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 惠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

《明星大侦探》是芒果TV自制的系列明星推理真人秀节目。在综艺节目同质化严重、吸引力日渐减弱的状况下，《明星大侦探》却始终以高评分、高播放量而独树一帜。本文试图通过对其正片成功因素的总结，加之对其衍生节目《名侦探学院》和电视上星频道《我是大侦探》播放效果的分析，挖掘维持高口碑的热播节目背后的生命源泉，探究季播类真人秀的未来发展。

1 《明星大侦探》的独特性与创新性

1.1 嘉宾：道具化的身份塑造与关系建构

1.1.1 场域逻辑中的“人设”与“本我”

由于《明星大侦探》的剧本推理属性，明星嘉宾在节目中需要扮演特定角色而不是完全呈现自己的日常状态。就每一期节目而言，每一位嘉宾的身份塑造都是暂时的，然而，数期节目里，嘉宾在探案过程中必定会呈现出自身特征。受众根据常驻嘉宾“本我”的表现与互动，总结出各具风格的“人设”，如嘉宾撒贝宁被受众调侃为“明灯”。

布尔迪厄提出，社会并非一个完全的整体，而是分化成一个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小场合”，只有符合场域的行为才能稳定地留下来[1]。场域的运行逻辑表明，“人设”只有是在“本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才能避免被颠覆。并且，真人秀节目里的“人设”需要节目组的后期剪辑强化，而不是凭空强行建构。只有在符合场域逻辑的条件下满足受众的深度参与心理，才能维持高热度。

1.1.2 星素结合的关系建构

为了避免对明星效应的过度消费，相比全明星阵容，第四季加入了素人“侦探助理”作为节目差异化制作内容的尝试。第四季第一案“逃出无名岛”中，蒲熠星扮演的侦探助理“蒲鱼”，是撒贝宁所扮演的侦探“撒网”的徒弟，二人也因此建立了“师徒”关系。由于受众对首位侦探助理记忆深刻，加上节目后期二人的默契合作与“隔空”互动，这段师徒关系顺利持续到第五季收官，为季播网综节目中星素结合的关系搭建提供了良好示范。

1.2 编排：沉浸式的狂欢

1.2.1 剧本：互文性、延续性

互文性是指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文本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2]。值得注意的是，《明星大侦探》对于经典文本的吸收并没有造成剧本主体的迷失，而是在致敬的基础上保持自我独立性。

就每个独立的剧本而言，《明星大侦探》的案件与经典推理、侦探、悬疑类剧作之间具有互文性，如第四季第二案“逃出无名岛Ⅱ”的互文性经典巨作为《盗梦空间》和《楚门的世界》。就剧本之间的关联而言，《明星大侦探》有关“NZND组合”的案件包括“男团鲜肉的战争”“NZND之回到未红时”“MGQ时尚风云”等，内容涉及选秀、流量、明星隐私、网络暴力。这些剧本都是对娱乐圈负面热点的影射，在内容和角色设置方面具有极强的延续性，使受众对新一季的内容抱有期待心理，形成电视连续剧般的连锁效应。

1.2.2 服化道与场景：“正在发生”的细节升级

戈夫曼的“拟剧论”认为，社会和人生是一个大舞台，社会成员作为这个大舞台上的表演者都十分关心自己如何在众多的观众面前塑造能被人接受的形象[3]。《明星大侦探》的底层逻辑即为“拟剧论”的真实投射，节目组通过服装、化妆、道具的细节展现把受众带入这个大舞台上，使每个角色的塑造合乎情理、符合现实，从而使受众沉浸在不同剧本的设定中。例如，第二季第一案“公主嫁到”中，节目组在角落里放了一个盛满姜的桶，上面写着“一桶姜山”。“一桶姜山”与成语“一统江山”的发音相同，而基于谐音的娱乐元素在当前喜剧文化中尤为常见。该道具看似对节目的破案进展影响不大，但在细节上呼应了主角的身份地位，增强了受众的沉浸感。

