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松

明中期是心学思潮崛起的时代,很多心学学者存在“阳儒阴释”的问题。由于被甘泉判定为禅的慈湖学重新受到学者追捧,所以甘泉为了救正世风、学风而力辟佛老。甘泉早年也曾学习佛家,但是其确立儒家立场后,一生对于佛家思想都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严儒佛之辨。

一

甘泉辟佛老,对儒门坚守基本价值观、稳定阵脚贡献实大。罗洪先所写的甘泉《墓表》中表彰甘泉辟佛老之功,他说:“斯时也,何时也?心佛老而诬圣经,借圣经以文佛老,于佛老则师其意而不用其词,于圣经则用其词而不用其意,异说猖狂敢为大言以欺人,残蚀浸淫,为祸之烈,甚于洪水猛兽。先生以中正之学独遏横流,明天理之本然,救人心于既死,先生之功,顾不伟欤?当不在抑洪水、辟杨墨之下也。洪先不佞,不能粉饰文辞,皆据实而表之,凡具此理之同然者,其不以为然乎?”①湛若水撰,游腾达、王文娟点校,钟彩钧审定:《甘泉先生续编大全·补编》,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8年,第558页。罗洪先讲到当时学界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多学人混淆三教、污蔑儒家经典,甚至借着儒家经典为佛、老文饰等,这种局面幸得甘泉遏横流、明天理,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救正。

甘泉在《答欧阳崇一秋官》中讲到,自己在早年也曾学习佛学,并有快意,其对佛学有基本的了解,后来觉察佛学无实,无实在的德性和事业,如同谈空画饼。甘泉说:“仆之不取佛者,非如世之群儒,区区以辟异端为事,而懵不知者也。盖三十岁时,曾从事于此,亦见快意,久乃觉其无实,亦无实德实事,如谈空画饼耳。且心事既判,又云‘理障’,其害道不为小矣。所以恶之者,非恶佛也,恶其害道也。往往见阳明门弟尊佛而卑圣,至谓孔子为缠头佛,佛乃是上圣人,亦尝痛之,愧不尽心于知己者。今来谕所述阳明云云,则吾不忧矣。而门弟之传云者何耶?吾辈乃时人之耳目,不可不慎也,仆当与执事共勉之。”①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泉翁大全集》(全四册)一,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年,第263页。甘泉在弘治七年二十九岁时开始从学于陈白沙,在最开始的三年,他对陈白沙的“无在无不在”“勿忘勿助”等思想并没有真切的认识和感悟,处于一个困顿期。而至弘治十年,甘泉在三十二岁时才真正领悟儒家的天理之义,并提出“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其后得到白沙的高度肯定。上面引文说到甘泉在三十岁时,曾从事于佛学,说明其在修习儒家的同时,也去阅读和探索佛学,虽对佛学有一定的理解,但最终还是认识到佛学无实。正是因为这个阶段甘泉一直在钻研和体悟儒家思想,其对儒家思想不断深入体悟和认识,使他突破了在佛学修习上的“快意”阶段,认识到佛学的问题所在。甘泉认为自己辟佛和其他人辟佛不同,其他人只是为了辟佛而辟佛,对佛学的基本思想和问题没有深入认识,而他则认为自己对佛家思想是有深入了解的。甘泉对世之学者尤其是对部分阳明弟子佞佛非常担忧。欧阳崇一即欧阳德,是阳明在江西的重要弟子,甘泉这封信就有规劝阳明弟子之意,并就欧阳德在阳明学人内部对相关错误讲法进行批判抱有期许。阳明在江西的主要弟子以邹守益、欧阳德为代表,他们以修持笃实著称,在三教关系等相关问题上的看法和甘泉较为一致。

二

甘泉赞扬了前儒尤其是二程辟佛之功,他在《伊川唐录序》中说:“大哉!二程夫子之有功圣门也,排佛老而卫先圣之道,虽以配孟可也。吾师白沙夫子手授遗书于水曰:‘孔孟正脉也。’”②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泉翁大全集》(全四册)一,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年,第554页。甘泉接续了二程、朱子辟佛之传统,继续对佛教进行批判,其辟佛又有一些新的讲法。

