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炯

(民盟湖州市委员会， 浙江 湖州 313000))

沈兹九(1898-1989年)原名沈慕兰，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城关镇(今乾元镇)人[1]81。幼年就读于当地的开智学堂[1]81，1913年毕业于德清城区女子高等小学(1928年并入今清溪小学)，后随家迁居杭州。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后留该校附小任教。期间，与一个名叫张嘉禄的当地青年结婚，育有一女，取名张绿漪。1921年6月，从北京大学学成归来的丈夫因病去世。当年秋天，在父亲的帮助下，为亡夫守节中的沈慕兰远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艺术科。1926年秋，沈慕兰学成归国，改名兹九[1]82，先后在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江苏松江女中、南京汇文女中执教美术和手工。期间，她接受民主自由的新思想，关注教育、艺术和社会现实，积极寻求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路径。

一、编译与办刊：寻求妇女解放之路

1932年夏天，经李公朴夫人介绍，沈兹九到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担任《时事类编》助理编辑[1]82。该杂志主要刊登各国的时事政论文章，每月3期。沈兹九的具体工作是每10天翻译1篇日本刊物上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题材的文章。这段时间，她接触到了许多日本进步人士的文章，接受了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1934年初，沈兹九向《申报》总经理、开明人士史量才提出在《申报》上开设妇女副刊的想法。史量才同意了沈兹九的建议，把《申报》的“自由谈”(星期天)改版为《妇女园地》(周刊)，并让沈兹九担任主编。沈兹九毅然承担了这项重任，自此开启了她开展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征程。

1934年2月18日，《妇女园地》创刊[2]124。该刊抒写中国妇女的主张，诉说中国妇女的苦难，从不同角度反映中国各阶层妇女的生存状态，提高了她们的觉悟，引导帮助她们摆脱困苦、获得解放。在那个时代，《妇女园地》深受读者喜爱，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出版几期后，读者的来信来稿逐渐增多，有读者甚至来到沈兹九家中，为刊物的发展出主意，并提供有分量的稿件，谈论局势和妇女运动问题。这让沈兹九受到很大的鼓舞，坚定了把《妇女园地》办好的信心。因此，在中山文化教育馆要搬迁到南京的时候，她决定留在上海，继续耕耘“园地”。

1935年前后，国民党白色恐怖、文化围剿的阴影笼罩上海。国民党新闻检查处对进步报刊的压制层层加码，甚至还搞暗杀。1934年11月13日下午，主张抗日的《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在杭州返沪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几天后，《妇女园地》就被通知压缩版面。沈兹九意识到，《妇女园地》被禁是迟早的事，必须早做准备。1935年春，沈兹九邀请杜君慧、罗琼(1)罗琼，江苏省江阴县人，杰出的妇女社会活动家，早年参与筹备和建立上海各界妇女救国会。等上海妇女界精英，相聚上海法租界“洁而精”饭店，商讨、分析社会局势和《妇女园地》面临的危机，寻求对策。沈兹九说：“……看来要作两手准备，‘太上皇’(指国民党新闻检查处)的禁令一天不下来，我们一天不换腔、不改调；同时我们准备再办一个《妇女生活》杂志，每月一期，六七万字，编辑方针不变……”于是，一本新杂志《妇女生活》便有了雏形。

二、宣传与组织：投身妇女运动

1935年7月1日，由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创刊号与读者见面[2]124。该杂志得到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它呼吁妇女摆脱旧礼教的束缚，走向社会，承担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3]25。同时，该杂志机智而又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妇女解放运动。郭沫若、茅盾、夏衍、高士其、邹韬奋、于玲等都曾为之撰稿。沈兹九在每期《妇女生活》的卷首都撰写短评，为妇女解放大声疾呼，对旧社会旧礼教进行猛烈抨击。她以大量铁的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掠夺我国资源，阻止我国民族工业发展，残暴欺压我国人民的罪行。她大声呼吁：“寇已深入了，占中华人口半数的二万万女同胞联合起来！四万万同胞联合起来……”明确指出：“今日妇女运动的任务是与整个社会改革、民族解放的任务直接地连接起来的。”[3]25并告诉人们：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如果不联合、不团结起来进行抵抗，中华民族就将遭受灭顶之灾。“大声疾呼，联合想做‘人’的男女群众，共同跑向独立自由的道路上去。”[3]26这些疾呼大大激发了妇女同胞的抗日热情。

1935年10月31日，《妇女园地》被勒令停刊[4]34，后在胡愈之、邹韬奋等人的支持下转到生活书店(生活书店由邹韬奋主办)继续出版。此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国内掀起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浪潮。

