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琛

中国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丰富、民族文化最具特色的区域。从行政区划上看，西南地区主要包括云南、四川、重庆、贵州和西藏5 个省市自治区，但是具有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共性特征的区域则辐射到周边的广西西部北部、湖南西部、湖北西部、广东西部、海南等，这一区域面积广，少数民族成分复杂，支系繁多，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丰富多彩的乐器资源，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间艺人都会受所在地域的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创造出各种类型的乐器。这些乐器有的具有原生性特征，有的则呈现初级的规范化制作流程，研究这些乐器的制作技艺，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先民的乐器制作，进而研究中国古代乐器乃至音乐的起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大都掌握在偏远山区的老一辈民间艺人手中，且大部分都未传到下一代，尤其是一些独具特色的原生乐器①“原生乐器”在本文中特指乐器结构、制作工艺较为简单，演奏技术自由、音高音准比较模糊的乐器类型。这些乐器一般由民间艺人在山中就地取材制作而成，有些乐器吹奏完之后可以直接抛弃。此类乐器在云南遗存相对较多。。笔者在田野调查中经常看到一个民族只有一位民间艺人掌握着多种乐器的制作技艺，他一旦离世，往往会造成该民族几件甚至十几件乐器的消失。因此，对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的采集、保护与推广刻不容缓。本文将结合笔者多年在西南各省从事少数民族乐器田野采录的经验教训，探索西南少数民族乐器数字化保护、推广、学术研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一、数字化采集

（一）田野调查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乐器资源丰富，分布区域广泛，乐器制作形态千差万别，即便是同一民族同一类型的乐器，在不同地域，也呈现出形制、制作技艺、音响等多方面的特色，且各地对乐器的命名习惯也是千差万别，不规范的命名往往造成严重误导，很难标准化、统一化概括。20世纪80 年代，西南各省遍布山区，交通不便，田野考察存在诸多实际困难，故当时的考察以选点个案研究为主，很难形成系统性的普查和相关规律的研究。加之当时受采录设备条件所限，也很难获得乐器演奏的第一手音视频资料，数字化采集存在困难。②国内关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的研究是从20 世纪80 年代初开始的。以云南为例，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的田联韬、袁丙昌、吴学源等前辈对云南部分少数民族乐器进行了考察，对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的研究起到了拓荒作用，也为后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前期资料基础。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的制作技艺各具特色，很多原生乐器的结构都非常简单，却能直接体现出民间艺人对乐器音高、音程、音色等基础性音乐特征的直观认知。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的多样性特征，体现在每个民间艺人对乐器构造、发音原理、音响特性的独特认识上，即便是同一种乐器，每个民间艺人的制作技艺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他们会依据自己多年的制作经验，有意识、无意识地运用乐器声学原理，对乐器的振动装置、调控装置、共鸣装置等部件加上个人的制作特色。而通过田野的数字化采集和后期的数字化展陈，可以全面精准地呈现这些重要而独特的方面。

因此，如果需要对西南某个民族、某个地域的某一类乐器有全面系统的认识，就必须具体到个人，对西南各地从事乐器制作的民间艺人进行“拉地毯”式的田野调查，全面采录民间艺人选材、制作、演奏乐器的过程，在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同时，针对大量个案进行逐个数字化采录分析，再运用音乐地理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声学、乐器学、音乐分析学等多个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各种不同领域的比较研究，也可为未来相关纪录片的拍摄和乐器三维建模等工作提供数字化的资料。

近五年来，笔者带领的团队田野足迹遍及云南、广西、贵州、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海南等地的180 多个少数民族村寨，行程总里程达74000 公里以上，拜访各少数民族民间艺人200 余人，收集各类西南少数民族乐器300 余件。笔者全程参与了上述所有考察点的工作，通过资料的收集，已基本形成了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管乐器制作技艺、音乐音响、演奏技术等多方面问题的初步认识与思考。

