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艺慧

就业是民生之本，中国作为一个人口数量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突出问题。河南是农业大省，也是粮食大省，改革开放以来，凭借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河南省的就业问题仍十分突出。本文通过对河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对策建议，为河南省下一步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提出参考。

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就业与产业结构的相关研究

就业问题在经济社会的研究中一直有着较高的关注度，这些年来，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的影响也逐渐成为热门话题。比如，谢伟杰（2018）从就业效应的视角入手，通过将福建在产业结构变动、产业就业结构变动和产业就业效率现状方面与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几个较发达省市以及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进行对比，提出相应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建议［1］。张丽英等（2020）围绕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及未来就业的特点强调了人才培育的重要性，要加大高端科技人才的培育、新兴服务业的人才及职业农民的培训，以适应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趋势［2］。

（二）作用机制

如上文所说，本文主要从就业结构、规模和质量三个方面探讨产业结构转型的横向升级，我们提出以下假说：H1：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扩大河南省的就业规模。

H2：产业结构升级可以通过增加河南省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来促进就业结构的转变。

H3：产业结构升级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来提高就业质量。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模型设计

这部分将对河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进行严格的检验。本文从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质量三个维度，采用面板回归的方式，综合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对河南省就业效应的影响。本文构建出以下（1）~（3）的回归模型，参考王可昕（2020）［3］的文献。

其中，模型（1）~（3）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就业规模（Qut）、就业结构（Dte）、就业质量（Qul），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升级（Iu）。Xit则表示本文的一些控制变量，μ、v及ε为随机误差项，i为地市，t为年份。

（二）变量选取

本文存在三个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就业规模（Qut）、就业结构（Dte）以及就业质量（Qul）。产业结构升级是核心解释变量。模型（1）~（3）内还包括一系列控制变量。本文选取金融发展水平（Fin）、城镇化水平（Urb）、交通便利度（Tra）、教育水平（Edu）、老人抚养比（Age）五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表1整理汇总了模型（1）~（3）中各变量符号及定义。

表1 变量选取及计算方法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对象选取河南省18个地级市2015～2021年度的面板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本文最终观测值共126个。从表2可以看到，不同时间、地区的城镇单位总就业人数存在显著不同。就业结构的平均值大于1，说明河南省存在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就业结构变化的现象，但平均值为0.77，表明从整体来看河南省产业结构升级并不完善。

三、实证结果与讨论

由文献综述可知，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从图1至图3可以看出：QUT、DTE、QUL与IU之间存在着正相关趋势。

图1 就业规模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散点图

图2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散点图

图3 就业质量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散点图

（一）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文选择方差膨胀系数VIF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依据表3结果可知，本文中单个解释变量的平均方差膨胀系数VIF为2.22且他们的VIF值均小于10，这表示多重共线问题并没有在解释变量之间出现。

表3 解释变量多重共线性检验

（二）单位根检验

本文运用LLC方法和ADF-fisher方法检验后，由于有变量存在单位根，需对各变量先进行一阶差分，然后再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为同阶平稳，说明数据为平稳序列，拒绝原假设。

表4 单位根检验

（三）协整检验

在对三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时，采用协整检验中的Pedroni和Westerlund检验方法，结果如表5所示，这由于两种检验结果所对应的p值都小于0.01，因而可以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认为存在协整关系。

表5 协整检验结果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对于模型（1）~模型（3），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接受原假设，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各模型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就业规模、就业结构与就业质量的回归结果

由方程（1）~（3）显著性水平的F检验得出每个模型的p值均为0可知：三个回归方程是显著的。下面对每个回归结果进行具体分析。

1.关于就业规模的比较分析

列（1）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显著为正。这验证了假说1的成立。在控制变量中，金融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城镇化水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交通便利度对就业规模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教育水平、老人抚养比与就业规模成负相关关系，但两者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2.关于就业结构的比较分析

列（2）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也同样验证了假说2的成立。控制变量方面，金融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高等教育能够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劳动力，使得劳动力配置结构改善，以此促进就业结构的转变。老人抚养比系数显著为负，可以认为老年人口比例对就业结构转变的影响较小。

3.关于就业质量的比较分析

列（3）显示，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为-755.36，并不显著，这与假说3相悖论。控制变量方面，提高金融发展水平、交通便利度以及教育水平可以显著提升就业质量，城镇化水平和老人抚养比虽然系数为正，但统计意义上不显著。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采用河南省2015～2021年度1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河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进行了估计。为了更大程度的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的正向积极效应，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作为制约省内就业水平的因素，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就业支撑。其次，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应符合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样会更加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最后，增加对产业发展中高质量人才的培养力度，同时加强对工作岗位人员的培训，例如，河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占全国1/16的耕地，加强对农业从事者的培训，可以促进相应地区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