甘泉认为儒佛在本体上认识不同,主要体现在对理、气、心、性等的认识不同。佛家认为缘起性空,万事万物都没有本质性的自性,事物的形成都是因缘聚合。而儒家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天理,即宇宙万物的生生之理,佛家则认为万事万物并没有实有的天理,认为儒家对实有的天理的执着是修行的障碍。佛家不仅认为事物没有自性,是缘起而生成,而且认为事物本身没有实有性,是“镜花水月”,不能执事物本身为实有。在理、事的实有性这种根本问题上,儒家和佛家的认识是不同的。儒家信仰的根本就是肯定天理的实有性和普遍存在性,修行必须以此信仰为前提,甘泉也认为天理即生理就是儒者修行的“真种子”,他说:

鸡抱卵之譬,一切用功正要如此接续,许大文王只是缉熙敬止,鸡抱卵少间断,则这卵便毈了。然必这卵元有种子方可,若无种的卵将来抱,抱之虽勤亦毈了。学者须识种子,乃不枉了功夫。何谓种子?即吾此心中这一点生理,便是灵骨子也。今人动不动只说涵养,若不知此生理,徒涵养个甚物?释氏为不识此种子,故以理为障,要空、要灭,又焉得变化?人若不信圣可为,请看有种子鸡卵如何抱得成雏子,皮毛骨血形体全具,出壳来都是一团仁意,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精神在卵内,不在抱之者,或人之言亦不可废也。明道先生言:“学者须先识仁。”①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泉翁大全集》(全四册)四,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年,第1645页。

甘泉强调天理的重要性,认为天理就是修行的“真种子”,如果不体认天理,则修行没有根本,也没有依据。虽然佛家能认识到修行要有一个根本,但是其所谓的根本并不是天理,这和儒家认为修行的根本是天理不同。甘泉在《答洪峻之侍御》中讲到:

惜乎人自执见,人自执空,反非实学,以为不可有所见。而不思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者,与卓尔跃如何谓。要空者莫如道与释,道者犹能谓“鼎肉若无真种子,如将水火煮空铛”;释者犹能谓“驯得自白牛露迥迥地”。但其所谓真种、白牛,自与圣人所谓卓尔跃如、参前倚衡者不同耳。吾觉山若见得此天理为是,将来涵养体认,且不必与之辨,亦不必求其与我合,恐自己忽然惑于其中。②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泉翁大全集》(全四册)一,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年,第315页。

在以上这段话中,甘泉认为儒家和佛道修行的根本是不同的,他告诫儒者不必求佛老思想和儒学相合,因为他担心儒者在这个过程中陷溺、迷惑于佛学。

甘泉认为性是实有,而气、心、理等存有则是一体的存有,均为实有,不能认为心之灵明就是性。灵明是心的一种知觉感应能力而不是性体本身,如果否认心之生理,则其灵明只是虚灵而没有实体的意义。甘泉认为儒家的性是活动的、有内容的,而佛家的性只是灵明,否定了生理的存在,佛家这种对性的理解实质是“作用是性”,他说:

学者只是两端,非杂昏则惺性。然而圣人与释氏说性不同,圣人言性乃心之生理,故性之为字,从心从生;释氏言性,即指此心灵明处便是,更不知天理与心生者也。所谓心之生理者,如未发则有物跃如活泼而谓之中,及发则见孺子入井,怵惕恻隐之心生,与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皆是也。释氏以此生理反谓为障,是以灭绝伦理,去圣人之道远矣。③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泉翁大全集》(全四册)四,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年,第1921-1922页。

甘泉认为佛学中的“心”是“心无一物”,这种心是空无的、寂静的、无实在内容的,而儒学中的心是心“无一物不体”,是实有的、活动的、有内容的,他说:

或问曰:“既曰心无一物则浩然矣,又曰无一物不体则浩然,何也?”曰:“孟氏谓浩然之气塞天地之间,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别,天地之气浩然即人之气浩然也。’然天地之气体物不遗,何所不包?夫然后见其浩然也。至虚至实,虚实同体。若释氏之学,非不曰心无一物,而不知无一物不体,何足以为浩然?”①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甘泉先生续编大全》(上下册)下,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年,第993-994页。

儒家不仅讲实,也讲虚,虚无、虚空是佛老思想的特征,但儒家所讲的“虚”是心的不滞性,并不是讲心是绝对的虚无。“实”指儒家道德本体的实有性,“虚”指本体运行的灵动及本体呈现境界的高远,所以说儒家的本体是虚实同体的。而佛家不讲本质性的实有,甘泉认为佛家“有虚无实”,这正是佛家危害圣人之道的地方,他说:“中正则澄然无事是虚,天理呈见则必有事焉是实,虚实同体,圣贤之学也。佛氏虚而无实,为其以理为障而外之,得罪圣人正在乎此。”②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泉翁大全集》(全四册)四,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年,第1923-1924页。

