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全面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出场，需要方法论自觉，方可深度理解这一新道路出场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中国逻辑和文明逻辑。笔者阐明：第一，“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逻辑理应涵盖革命逻辑和发展逻辑;第二，“两个大局”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出场的现实逻辑;第三，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新时代中国方案创新来解答关于世界现代性的“马克思之问”“列宁之问”，“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的伟大理论创造;第四，从“文明互鉴”视域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其“新”聚焦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中国逻辑：第五，作为现实必然性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自己的文明逻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人类文明新形态 出场逻辑 中国逻辑

作者简介：任平，哲学博士，江苏社科名家，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學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和趋势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19ZDA022）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全面深刻总结贯穿百年党史主线、主题时提出的重大新论断、新概括和新命题。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进一步指出：建党百年来，“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近来，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或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重大主题展开热烈讨论，踊跃发表了一大批阐释性文章，细读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去完整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此领域的研究已臻完善并可以止步。相反，其出场的历史逻辑、本质内涵、创新功能和世界意义等许多方面还存在若干重大问题未能深解，不少论述还流于话语表面，一些结论还缺乏足够的出场学视域穿透，甚至还存在某些明显的偏见。此外，上述问题还凸显一个共同特征，即缺乏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方法论自觉，阐释境界没有上升到唯物史观原则高度加以透视。有鉴于此，限于篇幅，笔者集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中国逻辑和文明逻辑：第一，“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那么，什么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逻辑？第二，“两个大局”是否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出场的现实逻辑？第三，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逻辑：如何以新时代中国方案创新来解答关于世界现代性的“马克思之问”“列宁之问”，“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的伟大理论创造？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中国逻辑：从“文明互鉴”视域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究竟“新”在何处？第五，作为现实必然性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又如何以自己的文明逻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解答上述问题，必须要有哲学方法论自觉，站在唯物史观原则的制高点上加以透视。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逻辑

第一个需要审思的重大问题是：究竟如何理解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或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所谓历史逻辑，应当指党领导中国人民如何经过百年奋斗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历史全过程，包括其中的主要环节、主要阶段及其链接方式。那么，这一历史逻辑究竟是如一些学者认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包括前此百年奋斗历程，还是指扩及整个百年奋斗历程，包括中国式现代化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的完整概念？笔者选择后者。究其原因，既然“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和“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出场作为“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结果，其历史逻辑就应当是贯穿全部百年党史，成为其主题和主线的全链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已经百年。今天，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回望建党百年史，我们发现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走自己的路”，开创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即中国新现代性道路，包括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正沿着这条道路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具体而论，为什么说“道路创新”构成了百年大党奋斗的主题和主线？首先，通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不仅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主题，而且是贯穿百年党史的主题，甚至是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至今180余年来中华民族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道路探索也贯穿着问答逻辑，即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根本追求与奋斗主题，那么，人民的根本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就必然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伟大初心和根本使命。由此而论，贯穿百年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也成为百年大党超越其他一切政党的最重大贡献，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辟了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入新时代这一新发展阶段，中华民族正在奋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是这一主题和主线在新时代的伟大继续和集中表现。这是整个百年党史甚至是180年中国近现代史必然的历史指向。我们只有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放在整个百年党史“走自己的路”坐标上，进而放在180年来近现代史的宏伟历史坐标上，才能真切地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并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独特贡献和伟大意义。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出场逻辑包括百年来的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追求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它要求打破一个传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世界，创造一个民族独立、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生态美丽的新世界，“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是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本身就包括了“打破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两个方面，包括要实现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三大历史任务。即是说，三大任务中的每一项都是党领导中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大变革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必须肩负、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站起来”，从被压迫、被剥削、被支配的对象客体转为国家的主人、创造历史的主体，必然是现代化进程的首要主张，是实现“富起来”“强起来”的首要前提、全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第一使命。正是在如何完成这一重大现代化历史任务考验面前，以往依靠照抄照搬别国旧道路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辛亥革命都失败了，说明照搬别国旧道路走不通，需要“走自己的路”、开辟“新道路”。而要开辟自己的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首要的是须创造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革命道路，即创造了一条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而且任务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创造，不仅在中国大地上深刻地改变了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照抄照搬西方现代性样本的教条规约，而且也深刻变革了马克思晚年批判的“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大地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赋予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全新解读，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必经的革命道路。没有这一新的道路革命，也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人民站起来，也就不可能有后续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道路。

