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军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孟祥英翻身》创作于1944年，是以太行山区“度荒英雄”孟祥英为原型创作的。赵树理没有沿用解放区文学中常用的以展现人物翻身后的英雄事迹为主的叙事模式，而是选取写“一个人从不英雄怎样变成英雄”的艰难蜕变过程。这使《孟祥英翻身》呈现出与当时众多“新女性”翻身题材作品不同的艺术风格，也给读者带来不同的审美感受。

一、人物原型和创作动机

（一）人物原型：“度荒英雄”孟祥英

1944年11月，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党委在黎城县南委泉村召开了规模巨大、盛况空前的太行区“杀敌英雄、劳动英雄、战绩展览、生产展览联合大会”（简称“太行群英会”）。全区的各路英雄云集此地，相继在会上发言。孟祥英就是其中之一。她的事迹引起了参会的赵树理的注意。孟祥英回忆说：“会上，老赵找我谈过两次话，像唠家常一样。我把自己怎样组织全村妇女和带动邻村妇女进行生产度荒活动的情况谈的很细，他似乎不太感兴趣。他反复打听的倒是我是怎样受婆婆气，挨丈夫打，又怎样不屈服、闹翻身等方面的详情。”［1］会后，赵树理还到孟祥英所在村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写成“现实故事”《孟祥英翻身》。

《孟祥英翻身》“小序”写道：“我想一个人从不英雄怎么样变成英雄，也是大家愿意知道的，因此就写成这本小书……至于她生产度荒的英雄事迹，报上登载得很多，我就不详谈了。”序文明确告诉读者：作者写作的中心是孟祥英的“不英雄”的受压迫的过去，而非孟祥英的英雄事迹。

（二）创作动机：太行山区妇女的悲惨生活实况

1944年8月19日，太行区《新华日报》报道左权县两个月内连续发生残害妇女案六件，妇女受虐待被打致死者两名，被勒死一名，饿死一名，被干部集体打死一名，逼吊致死一名。县妇救会发表《告妇女同胞书》，要求政府保障女权，惩办凶手。1945年10月15日，《新华日报》又报道孟祥英的家乡涉县，当年虐杀妇女案达十六起。“这些妇女致死的原因，并非其它，而确是在日常家务上，被封建旧思想压迫所致。”［2］了解当时太行山区妇女的生存实况，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赵树理对妇女问题如此关注。

压迫虐待妇女的封建传统习俗为什么要改变，如何改变？引导广大读者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正是作者创作《孟祥英翻身》的用意所在。

二、孟祥英的苦难史

孟祥英的典型身世成了女性“翻身”命运的代表，因此她成了许多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影响最大的除了赵树理的《孟祥英翻身》外，还有晋察冀日报社编委范瑾的《女英雄孟祥英》，但两部作品的描写重点有很大不同。

对于孟祥英的悲惨身世，范瑾采取设问的方式，“孟祥英是谁呢？她在从前旧社会里，是个受了重重压迫的年青女人”，紧接着只用了一段文字对孟祥英的不幸遭遇进行了简要概述。书香门第出身，曾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地质系的范瑾，尽管也同情孟祥英的不幸遭遇，但对其所受虐待缺乏感同身受的认识。而农村出身的赵树理则对农村女性的悲惨生活有更直接的体会。因此，赵树理用了整整三节篇幅，通过具体的日常生活琐事来描写孟祥英的悲苦身世。第一节“老规矩加上新条件”从当地习俗、恶婆婆、自身的五个“倒霉”条件三方面概括了孟祥英在婆家受虐待的背景。

在涉县西峧口村，孟祥英的名字恐怕无人知晓，因为她只不过是众多“牛门孟氏”中的一员，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妇女。西峧口村“风俗还和前清光绪年间差不多；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

孟祥英的父母早亡，娘家无人给做主，遇事好说理，“这些在婆婆看来，都是些该打骂的条件”。在第二节“哭不得”和第三节“死不了”中，以具体事例描述了婆婆处处与孟祥英作对。一次因不小心碾坏了个笤帚，就招致婆婆用恶毒的语言咒骂。还有一次，孟祥英向婆婆要布补衣服，婆婆故意刁难不给。孟祥英和她讲道理，她便召唤儿子梅妮回来管教妻子。按当地的“老规矩”，梅妮根本就用不着问什么理由，进门后“拉了一根棍子便向孟祥英打来”。不堪忍受的孟祥英劈手把棍子夺过来，这使她的罪名又多了一条。气急败坏的梅妮当即拿了一把镰刀把孟祥英的头上打了个血窟窿。邻居们听到声响赶来拉架，但并没有人认为梅妮打老婆不对，只是说他“要打打别处，为什么要打头哩”，至于孟祥英究竟为什么挨这顿毒打，却没人问一声。

