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二震 戴翔

摘 要 依托数字赋能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主要通过网络链接效应、成本下降效应、价值创造效应、价值链治理效应及贸易规则效应等五个方面的机制而发挥作用，并且在实现路径上，需要走产业数字化、产业智能化、产业服务化和产业绿色化等中高端发展路径。必须指出的是，技术本身所产生的上述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对于所有国家和地区而言是普遍存在和成立的，而全球价值链攀升本质上是各国分工地位的相对变化，因此，上述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对于特定国家或地区而言，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目前，中国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既有优势也有不足，要依托数字赋能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需要抢抓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重大数字技术工程项目攻关、构建开源式数字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继续锻长板，加快补短板，在国际竞争中构筑先发优势。

关键词 数字技术 数字赋能 全球价值链 价值链攀升 产业数字化

作者简介：张二震，南通大学对外开放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戴翔，博士，南京审计大学政治与经济研究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贸易摩擦对全球产业鏈转移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0BJY002）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美国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迅速发展演进，并逐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态。全球价值链这一新型国际分工形态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重要的历史性机遇。通过发挥低成本劳动力等初级要素优势，中国快速而全面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中，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突出表现为进出口贸易的井喷式增长、产业规模尤其是制造业规模的迅速扩张以及经济总量排名的逐年跃升等。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面临劳动要素相对过剩、资本要素供给相对不足、企业家资源高度稀缺、教育和研发投入不足等约束，中国只能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因此，虽然在产业转型升级包括全球价值链攀升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开放发展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量的扩张方面。从现实国际分工格局看，中国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发达国家仍然占据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并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绝对的主导力和控制力。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不平等问题愈发凸显。从当前所处的国际背景和发展环境来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多边主义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内部环境看，中国虽然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但也面临人口红利等传统竞争优势逐步丧失等巨大压力和挑战。面对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亟待攀升至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世界经济目前仍然处于深度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抬头趋势，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正在加速重组。这些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势、新变化、新问题和新趋势，纵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因素仍然是推动分工演进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前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尤其是计算机软硬件产业发展，继续推动全球化分工和产业布局的动力已经衰竭，或者说前一轮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已经基本结束。新一轮技术革命尚未集中爆发并推动产业革命，但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及其推动下的产业组织模式变革已经初步显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其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要是指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在各产业领域中的运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最新发布的《2021数字经济报告》指出，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容，甚至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驱动和引领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过去十年，在世界各地，不仅数字技术取得显著进步，数字产业迅速发展，而且数字技术正在不断向其他产业领域渗透，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催生了新兴产业、新型商业模式和数字平台，改变了产业组织模式。从国际分工角度看，数字技术必将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重塑的重要力量。

客观而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能够快速而全面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既与自身选择的开放发展战略有关，也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大趋势和大环境有关。当前，一方面，数字革命和数字技术进步已经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中国亟待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如果将二者结合，便可以提出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课题：依托数字赋能，中国能够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吗？如果说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其中的理论机制又是什么？实现的具体路径有哪些？依托数字赋能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举措？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二、数字赋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机制

明晰中国能否依托数字赋能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首先需要从技术进步和技术变革角度深刻认识技术赋能能否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或者说，数字赋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伴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演变，生产要素界定的种类和范畴不断拓展，比如从最初的劳动这一单一生产要素发展为劳动和土地两种生产要素，再逐步拓展到资本、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当前，伴随数字革命和数字技术的进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并凸显数据的价值，数据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第五大生产要素。众所周知，在前一轮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过程中，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同，实际上就是不同的要素禀赋与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生产环节和阶段相匹配的结果和表现。当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以后，无疑会改变各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乃至产业组织范式，进而影响全球价值链。具体来看，依托数字赋能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作用机制。

（一）数字赋能的网络链接效应

“万物互联”是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数字技术支撑，才使得世界范围内“万物互联”成为可能。从生产和经济活动角度看，不仅包括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连接，也包括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连接;不仅包括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连接，也包括人与物之间的连接等。总之，建立在数字技术支撑基础上的互联关系，使得各经济主体及各经济元素之间逐步构建起更加复杂且有效的网络体系。建立在数字基础之上的网络链接效应，会伴随连接范围的扩大和连接层次的深化而不断放大，因为所谓更为复杂且高效的网络体系，实际上意味着“接入”网络的门槛越来越低甚至零门槛，从而可以使所有经济活动主体和经济元素都能以不同形式融入网络体系。这意味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使得生产者之间能够以更加方便、快捷的方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而且促使消费者更好、更深度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使得生产者之间、消费者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形成更为有效的互动;不仅使得连接由人逐步延伸到物，而且促进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深度融合和资源的优化配置等。这种基于数字技术的网络链接纵深推进，为知识、信息、技术等通过价值链进行传播和扩散提供了新的渠道，甚至改变了以往的创新模式，推动了“分布式”创新。比如，消费者能够从现实消费需求出发，直接参与研发和设计，推动生产技术进步，推动产品和服务品质提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網络链接的便利性和高效性，使得原本无法被发现的好创意、好观点、好理念、好设计等能够被发现乃至广泛传播，进而被生产者采用。总之，基于数字技术的网络链接效应使得创新的来源更为广泛，创新的元素更为活跃，互动效应更为明显。此类效应能够推动技术和创新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从而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