（二）传承人的传承与创新

少数民族乐器数字化保护的前提是对乐器制作技艺的认识，而对非遗传承人的挖掘、认定、激励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乐器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基础。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对老一辈传承人的挖掘与数字化采集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已经实施多年，基层非遗传承人的挖掘与认定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对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

但是根据笔者的考察，基层依然存在一些对传承人挖掘与激励措施不到位的地方。例如，云南德宏州陇川县的景颇族艺人丁麻胖能够熟练制作和演奏10 多种濒临灭绝的景颇族传统乐器；盈江县的傈僳族艺人早富义能够熟练制作当地濒临灭绝的傈僳族葫芦笙，而他们都是多次申报县级传承人未果。

图1 云南德宏州陇川县清平乡弄龙村艺人丁麻胖演奏景颇族管乐器“筚笋”（笔者摄于2021 年1 月17 日）

在各类少数民族乐器中，尤其以原生乐器的传承与保护最为堪忧。笔者在调查中曾多次遇到一些掌握特色乐器制作技艺的老艺人，由于身体、家庭等多方面原因，其制作技艺日益生疏。而这种生疏可能意味着这个民族有一件甚至几件特色乐器即将消失。笔者曾于2008、2016、2021 年三次赴云南西双版纳考察勐腊县勐捧镇的克木人艺人波依凤，他原本能够熟练制作和演奏克木人独特的芦苇杆簧管乐器“筚不浪”，但在2021 年考察时，老人的制作技艺和演奏能力明显退化，乐器制作过程简单粗糙。经过访谈才得知，由于个人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体力大不如前，加之该乐器已经逐渐失去使用场合，且没有得到当地文化部门的足够重视，他已很久未制作和演奏。而更重要的原因是，2016 年笔者拜访他时曾经见到他的徒弟，是一位对克木人传统音乐很感兴趣的小伙子，而2021 年得知，他在头一年发生意外去世，这对老人无疑是沉重打击。原生乐器的制作与生存状态原本就很脆弱，民间艺人的身体、情绪等多方面原因都会导致乐器的灭绝。

由此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是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优秀的民间艺人应当得到基层文化部门更多的重视。这种重视是多层面的：一方面是否在国内统一制定明确的传承人申报标准，并在相关材料的申报层面做更多的指导工作；另一方面，需要对民间艺人的工作、生活、情绪等给予深入的关心和帮助。

而个别获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称号的民间艺人，在得到广泛赞誉，接待越来越多的田野考察专家后，反而在心理上出现了“懒惰”情绪，频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教学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基础的乐器制作，这反而加速了乐器的失传。笔者在广西和四川都曾见到某些获得国家级或省级传承人头衔的民间艺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经济效益，反而放弃了自己多年赖以生存的乐器制作技艺，转而从事演奏和教学工作。

因此，制定对各地基层代表性传承人的切实可行的挖掘、激励机制是目前非遗传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已获传承人头衔的民间艺人进行定期的考核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要设立明确量化的考核机制，对于乐器制作传承人的考核不应仅仅局限于培养徒弟的数量，而更应关注其乐器制作技艺的保持状况。

而一些无法传承至下一代，急需抢救性发掘与采录的民间艺人，将其制作技艺和乐器实物进行数字化采集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手段。我们不仅要对民间艺人的乐器制作流程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采录，还要对其演奏技术和发音原理进行分析研究，从而为后续的传承提供资料。

另外在一些村寨，有些制作民族乐器的民间艺人虽已离世，但还存有一些乐器残件。当地村民往往有烧掉的习惯，基层文化部门应时刻关注对这些乐器残件的收集、修复、改良工作，这也是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乐器资源的重要手段，而这期间，对乐器残件的修复过程如果采用数字化重建的方式，也必然会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

