不断减小，表明乡村性指数的分布越来越平缓。

表1 贵州省乡村性指数统计分析

3 影响因素分析

3.1 自然因素

贵州位于云贵高原，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3面倾斜，超过90%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地形地貌决定了贵州交通不便乡村发展困难，造成贵州省乡村性指数一直在0.50以上。黔中地区地势相对平坦，受到省会贵阳的辐射，占据区位优势，社会经济各方面全面发展，乡村性指数较低。从土壤来看，贵州省土壤在分布上有明显的区别，黔北和黔中地区以黄壤为主，肥力较高，而黔南以砖红壤性红壤为主，肥力较低，不宜耕作。黔东铜仁地区的黄红壤肥力中等，水稻1a 3熟，一产占主导地位，因而乡村性指数较高。

3.2 政策因素

21世纪初，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的同时，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贵州省在西部大开发的大潮中抓住机遇，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方针，大力发展乡村建设，部分强乡村性地区乡村性指数开始降低。2006年，为响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实施，国家旅游局提出了“2006中国乡村旅游年”[14]，贵州作为旅游资源大省，乡村旅游开始全面发展，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县域逐渐增多，乡村旅游开发带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乡村性逐渐降低。2013年国家提出建设“美丽乡村”，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2017年，党的十九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下的乡村建设将为长期缺乏现代化要素流入的乡村焕发出应有的生机和活力[15]。

3.3 人文因素

运用地理探测器从社会文化、经济、生态、技术等方面对贵州省县域乡村性分异影响因素进行探测，以期全面的对贵州省县域乡村性及空间分异进行解释。对于影响因素的选取，经济因素选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态因素选取森林覆盖率，社会文化因素选取历史文化遗产和民族习俗节日，技术因素选取农村机械总动力。

2000年乡村性影响因素解释力：经济因素>生态因素>技术因素>社会文化因素。说明经济因素对一个地区的乡村性影响最大，二、三产业产值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一个地区的经济水平，经济水平高的黔中地区乡村性相对较弱，反之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乡村性强。社会文化因素的解释力偏小，对贵州省乡村性分异影响较小。2006—2018年，乡村性影响因素解释力：经济因素>技术因素>生态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经济因素仍然对一个地区的乡村性有很大影响，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技术进步，农业机械化逐渐普及，导致技术因素的解释力在2006年以后大于生态因素。

经济因素解释力是最大的，呈现一种逐渐增大的趋势，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由农村和农业向城市、非农产业集聚和转移，促进城市化发展，影响区域乡村性的分异。但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对乡村性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由于贵州省旅游资源丰富，随着近年旅游开发逐渐增多，第三产业产值增长速度明显大于第二产业产值。生态因素的因子解释力相对稳定，说明生态因素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较大，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因素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2000—2012年，技术因素的因子解释力快速增长，由0.2391增加到0.4235。贵州广大落后地区农村振兴最为根本的还是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乡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技术因素对乡村性分异的影响相对减弱。社会文化因素对乡村性分异的影响相对较弱，因子解释力普遍较低，但总体呈上升的趋势，说明旅游开发造成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从而带动乡村发展。

表2 乡村性影响因素因子解释力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乡村农业生产和县域经济构建指标体系测算贵州省县域乡村性指数，并用地理探测器方法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技术等方面对贵州省县域乡村性分异影响因素做具体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2000—2018年，贵州省乡村性指数均值呈下降趋势，但仍保持在0.50以上。主要是由于贵州广大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发展起步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县域乡村性均减弱。贵州省各县域的乡村性差异在研究时段内逐渐缩小，强乡村性县域单元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乡村性指数的分布越来越平缓。

地形地貌等自然因素和不同时期国家对乡村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都是贵州省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于人文因素，经济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乡村性分异，其次生态、技术和社会文化因素也分别对贵州省乡村性分异有不同程度的影响。2000年乡村性影响因素解释力：经济因素>生态因素>技术因素>社会文化因素。2006—2018年，技术因素的解释力大于生态因素，说明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技术进步，农业机械化逐渐普及，对乡村性分异的影响逐渐增强。

本文以贵州这个西南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省份为案例地，通过对贵州省各县域乡村性分析，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有助于摸清贵州省乡村性整体水平，为省内乡村发展及城镇化建设提供参考。未来还需从以下方面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各个县的乡村发展情况，需根据各个县的发展特点构建指标体系，以更小尺度的镇域或村域为研究单元，准确地反映各个县域的乡村性水平；未来研究可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贵州省各县域乡村性时空分异进行分析，分析不同情形下的结果是否存在差异以总结贵州省乡村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