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吉萨·贾妮珍 著 凌嘉穗 译

尊敬的主办方，在座的各位，今天我很高兴在这儿做分享，因为我想帮助大家克服档案工作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在亚洲地区。

让我们从几个小故事开始：

当我生下我的长子时，我的先生刚从北京完成语言培训回到德国。他乘坐的飞机上几乎空无一人，因为同行有一批从西安运往著名的柏林佩加蒙博物馆（Berlin Pergamon Museum）的兵马俑展品。他很高兴这次飞行会绝对安全，也有足够的空间休息。

当展览开始时，柏林博物馆的专家们对来自中国的展品外观如此漂亮而略感不安。它们经过修复且质地如新。柏林专家们颇为惊讶，于是向中国专家咨询。后者答复道，外出展览的展品不能是落满灰尘、破碎成片的旧东西，而必须是精致美观的。因此，这批展品与它们第一次制作出来的样貌是一致的（意即复原过的）。旧的东西的价值只在于“旧”而不是看起来“破”。

有趣的是，这与柏林的观念相左，即旧物看起来也必须如旧，是尘土飞扬、破碎老旧的。这实则是一个伤感的谎言。正如德国最著名的建筑科隆大教堂，也因其具有实用功能而被重建。每一块砂岩都至少被替换过一次。因此实际的建筑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历史建筑。有趣的是，许多历史爱好者甚至会把保存完好的东西刻意做旧，以“增加”历史感和历史价值。

最近，我在中国某些保存有音像藏品的博物馆中发现了类似现象。他们会在互联网平台通过流媒体发布录音。这些录音并非近期诞生的，但因其内容及其后续可被应用的丰富可能性而颇具价值。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时代对于保存的定义有所差异，且保存的方式也大相径庭。进而可知，藏品外观，或者说人们赋予藏品的历史感，都不会为藏品创造额外价值。

那么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如何划分一条录音的开始和结束？如何区分录音之间的边界？如何找到编序的方法？

我想请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作为热身活动，我将播放一个音频合辑。请大家数数听到了多少不同的录音片段（播放音频）。

下面我将播放另外三个短的录音片段，大家可以自由发表感想（播放音频）。

我们可以通过何种方式来体验和判断不同音频之间的边界：1.录音的内容；2.录音的质量。

如果这两个特征很模糊，例如我们听到的是现场舞台表演，或是由低分辨率电子设备播放的特定表演，又或是坐在现代音乐厅的第一排聆听钢琴音乐会，那么我们的听觉辨别能力将会自动被削弱。

我们需要多样性来维持听辨能力的活力，因为我们只有在静默中才会发现正确地辨别声音的技能有多么重要。我们还需要了解不同的录音质量，并在录音和保存等各方面质量上精益求精。

当我们产生某些刻板印象时，我们的地方实践或地方感便开始发挥作用。地理性的刻板印象便是其一。我们只能听到我们曾经经历或体验过的对象，无论是亲身经历或是通过他人的例子。

刻板印象或主观预设并非我们需要与之抗衡的坏事，它是一种先验先在的经验。尤其当我们在做音响保存和归档时，这种预设可能非常有效。当我们开始创建录音类别时，常常会遇到与原预设相矛盾的情况，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不同人的经验视角联系起来相互参考。当然归根结底我们都应意识到，我们所作的分类和提出的任何解决方案仍会带有我们这一代人的烙印。这是无法规避的，也是推进研究的动力。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什么是视听材料？众所周知但少有宣之于口的是，视听材料并非真正具有“物质材料”（matter）含义或形态的材料。但重要的是，人们或许认为有形与无形之间存在某种矛盾。接踵而至的问题是还有哪些材料有类似的特点？我们可能将它们都命名为“材料”（materials），但实则各有不同。它们可能与教学和记录工作中的某种工具类型有关，因此其功能性尤为突出。但于此我们讨论的是用于研究目的的、一般意义上的材料。

论及研究目的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明确我们具体需要什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怎么知道我需要什么？