气是实有的,这是儒者的共识,儒家用气的实有性来反驳佛家所认为的宇宙、万物的虚幻,而理和气为一体的存在,理气合一,理也是实有的。甘泉也用气的实有性来批评佛家的虚空思想:“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来之宙,宇宙间只是一气充塞流行,与道为体,何莫非有?何空之云?虽天地弊坏,人物消尽,而此气此道亦未尝亡,则未尝空也。道也者,先天地而无始,后天地而无终者也。夫子川上之叹,子思鸢鱼之说,颜子卓尔之见,正见此尔。”③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泉翁大全集》(全四册)一,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年,第220页。

甘泉认为不能任气为理,理气为一体之存在,若外气而求理,则鲜不流入佛老。不能外气求理和不能外物求理、外事求理的道理是一样的。偏于所谓的内心之学,则有遗物之病,不符合儒家合外内之学之义。

儒家和佛家在宇宙论上认识不同。在宇宙论上儒家是有机整体论,而佛家是因缘假合论:一方面,儒家认为宇宙万物以及人本身是实有,而佛家认为宇宙万物和人都为虚幻;另一方面,儒家认为宇宙是一体的有机整体,而佛家认为宇宙是因缘聚合的聚合体。儒家和佛家在身体观上认识也不同,儒家认为人身是一个整体,而佛家认为人的身体是各因缘的聚合,是各个器官的集合。所以甘泉批评佛家以根尘为苦,不能自然地看待身体,所以更不能体悟到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他不赞成三教同原说,认为佛学无本体故而无功用,儒家有体有用,三教并非同原:

蒋信问:“仁者与天地万物同体,与佛氏同乎?”曰:“非也。彼欲去根尘者,且不能以一其身,况能一万物乎?”曰:“彼亦求本体也,奚其非?”曰:“其犹诸虚器也,故以理为障,空寂而已矣,卒归之无,无体故无用。”曰:“三教同原,何也?”曰:“譬之木焉,有同根而异发者乎?且谓广大高明而不能中庸精微焉,非广大高明也。”④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泉翁大全集》(全四册)一,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年,第119页。

儒家和佛家在生死问题上的看法也不同,儒家认为死而不亡是指身体虽然死亡,但是天理还在。人死了,其生命融入宇宙的大化流行之中,此理恒在。儒家在体悟天理的过程中看待生死,在体悟天理这个根本上讲“死而不亡”,而佛家以具体的气的视野看待生死。所以甘泉认为佛家以理为障、认气为性,乃是不知生死。他说:

生死只是一个理,无乃一气之聚散,一气之变化,死何尝亡?生而伸者为神,死而屈者为鬼,要知屈伸者何物始得。儒与佛者同一知死而不亡,儒者以理,佛者以气。气即理也,佛者必以理为障,认气为性,所以毫厘之差,千里之谬也。故曰:“句句合,然而不同。若看得破,许尔具一只眼。”①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甘泉先生续编大全》(上下册)下,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年,第680页。

三

儒佛在工夫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工夫的宗旨、方式不同,对内外、动静等理解的不同。儒家的工夫宗旨在于通过世间万事之道德实践以达至圣人境界,强调在人世间做道德的践履。而佛家的工夫宗旨在于了悟缘起性空之义,破除烦恼障和所执障,强调对于世间万事之破执,以达至真如境界。儒家对动静的理解不同于佛家:“儒有动静,释亦有动静。夫儒之静也体天,其动也以天,故寂感一矣。夫释之静也灭天,其动也违天,是故体用二矣。故圣人体天地万物而无我,释者外四体六根而自私。是故公私大小判矣。”②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泉翁大全集》(全四册)二,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年,第449页。甘泉在《答余督学》中批评了儒者专以静坐为工夫的做法,认为以静为言者皆是禅:

阳明不专于静之说,即仆之说也。古之论学未有以静坐为言者,而程氏言之,非其定论,乃欲补小学之缺,急时弊也。后之儒者,遂以静坐求之,过矣。古之论学未有以静为言者,以静为言者皆禅也。故孔门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动时著力,何者?静不可以致力,才致力即已非静矣。故《论语》曰:“执事敬。”易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惧慎独”,皆动以致其力之方也。何者?静不可见,苟求之静焉,骎骎乎入于荒忽寂灭之中,而不可入尧、舜之道矣。故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也者,一阳动也。非复则天地之心不可得而见矣。天地之心不可得而见,则天理或几乎息矣。故善学者,必令动静一于敬,敬立而动静混矣。此合内外之道也,性之德也。③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泉翁大全集》(全四册)一,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年,第225页。