（二）数字赋能的成本下降效应

成本和收益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主体最为关心的，或者说是推动经济主体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活动最根本的作用机制。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同的地位往往对应着不同的收益分配，更具体地说，处于较高的分工地位通常意味着更高的分工收益。从这一意义上说，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各种经济主体都有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内生动力。当然，能否实现攀升，还取决于具备的攀升能力，或者说能够为攀升全球价值链付出多大的成本。在收益既定的情况下，攀升的成本越高，产生的阻碍效应就越大，经济主体进行攀升的动力就越小;攀升的成本越低，产生的推动作用就会越大，经济主体进行攀升的动力就越强。总之，成本是影响乃至决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因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在既定资源约束下，成本越高意味着企业能够用于其他经济活动的资源就越少，以研发投入为例，它与企业的利润水平及其他成本支出有关，当利润既定时，其他方面的支出高了，研发投入自然会变低。概括地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通常会面临如下五个方面的成本，即搜寻成本、复制成本、运输成本、追踪成本、验证成本。毋庸置疑，每一种成本的变化，其实都与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密切相关。比如，数字技术赋能下的信息化，会大幅度降低为找到某种物品、信息、资源或者交易对象而支付的各种显性和隐性成本，即所谓降低了搜寻成本。类似的，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之上的信息化可以使运输成本、追踪成本及复制成本大幅下降。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降低各种经济主体声誉和信誉的验证成本。显然，每一种成本的下降都会降低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阻碍作用，增强攀升的动力。

（三）数字赋能的价值创造效应

目前，尚未有普遍认可的用于衡量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统一指标，但总体来看，已有测度指标不外乎从两个方面进行衡量，其中附加值创造是一个重要的维度。通常认为，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越高，获取贸易利得的能力越强，从而对应着相对较高的分工地位。比如，传统的“微笑曲线”理论，无论从企业层面还是产业层面看，本质上都是指附加值创造能力越强，所处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就越高。当然，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微笑曲线可能未必存在，当前很多研究讨论的所谓“悲伤曲线”“武藏曲线”等其实都是对微笑曲线存在性和现实适用性的质疑和修正。但是，不论微笑曲线是否存在或演变为何种曲线，其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应该是一致和统一的，那就是附加值创造对应着分工与贸易利益，进而意味着相应的国际分工地位。更确切地说，较高的附加值创造对应着较高的分工地位。数字赋能后，不仅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所具备的价值创造地位日益凸显，而且由于数字技术的融入，在其他生产环节和阶段、服务提供流程上，也会改变价值创造的传统模式。比如，基于大数据的自动化生产取代低技能劳动力，就提升了制造阶段的增加值，传统的低附加值生产和服务部分由于融入了数字技术而变为高附加值部分。同时，数字化改造也会改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升附加值创造能力。总之，数字化及其在各行业领域中的渗透既创造新增加值，也改变了附加值结构，从而在附加值创造的经济属性层面推动了全球价值链攀升。此外，前文所述的数字经济条件下的网络链接效应也会放大价值创造效应，一般而言，网络链接的密度越高，带来的价值增值越大。

（四）数字赋能的价值链治理效应

全球价值链治理主要是指处于特定全球价值链关系中的企业，对全球价值链中其他企业产生的影响或作用。这意味着在不同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下，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同，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程度就不同，从而对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也不相同。已有关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研究已经从不同角度对全球价值链模式进行了区分，并探讨了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可能作用机制。比如，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区分的所谓“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和“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驱动模式;从组织结构和关系角度划分的所谓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科层制等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数字经济的兴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传统划分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新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比如，以阿里巴巴、Google、Apple、Facebook、Uber、Airbnb等为代表的数字平台企业，正将传统的价值链驱动方式改造为平台驱动型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平台的作用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的中介作用，不仅促进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在线交易，而且依托数字平台存储、传输、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创造了巨大的利润，甚至利用数据优势直接渗透到设计、研发、仓储、物流、生产、加工等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和阶段，深刻地改变了所谓市场型、购买者驱动型和生产者驱动型等传统价值链治理模式。在数字经济条件下，价格这只 “看不见的手”在平台型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下逐步被“算法”取代，后者越来越精准地分析、预测甚至引导消费，进而间接影响生产过程。总之，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全球价值链的新型治理结构会推动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影响全球价值链攀升。