2.新一代传承人对传统乐器制作技艺的改革

在田野考察中，笔者见到多位在农村坚持从事乐器制作技艺的85 后、95 后年轻人，他们放弃在城市工作的机会，扎根农村，从事最基础的少数民族乐器制作与传承工作。例如广西富川县葛坡镇老屋栎村的瑶族艺人徐维生，能够制作和演奏多个民族濒临失传的乐器30 余种，复原了瑶族“竹长筒”“床头琴”“卢沙”“牙掌”“葫芦笙”等多种已失传的乐器，并作了创新改良。广西百色市隆林县猪场乡猪场村半坡社苗族艺人杨文天，在广西艺术学院本科毕业后回到农村，从事苗族芦笙的制作，他运用在学校学习到的乐器制作与演奏技艺，用自动车床制作笙斗，用电脑制图软件（CAD）将簧片的大小和簧舌的形状绘制出来，在铜片上用激光将簧片的形状切割下来，从而提升了芦笙的制作效率。这些在基层从事非遗传承工作的年轻人，对少数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传承、改进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应当得到文化部门更多的支持与鼓励，提供更多的优惠和鼓励政策。

二、数字化保护与推广

数字化保护是目前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乐器传承的重要措施之一。乐器不同于其他工艺品或文物，它不仅具有外形展示功能，还具有演奏和音响展示功能。数字化的呈现，不仅能够全方位展示乐器内部构造、发音原理、音响、演奏实践等，也必然会促进乐器的历史、地域分布、不同地区同类乐器或同一地区不同乐器的比较等多角度的学术研究。数字化呈现，不仅是对濒临灭绝的传统音乐文化的一次重要搜集整理，也是对博物馆乐器实物展示的重要补充。

（一）传承人记录工作（以湖南省非遗中心为例）

2021 年，笔者有幸参与了由文化与旅游部部署、湖南省非遗中心组织实施的“2021 年度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中心聘请笔者作为“土家族乐器咚咚喹—严三秀项目”的学术专员，负责项目的学术工作。中心通过招投标，聘请湖南龙马时代文化传媒公司负责纪录片的拍摄与后期制作工作。公司制定了严格的调查流程，包括前期资料调查与搜集工作的流程，口述通稿制作流程，文献片（口述片、项目实践片和传承教学片）的制作，以及综述片的拍摄方案及思路。

项目实践片根据传统音乐类的项目特点，采用多台摄影机机位拍摄，利用升降、摇臂、轨道等辅助设备，全面展现传承人的吹奏特点、动作要领、演奏细节，完整呈现人员调度，多角度、多景别地丰富实践片画面。

传承教学片，重在体现传承人肢体形态上的技艺特色展示。公司在采集时使用3 台摄像机，1 台全景机位完整记录教学流程、1 台关系机位中近景记录师徒间的情感交流与互动，1 台特写机位抓拍教学期间的细节、神态、手势等，全面展现传承人在非遗教学中的传承特色。

2022 年1 月，笔者与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共同前往湖南省湘西州龙山县靛房镇，对当地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严三秀及其家人等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谈调查，笔者全面参与了项目实践片和传承教学片的拍摄过程，充分体验到采录团队工作上专业细致、一丝不苟的精神。这必将成为西南少数民族乐器数字化保护的重要资料基础。

（二）三维建模

为了对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的形制、材料和内部结构进行全方面展现，将乐器进行数字化三维建模是一种有效的方法。3D max 软件可以对乐器进行3D 建模，可通过动画或“爆炸图”等方式360 度呈现乐器的所有零部件结构和特点，并可为后续的乐器3D打印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

笔者从2016 年开始尝试与从事设计行业的单位和个人合作，进行云南少数民族部分单簧类乐器初步的3D 建模工作，在合作过程中才体会到“隔行如隔山”的道理，要想让从事艺术设计专业、熟练掌握3D 软件技术的人员理解乐器的构造和发音原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和技术人员针对乐器实物进行多次面对面沟通才能实现。

创作一个还原度高的3D 乐器模型，需要对物体三维空间位置的把控和视图熟练的使用，对常用的材质参数、贴图原理的掌握，还必须对材质效果和灯光参数相互的关系有一定的了解。如果对图片的效果有更高的要求，需要将图片导入Photoshop 里进行修改，通常在调整颜色饱和度、图片亮度、部分明暗对比的方面比较多，还可以适当添加细节或消减不必要的部分，使画面的效果更加真实美观。