再次，尽管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历程依然无比艰辛，尽管改革开放40多年来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才真正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最新阶段和集中表现，其探索却始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探索“走自己的路”，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包括毛泽东对苏联科学院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批评，他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经验时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等经典文献。总之，百年初心成大道，而今迈步踏新程。“走自己的路”、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贯穿百年党史的一条主线，包括了“中国式现代化革命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开辟这一道路成为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主题，成为党最重大的历史贡献。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走出了这样一条正确的科学的道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现实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只有在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中才获得其充分表现和最典范形态，这就涉及第二个需要深度审思的重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出场的时代语境与现实逻辑。这就是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复兴全局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如果说，历史逻辑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出场的历史语境的把握，那么，现实逻辑追问的是这一新道路必然出场的时代语境。

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所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出场语境的现实逻辑，是因为这一大变局不仅仅表现为中美两个大国博弈过程中呈现的地位和力量的“东升西降”，而且是两个大国所领导的新旧全球化时代体系之间正在发生的大转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单一全球霸权、霸凌体系，就是几百年来西方现代性一直支配全球、宰制全球的旧全球化时代体系。无论老殖民主义、老帝国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都是西方资本现代性全球霸权的必然表现。在哲学表达上，这一旧全球化时代体系就是西方资本逻辑的单一中心性，或者是以非西方为“被支配客体”的单一“主体-客体”全球霸权体系，它们必然要求以西方文明、西方霸权、西方话语为唯一规范宰制世界，让全球化参与者按照西方标准同质化。这一旧全球化体系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分裂，已经遭到了越来越多被奴役、被歧视、被压迫民族和国家越来越激烈的抗争。中国崛起所反映的，正是旧全球化时代体系的衰落以及中国倡导和领先的新全球化时代体系。这一体系倡导的价值与文明是多元主体、和而不同、和平发展、平等交往、合作共赢、文明互鉴。多元而平等交往的主体际关系体系，替代战争争端和文明冲突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替代西方单一标准的文明霸凌的文明互鉴，都高度体现了新全球化时代体系无比优越于旧全球化时代体系的超越性和优越性，“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地区）人民的赞扬和支持，当然也必然遭到为了维护旧全球化时代霸权体系的美国及若干西方国家的无底线破坏。新全球化时代体系呈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全球表达。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就在于以多元主体的价值-文明共同体建构来取代旧全球化时代造成的全球分裂。总之，中国崛起后所引领的新全球化时代体系，反过来更加强烈地呼唤和催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出场。如果说，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世界走向中国”的旧全球化时代，中国主要依靠汲取和运用外来思想和文化来拯救中国、发展中国，那么，今天进入新全球化时代，“中国走向世界”就必须要开创自己的路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然后才能走向世界，开创新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体系。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在成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其战略使命就是要让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么，有两个问题必然要告知全党和全国人民。其一，我們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或曰目标蓝图是什么？其二，我们要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或曰开创什么样的道路通向这一辉煌目标？概言之，就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怎样建设（开创、选择什么现代化道路）这一国家？对于前者，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强国主要特征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这一目标的确定，无疑是党的理论的一大创造，这一现代化目标充分展现了超越西方、苏联、旧中国关于现代性的新现代性内涵和特征，具有强烈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站在了世界与时代的最前沿。这一目标是对以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抽象，呈现“中国新现代性”本真特征。在目标确定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概括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完整地解决了通向中国新现代性辉煌目标的切实道路。一个国家的现代性目标无疑带有根本指导性和引领性，但是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道路，那么目标依然是空想。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超越空想社会主义，主要在于“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这一条件主要指道路。因此，明确通向目标的现实道路，使新征程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战略成为真正的科学。因此，我们不仅要全面理解和把握中国新现代性目标，更要深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如果说“中国新现代性”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探索经验的抽象概括，那么，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或者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本质上就是“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然而，就实现方式而言，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别，这就是“抽象”（中国新现代性）与“具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差别。尽管抽象源于具体，但是在认识论和实现方式上又先于具体，“抽象上升到具体”又呈现一个先验的然而又是合理的辩证逻辑。理解这一逻辑，需要有方法论自觉。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逻辑

百年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之所以能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辉煌奇迹，就在于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而之所以能开创这一新道路，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更具体地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行”。

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超越和摆脱西方束缚中国的现代化旧道路;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不可能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辟之间，呈现为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现实相互作用、共进共长的关系。一条道路，只有上升到理论反思的高度才能达成思想的自觉;一种理论，只有转变为行动指南、成为道路探索才能成为实践自觉。作为新的思想指导、引领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核心是“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就是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伟大实践的哲学表达和思想引领，它的出场，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必然性，以此为现实根基，成为不同于“唯物史观西欧逻辑”的中国表达。

