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文丽 陈德志

（作者单位：1.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2.南昌航空大学音乐学院）

近年来，“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以涵盖面广、思想深度高、拍摄理念先进等特点备受瞩目。本文尝试从叙事学角度，分析将“隐含作者”范畴应用于非虚构的纪录片，探讨“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策略。

在纪录片文本中，隐含作者并非作者，而是纪录片文本价值观的拟人格。隐含作者的形象是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根据文本建立起来的，它是文本中作者的形象，没有任何与读者交流的方式，通过作品的整体构思、各种叙事策略、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1]，学者申丹称之为隐含作者的编码与解码[2]。不久，隐含作者的这一性质得到了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笔者认为，在纪录片中隐含作者的这一性质不变，受众通过观看纪录片文本可以构建出文本中的隐含作者。同样，隐含作者通过组织纪录片文本的修辞策略来显示自己的声音，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影响，并在情感的认同和共鸣下，达到纪录片的传播效果。在纪录片中，隐含作者采用什么样的修辞策略、用何种方式讲好故事，是决定纪录片能否实现其价值诉求的关键。

在众多的“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中，《我的青春在丝路》以灵活的架构、鲜明的青春气息等特点在大制作、大框架的同类纪录片中脱颖而出。下面，笔者就以纪录片中隐含作者叙事的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为切入点，对《我的青春在丝路》中隐含作者的叙事策略进行深入探析。

1 隐含作者以故事化策略构建纪录片的叙事框架

《我的青春在丝路》故事化叙事中，隐含作者的修辞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1.1 巧设悬念，让作品具有强大的戏剧张力和吸引力

《我的青春在丝路》以纪实的手法，记录了我国青年建设者在异国他乡的故事，这些建设者的故事引人入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悬念手法的娴熟运用。聂欣如认为，在纪录片中的悬念主要有自然的悬念和通过人物情绪的传递来构建的悬念[3]，这两种悬念手法在纪录片《我的青春在丝路》中都有涉及。

自然事件中的悬念在《我的青春在丝路》中运用最多。例如，在《东帝汶：麝香猫的秘密》一集中，节目一开始就以解说的形式设置悬念：“此时，正是八月，两周后季风即将登陆。每年雨季，没有采摘的咖啡豆将遭遇灭顶之灾。能否赶在雨季前收购到足够的猫屎咖啡，李满雄心里根本没底”，于是，到东帝汶从事咖啡贸易已经13年的李满雄在接下来的收购中能否如愿成为受众的期待。这样的悬念就是自然的悬念，因为“能否完成预期的目标和任务”是生活中大多数人可能遇见的问题。无论是在阿富汗援建大学的李沛龙，还是在津巴布韦与野生动物盗猎分子斗争的张广瑞，隐含作者在讲述这些故事时都是从设置悬念开始的，这些自然悬念随着故事的展开，一层层拨开真相。

《我的青春在丝路》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隐含作者常常通过人物情绪的传递来构建悬念，通过一系列鲜活人物故事的讲述，拉近宏大主题的表达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距离。这些故事的讲述不是冷冰冰的，而是有温度的、有情感的。例如，在《我的青春在丝路第三季》中，在卡鲁玛水电站的机电项目任主管的黄捷面临水电站即将建成，但乌干达员工不再续聘的问题时，他十分苦恼，当他宣布完不再续聘的名单时，工友们脸上的失望一直影响着他，特别是与他有着深厚友谊的亚当。解说词基于第三人称视角作了一个补充说明：“一连几天，黄捷的心情都十分低落”。这一情绪悬念的捕捉，让受众在期待接下来的剧情时，看到了有情有义、有担当的中国青年黄捷。

在《我的青春在丝路》中，没有完美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些年轻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着文化差异、沟通困难等各种问题，他们的困惑迷茫，甚至是急躁的情绪往往成为纪录片叙事进程的动力，成为隐含作者在叙事进程中设置的悬念。例如，在巴西建世界最长的电力“高速路”的卢军遭遇了施工困难，愤怒的农场主马尔在通往塔位的道路上设障，让坐落在其农场的四座塔座无法施工。再如，东北小伙铁思佳在迪拜建电站，却要小心翼翼地“伺候”珊瑚，他对着镜头讲述：“只要环保组织不满意，他们就有权利，让我们这个5 000多人的项目说停就停。”他紧蹙着眉头，受众透过屏幕感受到了他的焦虑和紧张，“能否顺利通过验收”这个悬念就这样通过铁思佳的情绪传递给了受众。