拉架的邻里离开后，悲苦无助的孟祥英吞了鸦片烟，被家人发现救了过来。还有一次，孟祥英因为在地里干活回家晚了，婆婆就借机找茬不让她吃晚饭，丈夫则紧闭房门，孟祥英坐在屋檐下哭着待了一晚。第二天孟祥英便上了吊，被前来看望她的邻家媳妇常贞发现喊人救活，“两次寻死，都没得死了，仍得受下去”。

孟祥英不但要忍受婆婆的蛮横无理，同时还要忍气吞声接受丈夫的拳脚相加。值得注意的是，赵树理在小说正标题下加的四个小字“现实故事”，可见在经济落后、文化极其保守的太行山区，这样的婚姻关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老百姓说：现在接一个婆姨，要花一万多元钱，还不能打骂吗？”［3］在丈夫和婆婆眼中，孟祥英不过是个会喘气的“那东西”物件。婆婆像监狱里看管人员对待犯人那样掌控着儿媳妇的外出活动，诸如到地里收割、拔苗，她称之为外出“放风”的主导权当然要牢牢攥在她手里。

三、“翻身”之难与“感化”失败

（一）艰难的翻身

在赵树理笔下，孟祥英在摆脱封建家庭束缚、参与社会生产和政治活动的过程中所走的每一步都很艰难。

小说第四节“怎样当上了村干部”中，专署工作员上门做工作，让孟祥英干西峧口村妇救会主任，婆婆横加阻拦，直到工作员用“她干不了你就干”的话吓唬她，认为当村干部是危险事的婆婆才松口。孟祥英的人生迎来了转变的契机，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担任妇救会主任，开始参与基层政治活动；第二，接受教育，参加妇女识字班；第三，参加生产，提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但孟祥英的每一个“翻身”举动都遭到婆婆的反对。当了村干部免不了要开会，婆婆暗地里去打听开会都在说些什么，当得知会上讨论的是倡导妇女解放，反对公婆丈夫随意打骂，提倡妇女放脚，与男人一起劳动、同工同酬，她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不识字还管不住啦，识了字越要上天啦！……这还成个什么世界？”此后，连孟祥英带领大家采野菜度荒年都被婆婆反对，称儿媳是“勾引上一伙年轻人去放风”。

尽管母子俩不再敢随意打骂孟祥英，但也绝无任何支持孟祥英工作的想法。婆婆还打算偷偷让儿子把孟祥英“领到襄垣卖了”，幸而孟祥英无意中听到，坚决不去襄垣，才使婆婆的“卖人”计划落空。

同样是孟祥英的翻身经历，范瑾的《女英雄孟祥英》通过列举大量政绩体现她自身的转变，如孟祥英如何积极主动地带领大家渡过灾荒、为大家“做榜样”“创造劳动模范村”。而赵树理则强调了上级工作员是孟祥英新生活的引导者，尤其是在工作初期，工作员是孟祥英的依靠和精神支柱，在关键时刻为她做主。

赵树理也没有回避英雄人物自身存在的弱点。村里的群众要去太仓村斗特务任二孩，坏分子牛差差在村里散布谣言说，谁去参加斗争，白匪军回来就会秋后算账。起初孟祥英也有点害怕，在犹豫不决时是工作员给她打气，鼓励她去参加。孟祥英抱着只是去看看不说话的心态去的，但到后发现群众挤满了会场，许多人争着发言批斗特务任二孩。这种情景改变了孟祥英的想法，“不多一会，她就领导着西峧口人喊起反对任二孩的口号来了”。小说通过描写孟祥英参加斗争会之前的顾虑、勉强参加到带头喊口号的思想转变过程，表现了孟祥英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胆子逐渐大起来，工作更积极起来。

总之，面对全新的生活和工作挑战，孟祥英有过彷徨，但靠着边区政府和工作员的帮助支持，在自己的努力下，不断更新观念，成了太行山区妇女解放的一面旗帜、生产度荒的女英雄。而先前可以随意谩骂殴打她的婆婆和丈夫虽愤恨不已，但又无可奈何。