“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的出场史存在五个关键节点。

一是在现代化道路指导思想上，马克思主义替代进化论，成为中国人民抛弃旧道路、开辟新道路的历史起点。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旧民主主义革命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旧道路之所以屡遭失败，首先是因为其指导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进化论本质上就是西方资本逻辑现代性的文化表达，这一表达主张“丛林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必然是维护西方霸权的意识形态。颠覆这一旧道路、开创新道路的关键，就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瓦解了西方文明的形象，让中国人在旧精神崩溃中彷徨。这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天辟地，换了人间。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替代了进化论作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新思想旗帜，才有可能开辟新现代性道路。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替代照搬照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成为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思想条件。陈独秀、王明等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不从中国实际出发、教条主义地照搬照抄“唯物史观西欧逻辑”，结果导致两次大失败。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让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考察、发现民族解放和中国现代化的独特规律，以“中国式革命的逻辑思想”真正开辟了一条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让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

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索“走自己的路”，反对苏联把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化、僵化教条化，继续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发展“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而后的实践证明：正因为我们始终坚持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进程中继续“走自己的路”，才有可能超越苏联僵化的老路。

四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国人民富起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典范。“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开启新时期改革开放大门的思想先导，破除观念崇拜、不断解放思想、推动观念变革成为改革开放大踏步向前的强大思想动力。中国发展道路创造的奇迹再一次证明：改革开放是强烈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实践动力，“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是强烈推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思想动力。

五是进入新时代，特别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我们既明确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新现代性目标，更进一步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与时俱进地具有新时代、新阶段形态。

“唯物史观中国逻辑”不仅摆脱了马克思批评的那种教条化“唯物史观西欧逻辑”的束缚，在更深层次上成为关于世界现代性道路的“马克思之问”和“列宁之问”的中国解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彻底批判了资本现代性道路，追问超越资本逻辑的现代性道路何以可能。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打破了世界现代性道路由资本逻辑宰制和一统天下的格局，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但是，这一道路究竟能否成功，成为著名的“列宁之问”。在中国大地上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用“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揭示了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特殊规律，因而也就为解答世界现代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中国逻辑

无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或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概念中有无“新”字，都有“中国式”，这就是“新”特征之根据所在，也是创造、走出这条道路的关键和灵魂。有学者指出：所谓“中国式”，就是指用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方式创造的中国道路。这一表述固然不错，但仍失之浮泛。其实，从根本上来看，所谓“风格”“气派”“方式”都指向一个对象，这就是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中国逻辑。其关键在于我们要回答这一道路的中国逻辑“新”在何處？在这一方面，学界发表的文章论述颇多，然而问题也相对较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方法论自觉，即没有建立完整的坐标系加以参照比较，孤立地谈论“中国式”之“新”就会不得要领、难以自洽。没有坐标系就没有比较，也就没有判断“中国式”之“新”是否新的标准，因而也就无法判断出是否新;但是，如果仅仅在一个坐标系参照比较下得出的新特征，很可能在另一个坐标系比较中就成为共性品质而非新特征，反之亦然。笔者认为，理解这一道路之“新”需要在以下五个坐标系或谱系的综合参照下才能加以把握。多种坐标系的存在是历史自在必然形成的谱系，不是研究者或某种主观观念外在地抽象地嵌入、任意选择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恰好是历史与现实之对话、辩证超越和扬弃这些坐标系弊端的结果形态，它的“新”是历史地发生、出场创造的现实产物，而不是单纯主观选择比较的产物。从方法论自觉选择加以比较的多种坐标系视角来看，毋宁说是对这一现实必然的历史逻辑的自觉反思。而更为关键的，这些坐标系之间绝不是毫无联系、可以任意抽象、切割、孤立地加以比较和对待的，恰好相反，需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最终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在抽象上升到综合具体中来把握“新”的特征。这就不再是一堆单纯碎片化的“新”特征，而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完整的中国逻辑。

