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文静

(首都体育学院 体育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191)

自科学启蒙运动以来，身体成为生理学上细胞、器官和血管的组合体，其始终未能脱离笛卡尔关于机器身体的论述框架，“身体的社会文化意义往往被科学意义上的身体所掩盖”[1]。通过惯习(habitus)理论可知，人的身体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社会制度、文化、信仰等社会因素的浸透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身体惯习，这些被建构而形成的身体惯习与活动场域相互影响，并使人们适时选择最优的策略以达到最大的目标。体育运动的主体是运动员的身体，要理解运动员的身体在体育运动中的角色，需要从运动员的身体惯习着手。我们不仅需要了解运动员的身体在社会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什么样的惯习，也要了解身体惯习在运动实践中是怎样展现身体能动性的。因此，厘清运动员身体惯习的内涵不仅能为人们理解运动员的身体提供新思考，也能为体育运动的发展提供社会学的方法论知识。

1 身体惯习的含义

1.1 机械论的困境

古希腊时期，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家将身体与灵魂视为两个部分。笛卡尔以及拉·美特利等人也都把身体视为一种客体对象化的工具。笛卡尔在第二个沉思当中把身体看作一架机器，“我首先曾把我看成是有脸、手、胳臂，以及由骨头和肉组合成的这么一架整套机器，就像从一具尸体上看到的那样。”[2]笛卡尔将身心二分的观点刻印在了西方哲学史上，他的身体观深刻地影响了后人关于身体研究的思想。因此根植于身心二分思想的机械论作为体育运动的主流思想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深受机械论思想影响的经验主义、行为主义将身体行为视为刺激—反应的联结，认为身体形成的行为技能不过就是一种经过多次的、反复练习之后的条件反射。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机械论指导体育运动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出来。长期以来，机械论只对运动进行定量描述，却忽视了身体内部的社会文化因素[3]。

20世纪以来，随着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存在主义、现象学来研究运动员身体的内涵，以期打破身心二分的格局。尼采、萨特、海德格尔、胡塞尔和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等哲学家将长久禁锢在柏拉图洞穴之中的身体解放了出来，并把焦点转移到了身体的感受性上，认为身体具有能够感受自我与外在事物的身体感。其中梅洛-庞蒂作为身体现象学的集大成者将身体放在了在场的位置。莫斯(Marcel Mauss)、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则在社会学领域继承了梅洛-庞蒂的身体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身体之中的思想。他们认为身体在社会之中，社会也在身体之中，主客二分这一固定思维应在身体与社会之间消解。布迪厄通过“回到社会科学里寻找带着经验实在性的保证”[4]来论述身体内在的含义，他用[(惯习)(资本)]+场域=实践这一公式阐释了实践的理论，其中惯习作为资本与场域的沟通桥梁，在实践的过程中就体现出了身体所蕴含的内在历史、文化与社会的维度。

1.2 身体惯习

惯习①(habitus)概念源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美德的描述，他认为美德是人们后天学习，并通过长期的习惯行为而养成的。到了中世纪，托马斯主义者就将惯习与经验、素养、习惯等概念联系起来。当代人类学家莫斯将惯习的含义进行了拓展，他将带有社会特征的身体行为称之为惯习(habitus)，即惯习“并不指那些形而上的习惯、那些神秘的‘记忆’，或者简短与著名的论断。这些‘习惯’不是随着个人和他们的模仿而呈现不同，而特别是随着不同的社会、教育、利益、习俗、声望等呈现不同。”[5]82布迪厄发展了莫斯关于惯习的解释并在翻译潘多夫斯基的《哥特式建筑与经院主义》的时候形成了惯习的概念，他认为惯习是人们后天在社会生活中生成与建构的产物，具有受动性与能动性。布迪厄将社会行动者与社会环境创新性地结合起来，他认为基本的社会存在条件，如资本、文化等社会结构性因素会内化到行动者的身体中形成结构化结构，相应地，这些结构化结构会对人的行为或者性格产生引导，从而使人们在身体实践活动中产生行为倾向性。

布迪厄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给惯习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也可以清晰了解他赋予惯习的核心含义，其是“一套深刻地内在化的，导致行为产生的主导倾向。它们指向一种实践的而不是话语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身体化的同时是认识的、再生产的但又是创新的行为的理论。”[6]117布迪厄最终选择了性情倾向(disposition)来表达惯习的内涵，在他看来，性情倾向表明了身体的习惯、嗜好、倾向或者一种存在方式，其含义正好能够涵盖惯习所要表达的内容。

