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界对于中共早期党员杨章甫的研究仍显不足，比如其生年、字号都存有疑点，其脱党后的经历更是模糊不清。幸而其同乡友人陈君葆在日记里留存了不少原始记载。通过分析该日记，可以确定杨章甫生于1893年，而非1894年；其本名为杨士端，字章甫，谱名林祥，别名文磊庵，斋名羼提室、羼提寄庐。大革命失败后，杨章甫避居香港、澳门，以教书谋生，一度坚持地下斗争，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杨章甫仍留港从事教育事业，参与平民化教育、中文教育改革等活动，始终关心国家发展、家乡建设和国际局势，并应邀为相关部门提供中共早期历史的若干回忆性资料，堪称爱国爱港爱乡的知识分子。

【关键词】杨章甫；生平；陈君葆日记

【中图分类号】K26； 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6-0071-12

杨章甫是中共早期党员，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与“广东三杨”中的另外两人杨匏安和杨殷相比，他受到的关注显然较少。目前学界关于杨章甫生平事迹的研究主要有杨青山撰《我所知道的杨章甫》（简称杨文）和谢燕章撰《不该被遗忘的杨章甫》（简称谢文）等两文。杨文刊于1983年，作者是杨章甫的“同乡”，且都在杨匏安的影响和帮助下“在广州参加革命工作”，“彼此时相过从，情况比较了解”。谢文刊于2015年，作者是党史研究学者，不少材料来自杨章甫亲人的回忆。这两文为认识杨章甫其人其事提供了一些素材，但是他的生年、字号都存有疑点，而其脱党后的经历更是模糊不清。史料不足是导致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

笔者在研究香港知名爱国学者陈君葆时，意外发现其在日记里留存了不少与杨章甫相关的记载。陈君葆日记起自1932年，止于1982年。同乡杨章甫第一次“亮相”在1934年7月15日；最后一次“现身”在1981年9月4日，其时杨章甫离世已近四年。虽然陈君葆、杨章甫的政治取向和行事风格不同，但却维系了一辈子的君子之交。四十余年间两百多次的记载，为深入探究杨章甫的生平事迹提供了较丰富的史料。有鉴于此，本文即以陈君葆日记为中心，试就杨章甫生平行事稍作补述，以期深化对其人其事之研究。

一、杨章甫的生卒时间

各种杨章甫小传或简介，无一例外地将其生卒年标示为“（1894—1977）”。最常见的一个说法是，杨章甫只比堂侄杨匏安年长两岁。既然杨匏安生于1896年，那么杨章甫的生年为1894年自然顺理成章。然而，1968年11月30日杨章甫曾亲口告诉陈君葆，说“他是癸巳九月初三生的，与毛泽东同年而大月”。杨章甫又引白居易《暮江吟》诗句以自况：“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同年12月5日，陈君葆将近作四首抄赠杨章甫，其中一首作：“大隐先生意志恢，笑谈惊座语春雷。如何癸巳公犹长，绵上空教识介推！”自注有云：“士端生于癸巳年九月初三，因忆白香山句。”因此，杨章甫的出生年月日，应以其自述为准，为清光绪十九年癸巳九月初三日，即1893年10月12日。

关于杨章甫的辞世时间，杨文、谢文均作1977年12月8日。杨文称该日“病逝香港”，谢文谓是日“仙逝”，皆未注明出处。杨章甫身体素弱，晚年更是饱受病痛之苦。1956年就曾致函陈君葆，称“支氣管扩张出血”，“不能断根”，“但凭休息自愈”。十年后（1966年），此病仍有复发。又过八年（1974年），还是会在接听电话时“只谈得几句”便“觉气喘”。其间，1972年9月，再添风湿骨痛之病。1976年6月4日陈君葆日记载，杨章甫风湿骨痛病又复发。该年8月30日，杨夫人去世。9月24日，陈君葆到杨宅探视，说话已困难。1977年6月10日陈君葆日记称，杨章甫“最近精神颇好”，“食量亦较佳”。然而好景不长，10月26日听闻杨章甫几天前因摔跤入医院，“救治无望”，且年事已高，“逝去恐旦夕间事耳”。陈君葆等友朋探病之余，不得不与其子女商议“办后事”。不巧的是，陈君葆1977年12月5日至24日间的日记缺失，杨章甫辞世究在何日，悼念情形如何，陈君葆挽联怎样定论，一皆无从知晓。此后，陈君葆仅在1978年12月1日梦见了杨章甫。再隔数年，1981年3月，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人员登门询问还有哪些健在的革命老人可以忆述往事，陈君葆答以杨章甫、郑梓楠等均已故去。