我们都在音乐学或人类学领域工作。宽泛而言我们会需要：

1.时刻更新和同步最新文献（最好是没有物理存放负担的数字化文献）。使用我们可读的语言，可见语言学习是必须的；

2.要对前沿研究议题保持敏感（比如意识到研究重点正在向城市化和从前与世隔绝的群体间的相互融合转移）；

3.开发我们自己的工作工具，尤其是音视频工具，协助教师、研究人员、学生和公民有效地开展工作。

让我们更进一步来讨论研究目的。如果有人问你的研究目的是什么，你必须先弄明白它不是什么。当我们清楚意识到自己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需要什么时，我们便可一步步排除不需要的东西。

我们如何制作作为有效工具的音像材料？

这个问题并不如想象简单，也不仅涉及“田野工作”，无论是遥远僻静的或是家门口的田野，都有无限可能性。

你们是否听说过“声音库”（sound bank）？“声音库”包括至少三种不同的聆听角度：其一是声音制造者的角度，其二是直接接收者的角度，其三是偶然聆听者的角度（通常是距离较远的）。“声音库”应当包含各种声音，而非仅仅是“清理”过后纯粹干净的声音。处理录音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因为被清理的声音是包含空间和时间信息的、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抛开此类声音，录音内容将会是贫乏的，而非纯粹的。

“声音库”式的录音提供了聆听角度的选择。在这类录音中人们通常都处在相同的时空语境中，它们没有经过过多的加工处理，其研究与社会价值较为突出，而非用于商业目的。从历史角度来看，出于个人的研究、写作和出版等目的采集录音，被认为是颇为自私的行为和特定的创伤性议题。

后续疑问是偶然的聆听者如何有意识地从中获取信息。我个人认为某些偶然聆听者实则是在有意聆听的。例如早期作为商品的音乐产品是提供给有能力在2 号位置（见图1）付费观赏的观众的，后来音乐厅的修建正是为了避免偶然性聆听者站在远处刻意“旁听”。2 号位置成为后来现场或田野采录者最主要的位置，几乎所有录音都采录于此，而非在1 号或3 号位置。

图1 “声音库”录音的位置要求。同时从三个不同角度采录声音，通过多角度采录从而获得最佳效果（图片由吉萨·贾妮珍提供）

为何会如此？出于市场需求和人们听觉惯习的发展，我们更多关注听众，即直接接收者（2 号位置）的录音，尽可能减少除主要声音制作源之外的其他声音。但为了实现可持续的音响保存，以及透过声音去理解不同的知识系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聆听角度。音乐家通常占据1 号位置，而社科研究者更关注3 号位置。人们都必须在学习中磨合出最终选择，即从各种各样的参与和聆听的角度中做出选择。

如何寻找音像材料？

虽然不断有人在争论“为了看清事物，我们必须忘记它们的名字”这句话是出自莫奈或瓦莱里①J.N.Nielsen:“ Grand Strategy: The View from Oregon — Grand strategy and geo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2009.Available via: https://geopolicraticus.wordpress.com/2009/08/21/to-see-is-to-forget-the-name-of-the-thingone-sees/.Last visited 27 April,2022.（又或是随便什么人说的，但假装是著名诗人讲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如何寻找音像材料”这个问题是非常个人化且复杂的。许多问题紧随其后，无法简而概之。它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包括：

1.你会去哪里寻找音像材料？

→推论：你为何去这里？（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2.你希望如何为你的研究找到音像材料？

→你本人是否遵守了可利用性原则？（你是否允许你的材料在未来被他人使用？）

→在获取访问之后，你还需要知道什么？

当每个人有了各自的答案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各类写作中应用音像材料？为了更切实地回应此问题，我将以马来西亚的案例进行说明。

你是否知道，目前近75%的公共知识是通过电视、视频、电影、广播等音像资源传播和获得的。这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然取代了传统的资源和传播模式，如在学校向老师学习、读书或其他形式的印刷品。此类视听文献必须被保存，学生们方能获取和查阅此类资源。目前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群体中，使用传统材料的占比很少，但视听材料的使用又往往局限于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与音像工程等学科。因此针对未来的科研工作者与学者，我们应当着重培养他们使用视听材料的观念意识和实践能力。这既是为了知识获取，也是为了以后知识的保存与再访问。

