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艳，马培衢

(河南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水环境是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生态文明的主要元素之一，水环境问题不仅与城乡居民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而且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农村地区水环境污染日趋严峻[1]，尤其是平原地区的村庄有水皆污、有河皆干的情形并不鲜见。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逐渐重视农村水环境治理。根据生态环境部数据，“十三五”期间该部配合财政部管理的生态环境资金中，用于农村环境整治资金达285亿元，支持饮用水源环境保护、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等工作，持续推进改善农村水环境。自2015年4月16日，国务院颁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又称“水十条”)[2]，提出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服务向农村延伸以来，如何以有限的资金和项目来实现农村水环境的更好改善，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逐步推进使绩效评价显得越发重要。

1 国内外研究综述

1.1 农村水环境治理主体

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治理主体上。围绕治理主体行为背后的原因展开，具体为农村水环境资源隶属于公共物品范畴，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故而决定了农户和企业的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易造就“公地悲剧”(郑开元、李雪松，2012[3])，而农村水环境保护行为(如水污染治理)却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于是产生了“搭便车”问题，最终导致“囚徒困境”(杜焱强、苏时鹏、孙小霞，2015[4])。所以，水环境治理问题是复杂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冲突作用下的现实困境(杜建国、王敏、陈晓燕等，2013)[5]。

根据治理主体行为导向背后的原因，可作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从合作博弈视角，让农村水环境治理中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来突破“囚徒困境”(Warwick、Morison1991)[6]，从权责明晰视角，将治理责任分担给政府、社会组织、民众、村委会、研究机构和企业，对水环境进行追责，克服各治理主体的“搭便车”行为(刘亦楠，2020[7])，让地方政府、行业代表、公众和一些学者共同参与到水环境治理中来，提高公众的参与度，进而强化监督机制(肖建华2012[8])；从政策法规视角，不仅需要加强水环境立法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制定，从而实现政策一体化，而且需要加强环保教育，以此提高大家的环境保护意识，从而达到其目的(童志锋，2016[9])。在制度创新方面，建立农村水环境补偿机制，完善水环境评价体系的构建以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带来农村水环境的污染，逐渐走向“城乡一体化”水环境共治共享(张祝平，2015[10])，从激励机制视角，加大政府在水环境保护的投资力度，争取政府水环境保护机制投资创新多样化(李成威，2010[11])。

结合相关的治理理念，将治理措施更加细化，在治理结构上，根据相关主体的复杂行为，建立一种兼具领导型网络与行政型网络的复杂治理结构来解决区域间水资源共享冲突问题(马捷、锁利铭2010[12])；在治理机制上，构建政府主导型综合治理机制，即将政府管制和市场途径和社会自治途径结合起来共同改善流域水环境污染问题(杨宏山2012[13])。在治理模式方面，农村水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多用案例的形式来探究治理农村水环境最佳的路径，比如，深入剖析和比较河长制中四种公众参与的典型模式：村庄磋商小组、民间河长、以河养河与互联网+河长制，来探究如何更好地在河长制推进中持续吸引公众有效参与。或者构建政府统筹推进水环境专项治理，重要水资源脆弱区修复模式(于潇，2015)[14]。

农村水环境治理主体间从博弈治理到多主体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发展为如今的多元主体共治，主体间的环境责任共担推进了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发展。治理主体也从“城市为中心”治理理念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理念，然而构建防治对策制定主体、投入防污技术项目运作、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主体遵从度三维视角考虑的文献却很少。

1.2 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

关于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与应用、指标体系的构建等方面。

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与应用上，有主观评价法和客观评价法，而研究农村水环境的学者在运用主观评价法时，常用的方法有：①加权打分法。将整个绩效考评采用百分制，对各项得分按照考核的各项指标确定分值，采用加权打分法进行确定，从而分析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水平等级(黄征，2015[15])；②层次分析法。运用层次分析法来分析农业用水的效益，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区域可持续发展(潘护林，2009)[16]，而学者在研究农村水环境方面时，分了两个角度来运用客观分析法：①从水环境效率角度，运用DEA模型分析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改善农村水环境的影响程度(Picazo-Tadeo，2011[17])；②从农村水环境的直接减排效果角度，将农业过程模拟模型与多目标规划相结合，分析氮磷流失控制政策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的效果(Semaan J，2007[18])，不难看出，国内学者在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方面运用客观分析法较少。