在场景方面，《明星大侦探》前两季都是在棚内完成拍摄的，第三季第十一案《又是漂亮惹的祸》首次开设棚外独立空间。第四季第一案的玫瑰酒店采用实景大制作，在搜证过程中发现的密道加强了参与者的沉浸感，使案件的发生时间从过去时变为进行时。作为第五季收官之作的“北方慢车迷案”在沈阳火车轨道上边行驶边拍摄，从棚拍到实景的升级既增加了探案难度，又增强了受众的代入感。

1.2.3 叙事：非线性的逻辑解构

相较其他季播网综，《明星大侦探》打破了叙事链的单一性和整体性。不同玩家对于同一个故事进行反复但具有差异化的描述，使叙事呈现出罗生门式的特殊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故事的逻辑不断被解构，具有戏剧张力的反转情节不断吸引着受众的注意力。

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者热奈特将叙事视角分为三类——外部、内部、零度调焦（全知视角）。《明星大侦探》通过摄像机的外在拍摄、角色的自我阐述等，融合了上述三种叙事视角，其中受众一般处于全知视角。例如，在第四季第十二案“头号玩家之谁是真凶·密室探案”中，受众通过节目组公开的“凶手视角”提前知晓真凶，以另类视角体验案情。

1.2.4 包装：碎片化消费时代的亚文化符号

《明星大侦探》的复合型叙事表达与复杂的剧本呈现，使作为节目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场搜证环节时间较长、信息量较大，单一的前期拍摄画面过于冗长枯燥，而密集的后期包装不仅能够通过增强画面动感和娱乐性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而且能够对于节目辨识度和熟悉感的形成、细腻的情感传达、跨媒介的互动交流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是以“符号”为媒介的间接沟通，人们会赋予“符号”不同的社会意义[4]。在碎片化的消费时代，网综的亚文化符号主要以表情包、官方弹幕等方式呈现在节目包装层面，这些能指符号的所指意义包括隐含内容补充、角色内心、双向交流、情感传达、舆论话题设置等[5]。

作为网综后期包装环节中最常见的图形符号，表情包实现了表情在媒介上的延伸。表情包以拼贴、戏仿、恶搞的制作方式，选取影视剧经典形象、网络流行“梗”，融合节目嘉宾特色和录制现场的情境进行二次编写[6]。例如，《明星大侦探》每期的探案倒计时，选取“尔康”作为形象本体，据不同案件特点改造服装、动作、神态，将个性与共性相结合，使节目风格独树一帜。此外，观众在收看节目时发送的弹幕也被节目组作为后续节目特效制作的素材，模拟弹幕式特效逐渐成为官方吐槽的主要手段。

1.3 内核：潜在的“议程设置”

《明星大侦探》以“凶杀”场景开启剧本拼合，究其内核是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包括医患关系、环境保护、人工智能、校园暴力、网络暴力、抑郁症、网红流量等主题。“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介不能决定人们对事件的具体看法，但可以决定人们关注的重点，也可以左右人们谈论的先后顺序[7]。节目通过角色情感抒发、片尾嘉宾采访和总结等形式将受众对某一事件的看法进行正向引导，这是“议程设置”的潜在表现。社会责任与价值引领填充起角色扮演的内核，引起受众的认同、批判与反思，从而触发深刻的自我凝视与他者审视，使得节目在与受众的共情中建构完整的社会意义系统。

2 衍生节目《名侦探学院》

《明星大侦探》第四季“星素结合”模式的成功探索，促使第五季“侦探助理”的选拔衍生出一个新的节目——《名侦探学院》。在第一季中，名侦探学员在地面的大棋盘上通过掷骰子决定前进的步数，前进到不同的棋格需要挑战不同的游戏，只有游戏挑战成功才能继续在棋盘上前进，率先达到终点的嘉宾可成为第五季某一案的侦探助理。相比第一季的单调，《名侦探学院》第二季推出了以推理案情为内容的角色演绎式娱乐项目“剧本杀”。

2.1 文本的延续

为了在《明星大侦探》第六季开播前的空白期吸引忠实受众的注意力，《名侦探学院》第二季的四期剧本杀延续了《明星大侦探》前五季的背景设定，如“帅府有诡”是第一季第十一案“帅府有鬼”的背景延续，但在故事线和剧情的复杂程度方面呈缩水状态。