因此我们要全力支持音像档案，并将音像媒体的使用和管理纳入素质教育的范畴。

→想象你已经用你的摄像机或手机记录了一次重要的采访或一场自发的街头表演；

→你准备在下一篇研究论文中使用它，并希望你和他人都能从中获益。

现在你担心的是：

1.如何保持文件安全存储（何种格式、何种大小）；

2.如何确保录音是合法的（比如如何处理版权问题）；

3.如何在研究中引用该录音文件；

4.如何让援引有据可查，更好地证实你的研究；

5.如何利用这个“视听文件”开展研究，以获得更多研究发现。

其他的可能性是：你在大学承担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也指导学生。你应该关心你和学生所收集的材料在物理和法律层面的安全性，特别是如果你的研究得到了学院或政府的资金支持。

现在你担心的是：

1.如何保持文件安全存储（何种格式、何种大小）；

2.如何确保录音是合法的（比如如何处理版权问题），使其可用于教学；

3.如何在研究中援引音像材料，以及如何去教导学生处理类似情况；

4.如何让援引有据可查，更好地证实你的研究；

5.如何鼓励你的学生使用你基于视听材料的学术发现。

这或将牵涉到小规模研究单位的数据库建设工作，或是任何其他致力于使其资料长期可访问的机构。图2 包含了相关的所有关键术语。②Ahmad Faudzi Musib and Gisa Jähnichen: “Social Scientists as Users: Searching for Recorded Sound in its Environment”,IASA Journal,No.40,2013,pp.44-54.图中“大学”一词可替换为其他机构。这是对数据库建设的建议，而非唯一的工作方式和解决方案。

图2 在大学内建立小规模研究型数据库的工作流程和关键术语（图片由吉萨·贾妮珍提供）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表（datasheet）常常被错误地解释为数据库（database）。

数据表的设计是基于Microsoft Access 开发的，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数据表软件，要使用它，必须将其转移到Dublin Core 或OPAC 系统等其他工具上（见图3）。

图3 数据表概览。此表是为马来西亚普特拉大学人类生态学院音乐系设计开发

数据表和数据库之间的区别尤为关键，这也是讨论数字档案与实体档案间关系时常出现的争论之一。为了进行在线存储——主要利用流媒体播放或提供低分辨率片段，人们必须以一种可靠的方式维护物理存档。这不是一个建议，而是迈出第一步的结果。即使是由数字文件构成的实体，所有这些都必须得到妥善的安置与维护。

下述是如何引用此类录音作为科学来源的方法（见图4）：

图4 以档案馆中可公开获取的音像资料作为参考文献的体例（图片由吉萨·贾妮珍提供）

王翠珍（Ong Thwee Cheen）③王翠珍，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在20 世纪80 年代至2010 年左右在当地著名的音乐团体中长期担任吉他手，并在马来西亚普特拉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他是第一批将档案知识应用于论文写作，而后在马来西亚双威大学教学的学者之一。在他的论文中使用了这个参考模型：“他认为，歌词中故事的真实性尤其关键，在音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必须来自个人的经验、对他人经验的清晰理解和音乐家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Meng,2013 APCPA1320,0:12:40-0:12:50）

其文中示例为采访音乐家的录音，需要引用录音的时间代码（以代替页码）。人们可在档案馆追踪完整录音，数据库中截取的录音亦在附录中有所呈现。

典藏工作的最后，条目的性质或内容不再决定制度上的关联性。档案馆只是储存知识的众多场所之一。若要实现知识的普遍传播，就须通过和平合作、消除对物质所有权的竞争、强调合法性、保护资源及其对所有人的可用性来寻求解决方案，正如某些数据库所展示的那样。

图5 各类音像材料作为参考文献的原则。唯一的档案代码替代出版社的相关信息，时间代码替代页码

在一个配备合格数据表且有安全的数据库的音像档案馆：

指导用户如何引用音响和音像文件。

说到“消除竞争”，人们不得不担心某些录音的经济价值。这个问题时常被问到，但从未得到合适的答案。大多数情况下，档案藏品，尤其是那些“声音库”式的录音，不能用于交易，它们更多被应用于研究和知识生产。