综上所述，杨章甫1977年病逝于香港之说应该可靠，杨文、谢文所称日期亦可信从。

二、杨章甫的名、字、号

杨文有谓：“杨章甫，原名仕端，别字林祥。”谢文则称：“祥林一名士端，又名章甫。”表述并不一致，拟有必要予以厘清。

“端章甫”，典出《论语·先进篇》：“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其中“章甫”一词，汉代刘熙解释为：“章甫，殷冠名也。甫，丈夫也，服之所以表章丈夫也。”宋代朱熹释作：“端，玄端服；章甫，礼冠。”当代学者杨伯峻的释文更加通俗易懂：“端，古代礼服之名；章甫，古代礼帽之名。”

弄清楚了“端章甫”的来源，再结合命“名”与取“字”必相联系的传统，基本可以推定：“士端”为名，“章甫”为字；“士”与“仕”相通，故“士端”又作“仕端”。姓“杨”、名“士端”、字“章甫”，这一点在陈君葆日记中也可得到印证：陈君葆、杨章甫交往的四十余年间，一年复一年，陈君葆写得最多的是“士端”或“杨士端”；杨章甫给陈君葆写信时的落款，也是“端”或“士端”。杨匏安谱名“麟焘”，属“麟”字辈；杨匏安之父谱名“富祥”（又作“福祥”）、十三叔（即杨士曼）谱名“编祥”，属“祥”字辈。据而推知，“林祥”应为杨士端之谱名。

杨章甫早年从事中共地下活动，以字（章甫）行，似为安全计；20世纪30年代杨氏与党组织失联后，恢复本名（士端），或为忘却计？

关于杨章甫的别号，目前所知者，至少有两个：“羼提室主人”和“文磊庵”。据杨文，1916年杨章甫之父去世，为谋生计，杨章甫在澳门开设私塾“羼提寄庐”，“招收一些殷富子弟入学，征收学费以充家用，同时也可教育七个弟妹读书”。在此期间，他“与一个姓文的女子结婚，并生下二男二女”，人口增多，经济愈发拮据。“羼提寄庐”在谢文中并无提及，在陈君葆日记里却有所回应——1969年3月9日：“清早士端来电话，说午后如转晴，当过访。然而无半日晴也，不来。我正要把两本程兆熊著的书交回羼提室主人。”次年7月6日：“又收到端翁羼提寄庐来信。”“羼提”为佛教名词，“六度”之一，意为“忍辱，忍屈辱、堪苦难”。用此命名私塾，既与杨章甫当时的处境、心态十分贴切，也可证明他“深研佛家学说”其来有自。

据谢文，1918年，因负气而短暂出家、带发修行的杨章甫，最终听从亲友劝告，还俗归家，旋与堂侄杨麟焘一道，携家带口，迁居广州司后街杨家祠后座。在穗期间，叔侄二人皆勤于笔耕，发表了不少文章。“为了表示与旧时代决裂，赶上新时代步伐，他俩改了新的笔名。章甫自定笔名为‘文磊庵，并为侄儿取名‘匏庵（匏安）。”“匏”为古代“八音”之一，“‘匏庵之名的寓意，就是要喊出时代的最强音”。至于“文磊庵”寓意何在，谢文未曾言及，估计也与文献不足有关。对此，陈君葆日记中的两条记载透露了其中的一些玄机。