（五）数字赋能的贸易规则效应

全球经贸规则治理体系和规则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是主权国家特别是大国博弈的结果。现行的全球经贸规则尤其是WTO框架下的全球经贸规则，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和推行的，在推动全球价值链快速发展中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所代表的利益诉求并不公平，更确切地说，现行全球经贸规则体系主要代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关注不够。不同的规则体系显然对不同的参与方有不同的影响，从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角度看亦是如此。伴随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及国际分工的深度演进，现行全球经贸规则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亟待改革、调整和完善。然而，WTO改革进程十分缓慢甚至陷入大国博弈的僵局，所以兴起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制度性权力分化的结果，同时显示出全球经贸规则朝着高标准化方向演变的趋势。在全球数字经济兴起背景下，数字贸易规则成为全球经贸规则的焦点议题，甚至有研究认为21世纪就是数字贸易规则的时代。当前以数字规则为中心的国际投资和贸易新规则正影响着不同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和进程，各国纷纷参与新规则的制定，力图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赢得主动权，进而争取更多的利益。具有不同规则和网络关联度的区域贸易协定会通过贸易效应和投资效应等对一国融入全球价值链产生重要影响。应该说，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不同广度、不同深度、不同质量的数字贸易条款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异质性区域贸易协定条款会产生投资效应、贸易效应，这些效应影响数据跨境流动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渗透和延伸，进而影响附加值创造，对全球价值链攀升具有重要作用。

三、数字赋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路径

数字赋能和全球价值链攀升具有鲜明的内在逻辑联系。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一国拥有什么层次和什么质量的生产要素，是决定其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和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正如前文所述，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后，不仅将改变要素禀赋结构，而且对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价值创造有重要影响。数据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具有特殊的功能和地位，能够发挥渗透、整合、协调其他生产要素和生产过程的作用，从而对传统理论所揭示的价值链分工环节、阶段、附加值创造等产生颠覆性影响。也就是说，传统理论所遵循的“工艺升级”到“产品升级”到“功能升级”再到“链条升级”这一价值链攀升路径，很可能不再适用。微笑曲线理论所揭示的由底部向两端延伸的传统升级模式和升级路径，同样遭遇巨大挑战。况且，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全球价值链的边界有所拓展，也就是从传统的制造业领域不断向服务业领域延伸，更为重要的是数字本身可能也会形成全新的全球价值链，即学术界目前所指的数字全球价值链。因此，无论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传统物理定位来看，还是从微笑曲线理论来看，数字经济条件下的价值链攀升可能都不存在既定的范式，分工地位、附加值创造能力和收益水平的高低决定于数字赋能状况。但是，不论技术如何变迁、技术的影响方向如何，一个国家的产业以何种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何种位置，以及如何才能不断地攀升全球价值链，归根结底仍然取决于该国国内产业的发展状况。换言之，国内产业的结构及发展水平和层次决定了该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攀升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数字经济条件下，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路径其实就是要走产业中高端化的发展路径，以国内产业的中高端化促进和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

笔者认为，数字赋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路径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数字经济条件下产业中高端化的发展路径，也可以说，数字经济条件下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就是产业的中高端化发展，这也是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路径选择。因此，关键问题在于数字技术进步究竟会推动产业朝着怎样的方向转型升级？概括地看，数字赋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路径主要包括数字技术推动下的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等产业中高端化发展路径。

（一）数字赋能的产业数字化攀升路径

这里的产业数字化是指广义上的产业数字化，也就是说，既包括数字产业本身，也包括依托数字技术的渗透和应用而推动的其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基于此，数字赋能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数字技术本身如网络通信、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量子科技、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本身会形成产业化，因此会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全球数字价值链的兴起;二是指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促使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从而实现转型升级。正是基于上述意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将五类数字产业明确分为两大类，即前四类归为数字产业化大类，第五类归为产业数字化大类。从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角度看，未来世界各国在产业领域角逐的重点必然是数字技术，也就是说，谁能够抢抓数字技术发展的机遇，在一些关键领域率先实现突破，谁就能赢得和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因此，从技术变革和技术进步角度看，一个国家未来是否能够占据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一是看该国数字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看数字技术应用推动的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以及由数字技术催生的新兴产业的发展质量。应该说，这两大类产业代表未来产业高端化演进的主要方向，也是衡量一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中是否具有较高分工地位的重要指标。本质上，依托数字赋能实现价值链攀升就是要走产业数字化发展路径。