指标体系的构建上，一般分为目标层、标准层、指标层三层，而指标的选取会根据学者所运用的治理理念、管理工具以及理论框架等呈现出多样化。具体为：①结合网络化治理理念和平衡计分卡评估工具，从财务、客服、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出发，来搭建目标层、网络治理层级、指标体系(朱丽娟，2020[19])；②结合IWRM理念，围绕其框架，构建环境可持续性、社会公正性、用水效率与效益及管理机构自身效率，从而来客观地评估水资源绩效(潘护林，2009[16])。也不乏学者从农村水环境的政策体系的角度出发，将其分为“命令控制性”“产业经济型”“自愿参与型”三类来进行选取指标体系。(张可，2017)[20]；从绩效评价机制的角度，将环保指标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各级政府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李静江，吴小荧，2006)[21]，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环境绩效评估工作，可以有效地服务于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曹颖，曹东，2008)[22]；从综合绩效的角度出发，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绩效指标对农村水环境影响的程度(丰景春、杨卫兵、张可，2015)[23]，然而现有研究尚未脱离以“三大效益”为分析框架的评价定式，缺乏结合数据和案例进行的实证研究，定量评价模型研究尤显不够。

1.3 农村水环境治理影响因素

关于农村水环境治理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国内外的学者大多是从水质成分、污水整治机制、资金投入、治理模式和制度创新等方面入手。在水质成分方面，采取相关、因子、偏相关等分析方法，监测太湖富营养化指数同氨氮浓度、总磷浓度、流域农药施用量、流域化肥施用量的相关度(刘勇，2016[24])，进而运用神经网络(Najah A，2013[25])、小波神经网络(Xu L、Liu S，2013)[26]、自组织神经网络(Mo H，2004)[27]、BP神经网络(Wang Lin，2011)[28]、投入产出等方法对水质进行预测；在污水整治机制方面，结合社会环境治理理论，通过对水环境近十几年治理政策措施的脉络梳理，利用无约束变量自回归等模型，以环境管制、经济激励、促进绿色购买三个变量为影响因素来探究其与环境质量的动态响应机理(刘勇，2019)[29]；在农业经济增长方面，以农村水环境政策为外生变量，运用VAR模型分析我国农村水环境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面源污染总体关系的影响；在环境效益净值方面，运用SWAT模型，以水环境治理项目为影响因素，探究流域不同类型水环境治理项目在不同水期的环境效益净值(赵翠平，2016)[30]；在资金投入方面，由于社会环境治理的实质是环境公共物品由私人供应-购买链提供，故而以私人组织绿色购买为影响因素来分析对绿色生产、污染防治的影响 (ZHANG Guo-pen，2013)[31]。设计农村水环境治理虚拟仿真实验系统，把握农业集约化、市场化生产经营对水环境造成的影响(张艳，2019)[32]。

运用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进行绩效影响因素研究的国外学者也不在少数，比如通过这一框架提供的公共资源治理的整合性分析工具，对治理过程的多种影响因素进行全方位识别和考察(McGinnis M，2014[33])。然而国内学者运用这一框架，结合实证方法定量分析农村水环境治理的文献却很少见。

1.4 农村水环境治理的改进

关于农村水环境治理改进，国内外学者大多是从农村水环境的污染处理技术，水环境防污修复等入手。在污水处理技术角度，采用现代农艺和生态工程措施，将陆生或水生植物移栽到水面的一种水体污染治理技术(Nakamura K，2008[34])；或者对农村水环境造成的污染种类来进一步制定详细的治理技术，比如厌氧发酵的处理技术、土地处理的处理技术、生物滤池的处理技术、好氧生物处理技术来有效解决农村水环境污水治理的问题(郭遵，2020)[35]，也可以构建农村直排污水治理工程，健全农村污水收集系统、污水处理系统、污泥处理处置系统(李柱，2012)[36]从水环境防污修复控制入手，根据农村水环境污染源的类别选取不同的处理方案(王波、王夏晖、郑利杰，2016[37])，毕竟农村水环境修复是保障农村水生态安全、饮用水安全和水环境质量的必要环节(宋国君、冯时、王资峰等，2009)[38]。从农村环境监管和监测能力建设视角来看，引入信息化、大数据分析技术，来降低污染监测成本和防治成本(伍伟星、张可，2015)[39]， 具体为通过分析互联网所蕴含的大量信息，深入挖掘农村水环境演化规律与互联网行为模式之间的内在数据关系和因果关系，探索基于互联网信息的农村水环境实时监测、预警方法。

不难看出，在农村水环境治理改进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倾向于运用科技手段来解决农村水体水质方面的研究，而在农村水环境治理综合绩效评价方面的改进文章颇少。而笔者运用改进的可拓物元模型结合熵权法分析水环境治理绩效，能够科学、全面地解决评价对象内容不相容的问题，适用于农村水环境复杂系统的绩效评价。

2 结束语

在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学者多数是从结果绩效观和行为绩效观两个维度分析，从综合绩效观分析农村水环境的研究少之又少，加之在分析研究时所构建的分析框架较少，尚未完全脱离“三大效益”分析框架定式，有必要时还需从综合绩效层面出发，建立多维度的评价体系，以达到客观、全面、科学的评价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