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世玲， 袁其刚， 郜 晨

(1.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山东 潍坊 262500；2.山东财经大学，济南 250000；3.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00089)

一、引言

为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应加大对非洲直接投资的规模，这不仅是两国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需要，也是新常态下中国对非洲经济布局的重要立足点。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35个国家为样本，拟从东道国反腐力度视角，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实证分析非洲反腐力度对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因制度环境不完善、反腐力度较弱等因素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从现有文献看，主流观点认为东道国较弱的反腐力度诱发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投资者的沉没成本，对企业跨国投资有阻碍作用[1-4]。考虑反腐力度对跨国投资的重要影响，Habib和Zurawicki分析得出，东道国反腐力度不强会导致跨国投资者支付更多的贿赂来保障合同的实施，长期会抑制跨国公司的投资热情[5]303-304。Teksoz研究反腐力度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较弱的反腐力度会引发政府公共品质量的下降或经济秩序的恶化，导致跨国投资预期收益的降低，最终抑制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6]。Amarandei以2000—2012年10个中东欧国家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较弱的反腐力度是影响本国FDI流入的重要因素[7]。还有一些学者从微观角度分析东道国较弱的反腐力度对外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8-10]。

另一种观点认为，东道国较弱的反腐力度恰好为投资者提供某些利用制度不完善而获取利益的便利，从而提高企业效益，刺激外商直接投资[11-15]。Egger和Winner以73个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研究表明在反腐力度较弱的东道国投资，跨国公司可以设法规避不合理的投资制度，从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16]。Barassi和Zhou运用参数法与非参数法，考察东道国反腐力度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发现较弱的反腐力度反而刺激了外商直接投资[17]。Kolstad和Wiig以采掘业为研究对象，认为东道国反腐力度越弱，越能吸引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18]。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东道国反腐力度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只有在一定限度内，反腐败力度才会对企业OFDI起到促进作用，超过这个限度后，反腐力度抑制企业OFDI[19-21]。

此外，一些文献引入反腐距离的概念，即通过母国与东道国反腐力度的差异分析其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Habib和 Zurawicki最早将反腐距离引入模型，通过1996—1998年7个OECD国家对89个东道国之间的跨国投资数据，发现母国企业倾向于把资本投向与本国反腐力度较相似的东道国[5]294-304。Qian等采用1997—2007年45个国家的双边FDI数据，同样发现反腐距离越小，跨国直接投资规模越大[22]。蒋冠宏和蒋殿春则分析了中国对107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发现中国企业的OFDI较多地流向与本国反腐力度差距较大的国家，即反腐距离越大，跨国直接投资规模越大[23]54-55。胡兵和邓富华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运用2003—2011年中国对168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发现反腐距离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选择无明显影响，但对投资后的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企业有能力承受一定的风险，前往反腐距离较大的东道国进行外商直接投资[24]87-91。

综上所述，针对反腐力度如何影响OFDI问题，现有研究结论尚存在分歧，二者关系如何，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提供实证数据。此外，聚焦反腐距离视角对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影响研究相当匮乏。本文选择非洲为研究对象，以反腐力度和反腐距离为视角，并引入不同投资动机，全面深入考察非洲国家的反腐力度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为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理论机理与假设

(一)反腐力度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强反腐力度有益于经济增长的论断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知[25]。持此观点的原因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反腐力度不强会增加跨国投资成本[26]。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越差，市场秩序往往越混乱，跨国投资的不确定性因素越多，越增加跨国公司的投资成本[2]4-8，企业投资成本上升会直接削弱跨国投资者的热情，从而减少投资甚至不投资。二是反腐力度弱会减少企业的投资收益。一个反腐力度较弱的东道国投资环境往往较差，政府办事效率较低，间接降低了跨国企业的生产率，投资收益受到很大影响，从而缩小跨国企业在该国的投资规模。相对而言，反腐力度较强的东道国拥有完善的法规制度和成熟的市场运行机制，可以为跨国企业提供较好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流入，反腐力度对企业OFDI起到促进作用[27-28]。