其一，1972年11月25日条云：

依约，十点余才到英京酒家，与士端、倬云茗谈。士端的太太，文姓，因此士端避居越南时改名号为“文磊庵”，意盖指“羊石”一词，此事士端最近始与我言及。

其二，1973年2月4日条又云：

应邀约八时许到康乐酒家与章甫茗谈。……谈故乡事，士端由革命工作讲到掌桂山学校的郑坚新，这倒引起我五十三年前的事的回忆，转变之大，不可思议。士端说他留东时的同学潘少鸾，当他自己在平岚担任一家专家馆的工作时，曾荐潘到桂山去当一名教员，是他推给郑坚新的。其后有人告他为革命党，被发现，遭逮捕，系狱，旋被杀，虽经横滨方面发人营救，力证渠为同盟会员，亦无效。潘被拿，士端亦只能星夜出走，离开三乡到澳门。易姓为文，用他太太的名姓，逃居越南。

由此看来，“文磊庵”既是杨章甫的笔名，又曾用作他避难时的化名。这一别名与“羊石”之关联，暂难参透玄机，但与杨妻有关则无疑义。

三、杨章甫的家庭与生计

杨章甫之妻文氏，名净华，生年未详，1976年8月30日病逝于香港。文净华与杨章甫在澳门结缡，香港沦陷时曾携儿女赴澳避难。抗战胜利后，夫妇俩在港、澳之间仍有往返。据杨文，杨章甫夫妇在离澳赴穗前已有“二男二女”，其后有无新生子女，暂难查询。

杨章甫为人低调，杨妻也不喜张扬，夫妇二人携女儿给陈君葆拜年，在陈君葆日记里仅发现一次，时在1943年2月7日。不过，陈、杨互通庆吊，交谊维持了许多年，文氏行迹在陈君葆日记里还是留存了一鳞半爪。比如，1956年，文氏曾有意与杨章甫一同北上观光，可惜中途返回，“不果成行”；1975年11月26日，陈君葆与杨章甫等人聚餐之后，不忘登门看望文氏的病情；次年，文氏辞世，陈君葆为撰挽联吊唁，并参加了丧礼。

杨章甫夫妇所生子女数人，陈君葆日记仅录存其中一个女儿的名字——杨善离。陪同父母来陈君葆家拜年的正是此女，似与父母关系较为密切。杨善离之夫婿名陆恩敬，为陆文绩之子。杨家其他儿女的信息，暂付阙如。

对于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杨章甫的人生轨迹，杨文是这样概述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又迁居香港搞地下工作。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间，曾在中山三乡桥头学校、桂山学校执教。（他改名文磊庵）一九三〇年八月间，潘兆銮同志在桂山学校被捕牺牲后，章甫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重返香港，当了殷富人家的家庭教师。”谢文所述，同中有异：“1929—1930年间，杨章甫仍在香港坚持地下工作，又曾化名回中山三乡桥头学校及桂山学校执教。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严峻，1930年8月，章甫从内地回港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只能做家庭教师糊口度日。”下面一段则为杨文所无，似得自杨章甫外甥潘鹤的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夕，“谭天度受中共中央派遣到香港做统战工作，成立了多个迎解放的学习研究会。其中一个研究会的成员就是大革命前后加入党组织，但在广州起义后因临时省委书记李立三‘左倾错误而脱党的老同志，包括罗珠、梁复然、罗锡宝、薛白（耀英）等人，杨章甫也在其中。每次开会，他都把潘鹤带在身边”。在舅父杨章甫的言传身教下，潘鹤“接受了革命的道理”，“参加了共产党在香港组织的进步艺术团体‘人间画会”。“广州解放后，潘鹤乘坐广九铁路恢复通车的第一列火车，从香港回到广州，就读于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送走了潘鹤，章甫认真考虑自己的未来。党组织一直在召唤他。谭天度调肇庆任西江专员公署专员前，与他握别，仍在做他的工作：‘省市职务留下给你，你若回广州，请向叶剑英同志报到。从1950年至1953年，章甫本人不惊动广东省政府，回归广州两次，最后决定不愿为官，只愿为民。此后，他继续在香港从事教育工作，成為桃李满天下的优秀教师。”

杨章甫与党组织失联后的思想及言行，留待下一节评述，此处专门补说杨章甫携家居港后之生计问题。杨文仅言他为“殷富人家”做家庭教师；谢文则由担任私人家教拓展至“从事教育工作”，并追赠“优秀教师”之美誉。经与陈君葆日记对照，杨、谢二文既有可取之处，又有不够全面之失。