甘泉批评专以静坐的修行方法,专言静则忽视动。他不能理解儒家敬的工夫为动静合一之义,若忽视动,则不能体悟天理,所以做工夫要动静一于敬,这才是合内外之道。甘泉认为专以习静,并不能在工夫上实有所得,儒家强调的是“定”,若习静而求定则愈见其不定:

欲习静定志则未见其底宁者,正为不曾有真见。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知止即是真见也。欲知止即当随处体认天理,天理即所谓止也。若见得,则所谓动亦定,静亦定,而习静不足言矣!若于习静而求定,愈见其不定也。此乃区区初年身亲经历处,非虚言也。孔孟以前论学,即事即心,未尝有静坐之说。明道亦动静皆定,至伊川乃倡静坐之说,末流鲜不入禅者,请于动静两忘,体认天理乃定,定久则诚。④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泉翁大全集》(全四册)四,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年,第1861-1862页。

佛家的静坐也不同于儒家的静坐,佛家在工夫上讲究静坐,但其静坐要求断绝一切意念以及不起意念,这被甘泉所批评。他认为这是学死之学,而儒家的修行工夫要求动静合一,重视在动中修行,但是意念要从本心发出,要中正,不能人为地强制断绝意念以及强制不起意。甘泉认为人之心是持续活动的,无一刻不动,若把持令其不动,也不能真做到心不动,反而成心猿意马之妄动。甘泉说:

是知天地未尝一时而不运行,人心未尝一息而不生生感应也,安得不动?虽慈湖说不动,亦即动心也,除死乃不动耳,故佛者终日学死。①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泉翁大全集》(全四册)四,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 年,第1971页。

人心活的,自做槁木死灰不得也。故佛者欲静不得,终日强制,终日动意,故名心猿意马。若勿忘勿助、时静时动,莫非自然,何等洒落!②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泉翁大全集》(全四册)四,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 年,第1970页。

甘泉说佛老之学主静是阴道,为尚鬼之学,终日学死,而儒家之学是阳道,尚人之学,终日学生。他对杨仕鸣说:“佛老之学,阴道也;故尚鬼,其学也主静。圣贤之学,阳道也;故尚人,其学也主动。主动者,其执事敬之谓乎!是故大易之道,贵阳而贱阴。君子慎动。”③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泉翁大全集》(全四册)一,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年,第3页。甘泉在《默识堂记》中写道:

或疑之,曰:“有僧三年不言,其声如雷,而不足与于道,言于识者,何居?默而不识也,彼自寂灭其识也。本心自有识,如镜自有明,自能照物,而彼则覆镜而蔽明也,非镜本体然也。乃诱之曰:‘镜本无明,心本无识。’其不自欺乎?故圣人终日学生,释者终日学死。圣人终身教为人,释者终日教为鬼,此默而识不识之分。明乎儒释之辨,是故知死生人鬼之故,其于道也,思过半矣!”“佛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何居?”曰:“生心似矣,心生不识,犹不生也。天理民彝终不可灭,灭则死矣。”④湛若水撰,游腾达、王文娟点校,钟彩钧审定:《甘泉先生续编大全·补编》,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8年,第145页。

这里的“本心自有识”是指本心有体认天理之能力,而佛家否认人有这种能力,把一切看空,则否定了心体认天理的能力,认为心无生理,心成了死物。佛家认为应该对任何事物无所执着而心自然生起,但是这个心还是因缘之心,而儒家的本心是实体之心,本心即是天理。

四

佛家因为在本体和工夫上的认识和儒家有差别,其对伦理、事功大体都采取抽离的态度。这一点也是甘泉批评佛家的重点。儒家认为伦理是不能被破除的,而佛家则要破掉对伦理的执着;儒家认为伦理是天道自然的要求,破除伦理则违背天理,而佛家认为个体的觉悟、超越才是最应该关注的,伦理关系是因缘使然,并没有一个稳定的、不能变动的根本属性,人之所以烦恼就是因为对伦理等关系有执着,所以若要破除所执障和烦恼障,则要超越对于伦理关系的执着。当然也不是说佛家就一定要求修行者从伦理生活中抽离,但是佛家思想的确有此倾向,也确实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后果。甘泉认为佛家要出离伦理的原因在于以物为外,而以物为外的原因在于厌恶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根本原因还是不知性:

释者弃彝伦,由于外物,外物由于恶六根,恶六根由于不知性。知形色天性,而后知恶根之非。非天下之尽性,其孰能与于此!①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泉翁大全集》(全四册)一,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年,第39页。

佛氏初心躯壳起念,即是苦根尘、绝伦理之罪,是同条共贯事。然问罪者先须按其实迹赃证,乃可诛之也。今只诛其躯壳起念,则彼又有无诸相之说,必不肯服。从事圣人之书者,亦有纵欲败度、伤残伦理,然不可谓之儒,圣人必不取之。而佛者之教,正欲人人绝灭伦理,如水火之不相同。②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泉翁大全集》(全四册)四,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 年,第1681页。

佛家不仅对伦理持消极态度,其对事功之态度也是如此。因佛家重在个人修行,修行的目的是为了出世间,其重点不在入世,此种对待世间消极的态度一直被儒家所批评。甘泉认为读书、应事都应该躬行实践,而禅学重视内心修行的体验、习静而不读书、忽视人事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甘泉说:“初学切于读书时调习此心,随心力所及。如读至一二行,稍觉心为所引,即停卷收敛,少俟有力再读。或有力足以胜之,或至三篇四篇不至失己,验知得力,渐渐接续习之,至于不息,亦从此始。其应事亦复如是。若舍书册、弃人事而习静,即是禅学,穷年卒岁,决无熟之理。如欲铁之精,不就炉锤,安可望精?”③湛若水撰,钟彩钧、游腾达点校:《泉翁大全集》(全四册)一,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年,第105页。甘泉在这里强调了读书工夫的重要性。伦理、事功是历代儒者批判佛学的重点,现代学者牟宗三指出:“佛教不能建国治世,不能起治国平天下的作用,表示它的核心教义必有所不足。”④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2018年,第89页。

结语

甘泉严正的儒佛之辨立场,基于他坚定的儒家信仰。儒家和佛家在宇宙、人生这些根本性问题上的信仰是不同的,虽然甘泉认为自己了解佛学基本思想,但是从存世的文字材料中并没有见其有深入对佛理的分析和批驳,基本上都是从本体、工夫上做立场上的批判以及对佛家导致的一些社会问题进行具体的批评。甘泉对佛教的拒斥态度,是与他对“无善无恶”的批评态度及对阳明后学流弊的态度相一致的。⑤参见吴祖松:《论“甘泉四句”——湛甘泉对王阳明“四句教”的改造》,《哲学研究》2021年第6期。这种态度,显示了甘泉对自己学问的一种自我定位,有利于其树立儒家正统地位。

在对待其他思想文化传统上,学者主要有以下几种态度。一是有立场的批判,甘泉即持此种态度,持此种态度的学者很难学习、吸收其他思想文化传统的智慧,容易导致所宗主之思想文化传统的自我封闭,事实上不利于文明对话和互鉴。二是有立场的包容,以阳明、龙溪为代表,现代学者如牟宗三、蔡家和等比较倾向于此种态度。虽然阳明也有批评佛老的言论,但比起甘泉,阳明的态度更加宽容。一方面,持这种态度的学者会吸收其他思想文化传统资源为己所用,促进本传统的创新性发展;但另一方面,这种吸收又可能会对其所宗主之思想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形成冲击,甚至刺激产生出超出本传统最基本信念的一些新讲法、新学说。三是无明显立场的包容与学习态度,此类学者对各大文明的思想文化传统都持尊重态度。四是不持立场的无所谓态度或对任何思想传统都持批判的态度,持此态度者容易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虽然学者持上述“有立场的批判”态度可能会导致其所宗主之思想文化传统的自我封闭等问题,但这种鲜明的态度对维护本传统的基本价值观、对稳定本传统的基本学人阵营等均有重要作用。甘泉对待佛家持严正的批判立场在明中叶影响很大,当时很多学者佞佛,有一些学者对佛家采取暧昧、宽容的态度,导致儒门学风空虚,学术有流入佛老之风险。甘泉挺立儒家立场,为儒门之木铎,在接续儒家传承、弘扬圣人之学以及纠正世风学风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