从另一个方面看，东道国较弱的反腐力度并不总是对跨国直接投资起阻碍作用。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经济转型等产生诸多腐败问题，如制度环境不成熟、法律制度不健全、政府人为设置政策障碍、官员作风不良等，可能会影响跨国投资活动的开展。但一些投资者可以灵活利用东道国的这些缺陷，通过人际关系寻租或官员贿赂等非常规措施，跨越规则障碍，获得投资便利，打开东道国市场投资大门。因此，反腐力度较弱的东道国在一定条件下潜藏着某种特殊的跨国投资便利，反而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彰显反腐力度对企业OFDI的阻碍特征[29-30]。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对立假设。假设1a：非洲反腐力度对中国企业OFDI具有促进作用。假设1b：非洲反腐力度对中国企业OFDI具有阻碍作用。

(二)反腐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

反腐距离是研究国家间反腐力度差异对双边FDI影响的重要概念。通常而言，在制定跨国投资决策时，企业更容易选择与本国反腐力度相似或者差异较小的东道国开展投资活动[5]303-304[31]28-32。原因是反腐距离越小，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政策或投资环境越相似，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更加简单顺畅，母国企业利用较熟悉的投资方式，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打入并适应东道国的投资市场，减少不熟悉市场所必须承担的额外成本和风险，有利于跨国直接投资的大规模流入。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转型等原因，不同时期的制度环境呈现差异化形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面对复杂的国际投资环境，中国依然迫切需要对外直接投资。反腐距离越大，往往两国的制度差异越大，可以经验共享、促进创新，会给跨国投资企业带来潜在的发展机遇。因此，中国企业会选择进入与母国反腐力度差距较大的东道国进行OFDI，体现出中国OFDI的特殊性[23]52-55 [32]101-107。据此，提出假设。假设2：反腐距离对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的影响不确定。假设2a：反腐距离对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促进作用。假设2b：反腐距离对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阻碍作用。

(三)反腐力度对中国企业不同投资动机OFDI的影响

一般说来，中国企业OFDI受国内各种因素影响而产生不同的投资动机，而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动机主要是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33-34]。企业进行市场寻求型OFDI，可以绕过现行贸易壁垒，降低经济成本，开拓海外市场，扩大产品销售规模，从而实现规模经济。若东道国反腐力度较强，制度往往较完善，可以为跨国投资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大大降低企业的市场交易成本和各种不确定因素，有利于吸引市场寻求型OFDI的涌入。由此，我们提出假设3a：非洲反腐力度与市场寻求型OFDI呈正相关关系。

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很多投资进入了制度风险较高、反腐力度较弱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大都具有自然资源丰富的共同特点[35]。另外，企业进行资源寻求型OFDI主要是为了获取东道国丰富和廉价的自然资源，解决企业资源短缺的发展瓶颈，对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要求相对较低。因此，东道国较弱的反腐力度可能有利于吸引资源寻求动机OFDI的流入[23]51-52[31]30-33。由此，提出假设3b：非洲反腐力度与资源寻求型OFDI呈负相关关系。

三、变量介绍、数据来源与模型建立

(一)变量与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采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nOFDI。该数据来源于2007—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原数据取自然对数处理。

核心解释变量，为反腐力度和反腐距离。反腐力度(CORhost)采用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每年发布的反腐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来衡量。数值范围0～10，数值越小表示反腐力度越弱，反之表示反腐力度越强。反腐距离(CORdis)参考胡兵和邓富华的研究方法，取中国反腐力度与东道国反腐力度之差的绝对值作为东道国与母国的反腐距离[24]86-87。