2.2 推理游戏之外的重心迁移

2.2.1 异化的素人与被“收编”的粉丝

《名侦探学院》并非由绝对的素人构成，实际上也是“星素结合”的方式，只是这一衍生节目的“星”与《明星大侦探》的明星相比知名度较低。除此之外，有些嘉宾即使不是娱乐圈的，此前也参加过其他综艺节目，有一定的受众基础[8]。节目组有意强化“人设”和“人物组合”，如“图形达人”唐九洲，“南北校草”蒲熠星和郭文韬，依靠剪辑和舆论造势，在话语主导下让受众成功被场域收编，完成“圈粉”过程，从不稳定的受众到稳定的粉丝群体。例如，在微博的超级话题“名侦探学院”中，节目组会发布征集意见的帖子并付诸实践，符合节目受众的“使用与满足”心理需求，粉丝也因此被节目“收编”。

2.2.2 “学霸”与“少年感”的审美迷思

节目组对于名侦探学员“高智商、高学历、高颜值”的定位恰如其分。无论是节目嘉宾的共性，还是节目口号“名侦探学院，要做就做NO.1”，都隐喻着优秀和励志的价值符号，传达出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审美一致性。“少年感”的审美迷思体现出年轻的受众群体对自我处境的心理投射上，是一种自我身份的找寻与认同。

2.3 反思

虽然《名侦探学院》的播放量相对于《明星大侦探》较低，但是它开拓了季播综艺衍生链条的新思路。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显示出综艺元素单一、受众范围狭窄等问题。对于第二季的剧本杀而言，由于明星和素人在演绎角色和节目经验等方面存在差异，收视及社交平台的反馈并不尽如人意，这反映出节目定位上的偏差。《名侦探学院》不应该对标《明星大侦探》，前者不是后者的低配版或者素人版，而应该在发掘嘉宾特长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特色。例如，《密室大逃脱大神版》主要集中在“大神”的技能点上发力，而《密室大逃脱》原本的明星版本则更强调综艺性。

3 电视综艺《我是大侦探》

电视综艺《我是大侦探》由网络综艺《明星大侦探》的原班制作人马打造，但由于上星卫视电视综艺的受众面扩大，定位也由爱好推理类的年轻观众拓展至全年龄段的所有卫视观众[9]。在案件类型上，由凶杀案转为失踪案、盗窃案，讨论的话题中规中矩，主题选择的底线更为严格，节目恐怖程度降低；在节目编排上，增加剧情的比重，减少推理的烧脑环节；在后期包装上，由于受众无法即时暂停或回看，表情包和官方弹幕的密集程度有所降低。然而，虽然在节目形制上已经作出了较大的改变，《我是大侦探》的收视仍然远低于期待值，甚至造成了《明星大侦探》潜在受众的流失。实现真正的“反哺”而非“反噬”，是网络综艺进军电视上星频道要解决的问题。

4 结语

《明星大侦探》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的具体表征不可盲目复制，但在制作、内核、衍生链条等方面仍可以为国内真人秀提供未来发展的参考思路。

其一，具有辨识度和延续性的制作方式。季播真人秀的吸引力往往随着其生命线的拉长而不断弱化，一些节目的收视高峰只停留在第一季。面对这一行业普遍问题，最应解决的就是同质化问题。真人秀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清晰的定位和独树一帜的节目形态，精良的内容制作和延续性的情怀建构是季播类节目的首要发展方向。

其二，主流核心价值的回归。各大视频平台的自制内容回归主流价值，是与社会、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也是增强用户黏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10]。在消解宏大叙事的当下，亚文本创作不能一味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和娱乐需求，在融入网络流行元素的同时要符合主流价值观，自然地融入时代精神，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寻找题材与灵感[11]。

其三，衍生节目和电视综艺的受众重构。衍生节目不是原节目的附属品，需要注重的是以差异化制作丰富受众体验，衍生的发力点在于受众的扩散与重聚。从网络真人秀到电视节目，播出平台、观看设备、管理政策均有变化，如何适应从小众化变为大众化的群体收视习惯是网台定制阶段急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