隐含作者通过人物情绪设置的悬念，可以让这些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立体，让这些讲述的宏大主题故事走下神坛，这些建设者年轻的生命、炙热的情怀似乎触手可及。但值得注意的是，隐含作者在纪录片中设置悬念时，会通过人物情绪的传递来设置悬念，这在其他纪录片中并不多见。

1.2 注重细节修辞，让故事血肉丰满、富有感染力

刻画细节是《我的青春在丝路》故事化叙事的重要手段之一。伯纳德说：“在画面信息不够充分的情况下，细节可以用做背景。”[4]然而，在《我的青春在丝路》中，细节不仅仅是背景，不只用于补充画面信息，在这里，隐含作者通过对细节的捕捉和强调，以视听语言为载体，挖掘出大量隐藏信息或情绪，推动故事化叙事进程。例如，在卡鲁玛水电站援建的黄捷去当地员工亚当的家时，纪录片捕捉到了一个细节：家徒四壁的亚当希望拥有一台电视机，二手电视已买，却没有电。此时的亚当还有一个月就会失去这份工作，“如果还有工作的话，可以慢慢买太阳能板和卫星电池”，亚当对着镜头说出的这番话，其中的辛酸让人唏嘘。捕捉的这个细节，让受众一方面看到了亚当内心的希望和梦想，另一方面感受到了乌干达水电站建设对于民生的重大意义。

在《我的青春在丝路》中，突发事件细节的展现让故事化叙事有了真实的依托。例如，在津巴布韦寻找大象“嗨皮”的夜晚，张广瑞带领的志愿者在河滩上就地扎营，凌晨3点摄制组被志愿者叫醒，守夜的志愿者发现了树林里不同寻常的灯光信号，“你疯了，把灯灭了！”“把灯灭了！”“关不上！”“别动，别动，进里面去！”摄制组和志愿者黑夜中慌乱的对话，让在没有配备武器的野外与盗猎者相遇的危险毫无保留地呈现在画面中。正如伯纳德所言，一个被放置的恰到好处的细节能够传达出数量惊人的故事信息，而这些故事信息的传达，又是建立在细节真实的基础之上。

在故事化叙事的过程中，过分强调戏剧化容易让纪录片失去真实性。受众的观看如果变成猎奇，就很难认同纪录片的情感导向，同样不易与纪录片中的人物产生共情，这会极大地影响纪录片的传播效果。受众一致认可纪录片《我的青春在丝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隐含作者在故事化叙事中，这些真实细节的展示能够让受众产生移情。

2 隐含作者通过多角度话语叙事传达丰富的信息

所谓话语，是指用讲故事的一套手法，包括视觉（谁在看）、声音（谁在说话）、持续时间（讲述某事所需的时间）、频率（只有一次讲述还是重复讲述）和速度（一段话语涵盖多少故事时间）[5]。纪录片叙事话语的生成和建构来自于隐含作者的主体意识，在文本中，往往体现为故事叙述的修辞方式的使用。在《我的青春在丝路》中，隐含作者的话语修辞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视觉修辞——注重环境镜头的叙事能力

该片主要通过两类镜头展开环境描述，对宏观环境描述的长镜头和对特定环境刻画的特写镜头。片中“一带一路”建设工程涉及20多个国家，跨越草原、热带雨林、海底、高原等不同环境，这些环境镜头在每一集的开头都以序幕的形式展开，这些环境镜头特别是长镜头的叙事能力极强。例如，在李满雄收购猫屎咖啡的一集中，纪录片一开始用长镜头航拍，俯瞰地处东帝汶西部正中的勒特佛霍山，随后跟拍李满雄乘坐的货车，其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开往伊斯塔杜村。环境之美与路途之艰辛在镜头下被展现得一览无余，壮美的山脊与村落的贫困形成极大反差，瑰丽的自然环境与村民急需改善的生存环境形成强烈对照，叙事便从这种视觉上的反差开始。