同时，沈兹九还是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2)民盟中央档案室，资料档案编号1989年-长期-9-3：沈兹九同志生平，第2页。。沈兹九多次邀请《妇女生活》的作者及各界妇女进步人士商讨上海市妇女救国联合会筹建事宜，四处奔走联络。1935年12月21日下午，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史良宣布大会开幕。上海妇女的抗日救亡运动由此拉开了帷幕。《妇女生活》作为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喉舌，持续报道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的相关情况，发表了《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宣言》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言》等文告。国民党当局大为恼怒，下令禁止《妇女生活》出版。后来，几经疏通才准许复刊。

1936年，沈兹九出版了自己撰写的《世界女名人列传》，并与罗琼合译了前苏联作家柯仑泰的名著《新妇女论》一书，启发妇女走向革命道路(3)同②。。

爱国“七君子”(“七君子”即“七君子事件”中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和王造时)被捕后，沈兹九、宋庆龄、何香凝、胡子婴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联名发表《救国入狱》宣言(4)同②。，并到苏州最高法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严正声明“救国无罪，如果有罪我等自愿入狱”，以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暴行。后来，沈兹九又两次探监，将狱外的斗争信息带进去，将狱中战友的斗争情况带出来，使监狱内外战友受到很大鼓舞，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同时，《妇女生活》也报道了“七君子”被捕受审等情况，刊登了各界代表人士的良心话，于是又被勒令停刊，经多方疏通才准许复刊。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沈兹九积极参加抗战，并致力于妇女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沈兹九不得不离开上海，《妇女生活》被迫迁往汉口。

沈兹九创办并主编的《妇女生活》从创刊起，历经了“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八·一三”抗战以及全面抗战等重大历史时期，从上海辗转迁到武汉，再到重庆。1940年，《妇女生活》改由他人主编，皖南事变后被查封。其间经历的劫难与苦痛，只有沈兹九最清楚。在《妇女生活》百期纪念里，沈兹九写道：“她的长大，正像我们多难的姐妹大众一样在半封建的桎梏中挣扎出来……”其中之艰辛，令读者感同身受。1935年5月21日，沈兹九在日记中写道：“拉稿、改稿、会客、开会、接电话，加上省不了的家常琐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像爬上了旋转不停的车轮，被它们带转得头昏眼花。照例晚上10时以后，才得静止下来，在这时候，写写短文，复复信件。”[2]124可见，那时的沈兹九，一个娇弱的女性，一方面要应付生活，照看孩子，料理家务；另一方面要在工作上投入很多的精力，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呕心沥血。她以自己的热情和良知，智慧和毅力，在维护那个年代一个女报人的良心和尊严的同时，也为中国妇女姐妹指明了人生的方向，并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

三、入党与入盟：开展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妇女生活》迁到武汉后，接受共产党的直接领导。邓颖超经常参加《妇女生活》的编委会会议，参与选题策划并亲自撰稿。与此同时，在邓大姐的影响下，沈兹九从单纯从事文字工作转入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建设工作。她以《妇女生活》主编的身份，组织各种规模的妇女座谈会和茶话会，并应邀参加各种会议。那时，沈兹九还兼任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在武汉和重庆期间，沈兹九借助这个岗位，积极配合邓颖超等共产党人开展宣传活动，向人们讲述保卫武汉、保卫中国、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号召人民支援抗战；同时，积极举办女工学校、夜校、讲训班，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培养妇女骨干，积极推动妇女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她还坚持办好《妇女生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讲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真谛。

1939年，由邓颖超、钱俊瑞介绍，沈兹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12。从此，她从一个普通的文化人成为立志为民族独立、妇女解放和党的事业而献身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40年夏，受党的委派，她秘密离开重庆，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党中央对统战进步人士、作家、学者等进行疏散转移，把其中一部分人撤退到香港和南洋。沈兹九接受党的指示，经上海、香港，几经辗转，于8月抵达新加坡，协助胡愈之开创南洋妇女工作。那时，新加坡是东南亚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重镇，也是南洋1 200万华侨居住的中心。陈嘉庚任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赠祖国难民总会”即设在新加坡。当时，新加坡华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沈兹九到达新加坡后，马上投入运动。当时，胡愈之主编《南洋商报》。沈兹九通过《南洋商报》副刊《妇女周刊》动员南洋妇女各界，号召她们联合起来，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追求民主进步，反对专制倒退。与此同时，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沈兹九和胡愈之逐渐达成默契，产生好感，1941年9月，两人结为革命伴侣。这段婚姻，陪伴了她的一生。后来，在《周恩来同志的学生》一文中，沈兹九这样写道：“此事要深深感激周恩来同志。他安排我在胡愈之最困难的时候到他身边工作，想得多周到啊。”

