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方

在中国，从乡村到都市，从沿海到内陆，从逐水草而居的牧人毡房到安土重迁的农家小院，碗都是人们餐柜中的绝对主角。北方人喜面，碗身粗大；南方人吃米，碗口玲珑。但不管碗口多大多小，碗足都刚好嵌于手掌之中，便于人们将它牢牢捧在手中。从形态上看，碗、盆、钵、缸、杯、盘等餐具都可以盛放食物，但对于中国人而言，只有“饭碗”延伸出了职业的含义，也只有端起碗吃饭才能感受到居家的烟火气息。与中国人不同，西方人倾向使用盘子就餐。对于碗，西方人的认知相对模糊，他们将敞口类器皿统称为碗。如美国著名的橄榄球赛事“超级碗”，就得名于帕萨迪纳市的碗形体育馆。

1999年，余秋雨先生参加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节目录制，节目组从埃及开始，行走了希腊、以色列、伊朗、伊拉克等地，带领观众重游了四大文明发源地和三大宗教发祥地，整个行程跨越4万多千米。在后来整理这段旅行的著作《千年一叹》中，余秋雨先生就关注到碗在东西方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不同。他在文章《碗是什么》中写道：“外语里虽然也有‘碗’这个词，但在很多地方看不到这种东西，只有大大小小的盘子。”在文章中，他还回忆起当时主持人许戈辉向以色列酒店的工作人员借碗时连比带划地解释说：“（碗就是）比盘子深一点，凹下去的，可以盛吃的东西。”结果，在漫长的沟通之后，工作人员送来的“居然是个塑料花盆”。

从材质上看，碗有陶有瓷，有木有玉，有金有银。考古发掘显示，最早的碗为陶碗，诞生于距今约1万多年前的中东地区。随后，碗作为餐具和储物容器向四周旅行。受不同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习俗的影响，向西旅行的碗，碗口变大，腰线收缩，逐渐向盘子演变；向东旅行的碗，碗的线条更加圆润柔和，碗身的图案内容更加丰富，碗足也更扎实美观，并形成了以陶瓷为主要材料的日常餐具。随着唐宋时期中国陶瓷技艺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造型优美的中国瓷碗随船扬帆出海，受到海外民众的热捧。在今天的世界艺术品拍卖会上，中国明清时期的瓷碗备受收藏界青睐，以高昂的价格旅行世界。

碗是人类制陶业的早期产物，而陶器的诞生可能源自无意。英国科普巨著《科技史》第一卷就说：“陶器没有单一的起源，孩子们都会制作泥饼。”从器物诞生的先后顺序看，柳条、竹枝等编织的篮子先于土制陶器诞生。可能是为了使篮子不渗漏，人们给篮子糊上黏土晾干使用。偶然的一场大火之后，人们发现原来编织篮子的柳条、竹枝烧没了，而篮筐形成的土胚还在，并且更坚固，防水性更好，于是第一个陶器便产生了。对于古人类而言，早期陶器只有大小之分，形状则大同小异。

从目前考古发掘出土实物来看，世界上最早成型的陶碗出现在今土耳其的加泰土丘遗址。该遗址距今约1万年，考古发掘显示陶器“器型常见平底的深碗、浅盆”。从出土陶碗的残部看，这些碗的碗口偏大，没有碗足。加泰土丘深碗诞生后，可能伴随着古人类的迁徙交流向南旅行到了两河流域。1931—193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队在今伊拉克北部的高拉遗址发现了欧贝德人（公元前5300—前4300年）的文化遗存，并在那里发掘出土了大敞口的平底碗和大浅盘等大量彩陶器物。研究显示，这些彩陶器物与土耳其加泰土丘的深碗很相似，在器型和纹饰上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数量较大、器型保持相对完整的古碗出土于古代苏美尔人的乌鲁克遗址。乌鲁克遗址位于伊拉克巴格达以南约250千米处，文化断代为欧贝德晚期文化。由于碗形统一，乌鲁克出土的碗被称为“斜边碗”：碗高约6厘米，碗口直径达18厘米；整个碗外形粗糙，口沿外翻，腰身向下收缩明显；因为没有碗足，它们看起来更像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教授吉尔·古尔德通过对史前制陶技术的恢复，发现“斜边碗”通过类似生产线的方式被大量生产出来，其主要功能用于储存面包等食物，而不是作为餐具使用。