身体惯习有两个显著特点，分别是“结构化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和“结构性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首先，人们作为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个体，身体的知觉、思想和行为就会受到原初的文化、资本和活动场域等因素的塑造，如此一来，社会的生存、生活规则就会内化至人们的身体之中而呈现为“结构化结构”，最终人们的身体就在之后的实践活动中有了初步的行为倾向性。布迪厄进行田野调查时就曾强调过身体的认知和规范功能，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学习到了诸如身体的左与右、上与下、内与外以及高与低等关于身体结构的社会空间含义，因此人们早期受到的教育就是将一个原始的、野蛮的身体逐渐规训成为一个“被养成习惯”的身体，也就是一个“在时间层面被结构化的身体”[7]247，可见身体在社会中的发展表现为一个动态的惯习建构过程。其次，人们的家庭、教育和原生资本使身体结构化的同时也为人们的活动设置了原初性的行为倾向性，尤其是人们已经形成的身体惯习会使人们从自己过去的经验和现有的资源中选择更为有利的行为作为当下和未来的实践方式，这里的惯习就是一种“结构性结构”，在此过程中惯习又使人们表现出了创造性与能动性的特点。

2 运动员的身体惯习

2.1 身体惯习的建构：运动员的受动性

运动员的身体惯习并不是生理身体对运动行为的简单重复，而是他们从其社会阶层、文化、生活、教育等活动中不断生成的行为倾向性，这些行为倾向性就表现为个体化的、阶级化的以及技术风格化的身体惯习。运动员在身体惯习的构建过程中形成的是“结构化结构”，这个过程呈现出了身体的受动性。

2.1.1 个体化的身体惯习

运动员无论怎样都不能彻底抹去其最初的社会身份以及这个身份在潜移默化中所给予的一切影响，如运动员的生活起居、饮食习惯、话语口音、宗教信仰、家庭教育等因素都塑造了他们个体化的身体惯习。正如保罗·康纳德的社会记忆理论所言，身体包含的体化(incorporating)实践表现出了他们的共同社群认知[8]。萨特提出“我们的属于家庭和地方表露出来的具体的技术推回到更抽象和更一般的结构，这种结构把它们构成意义和本质，这意义和本质又归属于其他的更加一般的结构，直到人们达到使任何一个人的存在把世界化归己有的任何一个人的技术的单纯普遍完满的本质。”[9]个体化的身体惯习是我们从模仿别人的身体动作开始就学习到的社会规则和价值观，而个体身体行为包含的身体技术、感知等从一开始就承载了大量的社会文化意义，如一种走路方式或者握手方式在不同的社会中都有不同的含义，每一个人所属的群体文化、社会文化以及教育经历都塑造出了他们独一无二的身体结构。如普埃布洛人的群体文化倾向于各种高强度的身体技艺，他们是最好的长跑运动员，能够一刻不停地跑250英里[5]92，这也形成了普埃布洛人高忍耐力的个体化身体惯习。

2.1.2 阶级化的身体惯习

布迪厄认为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人也会形成不同的身体惯习。这里布迪厄提到的阶级含义不同于马克思理论里相互斗争的阶级含义，布迪厄是将阶级定义为能够分享相同生存条件、兴趣、社会经验和价值体系的群体，这些相似的因素为运动员的身体提供了“文化专断的基础性原则”[7]248，能促使他们形成相同的身体结构，产生相似的身体行为倾向。不同阶级的经济、文化资本不同，他们获得知识、技能的方式、内容也各不相同。如高层阶级运动员的家庭要求他们在特定的教育场所学习特定的技能，而底层阶级的运动员则缺少来自家庭的支持，他们更多的是从家庭之外的体育老师或者同龄人那里习得知识、规则[10]，因此生长于不同阶级的运动员会形成不同的身体惯习。

身体在社会中的原初经验和人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人与身体的亲疏关系以及对身体的运用倾向[11]，阶级化的身体惯习就聚焦在人们对身体的掌控程度上。体育运动“在社会生活的身体层面(其中包括对身体的描述、理解和认识)上建构和保持了一种社会阶层的特质。”[12]高层阶级要求身体行为不能对生理身体造成损害，也不能侵犯个人的尊严感，他们在“这些竞争中体现了一种高度文明的社会交流的态度，排斥任何身体的和言语的暴力惯习，排斥任何对身体的混乱运用(叫喊、不规矩的动作等)，尤其是(往往被游戏空间的布局以及不同的开始和结束仪式分开的)对手之间任何形式的直接身体接触”[13]335，可见高层阶级主张优雅、休闲以及健康的身体惯习。与此相反的是，处在底层阶级的人们在文化与经济资本不强大的背景之下，他们只能将身体视为一种工具，从而容易形成暴力、野蛮和损害身体的惯习。