在沈兹九抵达新加坡的第五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新加坡的华人华侨先后成立了“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等抗日组织，坚持战斗了58天，最后不得已撤离新加坡。胡愈之和郁达夫等人搭乘小船，穿过布雷水域，撤退到苏门答腊岛丛林。为躲避日军的搜捕，他们隐姓埋名，结成抗战性质的“同仁社”，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凭着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度过了3年多的流亡生活。在艰辛的流亡日子里，沈兹九等人不仅要经受酷热考验，还要随时警惕被日寇抓捕。尤其艰难的是，他们没有了经济来源，必须自食其力，想尽一切办法养活自己。日本投降以后，胡愈之夫妇于1945年9月重返新加坡，在当地进步华侨的帮助下，成立了新南洋出版社。随后，胡愈之担任《南侨日报》和《风下》周刊主编(5)《南侨日报》创刊于1946年11月21日，1950年9月20日被封。《风下》周刊创刊于1945年12月1日。。1946年3月8日，沈兹九创办了综合性月刊《新妇女》，旨在“不但要和前进姐妹们携手同行，同时也要走进还没有走上妇运的姐妹圈子里”。《新妇女》共出版了28期，发表了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如《马华妇女解放了没有》《女学生的出路问题》《妇女与商人》等，深受南洋华侨妇女界的喜爱。《新妇女》结合华侨妇女现实，在《三八节与南洋华侨妇女》一文中提出五个治标途径：“(一)希望当地政府和华侨社会，积极提倡妇女职业教育，各机关社团商店，尽量吸收妇女，一切职业应对妇女们开放。(二)在大都市里，赶快建立较大规模的劳动妇女托儿所。(三)当地政府应以法律禁止多妻制度，华侨领袖以身作则，废弃纳妾制，实行一夫一妻制。(四)同工同酬，妇女工作的机会，应该和男子平等。(五)发展妇女平民教育，以提高妇女文化水准。”[6]131-132在当时，《三八节与南洋华侨妇女》一文被华侨妇女视为纲领性的新社会篇章。

1946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开始筹建。1947年9月，民盟马来亚支部在新加坡召开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7]28。会上，沈兹九被选为执行委员，主持妇女工作。她协助民盟马来亚支部主委胡愈之做了大量的宣传、联络和领导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她创办的《新妇女》杂志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5]12。她在华侨女校和妇女团体中所作的多次报告，也对反对内战，推进人民民主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5月，沈兹九离开新加坡，经由香港回国。回国后，立即秘密赶往华北解放区，在河北省平山县党中央所在地李家庄见到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5]12，并与先期到达的吴晗、楚图南、严信民等民盟同志会合，开启了新的战斗征程。

四、统筹与兼顾：做好妇联和民盟工作

1949年初，沈兹九参加了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年3月24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怀仁堂召开，宣告“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民主妇联”)正式成立。会上，沈兹九当选为常委，并被任命为宣传教育部部长兼《新中国妇女》总编辑(1956年1月《新中国妇女》改为《中国妇女》，月刊)。会议还选举她和蔡畅、邓颖超、张琴秋、李文宜、邓康6位常委代表妇联，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1949年9月21日，沈兹九出席在北京(当时叫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兹九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1953年8月1日，沈兹九被推荐为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4月14日，第二届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八次常务委员会决定设立书记处，任命沈兹九任书记处书记。此外，她还担任第二届全国妇联常委，第三届全国妇联主席团委员。工作中，沈兹九始终坚持向妇女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教育妇女树立革命人生观，动员妇女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1956年2月21日，中国民主同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沈兹九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6)民盟中央档案室，资料档案编号1956年-永久-15-1：《盟讯》(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专刊之一)，第38页。。此后，她又当选为第三、四、五届民盟中央常委。她还曾担任第一、第二届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任民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担任民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期间，为了了解基层盟员的情况，她亲赴基层，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她对地方组织上报的案件，一丝不苟，要求严格，坚持原则。她善于思考，定期召开组织工作会议，明确分工和职责，团结同志，共同研讨问题。她善于发现干部的长处，关心爱护年轻干部，鼓励、指导年轻干部成长。她平易近人，和先生胡愈之一起，经常在食堂吃饭、在机关游泳池游泳，在所属的民盟第10支部同普通盟员一起过组织生活。她热心助人，关心盟员和其他知识分子的生活，主动谈心，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并给予热心帮助和支持。1980年，沈兹九任民盟中央联络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7月17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恢复设置妇女委员会，沈兹九被任命为妇委会主任。改革开放后，沈兹九继续领导妇委会工作，以饱满的热情，丰富的经验，积极推动民盟妇女工作的发展。1984年8月，因病终止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工作。

沈兹九还是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12月26日，沈兹九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总之，沈兹九在近60年的革命生涯中，长期从事妇女解放运动，致力于妇女文化和统一战线建设工作。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我国的妇女和文化事业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她是中国妇女进步文化事业的开拓者，在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推进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动员妇女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她对党忠心耿耿，认真执行党的各项任务，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居功自傲，不计较个人得失，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党的事业。

让我们永远铭记湖州乡贤、民盟先贤以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教育家——沈兹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