除了通过长镜头对环境进行宏观描绘外，还有一些特写镜头极具震慑力量。“一带一路”建设中，这些年轻人在异国他乡遭遇了各种困难和压力，甚至面临生命危险，如李满雄带领村民上山寻找猫屎咖啡，偶遇巨蛇，镜头下巨蛇的头部特写让人不寒而栗。在《我的青春在丝路》中有很多这样的特写镜头，如在乌干达卡鲁玛水电站建设中，工地上出现过鳄鱼、蛇等动物，还有特写镜头中满嘴獠牙的河马，都体现出他们工作环境的恶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年轻的生命坚守在这样的岗位上？在每一集的最后，主人公都直面镜头告诉大家自己心中对于“青春”的理解，正是有这样的叙事镜头的展现，这些回答才能深入受众内心，让人信服赞叹。

2.2 解说词——客观的叙述和充足的信息具有说服力

在所有的修辞策略中，解说词在纪录片中最能体现隐含作者的主体意识。在纪录片中使用解说词，不仅能阐释或补充纪录片中的画面信息，还能对揭示画面（乃至整个作品）深层内涵发挥作用，对丰富、完善视听形象叙事的效果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6]。在《我的青春在丝路》中，解说词用大量精确的数据对画面的信息进行了补充说明，让画面表达的内容更加清晰、明确，更有说服力。例如，在修建卡鲁玛水电站一集中，对于乌干达缺电的现状，解说词用精确的数字进行了说明：“地处东非高原的乌干达，目前全国一年的发电量仅800兆瓦，许多村庄尚未通电。”接着，解说词告诉受众卡鲁玛水电站的作用：“2019年12月，总投资约17亿美元的卡鲁玛水电站将正式发电。届时，乌干达的发电量有望增长一倍，不但能够缓解目前的缺电局面，还将有富余的电力出口到邻国肯尼亚。”这些准确的数字让受众真切体会到了“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中国建设者用脚踏实地的辛勤工作，为非洲乃至人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总之，《我的青春在丝路》中的解说词使用了大量客观、准确的数据，补充了画面中无法表达的信息。特别是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工程的展示以及所在国家现状的说明，解说词都能尽量做到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极大地避免了空话、套话，这样的理性话语修辞让影片有了让人信服的力量。

2.3 隐喻修辞——潜移默化地引导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隐喻的修辞策略在《我的青春在丝路》中被大量使用。隐喻是指把两种不相关的现象联系在一起，暗示他们之间隐含的相似性。在《我的青春在丝路》中，隐含作者通过隐喻的修辞手法，引导受众通过视听画面的暗示更深层次地思考纪录片要表达的思想或情绪。例如，在“弹坑上的象牙塔”一集中，爆炸后失去双臂的孩子的镜头让人触目惊心；在“马达加斯加狙击麻疹疫情”的片头，幸福依偎在母亲身上的小动物和疫情中母亲怀中痛苦的儿童的镜头形成对照，给受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纪录片中，如果隐含作者一味强势地介入作品中，过多使用客观的第三人称的解说词，容易与受众拉开距离，而隐喻的使用可以让隐含作者主体意识不露痕迹地融入纪录片的视听语言中。正如尼科尔斯所言：“用隐喻方式进行表达，往往是使我们相信某一观点优于其他观点的最有意义最具说服力的方式。”[7]例如，在“马达加斯加狙击麻疹疫情”一集中，尽管医生竭尽了全力，但是8个月大的男婴还是没能被救活，慢镜头中呈现枯黄的野草和燃烧的野火，既能暗示参与救援的医生因没能救活婴儿内心的巨大痛苦，也能暗示麻疹疫情就像野火般地摧残生命，让受众久久沉浸于悲伤之中。

在《我的青春在丝路》中，如果说解说词的力量体现在隐含作者在话语层面的强势介入与表达之中，那么隐喻修辞的力量则表现为隐含作者在话语层面的含蓄的欲说还休式的表达中。这些带有暗示性的镜头和音乐使纪录片有了更深层次的意蕴，让纪录片的表达不仅仅停留在解说词的精确信息层面，也让受众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者，更是意义的生产者。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我的青春在丝路》中隐含作者采用以故事化策略构建纪录片的叙事框架，从小问题入手，展现大主题。同时，该纪录片使用多角度的话语修辞传达丰富的信息，引导受众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共情。片中的这些修辞策略，让隐含作者的声音得以彰显，让这些遥远的中国故事离受众越来越近。纪录片应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的制作者面临的最大难题，《我的青春在丝路》在隐含作者修辞层面的成果给了纪录片制作者许多启示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