数据库及其数据表是从音像档案馆演变而来的，可以作为亚洲小型音像档案的模型。因此它具有交换合作价值的潜力，即促进研究设施和教育潜力。

各类型材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可以使用：低分辨率（互联网平台）；内容限制（片段视图、音频片段）；所有人都应学习如何设立版权，如何侵犯版权，如何处理学术文献的版权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马来西亚或亚洲，而是在世界各地；伦理问题是另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YouTube 平台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概览图揭示了每个档案馆都必须考虑的权限问题，以尽量减少不恰当的边界划分。（译者注：此处对应其讲座PPT 上的YouTube 权限世界地图。）如果音像条目是发布在网络平台上，不会对其版权产生影响，只会改变其可访问性和分辨率。而研究性分析通常需要高分辨率文件。但是对于事件分析和表演分析，这些平台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然而从历史角度来看，此类平台也是有限制的。如果发布的内容有可能被使用，它们就不应该被删除。平台上的所有讨论只适用于被数字化的或数字的内容，但博物馆和高等教育机构往往有大量的非数字藏品。于此，对于下述基本问题的思考将是有益的：

1.你有任何模拟介质的音视频私人藏品吗？

2.你曾有利用它们开展研究吗？

3.你有过这样的要求吗？

4.你有想过做数字化吗？

5.数字化的哪些方面是要优先考虑的？

6.为何某些机构需要将他们的藏品数字化？

将典藏视为团队合作而非单枪匹马的行动至关重要，了解团队成员的需求亦然。因此，审慎的工作计划和管理成为工作的核心。

藏品的维护和管理需要长远的计划，而在许多地方这几乎无法实现。然而，我们没有理由目光短浅或匆忙了事，因为藏品正安静且耐心地等待接受“治疗”。

于此，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为何要对藏品做物理保存”？

上述种种我都在试图回应这个问题，另一个可能性是：在未来或许会有更好的方法来拯救严重受损的藏品。我们必须保留实物以便从中获得信息，不应该用数字复制品替换实物。事实证明，实物比复制品更能保存信息。

作为某个机构下属的档案部门，也不能轻易改变数据表中所述和数据库中包含的任何项目的版权信息，虽然信息载体的格式可能会为了更好的信息保存而迭代，但档案馆不会变更数据库或数据表中所记录任何条目的版权信息。

通过基金项目收集的音像制品应该始终妥善保存于档案馆中，并让其他研究人员获取访问。当然，收藏者可以决定将藏品交给哪个档案馆更为合适，同时如果有版权的时间限制，则必须格外谨慎。

所有进入数据表和转移到数据库的录音条目都必须由采录者本人或由采录者指定专人自愿来完成信息录入。其后任何版权问题都应该在档案用户和采录者之间解决，档案馆不涉及其中。

这与文学作家的作品被剽窃并进行版权索赔的情况是类似的。和作家合作的出版社、图书馆或者任何相关机构都不能承担责任，任何的违法行为都是个人问题。

尤其是，这类问题将引发围绕音像材料的误解及其可信性争论。

我在过去20 年里听到的常见误解是：

1.典藏比出版更危险和不可控（你可以要求某人出版而非典藏其作品）；

2.档案工作者对藏品的处理比出版商更糟糕；

3.由于（电子）档案文件可以不断复制，因而档案的访问是完全不受限的，但出版商一旦停止出版再版，传播就中断了；

4.档案馆处理权限的方式与出版商不同；

5.典藏的目的仍然不明确且不可预见；

6.档案馆如同法庭的证物室，东西不容易放进去或拿出来。它们不灵活，可能成为进一步发展和应用的障碍；

7.在出版过程中，出版商将承担一部分责任，但在档案馆中责任并不透明。没有人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如果我们将上述说法制作成两列表格，即参与图书出版的风险和参与档案典藏的风险，对二者进行1 至5 分的评分（1 是可能性最大，5 是可能性最小），那么我们会得到如下结果（见表1）④Gisa Jähnichen: “Audiovisual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he Fear to Lose Control”,IASA Journal,No.45,2015,pp.54-58.：

表1 纸质出版物与音像典藏的风险计算及比较（此表由吉萨·贾妮珍提供）

这揭示了不断更新关于典藏过程和决策的知识有多么重要。

鉴于此，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设想50 年后的研究和知识的使用将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