在模型制作的前期需要对乐器实物和结构进行观察和分析，包括对实物整体到细节的观察和数据测量。在建造模型时需要注意对模型边角收放的控制，例如模型的褶皱、弯曲、厚度等方面的表现，这是对模型物理结构的把握。这样才能更好地用真实比例还原乐器实体。

当乐器各部件合成后，可以采用透视动画的方式展示笙斗内部各笙苗的排列状态，并展示演奏过程中按住笙苗按音孔而促使笙斗内簧片振动的状态。这样的演示系统可以使观展者非常直观地理解乐器的发音原理。这也是笔者下一步尝试与相关领域专家合作完成的工作。

图2 是笔者的合作人、北京自由职业者周阳制作的云南德宏州傈僳族葫芦笙的3D 建模合成图和分解图。动态图像的制作可以使观众直观体验乐器的构造和分解结构，下一步的工作任务就是将采用动态方式展示葫芦笙在按住或打开笙苗音孔时簧片的振动状态。

图2 云南德宏州盈江县傈僳族葫芦笙3D 建模图

（三）数字化展陈

通过《中国音乐词典》和《中国乐器大词典》统计可知，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编：《中国音乐词典（增订本）》，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6 年版；应有勤、孙克仁编著：《中国乐器大词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我国有600 多种不同类型的乐器，大部分都是在西南地区未被关注且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乐器。民间艺人对乐器制作技艺的宣传与推广至关重要，而乐器博物馆建设则是直观展陈和宣传少数民族乐器的重要手段。

根据目前的考察，西南各省的乐器博物馆以实物展陈为主，也有高校利用开放的公共空间进行展陈的尝试，这虽然拉近了展品和观展人的距离，但也存在布展区分散、管理难度加大等实际问题。而能够实现乐器实物与多媒体数字化展示相结合的，以广西民族音乐博物馆的数字展厅最为突出。展厅运用音乐地图、数字声音、空间感知、数字交互、数字典藏等新型展示路径，借助音乐与舞蹈、美术学、影视传媒、设计造型、文化管理等多个学科力量，共同打造音乐与科技相结合的数字化展示平台，运用虚拟现实VR 体验、AR 展示（见图3）、全息影像等形式，融合听觉、视觉、交流互动多重感官体验，共同打造音乐与科技相结合的数字化展示平台，提升博物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步伐。④此内容由广西民族音乐博物馆楚卓馆长提供。这些尝试对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的数字化展陈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图3 广西民族音乐博物馆AR 乐器展示

目前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的数字化保护还处在初级阶段。而乐器的创意性展陈形式需要创建和乐器有关的网络后台，首先在后台上传乐器的称谓（包括汉语、少数民族语言、英文等）、分类、材质、乐器构造3D 建模图、频谱图、乐器制作流程与演奏的音视频资料等相关信息，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在手机上轻松获取。这必然会促进乐器实物与数字化信息的有效接合。这样的做法在国内各大博物馆中虽已广泛实施，但后期的管理则更为重要，后台系统的持续稳定才能保证良好的观展体验。

（四）网络直播与宣传片制作

网络直播是目前国内极为普遍的一种网络宣传方式。笔者访谈到的多位年轻民间艺人都把网络直播作为非常重要的宣传手段。笔者也从2021 年开始全程网络直播田野考察的过程，得到了国内民族音乐学、乐器学领域专家和师生的广泛关注。很多高校教师和学生把目光投入西南少数民族乐器领域，在直播间与笔者和民间艺人互动交流，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也不断有全国各地感兴趣的老师和学生加入到田野队伍中。