1972年10月28日，陈君葆打电话问候杨章甫，才知道他“患风湿骨痛病，已历时一月”。11月3日、11日，杨章甫两次登门与陈君葆晤谈；18日，陈君葆“冒雨往访士端，带同手杖送给他”。20日，陈君葆分别致电三位朋友，一一问候病况。其中，“杨士端已愈了，照常去上课为人补习”，陈君葆对他最为放心不下：“三人当中，我颇心挂士端体弱而又多病，仍然任教，殊非计也。”这一年，杨章甫79周岁，以衰迈之龄、病弱之躯，为了生计，依然舌耕不辍，难怪老友牵挂不已。早在五年前——1967年1月15日，杨章甫就曾告诉陈君葆：“现在已甚么教学工作都摒弃，真也如野鹤闲云了。”可惜，“野鹤闲云”只是杨章甫的一厢情愿，家境不丰似乎伴随他终身，一生劬劳也就成了他的宿命。

与陈君葆不同，杨章甫没有稳定的退休金，也没有什么从事社会活动的额外收入，教书似乎成为他养家糊口最重要的营生。据陈君葆日记所载，杨章甫曾经担任民生书院的院长。1935年12月7日，杨章甫引导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教师陈君葆参观民生书院，然后主持了当天的“国语演讲会”，并邀请许地山作“怎样读书”的主题演讲。1939年7月，民生书院也有意“改中文课程”，杨章甫问计于陈君葆，二人于是一道去汉文中学取经。同年11月30日，陈君葆到民生书院“新文字班”作演讲，涉及“人民生计与教育的关系”“文字与民生的关连”，重点则是“新文字的作用与推行新文字的责任”。1941年3月29日，陈君葆、杨章甫共同参加了“改革课程委员会国语文小组”第一次讨论会。据此推测，杨章甫应该是民生书院的主要负责人，《陈君葆日记全集》所附人物简介称杨章甫“曾任香港民生书院院长”，应属可信。大约与此相前后，杨章甫还参与了吴涵真、刘草衣等创办儿童书院（又称儿童学会、儿童学院）的活动，并在该书院任职。

仅从陈君葆留存的记载已能看出，民生书院、儿童书院这两处教育机构，既与促进平民教育、倡导中文教育相关，又兼有慈善公益性质。因此可以推断，作为参与者之一的杨章甫，即便略有收入，所得酬劳也不可能丰厚。

民生书院与儿童书院之名，后来在陈君葆日记里虽未再现，但杨章甫在此类私立教育机构的教学工作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就此而言，“桃李满天下的优秀教师”这一称誉也属名副其实。

除了从事教学工作，杨章甫可能在商行、保险公司做过兼职，这在陈君葆日记碎片化的记载中留下了蛛丝马迹。当然，具体情形如何，仍有待于发掘更加有力的证据来厘清。

四、中途折返的“回归”之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部分中共党员退隐香港，一些人坚持从事地下活动，另一些人则渐渐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从治史议，还原失联者或脱党者的历史面貌，也是党史研究内容的组成部分。杨章甫由革命者到失联者的命运改变，不啻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典型个案。

早年与杨章甫多有工作交集、后来同样避居香港的广东同乡谭天度，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止一次邀请昔日战友撰写回忆文字。见诸陈君葆日记而较为详尽的，至少有两次。一次是1956年7月，杨章甫随港大师生观光团北上途经广州，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谭天度曾“私下与他密谈”。另一次是1964年9月17日，陈君葆在广州参加省政协会议期间，与谭天度当面谈及此事：“谭天度要我见到士端，请他写些以前经历过的事实，如将杨殷兄等材料写出来给后代人景仰，作学习的资料。这等史料，各方均重视，又说朋友们对他属望很大。我说这意我十分赞同，前曾对士端讲过，现在最好由谭部长给我一封亲笔函带给士端，以便说话；他答应了。”在此之前的1961年，“上头”就曾托白洁之对杨章甫提出过同样的希望，然而，“士端屡推，不审何故”。陈君葆索要谭天度的亲笔函，正是這个缘由。