第一坐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超越与扬弃了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经典现代化道路。西方现代化是世界原初第一个现代化道路和模式。西方现代化在创造世界现代化许多普遍性状的同时，由于资本逻辑追求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必然地导致现代社会发生三大崩溃：一是资本现代性贪婪本性必然造成人与人这一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阶级对抗和冲突，进而造成社会全面崩溃;二是资本现代性贪婪、无节制地榨取自然资源，造成人与自然对抗，使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崩溃;三是导致全球分裂，东方从属于西方，资本全球霸权统治着世界，新老殖民主义、新老帝国主义宰制的资本全球化体系就是旧全球化时代体系，必然导致全球体系的崩溃。“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在对应的三个方面加以超越。一是在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以逐步消除两极分化、主张共同富裕、和谐发展来抵御、弥补和消除资本逻辑带来的社会裂隙;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来抵制和消除资本逻辑引发的人与自然的全面冲突;三是以自我发展、多元主义、平等交往、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全球化时代体系来取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的旧全球化体系，以改变世界秩序来逐步抵制和消除全球分裂，建设“人类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此外，中国绝不会亦步亦趋地照抄照搬西方那种“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和“欧洲新现代”发展道路，而是创造了“中国新现代”发展道路：用“数字中国”带动工业化创造“新型工业化”道路;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并举来开辟“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经济杠杆作用来共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用坚持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融和统一，建立“全过程民主”和“全方位民主”;用“基本公平”与“比例公平”统一来重构差异性社会的正义与和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轴心灵魂构成多元合法积极文化进而统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以“生态”与“为民”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构建新现代性的中国式绿色发展道路，既不同于经典现代性那种人与自然对立的文明，也不同于后现代主张“生态中心”而敌视人的荒野文化。

第二坐标：超越和扬弃了旧中国现代化老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入西方霸权统治的世界版图。为了拯救危难中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中国仁人志士致力于救国救民，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等，都尝试照抄照搬西方道路，无论部分抄还是全抄，抄得像或不像，结果都是屡抄屡败。历史证明：西方资本逻辑现代性道路不能救中国。因此，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重新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三坐标：超越和扬弃苏联经典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但是而后的苏联并没有成功实现列宁的梦想，解答“列宁之问”。苏联走的僵化教条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中国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超越了苏联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用基本经济制度超越了苏联僵化的单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用中国式“全过程民主”超越了苏联的高度集权体制，等等。中苏对比可以看到：在超越和扬弃西方现代化道路之时，我们当然可以将“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当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主要“新”特征，但是在与苏联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比较坐标中就不能这样判定，上述两点恰好是同质性而非差异性的。在这一坐标中，比如在经济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恰好在于打破了苏联模式，创造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产权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生产要素分配并存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同构成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经济制度内部的相互作用既汲取了公有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各自的优越性，又相对避免和减缓了其他问题，因而成为既能够超越单纯的资本逻辑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又能够超越苏联僵化教条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道路。

第四坐标：超越和扬弃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基本照搬苏联经典社會主义现代化道路实施的“老路”。虽然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政治制度基础和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努力奠定了初期工业化基础，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因为外有帝国主义封锁，内部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从总体上看，我们当时还是照搬照抄了苏联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建设模式。尽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苏联“老路”所包括的僵化、教条的形而上学进行自觉抵制，但是，“一边倒”的结果依然存在着若干问题，因而，需要而后在改革开放这一“关键一招”中加以重新探索。

第五坐标：超越和扬弃改革开放前端“杀出一条血路”“摸着石头过河”方式的道路探索坐标。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早期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没有现成理论可以顶层指导预设，只能诉诸感性实践探索，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杀出一条血路。客观地说，改革开放早期的探索付出了相对沉重的代价，也交了许多“学费”。今天，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方位上，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最“新”探索就要认真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道路探索经验，重新以理性自觉、顶层设计思维来指导未来道路探索和战略实施。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的时代化出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的自觉表达。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必然导致的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反过来看，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物质精神文明协调、生态文明、自我发展的全新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的中国逻辑需要在“文明互鉴”“历史互鉴”中加以把握。超越和扬弃是在充分汲取别国道路和自身历史道路经验教训基础上展开的辩证过程。扬弃就是辩证否定和超越，就是既克服又保留，在保留、继承和汲取合理的因素的基础上克服其弊端和缺点。只有经过这样辩证否定后的新道路，才真正具有超越历史的优越性。这一新道路在既扬弃西方的资本逻辑现代化又扬弃东方的苏联现代化老路的基础上，既辩证地否定，又在克服的基础上保留，其包含的矛盾和潜在问题必然比前两者更加集中。加速发展很可能使新道路的内在矛盾积累得更多、情形更突出，一旦冲突爆发就可能更加剧烈。因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单向度地仅仅看到新道路的优越性之“新”而回避矛盾，不能全面辩证地加以把握，那么就会误大事。