从器物出现的先后顺序上看，西亚地区是碗最早诞生的地方，但目前尚没有直接证据显示中国的古碗来自西亚。从中国古碗明显而突出的碗足构件来看，即便是碗自西亚旅行到中国后，也得到改良和改善；当然，也不能排除中国本身就是古碗诞生的另一原点。

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碗—绳纹圈足红陶碗（距今8170年），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大地湾遗址。该陶碗高7.5厘米，碗口直径约18厘米，与“斜边碗”在大小和形制上頗为相似。两者不同的是，绳纹圈足红陶碗没有施彩，而是布满绳纹，且其碗足明显清楚，高约1厘米，直径约7.8厘米，说明该碗极有可能就是端在手中的饭碗。

此外，与中国北方先民使用陶碗的传统不同，南方早期先民可能使用的是木碗。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件由木头镟挖而成的木胎漆碗（断代为6300年前）。由于时间久远，木碗的碗沿已残破不全，但碗形大致清晰，尤其是碗足保留完整。最可贵的是，该木碗有明显的红漆痕迹，显示出当时的人们对生漆使用已相对熟练。用生漆装饰木碗或其他器皿逐渐形成传统，如197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一套木碗就保留着飘逸优美的生漆纹饰。

碗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称谓较多，有盌、碗、椀、塯等。其中，盌为碗的异体字，《说文解字》解释说：“盌，小盂也。”在我们的生活中，“盂”泛指敞口的中小器皿，因为有相似之处，所以古时“盂”和“碗”可能互称。如汉代扬雄在《方言》中说：“盂， 宋楚魏或谓之盌， 盌谓之盂。”根据黄金贵先生的研究，汉语里碗最早被称为“塯”，指相对粗糙的陶制盛饭器，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尧、舜生活简朴，与民同苦，用简陋的陶碗“塯”用餐，“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种类齐全，加上古代工匠技艺高超，陶碗、瓷碗、木碗、金银碗等都可以自行制造，无需他来。除了考古发现的木漆碗、金银碗外，史籍中关于各种材质碗的记载也不少，如《北齐书·卢叔武传》中说“但有粟殖葵菜，木椀盛之”；又如《三国志·甘宁传》中说“权特赐米酒众殽，宁乃料赐手下百余人食。食毕，宁先以银碗酌酒，自饮两碗，乃酌与其都督”；《中华古今注》中则说“魏武帝以玛瑙石为马勒，砗磲为酒椀”……

但历史上的确有一种碗自西沿丝绸之路源源不断旅行到中原地区，这种碗就是玻璃碗。我们知道，隋唐之前，与玻璃相关的产品多依靠从西方国家进口，如晋代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载“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这里的“水晶”就是玻璃，“五种灰以作之”是利用草木灰作助熔剂制作玻璃的方法。另外，在南北朝杨炫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洛阳富豪拥有来自西方的玻璃碗：“元琛豪富，酒器有玛瑙琉璃盌”，且“自馀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 。

此外，《世说新语》中也记载了一篇东晋开国元勋王导与众人谈论琉璃碗的故事。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邪？”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彻，所以为宝耳。” 从“此碗英英，诚为清彻”的描述看，该碗的透光性好，清莹澄澈，应该是自西方旅行而来的玻璃碗。从来源上看，玻璃材质的碗可能是商业贸易品，更多的可能是西方国家向中原王朝的朝贡品。如《隋书·高祖本纪》中说突厥人曾向隋文帝进贡过玻璃碗，“突厥遣使献七宝盌”。

玻璃碗独有的特性，加上物品稀少，刺激了古人对它的想象，为玻璃碗延伸出很多功能，以显示其贵重和神奇。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就记载了一个“为碗杀人”的故事：“马侍中尝宝一玉精盌，夏蝇不近，盛水经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尝匣于卧内，有小奴七八岁，偷弄坠破焉。时马出未归，左右惊惧，忽失小奴。马知之大怒，鞭左右数百，将杀小奴。”

玻璃碗透光性、折光性好，但玻璃易碎，不适合长时间的陆地运输，所以能完整地从西方旅行到中原大地的玻璃碗应当少之又少。物以稀为贵，这也是早期史书中玻璃碗的持有者非富即贵的原因。

宋元之际，我国海外贸易蓬勃发展，形成了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三大商业港口，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畅销的商品。14世纪初，中国航海家泉州人汪大渊两次随商船出行，前后历时7年，最远到达埃及、莫桑比克和澳大利亚等地。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了自己旅行过的国家中，至少24个国家都有中国“碗”的身影，如“青碗”“青白瓷碗”“青白碗”“青白花碗”等，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一幅中国瓷碗扬帆海外的画卷，同时也标记出一条14世纪中国瓷碗旅行东南亚的路线。