其他控制变量。一是市场规模(lnGDP)。参考Wheeler和Mody的做法，用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本国市场规模[36]。二是距离成本(lnDIS)。通常而言，双边距离越大，越会阻碍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借鉴蒋殿春和张庆昌的方法，采用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表示双边距离，用双边距离与国际油价的乘积来衡量距离成本[37]。三是汇率水平(lnEXC)。汇率水平往往在跨国资本流动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参考胡兵等的研究，把汇率水平引入模型[38]。一般而言，东道国的汇率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外商投资的流入。四是贸易开放度(lnOPEN)。贸易开放度衡量了东道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需要东道国较高的贸易开放程度，以降低进入壁垒和减少交易成本，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贸易开放程度越高，越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参考廖显春和夏恩龙的研究方法，本文选择东道国商品贸易总额占GDP总额的百分比来测度[13]115-116。五是互联网普及率(lnINT)。东道国较高的互联网普及率，有利于跨国企业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从而有利于本国FDI的流入。本文选择东道国每百人中使用互联网的人数来衡量。六是劳动力禀赋(lnLAB)。Bevan和Estrin研究表明跨国投资企业对外投资时，不仅关注东道国较大的市场潜力，而且关注投资成本的低廉，并指出单位劳动力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FDI的流动[39]。本文采用农村人口数占该国人口总数的百分比来测度。七是自然资源禀赋(lnRES)。通常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丰裕的自然资源禀赋，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参考杨亚平和李琳琳的研究方法，将自然资源租金作为衡量一国自然资源的代理变量[40]，使用自然资源租金总额占该国GDP的百分比来测度。

距离成本的双边距离数据来源于法国国际经济研究所CEPII数据库，国际油价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汇率水平数据来源于IMF数据库，互联网普及率数据来源于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电信/ICT发展报告和数据库，其他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各个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1。

(二)模型建立

首先，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显示各解释变量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根据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显示平均VIF值为1.57，进一说明本研究多重共线性问题在可接受范围内。然后，用White检验判断变量间是否存在异方差，结果显示P=0.0000，拒绝原假设，变量间存在异方差问题。最后，用Wooldridge检验进行序列相关检验，结果显示P=0.0000，拒绝原假设，变量间存在序列相关问题。

通过上述一系列检验，可以发现变量间同时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为避免估计结果的偏误，同时消除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本文采用FGLS对模型进行估计。根据研究目的，建立模型如下

lnOFDI=α0+α1CORhost+α2X+ε，

(1)

lnOFDI=β0+β1CORdis+β2X+μ，

(2)

lnOFDI=γ0+γ1CORhost+γ2CORhost×lnGDP+γ3CORhost×lnRES+γ4X+ω，

(3)

lnOFDI=φ0+φ1CORdis+φ2CORdis×lnGDP+φ3CORdis×lnRES+φ4X+σ。

(4)

在模型中，lnOFDI表示中国OFDI存量，α0、β0、γ0和φ0为截距，ε、μ、ω和σ为残差，X为控制变量集合。集合项下包括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贸易开放度、互联网普及率、距离成本、劳动力禀赋、自然资源禀赋和汇率水平，共7个变量。式(1)和(2)分别用反腐力度和反腐距离考察对中国企业非洲投资的影响；式(3)和(4)将反腐力度、反腐距离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自然资源禀赋的交互项纳入模型，以此考察中国企业投资动机差异下反腐力度和反腐距离对非洲投资的影响。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借鉴袁其刚等的研究方法，选择FGLS对模型进行估计[41]。其中，模型(1)仅对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模型(2)和(3)分别基于反腐力度和反腐距离，考察对中国企业非洲投资的影响；模型(4)和(5)加入反腐力度、反腐距离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自然资源禀赋的交互项，试图分析投资动机差异下非洲反腐力度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全样本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全样本回归结果