（二）数字赋能的产业智能化攀升路径

2017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明确指出，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也必将是世界各国在未来技术领域和产业领域竞争的新焦点。产业智能化实際上就是数字技术在产业领域的具体应用，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所谓的产业智能化，主要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将分散或孤立的产品生产、销售、供应、服务、设备、生产者、消费者乃至其他经济活动主体，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等方式连接起来，形成联动发展，并且以智能化为载体，实现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的根本性变革。近年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基于数字技术纷纷推出了产业智能化尤其是以制造业智能化为核心的“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其中又以德国的“工业4.0”最受瞩目。无疑，再工业化并非是工业或者传统制造业的简单翻版和回流，而是依托数字赋能实现的高端化发展，旨在依托数字赋能逐步提升产业发展的层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依托数字赋能的产业智能化发展，有助于提升产业的整体发展质量、效益和效率。可以预期的是，在基于数字技术进步的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变革中，产业智能化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或者地区应该能够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占据优势，构筑强大的竞争力。

（三）数字赋能的产业服务化攀升路径

在数字经济条件下，产业服务化发展同样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生产、采购、物流、研发、消费、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空间布局的分散性进一步放大。长期以来，服务贸易发展之所以滞后于货物贸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服务的可贸易性较低，服务业发展通常局限于域内。然而，伴随着技术的进步，服务的可贸易性逐步增强，尤其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不仅促使服务的可贸易性大大增强，而且还催生了更多新形态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正在从以往的制造业领域不断向服务业领域拓展和延伸。实际上，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基于数字技术而开展的服务交付与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货物贸易相比，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也彰显出巨大的发展空间。可以预期的是，未来全球经济在不断向服务经济倾斜的同时，服务业全球化或者说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深度演进，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和趋势。二是指作为中间品的服务投入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比如，目前国内外理论界为什么会广泛关注制造业服务化问题，本质上就是因为包括数据服务在内的中间服务投入在推动制造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制造业服务化表现出新的形态和模式，比如伴随着3D打印技术的快速进步，借助互联网和3D打印就能实现物理生产的新模式、新业态。显然，中间服务投入重要性的提升将是未来产业服务化、高级化和高端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此外，制造业服务化还包括产出的服务化，它主要是指后期营销和售后服务等，这些行为也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得到强化。总之，在数字技术支撑下，产业服务化将是未来全球经济转型升级和高端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方向，也是各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竞争方向。

（四）数字赋能的产业绿色化攀升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虽然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财富的急剧增加，使得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但是全球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也遭到极大的破坏，极端天气频发、全球变暖等异常现象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隐患。诸如水污染导致水资源承载压力急剧上升，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使土壤质量下降等问题，均是环境和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表现。应该说，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并且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健康和良性发展的重要阻碍因素，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推动以绿色发展为主要表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必要而且紧迫。显然，绿色化发展必须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其中数字技术进步及其在各产业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和渗透，对产业绿色化发展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和意义。原因有二，一方面，依托数字赋能，可以实现产业发展过程中工业流程的优化、设备运转效率的提升、管理的精准化和精细化，从而实现节能减排。另一方面，依托数字赋能，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应用，有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甚至共享。更为重要的是，从生产要素角度看，数字技术赋能的本质是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数据无疑具有清洁、高效、低成本及可反复使用等优点，这对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绿色产業的占比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未来的全球产业竞争中，依托数字赋能加快产业朝绿色化方向转变，是攀升全球价值链并力图占据制高点的重要努力方向。

四、数字赋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中国对策

从世界经济长周期的作用规律看，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必将成为引领世界经济新一轮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并且从历史发展逻辑看，每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总会伴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应该说，建立在数字技术进步基础之上的数字赋能，无疑能够为推动全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撑和动力来源，但这种影响具有“共性”而非“特有”。换言之，一方面，对于所有国家和地区而言，技术本身所产生的作用机制基本上都是成立和存在的;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客观因素所取得的进步及在各产业领域中的渗透和应用，也并非是针对某个或某些国家和地区的专有权利。从这一意义上说，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有可能在数字技术领域或数字技术的某些应用领域率先实现突破，并依托数字赋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因此，虽然数字技术进步能够为攀升全球价值链提供可能，并且存在明显的作用机制，但是从全球竞争角度看，并非意味着可能性一定会转化为现实性。况且，所谓价值链分工本身就是世界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相对地位。更具体地说，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在同等程度上受到数字技术的影响，那么结果必然是全球产业链整体性的转型升级，而不会表现为某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改善。当然，世界各国的技术进步并非是同步的，受技术进步的影响也绝非是同等程度的，这就意味着依托数字赋能实现价值链攀升，不仅可能而且可行。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抓住机遇、构筑先发优势。