2021 年1 月，笔者与西安音乐学院宁颖老师合作，开展了一场“西安音乐学院田野分享会——云南西北部摩梭人葫芦笙制作技艺田野考察直播互动”活动。笔者在民间艺人家中架设摄像机和电脑，在“腾讯会议”上展示云南丽江市宁蒗县拉伯乡艺人从事摩梭人葫芦笙制作技艺的田野访谈与采录全过程。在直播艺人制作和演奏乐器的过程中，由笔者担任现场讲解，全国各地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数百位专家学者和在读研究生与民间艺人进行了线上交流。

另外，高校教育、博物馆建设与少数民族民间艺人通过数字媒体手段相结合，也是促进共同创新、共同进步的重要形式。湖北省博物馆张明老师在策展《天籁——湖北出土的早期乐器》时，需要在展厅的视频展示区播放西南少数民族原生木叶演奏，笔者向她推荐了广西富川瑶族艺人徐维生录制视频，该视频成为博物馆展出时重要的组成部分。云南德宏州盈江县傈僳族葫芦笙制作艺人早富义申报县级传承人，笔者通过与研究生团队合作完成了一部早富义制作傈僳族葫芦笙的小型纪录片，还与周阳合作完成了傈僳族葫芦笙的3D 建模分解爆炸视频，赠送给他。

这些事情在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民间艺人和高校、博物馆等机构之间架设数字化“桥梁”，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既可以提升高校学生的综合研究能力，也可以促进博物馆展陈的多样化，而更重要的是也促进了民间艺人和濒临灭绝的乐器制作演奏技艺的推广。

三、运用音乐科技手段助推学术研究

根据目前的文献检索，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的学术研究主要涉及乐器制作技艺、形制介绍、乐器的文化内涵等方面，而运用音乐科技手段对这些独特乐器展开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

近年来，国内关于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的相关科研项目层出不穷。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广西民族艺术研究院杨丹妮、黄羽完成的2019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广西特色乐器制作工艺”人才培养项目。该项目通过学习和研究民族特色乐器制作工艺和现代科学技术，面向全国培养从事民族特色乐器制作、维护保管、乐器调律、乐器改良和工艺研发等系列工作的技能人才。该项目录取了30 名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侗族、京族、蒙古族等各民族学员，特邀乐器制作、工艺美术行业的47 位专家组成教学团队，着重对铜鼓、会鼓、侗笛、马骨胡、天琴、独弦琴等广西具有代表性的特色乐器进行制作工艺教授。此次培训共90 天，在60 天的理论学习后，学员们分赴桂南、桂北、桂西等地区进行乐器制作实践。制作完成的乐器在广西民族音乐博物馆举办了“广西特色乐器制作工艺成果展示会”，在广西儿童剧院举行了“国家艺术基金《广西特色乐器制作工艺人才培养》成果音乐会”。

另外，由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管乐器制作技艺数字化传承研究》于2019年批准立项。立项三年来，项目组成员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田野采录工作。项目组已发表各类学术论文（含本科、硕士毕业论文）20 余篇，举办或参加全国学术研讨会、学术讲座10 余次；项目已完成初步的少数民族乐器田野采录与部分乐器的3D 建模工作，为乐器博物馆的建设奠定重要基础。

除科研项目外，近10 年来国内共出版关于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的专著30 余部，相关学术研究论文40 余篇，以区域乐器文化和乐器个案研究为主。近年来关于西南少数民族乐器数字化研究的学术论文主要涉及葫芦丝、侗笛、侗族牛腿琴、侗族从江簧管等，笔者的研究主要涉及云南基诺族七柯和布姑、云南少数民族单簧类双管乐器的音色特征、云南少数民族“双管相接”簧管乐器的音色特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管乐器音色认知等领域。⑤相关研究包括，欧阳平方、张应华：《基于乐器声学视角的葫芦丝研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3 年第3 期，第84—89 页；黄司祺、牛晶晶：《广西三江侗笛考察及其声学特征研究》，《民族音乐》2020 年第4 期，第8—12 页；李勋：《侗族牛腿琴音乐声学分析》，《大众文艺》2011 年第12 期，第2—3 页；刘子婕：《该尔（从江簧管）的声学特性研究》，中国音乐学院2016 年硕士学位论文，导师：韩宝强教授；杨琛：《乐音的族群性认知——以云南基诺族原声乐器七柯、布姑的音响特性研究为例》，《中国音乐》2018 年第2 期，第91—102、108 页；杨琛：《云南少数民族单簧类双管乐器的音响特性研究》，《演艺科技》2018 年第10 期，第52—57 页；杨琛：《云南少数民族管乐器制作中的“双管相接”现象探析——以云南四地的乐器制作为例》，《中国音乐》2020 年第1 期，第127—134、161 页；杨琛：《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管乐器制作与演奏体现出的相关问题探讨》，《中国音乐》2021 年第6 期，第73—80、101 页。