（二）“感化”失败

解放区文学中描写的家庭生活中常有夫妻间“革命”的一方“感化”或“改造”落后的另一方的情节，或是儿媳改造思想落后的公公婆婆的情节，从而最终实现家庭和解、“共同进步”。儿媳“感化”公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刘大明的《女状元郭凡子》，“自从凡子被选为劳动英雄以后，哪里也知道了她啦。不光是公公欢喜，婆婆欢喜，就是村里的人，外村的人，也都传说着，高兴的谈论着，而且大家都敬重她”。还有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住在刘家沟的公公也免了租，免了税，分得了足够土地，还分得了足够的牛羊。这样一来，公公可就变了，他可变成好脾气的公公了……很明白，公公是站在革命的媳妇一边了。”

范瑾的《女英雄孟祥英》写了八路军来后，孟祥英担任了村妇救会组织干部，她的工作成绩突出，不但改造了全村妇女的面貌，还感化了婆婆和丈夫。但这样的“感化”场景并未发生在赵树理笔下的孟祥英身上。熟悉农村生活的赵树理深知，即使在大力宣传妇女解放的解放区，妇女外出参加工作也是阻力重重，“不仅做丈夫的反对自己的女人出门，公婆反对得更厉害。许多年轻媳妇因为坚持出去开会，回家后便遭到毒打”［4］。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孟祥英的婆婆虽然出于惧怕上级派来的工作员，不敢公然反对儿媳外出工作，但却对媳妇越来越不满。在孟祥英忙着组织大家生产度荒的时候，婆婆不但丝毫未被感化，还认为“媳妇越来越不像个媳妇样子了”。她用“分家”的方式表明与儿媳的决裂。

可见，尽管边区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但孟祥英婆婆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仍在固有的状态里打转。婆婆企图将儿媳骗到外乡卖掉，以及最后与之分家的情节，揭示了孟祥英“感化”丈夫和婆婆的彻底失败，凸显了妇女解放历程的曲折性。

四、无政治教化色彩的农民原生态语言

赵树理在小说第七小节“英雄出了头”、第九节“孟祥英的影响出了村”中，集中记述了孟祥英的事迹和影响力。在1942年至1943年连年缺雨闹灾荒的危急时刻，孟祥英响应政府号召，带领全村妇女采了六万多斤野菜度荒，割了两万多斤白草卖钱，在饥荒年代全村没有一人饿死，创造了劳动模范村，从而提高了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号召力。《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相继报道了孟祥英的英雄事迹，号召广大妇女向孟祥英学习。

赵树理笔下的孟祥英在成为妇救会主任和“度荒英雄”之后，并未宣讲任何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革命思想和“豪言壮语”。孟祥英尽管在婆家遭受了种种刁难虐待，但当成为妇救会主任后，对丈夫婆婆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教育批评举动，更未发起当时流行的斗争“恶婆婆”的运动，开会外出都要向婆婆打声招呼，对婆婆给予应有的尊重。

当政府号召采野菜度荒时，因年景太坏，村里不少人发牢骚说“情愿等死”。孟祥英一边挨家挨户地耐心劝说大家采野菜渡过饥荒，一边带领几个积极分子动手干起来。她被选为劳动英雄后，太仓村妇教会主任要她谈谈工作经验，她说：“遇事要讲明道理，亲自动手领着干，自己先来作模范。”这些都是朴素的农民日常生活语言和一个基层女干部发自肺腑的实干经验。

小说中翻身当干部后的孟祥英仍保留其朴素的农民语言和思维方式。相比一些解放区文学中塑造的“转变”用力过猛的英雄人物形象，这种接地气的“英雄”更亲切感人，更能为广大农民所接受。赵树理深信：唯有让老百姓喜欢看，才能潜移默化地起到更好的政治宣传效果。

五、耐人寻味的开放式结局

孟悦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指出：“解放区文学就是以经济自主和恋爱自由作为妇女解放的完满结局。”［5］抗战时期，解放区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新婚姻条例，以法律手段来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解放区文学中有许多描写农村妇女婚姻解放的篇章，如康濯《我的两家房东》中的金凤和她的姐姐，一个解除了包办婚约，一个准备与长期虐待自己的丈夫离婚；孔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的折聚英与作恶多端的丈夫离了婚，其后与延安县的保卫大队长张吉厚同志组成了幸福的家庭。可见，解除了不合理的婚姻，意味着她们得到了“重生”。