2.1.3 技术风格化的身体惯习

身体惯习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惯习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并非一成不变，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是调整自己的结构。”[14]165随着人们所处资本条件、生活环境的变化，身体技术风格等因素也随之改变并逐渐内化到身体中，新的身体经验会对先前的经验结构产生影响并形成新的技术风格化的身体惯习。身体运动技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这不可避免地对当代运动员的身体产生影响。莫斯举了游泳技术的例子，以前的游泳训练都是让学员先学游泳再学潜水，在潜水时先闭上眼睛然后再学睁开眼睛。然而现在游泳技术反过来了，在游泳训练中教练员先要求学员在水中学习睁开眼睛，甚至要求学员在游泳之前就要学会克服眼睛在水中闭上的本能反应。“他们首先得习惯于水而不是别的，抑制他们的恐惧心理，某些安全保障被人们制造出来，何时该动何时该停也可以被选择。”[5]80莫斯认为经过一代人的发展，游泳技术的侧重点从自由泳转换到了蛙泳，而吞水和吐水的习惯也不再延续。可见，人们在不同时代对身体风格、运动技术要求的改变必然会塑造出不同的身体技术惯习，继而带来不同的身体运动倾向性。

运动员在从事某一项体育运动之后往往也要调整、充实自身的身体技术惯习。不同的运动经历内化到身体之中会产生新的惯习，从而产生有益于这项运动的身体倾向性，如华康德谈到运动员的身体惯习会随社会地位和社会经历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每个人，因为不同的经历，获得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感受方式，以及不同的行为方式；当人接受过拳击这项甜蜜科学训练后，相关的偏好就会和以前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对拳击多少有所投入，逐渐精于此道。”[15]因此像综合格斗选手就要通过不断改变身体技术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语境，如他们要进行针对性的身体技术训练以“提高/保持耐力水平(游泳、跑步、冲刺)，增加/保持爆发力和力量(增强式训练、常规重量训练)和增加/保持协调性(跳跃、楼板阶梯工作)”[16]，从而形成新的技术风格化的身体惯习。

2.2 身体惯习的发生机制：运动员的能动性

运动员身体惯习在形成之后必然会对其身体行为产生影响，而身体惯习的发生机制就体现为身体能动性的“结构性结构”。运动员的观察、思考和行动都要与其身体惯习的结构及形式相一致，还要与场域融为一体，并时刻做出策略的改变[17]，因此要理解运动员身体惯习的能动性就需要将惯习、场域与策略三者联系起来。

2.2.1 运动员身体惯习与运动场域相互生成

运动员的身体内化了早期的文化规则，因此身体所蕴含的行为倾向就包含了理性的动机与行为。然而实际上，身体惯习也具有非理性的一方面。关于身体惯习的非理性含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惯习并不是建立在对文化准则的盲目追求之上，它也不是狭窄意义上对传统规则或者习惯的简单继承，惯习包含了竞争、技术和多变的命题。其次，尽管惯习概念下的行为倾向性包含了理性的动机，但是这种行为能灵活地与每个场域的情境相互适应。

身体惯习与运动场域都是关系性的概念，并且它们只有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中才能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作用。身体惯习与运动场域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类似于梅洛-庞蒂关于足球运动员与运动现象场之间关系的描述：“球员与球场融为一体，比如他感受‘目标’的方位，就如同感受他自己的身体的垂直与水平方位一样直接……球员做出的每一动作都改变着场地的外观，并力图在这里建立起新的力线——活动反过来也在重新改变现象场的同时得以展开，获得实现。”[18]运动员与运动场域融为一体，身体惯习使运动员能够根据赛场变化来自发地、前反思地调整自己的身体行为，他们与比赛场域形成了真正的契合关系。然而梅洛-庞蒂的运动现象场理论亦有不足之处，他所理解的运动场域是没有任何社会内涵的竞技场，这种运动场域完全是从行动者的视角把握的一种纯粹运动现象的感受形式，他未能论及体育运动中的“主观结构与客观结构的双向生成过程”[14]22。因此与梅洛-庞蒂观点不同的是，布迪厄认为运动场域不是客观的、了无生气的运动场所，而是一个被预先制定了规则的游戏空间，只有当运动员为了竞技的目标而投身于这一空间时运动场域才真正具有意义。因此，在运动实践过程中，身体惯习与运动场域是双向生成的过程，场域不断变化产生了不同的规则，那么身体也会不断适应场域并将变化的规则内化于身体之中形成新的惯习，其产生的身体倾向性又使运动员能对不同运动场域情境所提供的机遇与挑战做出前意识的反应，最终能够形成像“在自己家中一样”自由活动的运动状态。