从估计结果看，东道国GDP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且为正，表明中国企业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越可以吸引较多的OFDI流入；距离成本的系数显著且为负，说明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对距离因素十分敏感，距离越远，投资热情越低；估计结果还表明中国企业投资倾向于东道国汇率水平稳定、互联网普及率较高、劳动力禀赋较好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另外，东道国的贸易开放度符号为负，但显著性水平不稳定，说明贸易开放程度已不是影响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重要因素。

从模型可以看出，反腐力度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进一步区分投资动机后，发现反腐力度对不同投资动机OFDI的影响存在差异。反腐力度与市场规模的交互项为正，说明反腐力度越强，越会促进中国企业的市场寻求型OFDI涌入，此结果支持假设3a，即非洲反腐力度与市场寻求型OFDI呈正相关关系；反腐力度与自然资源禀赋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东道国的反腐力度越强，越会抑制中国企业的资源寻求型OFDI涌入，此结果支持假设3b，即非洲反腐力度与资源寻求型OFDI呈负相关关系。可能的解释是转型期部分中国企业为解决企业发展瓶颈，获得较廉价的资源，对反腐力度较弱的东道国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和冒险精神，选择跨国直接投资。

从模型还可以看出，反腐距离的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中国与东道国差异较大的反腐距离能够促进中国企业投资，这一点与冀相豹的研究结果相符[32]107，此论证支持假设2a，即反腐距离对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促进作用。反腐距离与市场规模的交互项为正，与自然资源禀赋的交互项显著且为负，说明在市场寻求动机下，东道国与母国的反腐距离越大，越可能会促进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在资源寻求动机下，反腐距离越大，越会抑制中国企业对非投资。

五、稳健性检验

本文研究的反腐力度属于东道国制度环境变量，反腐力度的强弱会影响跨国企业OFDI的规模；反之，跨国企业OFDI的大量涌入也会对东道国反腐力度产生影响。因此，东道国反腐力度与企业OFDI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基于此，本文将反腐力度和反腐距离变量滞后一期，再次做FGLS模型估计，考察东道国反腐力度对跨国企业OFDI的长期影响。考虑解释变量的内生性会影响模型估计结果，参考冉征和郑江淮的研究方法[42]，为控制该问题，将反腐力度和反腐距离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以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针对内生性问题做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表3中，回归(1)和(2)是用反腐力度和反腐距离变量滞后一期再次进行FGLS模型估计的结果。估计结果显示，反腐力度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反腐距离的估计系数显著且为正，与前文的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回归(3)和(4)是将反腐力度和反腐距离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的估计结果。由表3可知，2SLS第一阶段的F值大于10，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但与扰动项不相关，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因此，回归(3)和(4)通过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两种回归方法的结果都与前文的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基本结论稳健。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企业对非洲35个国家的OFDI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非洲反腐力度和反腐距离对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当投资动机是市场寻求型时，倾向于反腐力度较强的国家，而当投资动机是资源寻求型时，则倾向于反腐力度较差的国家；反腐距离对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此结论与主流研究结论不同，表明中国企业为了取得在东道国的投资机会，敢于承担制度差异风险，善于利用制度优势互补，减少投资成本，加快对外投资步伐，提升对外投资水平。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建议：第一，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决策时，应审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重视东道国反腐力度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优先选择反腐力度较强的国家作为跨国投资的首选地，注意规避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风险。第二，中国企业若将OFDI投向反腐力度与母国差异较大的东道国以取得投资机会，应加强投资前的制度环境评估，做好东道国投资规划，时刻关注跨国投资进程中的风险，做好风险预警管理，尽量减轻东道国制度层面对企业OFDI造成的不利影响。第三，中非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在纷纷“走进非洲”进程中，需正视非洲国家的制度环境缺陷，加强自身的制度监督和投资程序规范，避免企业参与东道国的腐败行为。总之，随着中国反腐斗争的推进和深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度环境给予极大肯定，中国的国际形象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必须培育自身的竞争优势，在跨国投资时要权衡投资预期收益与东道国制度风险损失，加强投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投资效率和质量，并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