具体来看，上文所述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为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可能和重要战略机遇，或者说上述分析解决了“何以可能”的问题。但随之产生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对于中国来说“何以可为”？在新一轮科技竞赛中，中国需要抓住机遇，直面挑战。要依托数字赋能推动中国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这一战略目标，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尽快实现新突破和新发展。

（一）把握数字经济新机遇，构筑数字技术先发优势

如前所述，能否在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推动下实现价值链攀升，根本在于与世界各国的竞争和角逐的结果。从世界技术进步史看，技术创新并非总是发生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各个国家和地区均有可能在某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取得突变性成绩，从而取得先发优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无须作为，顺其自然。相反，正确地进行前瞻性预测并为之做好充分准备的主体，更有可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中率先实现突破。从竞争态势看，目前各主要国家均将数字技术作为未来技术竞争的焦点和重点领域，这突出表现为部分发达国家实施所谓“重振制造业”“制造业4.0计划”等战略规划。为此，中国必须抢抓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动数字技术进步，提升创新能力，构筑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先动优势，改变以往中国以跟随式和模仿式技术创新为主的传统融入路径，打牢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基础，在扎根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不断实现价值链攀升。

（二）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赋能的底层架构

数字技术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在各产业领域的渗透和应用，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作用。因此，要依托数字赋能推动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中国亟待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做足功课、下够功夫。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由于数据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看，数据和内涵于制成品和服务的数据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成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表现。由此，包括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内的经济运行逻辑和机制都将发生重大变化，那么支撑数字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底层架构也要随之进行重要调整。比如，在工业化发展阶段，以“铁公基”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作为底层构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全球经济进入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后，传统基础设施仍然重要，但是支撑经济运行更需要数字基础设施，比如5G基站、互联网工程、物联网工程、数据中心等，无疑在支撑数字经济运行尤其是数字技术在各产业领域中的运用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要依托数字赋能实现价值链攀升，中国需要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从而为夯实数字赋能提供基本的底层架构。

（三）实施重大项目工程战略，努力解决“卡脖子”问题

比较而言，目前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已经具有一定的优势。比如，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发布的《2021数字经济报告》指出，与传统的经济发展存在南北鸿沟这一特征不同，数字经济发展并没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显著差别，因为从实践角度看，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出美国在其中发挥的领导力，同时也表现出中国在其中展现的主导作用及引领力。关于这一点，无论从目前全球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的供给数上看，还是从全球物联网支出额的占比状况看，抑或从全球公共云计算的市场占有率来看，中国和美国都表现出非凡的影响力和主导力。而且在全球几个超级数字平台中，腾讯和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也是“榜上有名”。尽管如此，不得不承认目前中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时，仍然存在某些“卡脖子”问题，尤其在高端芯片、核心元器件、工業领域中的基础软件等方面还存在短板，这些问题甚至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要依托数字赋能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需要解决某些关键技术和领域“受制于人”的问题。为此，可以针对中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和薄弱环节，设立相关的重大科技项目乃至项目群，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激励的力度，在重大攻关项目上尽快实现突破，破解卡脖子问题。

（四）实施开放融合创新战略，实现开源式技术进步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本质，就是要在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基础上整合和利用全球资源，推动开放型经济更好发展，即在发展模式上是一种开放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同样要以开放的视野和思维来看待支撑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面。更具体地说，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不同于封闭条件下的自主创新，因为后者主要是“自己创新”，而前者显然是一种在融合全球范围内创新要素基础上的创新活动，具体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及引进消化吸收后再创新等。应该说，这种开放式的创新模式在数字经济条件下会更加凸显，这是因为当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并且基于此而构建“万物互联”新体系以后，创新活动就更加具有开放特征了。开放开源不仅是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也是推动数字技术进步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中国要依托数字赋能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同样需要实施开放融合创新战略，实现开源式技术进步。也只有如此，中国才能更好地跟踪和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才能更好地吸引、集聚、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要素，推动自身技术进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总之，全球价值链攀升是分工地位的相对改变，要依托数字赋能实现价值链攀升，本质上就要在推动数字技术进步和发展数字经济方面构筑先发优势。唯有构筑起先动和先发优势，才能更好地发挥数字赋能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各种作用机制，才能依托数字赋能走向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化和绿色化等产业中高端发展路径，切实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

〔责任编辑：来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