2.2.2 运动员身体惯习随机应变的策略性

如前所述，身体惯习是身体受到早期的文化环境、资本数量的影响而形成的身体倾向性，这就要求身体在实践的过程中遵循各种规则。但是“即使在规范的情境中，行为也包含了不确定性，而且通过时间而发生的行为，使得行为的结果对于参与的行动者而言很少是清晰明白的。即使是最仪式化的行为方式，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允许策略的存在。”[6]115这里布迪厄所提到的策略概念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我们理解的经过计划和有意图追求目标的策略，布迪厄认为策略的真正含义是“对那些虽非有意却依然是系统的、虽非按目的来安排和组织却依然带有回顾性合目的性的‘选择’具有导向作用”[19]的行为准则。由此看来，策略就是人们实践过程中的实践感，它类似于一种游戏感，人们不是通过大脑提前有意识地组织或者控制身体来处理事情，而是在一种前意识的状态下对当下的情况进行随机应变地处置与应对。

运动员在运动实践中的策略行为有两个特点，首先，运动员的身体是在运动场域以及文化资本等外部环境规则的约束下进行活动的，其选择的策略一方面使身体行为不会逾越外部环境的规则，另一方面又使身体行为适应不同的运动场域并能根据场域情形进行恰当地拓展。这就是说，策略就是对“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的积极展开……这些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乃是对规律性的遵从。”[14]25-26在身体惯习与运动场域互动的过程中，运动员们采取的策略能在遵循各种规则的同时，游刃有余地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其次，运动员的身体惯习会随着赛场情况的变化根据自己与他人的位置来不断修改策略，“行动者在制定策略时，不能孤立地单纯依据自己手中资本的状况，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位置以及构成这种位置的整个场域的资本状况，同参与场域的其他行动者的资本状况和位置加以比较，也就是在动态的相互关系中，在生成性的惯习中，全面地观察和移动自己的位置。”[20]如在篮球赛场上，中锋主要负责球队的篮板球以及3秒区内的防守任务，大前锋要协助中锋防守和争抢篮板，不同位置的篮球运动员会对自己的目标和其他运动员的位置进行评估进而选择相应的行动策略。总之，尽管策略要符合运动场域、各种文化和资本的规则，但是它们通常是模糊不定的，因为运动员在运动实践中都是“即席演奏家”，身体惯习能够根据场域情境、资本和位置的改变随机应变地选择策略性行为，这就显示出了运动员身体惯习的无限能动性。

3 运动员身体惯习在体育运动中的当代方法论意义

惯习理论为我们思考身体的文化社会性提供了一条进路，身体惯习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与文化、资本、场域、策略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通过分析其中的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运动员身体的过去、现状，并判断其未来的行为倾向性，能更好地了解运动员身体的社会性、因果性，从而打破身体机械论的困境。身体惯习在体育运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3.1 身体惯习作为选拔运动员的参考标准

运动员个体化、阶级化的身体惯习使其身体行为具有内在倾向性，这能够为他们将来专业的技术学习进行铺垫。如人们在选拔长跑运动员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运动员的生理素质，也要考察其社会生活、文化等内在因素，比如普埃布洛人的群体文化是崇尚高强度的身体技艺，他们的身体更具有耐力和爆发力这一个体化身体惯习，这无疑有益于长跑运动的训练和竞技。生活在高层阶级的人往往具有健康、娱乐和休闲的个体化身体惯习，在高层阶级人群中更容易选出马术、冰球、高尔夫球等体育项目的运动员。

3.2 身体惯习作为评价体育项目强弱的视角

体育项目的强弱不仅仅在于国家经济的投入，还在于运动员身体惯习所根植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对身体惯习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同一运动项目在不同国家发展强弱的社会原因，如我国“学而优则仕”的文化惯习使得我国青少年的体育教育环境堪忧[21]，我国重文轻武的个体化身体惯习使我国的足球文化与技术同欧美国家相比还有十分明显的差距[22]。又如美国篮球文化的强大与流行虽然与黑人篮球运动员与生俱来的体育天赋密切相关，也与美国黑人群体较多处于较低的经济、社会地位等因素密切相关。篮球是黑人运动员通过自己努力突破底层阶级获得更好生活，跨越阶级实现“美国梦”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此动机之下黑人运动员逐渐形成了热衷篮球运动的阶级化身体惯习。