陈君葆携带谭信返港后，于1964年12月3日杨章甫来访时，口头转达了谭天度的建议；而谭天度的这封亲笔信，却意外地被陈君葆夹在书里，耽搁了送达时间。

或许是因为没有及时获得杨章甫的回应，谭天度随后再修一书从广州直接寄给他。1965年3月6日，杨章甫带着这封信找到陈君葆，陈君葆当天日记写道：

杨士端到访，携谭天度给他的信以示。信约渠春稍暖时赴穗一行。士端提起杨殷和当时中山先生的“四皓”，也就是杨鹤龄、尤烈、陈少白、关心焉，以及他的侄子匏安。当时从事地下工作的，如“十人团”牺牲的颇不少，剩下的“不言禄，禄亦不及”的也未尝无其人，是殆老谭等所终不能去诸怀者夫！又当日第一个公社组织本在公安局内发动，曾有人提起其事，但其后当轴则以为暂置“不提”为宜，因此亦大家不提它了。（不过，当时纵有“人民公社”的组织，虽说是要继美巴黎公社，究未是以与今日之人民公社相比论也，提它似亦太无谓，不过我们要求信史，“雪上偶然留指爪”虽无痕残迹，一述也有必要的罢。）士端又提起当时一些曾入狱之人，如刘少华、陈令娴两夫妇，令娴固被捕牺牲，而刘少华则解放后犹匿居香港，至以卖肠粉来维持生活，客有劝其谒见者，渠亦谓“可不必啰”以谢之，抑何受介之推思想影响之甚哉！便是士端也是这样的见解，56年北上旅行，邀他同往，已成行矣，甫至穗而折回，苦苦劝驾而无从也。今次，天度固一片殷勤矣。

陈君葆对共产党的好感由来已久，从不讳言对新政权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因此遭到港大高层的威胁、排斥，也坚决不改其志。不仅如此，他的四个子女中，除了长女云玉随侍在港，另外三个儿女都返回内地工作，长子陈文达甚至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并荣获三等功。

相比之下，作为中共早期党员的杨章甫的思想言行可以概括为冷眼旁观、若即若离。陈君葆对杨章甫的“耿介拔俗”“不愿意做官”“为人处事，有冷静头脑”，连同他的诗情文采，一直十分钦佩。两人或茗谈，或聚餐，或通话，既有嘘寒问暖、人情往还，更多纵谈古今、诗词唱和。不过，在陈君葆的笔下，杨章甫的面貌是复杂而多样的：谈论时局，极为热衷，每每知无不言，“颇有精到的见解”；忆述往事，则是能拖就拖，不甚热心，“真也是‘往事休重说似的了”；月旦人物，每每以小见大，虽不乏谐谑，却时有“露骨的表示”，难免让陈君葆深感“大相径庭”，甚至颇为不满。即使是诗翰往还，也有曲调未尽和谐之处：杨章甫固然愿意为老友修改《大庆油田感赋》之类颂赞诗，但在内心深处，最能入其法眼的还是“十年梦遍千山月，万里投荒一叶身”这类诗句，因为“十分空灵”。

于今察之，1956年杨章甫最终未完成的那次北上之旅，仿佛带有某种宿命色彩，甚至具有一定的象征含义。当事者杨章甫如何看待，尚难得知；身为鼓动者的陈君葆，却是再三替他惋惜。

1956年，继上一年成功组织港大英籍教授访问北京之后，陈君葆又策划、实施了一次长达四十天的港大师生北上参观之旅。最初邀约的团员，除了港大师生，另有一些特殊人物，如曾经附逆汪伪的知名人士赵尊岳，又如中共早期党员杨章甫等。赵尊岳犹豫再三，最终“不打算北行了”。与赵尊岳的“审慎态度”不同，杨章甫1956年与陈君葆（或北京方面）的互动颇为频密，甚至呈现出罕有的积极：这年4月2日，故交谭平山辞世；5月，杨章甫为撰谭平山简略事迹，连同北上之行所需履历、办证照片等一起寄给陈君葆；6月27日，杨章甫致电陈君葆，答复前日所托查询1926年“广州农民讲习所”资料的相关情况；6月28日，“病况有点起色”的杨章甫，登门与陈君葆晤谈；7月14日，杨章甫、文净华夫妇跟随参观团从香港前往广州，“一路上还算好”；7月15日，广东政协常委陈国泉在北园酒家宴请参观团，陈君葆、杨章甫在宴席上遇到谭天度。随后发生突变：7月20日，参观团离开广州，乘坐火车一路北上，而杨章甫夫妇在此之前似已折返香港，未再随团北行。1956年的北上观光团，在7月14日至8月25日的四十多天内，到访广州、北京、鞍山、沈阳、长春、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多地。可以预料的是，纵使杨、文伉俪没有中途退出，如此长时间、远距离、高强度的旅行，对于身体病弱的他俩而言，肯定是一项不小的挑战。不过，杨氏夫妇二人之所以半途折返，究竟是不是身体原因所致，至今也还不是十分明朗。