近年来，国内关于乐器数字信息交互技术、音乐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发展迅速。在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声音与音乐技术会议（CSMT）”⑥“中国声音与音乐技术会议”为2013 年12 月由复旦大学与清华大学的相关领域教授创建，其学科领域面向音乐科技及一般音频计算机听觉，包含音乐声学、声音与音乐信号处理、音乐人工智能Music AI、一般音频的计算机听觉CA、音频信息安全、计算机音乐与录音、音乐心理学等。集合了国内多学科、多领域从事音乐科技的专家学者。该会议每年举办一次，截至2022 年已成功举办9 届。其中涉及乐器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乐器音色音频处理、新奇乐器、乐器机器人等，而对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的相关研究却罕有涉及。

2019 年，中央音乐学院李子晋教授曾与英国玛丽女王大学尼克·布莱恩金斯教授（Nick Bryan-Kinns）共同举办了一个广西京族独弦琴工作坊，利用数字音乐技术和交互设计来数字化重塑独弦琴。这也是目前笔者看到的第一个运用数字音乐技术和交互设计来重构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的成功案例。通过作曲家、演奏家及技术人员5 天的共创性活动，工作坊完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独弦琴，并获批国家专利。第一种是通过在传统独弦琴上增加一个压电传感器以延长泛音时长，形成增强版“多声部”独弦琴——波利琴（Polyqin，见图4 左），该独弦琴保留了乐器的原始演奏音响；第二种是通过在竹筒上增加触控条，通过按压触控条即可发音，从而形成手指按键无弦版“独弦琴”——手指琴（Digiqin，见图4 中），该乐器使用了采样音色，但依然保留了独弦琴特有的摇杆设计来保证滑音的出现；第三种称为“章鱼琴”（Octqin，见图4 右），主要用于儿童音乐教育，以毛绒材质加入织布传感器作为制作材料，章鱼头部代替了独弦琴摇杆的功能，章鱼的每条须则代替了独弦琴常用的几个音高，通过控制章鱼头部和须来形成对独弦琴演奏的体验。由此可见，运用音乐科技的手段对传统乐器进行重构与创新设计，是目前国内乐器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随着研究的深入，相信西南少数民族乐器与音乐科技的结合也是未来乐器发展的必然。⑦李子晋、[英]尼克·布莱恩金斯：《跨文化共创设计：数字技术重塑中国传统乐器》，《人民音乐》2021 年第7 期，第55—60 页。

图4 利用数字音乐技术和交互设计重构的三种不同类型的独弦琴

结语

近年来，西南各省少数民族乐器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大量成果，很多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并得以传承下来。而国家相关领域的财政支持，也促使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快速发展。乐器研究领域也取得多项成果。

但是，和东部发达地区的乐器科技发展，尤其是音乐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相比，西南各省少数民族乐器数字化创新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特别是与音乐科技手段相结合的研究任重而道远。这就需要我们在对少数民族乐器传承人的挖掘与数字化记录的基础上，利用获取的第一手资料，结合乐器实物进行数字化重建和展陈，充分运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并借助网络社交媒体进行全新的宣传和保护。而利用音乐科技手段助推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的学术研究，对认识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的总体特征，进而研究原始先民对原生乐器的认知状况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探寻热点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对热点的把握是有时效性的，而坚持从底层入手，进行基础性研究，则更为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