由于《岛夷志略》的写作基于“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的原则，书中所记都为汪大渊所亲见。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到缅甸、马来西亚，几乎整个东南亚都是当时中国瓷碗的销售区域。这一时期出现在东南亚的中国瓷碗来自何处呢？彭适凡、詹开逊在《〈岛夷志略〉中的“青白花瓷器”考》一文中认为，部分精致的青花白瓷、青瓷碗可能是国内著名的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所产；另一部分相对简陋的粗碗应该是福建、广东等地的民间窑厂所烧制。

中国瓷碗经海路向东南旅行一直延续到明代，根据马欢所著《瀛涯胜览》一书，明代的中国瓷碗仍受到东南亚国家的喜欢：“占城国……其买卖交易使用七成淡金或银，中国青瓷、盘碗等器……甚爱之”；“锡兰国……甚喜中国麝香、紸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樟脑”。

虽然宋元之际中国海外贸易的范围很大，中国货物一直销售到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等地，但旅行到阿拉伯世界的中国“碗”很少。如在汪大渊的笔下，缅甸向西直至非洲北部的广大区域里只有伊朗一处销售中国瓷碗：“加里那（伊朗），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细绢、铁条、苏木、水银之属。”极少量进口中国的碗，可能与阿拉伯世界“手食”的习惯有关。根据南宋岳珂在《桯史》中的记载，当时在中国泉州定居的阿拉伯商人以手就食，不使用碗：“旦辄会食，不置匕箸，用金银为巨槽……坐者皆置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为触手，惟以溷而已。群以左手攫取，饱而涤之，复入于堂以谢。”对手食者而言，盘子或“巨槽”都比碗方便。考古发现也显示阿拉伯世界出土的中国瓷器类型以盘为主，“伊朗出土的中国宋元瓷器也不少，在北部的马什哈德博物馆中，就陈列着以元代龙泉青瓷钵、盘为主的中国瓷器”。

与阿拉伯文化类似，西方人手食的历史漫长，将刀叉作为普遍使用的餐具要到18世纪以后。西方人用盘子吃饭在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中就有所体现，该书第九卷《阿伽门农向阿基琉斯求和遭拒绝》中记载：“他（阿基琉斯）这样说，帕特罗克洛斯听从他的话。他把一只大盘子放在火光上面，盘上放着肥羊和绵羊肩头的肉。”十一卷《两军激战引起阿基琉斯注意》中也记载：“（赫卡墨得）再把一只青铜大圆盘放在桌上，盘里放着酒菜—郁香诱人的大饼、黄色的蜂蜜和神圣的粗磨面餅。”

从餐具形态看，盘子浅而大，呈平面展开，食物可以分门别类摆放，荤素营养搭配一目了然，适合放在桌上，反映出西方思想中的理性与分析精神；碗则小而深，为上下结构立面延伸，含蓄内敛，食物叠加与否、叠加多少，不能一览无余，适合端在手上，折射出中国哲学强调的整体与和谐。

与中国碗旅行到阿拉伯世界的境遇相似，最初西方世界更偏好瓶、盘、罐等中国瓷器。18世纪，在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极力推介中，西方迎来了“中国热”时代，中西贸易中的中国瓷器包括瓷碗大受西方人追捧，英国大英博物馆馆藏的北宋河南张公巷窑瓷碗、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藏的北宋定窑碗等，正是在这一时期前后得到西方的关注和重视。清代中后期，随着大量华人移居欧美，碗也伴随着华人抵达遥远的西方。清末旅行家张德彝就在英国伦敦发现了一家华人开的销售中国碗的杂货铺：“馆右有一杂货栈房，屋宇阔大，货物繁多。更有若许华物，如铜锣、草笠、木碗、蒲席与景泰蓝之瓶炉盒罐，以及名窑瓷器。”

2021年2月25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次庭院拍卖中，一个35美元买到的中国青花瓷碗被估值为50万美元。随着中国经济文化实力的崛起，造型精美的中国古瓷碗越来越受到西方收藏界的追捧：2006年，在佳士得拍卖会上，清代乾隆年间的“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以1.51亿港元落槌成交；2016年，一件南宋建窑“油滴天目”茶碗在佳士得拍出1170.1万美元的高价；2017年，明代宣德年间的青花鱼藻纹十棱菱口大碗在苏富比拍出2.29亿港元的天价……

从捧在手心到奉若珍宝，碗的旅行不仅是器物的流转，更是文化与艺术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