在1965年3月6日的日记里，陈君葆认为杨章甫和刘少华一样，对革命有功，革命陷入低潮后匿居香港艰难度日，却又听其自然，都是缘于深受古人介子推隐居不言禄的影响。正因为有此“见解”，1956年杨章甫受邀北行，“甫至穗而折回”，纵有陈君葆“苦苦劝驾”，而杨章甫终“无从也”。直到1972年10月25日，陈君葆告诉友人李子诵：“五六年我曾邀他一同晋京一行，但终于刚抵广州才住了两天，他便遄返香港，不肯继续北上。”可见，此时陈君葆仍将骤然折回归因于杨章甫的突然变卦。然而，在1976年9月1日的日记里，说法并未保持一致。陈君葆先是抄存了为文净华女士撰作的挽联：“与杨公为道义交，手足情殷，忍听鼓盆歌薤露？问文姬谁先后觉，江山如此，记曾扶病向都门。”随后略作解释：“士端夫人姓文。一九五六年曾与士端由我陪同赴北京观光，谒见周总理，不意抵广州后遨游数日，忽因罹病遂至截回，不果成行。士端与周，为广州办农民讲习所时同事。”在此，陈君葆则将未能成行归因于文凈华突患急症。

同一位亲历者和见证者，事后在不同的时间点分别给出了两个版本的解释。前后两说，可信者为谁？

失联者杨章甫，最终未能成为回归者，也未能跃升为中南海的座上宾，而是选择继续做一个旁观者。陈君葆日记所载，虽为片言只语，隐约可见端倪。杨章甫一生清贫，家累颇重，估计是拦阻他回归的一大障碍；早期暴力革命之血腥，令他转而再次向佛教寻求慰藉；政党之间、派系之间争权夺势之丑恶，使他对官场心生厌烦，而有出尘之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在执政中出现的一些失误，也难免让他担忧、失望、疑惑和害怕。

五、结语

对于中共早期党员杨章甫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将陈君葆日记及相关文献与现有杨章甫研究成果进行比照、印证，可对其生平作如下补述：

杨章甫，本名杨士端（又作仕端），字章甫，谱名林祥，别名文磊庵，斋名羼提室、羼提寄庐。杨氏早年以字行，20世纪30年代避居香港后恢复本名。杨章甫生于1893年10月12日，卒于1977年12月8日。杨章甫对广东早期党团组织发展以及早期广东工人运动、青年运动，都曾作出不少贡献。大革命失败后，杨氏避居香港、澳门，以教书谋生，一度坚持地下斗争，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杨章甫仍留在香港从事教育事业，参与平民化教育、中文教育改革等活动，始终关心国家发展、家乡建设和国际局势，并应邀为相关部门提供过早期中共历史的若干回忆性资料。杨章甫称得上是一位爱国爱港爱乡的知识分子。

纵观百年党史，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进程中，参与其中的，有从始至终者，有中途加入者，也有中途离开者。无惧风雨、从始至终者当然令人敬仰，但是对中途离开者则要具体分析，不能抹杀其在特定历史时期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杨章甫就是中途离开者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由于个性、信仰以及其他主客观因素，杨章甫在新中国成立后，并未听从劝导返回国内，而是选择留居香港冷眼旁观。杨章甫作出这种抉择，固然有一些遗憾，但是与那些出卖革命同志的叛徒、在革命胜利之际参与投机者、在革命胜利后依仗资历谋取私利者相比，他的品行无疑更令人敬佩，他的特殊贡献也值得后人铭记。

【张求会，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何飞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