在现实生活中，多年来备受婆婆和丈夫虐待的孟祥英也在妇救会主任的帮助下，与丈夫梅妮依法离婚，后来和一位志同道合的区干部牛兰生组成新家庭，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但赵树理却在小说中对这一理想结局做了改写。

成为英雄的孟祥英在外人眼中有了社会地位，工作能力被群众认可。但作为一个女性，个人婚姻生活仍是不幸的。分家之后，丈夫仍然回去跟父母一起生活，撇下孟祥英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过日子。婆婆分给孟祥英的食物只有二斤萝卜条，孟祥英只好靠吃野菜果腹。最后还是区妇救会伸出了援助之手，划拨了一点粮食帮助她渡过难关。

小说结尾，也就是第十节的标题，是别出心裁的“有人问”。

有人问：直到现在，孟祥英的丈夫和婆婆还跟孟祥英不对劲，究竟是为什么？……

答：这些还没有见他母子们宣布。

有人问：你对牛差差和孟祥英的婆婆、丈夫，都写得好像有点不恭敬，难道不许人家以后再转变吗？

答：孟祥英今年才二十三岁，以后每年开劳动英雄会都要续写一回，谁变好谁变坏，你怕明年续写不上去吗？

孟祥英和婆婆及丈夫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相比走出封建家庭，当妇救会主任、妇女队长，参加社会活动、用劳动体现自身价值、获得经济上独立而言，离婚才是她真正的翻身之举。但赵树理为什么没有让富有反抗精神的孟祥英以离婚的方式与毫无感情可言的丈夫分道扬镳，完成其根本解放，却留下一个含糊多义的开放式的结局，原因值得深入探讨。笔者认为，大致有两个层面的原因。

（一）读者欣赏水平制约：习俗的力量压倒法律

在经济文化相对封闭落后的晋察冀边区农村根据地，新婚姻法规在宣传及推行的过程中遇到很大的阻力，尤其在离婚问题上，更是遭到把媳妇当成个人财产的许多农民的强烈抵触。在乡村传统习俗的力量会压倒法律的历史情境下，大多数妇女很难摆脱旧式家庭的束缚，在婚姻家庭生活和社会地位方面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化。

一般来说，“解放区文学强调自由恋爱的新式婚姻，但是在离婚问题上，态度却极其慎重”［6］。如前所述，因家庭矛盾无法调和，离婚对孟祥英才意味着真正的“翻身”。“赵树理长期深入农村，自然觉察到农民价值立场与新文化的个性解放和自由精神及民主政权的婚姻自由观念在离婚问题上存有的矛盾。在处理这个矛盾时，赵树理采取的策略是：对阻挠自由婚姻的人和观念予以极力的批判和嘲讽，但只强调结婚却回避离婚。”［7］赵树理小说中的新女性极少采取和男性彻底决裂的激进姿态，这是一个“文摊工作者”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的选择。

（二）“鼓舞人心”的战时宣传需要

赵树理创作《孟祥英翻身》时，解放区正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为了服从战时宣传需要，《孟祥英结婚》铺设了一个“光明”的尾巴，给读者留下孟祥英通过努力，最终感化丈夫和婆婆，得到他们的认可的“和解”的希望，是出于有利于抗战大局、鼓舞人民斗志的考虑。因此，赵树理“改写”女英雄孟祥英离婚事实，并非一些论者所言的赵树理个人认识的局限性所致。

赵树理对解放区新形势下农村存在的矛盾冲突有充分了解，《孟祥英翻身》所要展现的不仅仅是以孟祥英为代表的太行山区妇女的翻身解放的命运转变和傲人工作实绩，更重要的是揭示妇女解放运动与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习俗、家庭成员新旧观念之间的尖锐冲突，凸显了思想观念转变的艰难过程。赵树理“改写”了孟祥英解除旧式婚姻的光明结局，采取有限度的“翻身”叙事策略，看似给女英雄的翻身解放留下了不小的缺憾，但更符合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境。从艺术手法上看，开放式结尾与赵树理一贯采用的交代明了的结尾方式迥异，但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使小说呈现出某种“现代”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