五、“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逻辑

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什么说“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聚焦于此，学界发表了许多文章加以阐释，但是其中有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深入阐释：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为一种现实的、实践的、必然的进程，究竟为何又具有了创造人类价值-文化-文明逻辑的意义进而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即是说，现实与价值、道路与文明、合理性（正当性和规范性）与现实性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统一的？这一追问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二，在更深的方法论自觉意义上，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哲学表达，唯物史观中国逻辑需要将这个问题转换为一个唯物史观的内在向度或功能问题（“问题中的哲学”转换为“哲学中的问题”）来加以考察：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规律为己任的唯物史观，内在地包含着价值-文化-文明逻辑（维度、规范或功能）吗？

这两个问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毫无疑问，一种道路探索的问题，如果不上升为哲学反思就难以得到更深层的理性解答。以往人们把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唯物史观视作实践哲学、行动指南时，着重强调其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性、客观性向度和功能，而忽略甚至否定唯物史观具有价值、文化、文明的向度、规范、功能。没有后者，就无法说明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何以可能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體”以及“正义”“正当性”“合理性”“合目的性”等“属人性”的价值规范要求。为此，理论界在辩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否有根据立足问题时，就有学者质疑：那些在追求“正义”原则时脱离唯物史观的现实基础而滑向追求道德制高点的唯心主义外在空想的学者，是否有理由主张“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有学者从认识论“求真”与“评价论”“求善”统一的角度阐释这一逻辑，但是，如果历史道路本身没有价值向度，不从唯物史观的本体论自身考察阐明价值、文化、文明的客观向度（首先不是主观观念的存在），那么这一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答。即便讨论唯物史观双重功能，但是如果不从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实践，或者更准确地说交往实践本身机理出发去阐明道路现实何以内在地、客观地包含着价值、文化、文明向度，那么，要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何以可能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就至少缺乏本真性的根据。

其实，从出场学或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视域出发来观察问题，一切就够简单了。历史、社会生活、道路本身都是实践的。人们创造历史、开创道路，是一种实践活动。笔者曾一再指出：实践都是交往实践，都是作为社会的人即多元主体经过改变共同的中介客体而结成的交往实践。交往实践存在着“主体-客体-主体”的存在论或本体论结构，就是社会存在的抽象形态。任何交往实践结构都具有三重结构。第一重结构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社会存在的客观结构。在交往实践“主体-客体-主体”结构中，多元主体和客体均为客观的、物质的存在要素，交往实践活动结果创造着现实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百年奋斗的实践中开拓创造的结果。这一道路开辟的进程不仅是人民改变自然客体的生产活动，而且是创造和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交往关系乃至于扩展为全球化体系）的活动。因此，开辟道路的实践是社会实践、交往实践。交往实践的每一次活动虽然是多元主体出于不同目的共同作用的产物，然而活动对于多元主体都产生相同或相异、有利或不利的结果，这就是客观的价值结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逻辑的生产活动（生产交往实践）时认为，对于资本家而言是财富的积累，相反对于劳工而言却是贫困的积累，同一的生产交往实践本体对于两者的价值向度呈现对立、对抗关系，这就是西方资本逻辑现代性道路的内在根本矛盾。价值结构首先是客观的结构，而不是观念的结构。每一种道路的创造，因而也就包含着价值向度、进而升华为文化向度、文明向度。文化是价值体系，文明是文化体系的结果形态。这些向度，植根于现实的道路之中，又超越现实向度，成为引导、支配现实必然性前行的方向性存在。用哲学语言来表达，价值向度构造道路的“价值自我”，而现实向度是构成道路的“现实自我”。“现实自我”是“价值自我”的存在基础和现实场域，而“价值自我”是“现实自我”的超越性存在，指向未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在现实层面上超越西方资本逻辑旧道路之时，就同时在价值向度上创造“共同富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文明形态，就在“五位一体”文明层次上创造了超越资本现代化道路、超越全球霸权主义的旧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新文明。这一文明新形态既不是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经典现代性文明，也不是后现代，而是超越经典现代性与后现代的新现代性文明。

当今世界，我们正处在东西方新旧两种人类文明形态大转换的夹缝之中，文明冲突和思想撞击在所难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追求文明互鉴的“和合”体系，超越西方资本逻辑主张的“力”（依靠一己私利和霸权统治世界）的文明、“同”（追求抽象的“普世价值”安置世界）的文明，主张多元主义、多样性文化的和谐共生的文明。然而，这一主张需要得到全球广泛的价值认同和支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历史地解决了让中国人民“不挨打”（站起来）、“不挨穷”（富起来）的问题，然而要“强起来”，还要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了维护旧的全球霸权体系而对中国道路污名化（“挨骂”）的问题，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正当性、合理性、合法化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性地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必然经历正当性、合理性、合法化过程的考验。

〔责任编辑：韩璞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