3.3 身体惯习作为分析体育文化流行的依据

同一阶级对体育运动的趣味倾向与身体密切相关，“越不排斥与身体的关系中最深层和最深层无意识的东西，也就是身体概貌，这种运动就越有可能被一个社会阶级的成员接受，因为身体概貌容纳了整个世界观、整个人格和身体特有的哲学。”[13]336追溯运动员的身体惯习，就能知道一项体育运动的流行变化与阶级化的身体惯习密不可分。以前拳击运动在贵族群体中十分流行，但是随着中低层阶级人群的参与，拳击运动文化逐渐发展出吃苦耐劳、暴力和强调顺从的内涵，而这些精神与贵族的身体惯习相背离，因此拳击运动渐渐不受贵族群体的欢迎。底层阶级的人大多数选择拳击运动，是因为他们的身体能够忍受不同程度的疼痛并能承担起身体的长期损耗，通过训练能逐渐学会将身体作为一种武器与对手对抗[23]。而一些新兴的运动如帆板、赛车、赛艇等需要昂贵的装备，这在保护身体的同时也能够彰显出身体的外在美和参与者的社会地位，这些都与高层阶级的身体惯习十分契合，故而能够在高层阶级中逐渐流行起来。

3.4 身体惯习作为运动训练的依据

身体技术惯习作为结构性结构在不同时期被形塑，运动员在不同的年龄段有着各不相同的个体惯习和身体技术惯习，因此可以根据技术风格化的身体惯习对运动员因时施教、因材施教。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教练员可以根据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惯习制定不同的训练方式，如年龄小的运动员模仿能力强，可以对他们进行正确的身体技术训练使其逐渐形成良好的身体技术惯习，而对有经验的运动员的身体技术问题则要及时纠偏。此外，除了对运动员进行身体技术训练外，也要注重在日常生活与训练中培养其道德品质、形态礼仪以及言语行为方面的身体惯习，这样才更契合体育运动德才兼备的精神。

3.5 身体惯习作为促进运动感形成的方法

正确的身体惯习可以促进运动员运动感的形成。形成于文化、资本基础之上的身体惯习使运动员具有了感知、行为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使运动员能够随着运动场域的变化而产生适应场域的机制，并使运动员能在规则繁多的运动场域框架之下自由地观察、思考和判断。运动员可以凭借身体惯习的行为倾向性对当下的比赛情境做出最合适的行为、战术策略，由此就形成了前意识化的、“灵感化”的运动感，这也就能最大化地实现团队的目标(capital goals)从而取得比赛的最终胜利。

4 结语

在当代体育运动中，运动员的身体往往被理解为机械之身体。经过社会学的考察可知，运动员的身体行为并非行为主义定义的对刺激的即时反应，而是连最微小的反应都是“这些人及其关系的历史全部孕育出来的产物。”[14]154身体惯习结合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双重因素的影响，运动员既能将历史的、客观的体育文化、规则内化于身体之中，又能在此约束之下自由地实践，从而打破了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壁垒。惯习理论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了运动员的身体，发现其中新的因果关系，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运动员的身体，也为当代体育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注释：

① 惯习与习惯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习惯所对应的英文单词是habit，惯习所对应的英文单词是habitus，两者的联系在于，由于习惯与惯习有着共同的词根，因此惯习有时候被用来表示人们在外在的社会文化、教育环境、个人努力的影响之下所形成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但是习惯与惯习也有很大的区别，从身体运动行为层面来说，习惯(habit)是人的身体通过长时间的练习而形成的行为方式，往往被看做是重复、机械与自动的身体行为。而惯习(habitus)这一概念经过亚里士多德、莫斯和布迪厄的发展之后，其包含着身体的习惯、个人嗜好、文化倾向或者存在方式等社会文化内涵，所以也有学者将habitus翻译成“生存心态”(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13.)。布迪厄本人就曾严格地区分了惯习(habitus)和习惯(habit)的概念。“我说的惯习(habitus)，而不是习惯(habit)，就是说，是深刻地存在于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art)存在的生成性(即使不说是创造性的)能力，是完全从实践操持(practical mastery)的意义上来讲的。”(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70-172.)。因此，在布迪厄这里，惯习与机械重复性的习惯不同，惯习具有生成性、建构性与模糊性等特征，惯习不仅能够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被不断地更新、创造与建构，也在人们的实践过程中发挥着内在倾向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