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云亭

(上海体育学院 传媒与艺术学院，上海 200438)

很难说高端足球赛事有一种凌驾于一切体育项目之上的地位，但是，足球的确超越了诸多体育项目，而拥有独立挽揽人类竞技意志的品格。质言之，足球的精神性更强，也极具唯一性品格。足球的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皆可在此得以展现，大型足球赛事的泛生物性价值显露无遗。在大型足球赛事及其动态镜像的覆盖下，世界性的风俗、节日、休闲与庆典方式都受到了冲击，而带动这种风俗演进的则是态势上源源不绝的迷恋足球者群体。

1 世界杯就是一种世界性节日

足球乃人性自然性之延伸形态，也是国家性、民族性与自然性的外在符号。且以中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数度足球改革皆以世界杯为潜在中心，并体现出了国家干预大型赛事的强劲能量。世界杯具有超越诸多体育项目的价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世界杯意味着成长、青春、记忆、外域文化、现代化。女作家苏听风曾经回忆自己的世界杯印象：“2014年7月，新的一届世界杯到来，整个世界都被这一盛事点燃。从现场巴西传来的相片充满激情，如一股热浪灌注于心。这仿佛跟我没有关系的世界杯，在这一刻离我如此之近，近得触手可及。回想起来，世界杯真的离我很近，它贯穿于我的整个青春岁月。”[1]传播文化的过程宛如栽种植物，在青春期植入了怎样的种子，思想就会沿着这种植物的基因生长。其实，自从世界杯进入中国以后，人们就一直在讨论其核心价值，一种关于世界杯意义的叙事链由此延展开来。

人们首先感受的是世界杯的超级聚会功能，沈宏非认为，全球观众暂时结成了“一个关于世界大战的‘想像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2]。不难发现，世界杯时段到来后，世界仿佛变小，世界的意义也开始由散乱变得集中，由裂变走向凝聚，由隐性走向显性。世界杯会将足球带到一种跨越国界、种族、意识偏见的崭新领域。《大庆日报》搞过一次有关足球的访谈活动，一位评球人站在管理者的角度阐释了自己的足球观。“足球世界杯的内涵，已远远超出足球本身；同样，‘球迷世界杯’的意义，也没有停止在球迷层面上。‘球迷世界杯’不过是一个过程，是个载体，它承载着文化理念，折射出精神火花。这档节目之所以能有3亿多观众的收视率，说明‘球迷世界杯’已经成为凝聚人们精神世界的家园。”[3]这里大体可以显现出中国普通民众的主体性足球理念。

出于一种竞技功利性的目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掩饰自己对世界杯的向往之情。尽管中国足球暂时处于非优势地位，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人展示自身强烈的世界杯情怀。中国人追求世界杯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这里不妨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说起。其实，很多中国人未必太在乎本土性的身体类游戏存在与否，这便说明，中国人有更为务实或高远的精神追求，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或许并非一个太在意终极关怀的族群，因为足球世界杯之类的大型游戏承载着人类的终极思想。中国的观球人还有许多特殊之处，较诸个性化的足球观，中国人更在乎集体性的足球观。当下不少中国人还在想，中国何时成为世界强国？这便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而非一种个性化的选择，换言之，任何一个具有强烈个性的人都不会想到如此遥远、缥缈且带有某种非功利色彩的问题，但是，当很多中国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类似现象就会层出不穷。然而，类似的期许永无明确的量化标准。中国在2011年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一话题迅速成为许多中国人街谈巷议的主体内容，虽然很多人认识到GDP并非宗教般的信仰对象，亦非关乎国家终极命运的战事报告，但是，仍有一些中国人执意将其当作一种值得信赖的超世俗话题，此类话题也是媒体人物在公众面前经常亮起的一面旗帜，并有望成为代表中国人的新的集体意志的符码。当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时，这一经济事件便具有了抗战式文化隐喻，而且跃出了口号、想象以及戏剧性的界限，变成了一种真实的存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再度演奏出深度改革开放的华丽篇章，一种乐观自信的喜剧情调弥漫在国人的精神世界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在反复触及中国人的身体欲望。恰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人们再度考量起足球的价值，足球的非世俗性能量由此得到了潜在的提升。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并非踢球者大国，却是看球者大国。中国人对足球似乎一直有一种特殊情怀。较诸在赛场上汗如雨下、真刀真枪地踢球，中国人更喜欢待在家里看球。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否定足球的聚会功能，而是在另外的空间重构了足球的围聚功能。在家庭围观效应的层面考量，足球在中国有一种反现场性的动能，中国的足球文化中延伸出一种高度镜像化态势。在静观主义精神的统摄下，足球变成了一种观赏性的艺术品，部分中国球迷的这种价值取向也在客观上推高了足球的艺术性。艾尔库姆曾说：“现在一些球员依旧提供着风格实用且赏心悦目的表现，来使足球一直具有‘美丽运动’的头衔。像里奥内尔·梅西的不竭的勇气与坚韧，罗纳尔迪尼奥巫师般的控球，法比奥·卡纳瓦罗坚不可破的防守，斯蒂夫·杰拉德的全面，卡卡对各项技巧的精通，当然，还有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杰出的进攻才华。所有的这些都使足球这项运动的美自发显示出来。”[4]足球的美学内涵正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且日渐成为一种显性的美学主体。

大型体育赛事更像是一种超大型化的现代性集会，而集会给参与者们带来一种真实情感交流的机会。诸如世界杯、欧洲杯、欧冠之类的大型赛事本身就充满了狂欢的意趣。大众化的竞技活动更像节日，亦可更好激起人们对传统节日的记忆，而世界各地的节日都有放纵自我、排遣不良情绪的内涵。足球自身的节日性对日后节庆类型的分化有重大作用。足球的世界杯已经抵达世界范围内节日的顶峰，其影响力已经能与儒家文化圈中的春节、基督教文化圈中的圣诞节以及伊斯兰世界中的开斋节相媲美。节日的本质是将人类的日常性生活消解掉，借以展示出非日常化的新质。拉克斯白克在描述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观看人数后做出定性评价：“足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体育项目。”[5]而足球的最高殿堂是世界杯。世界杯的权威性、典范性和尊严感都很突出，因此，世界杯赛事如期而至之日，也是球迷陶醉其中之时。世界杯是球迷的特殊节日，莫尔特曼认为：“节日的本质是狂欢。”[6]没有人知道狂欢的价值边界在哪里，人们也很难脱离狂欢带来的简单的愉悦感、松弛感与安全感。人类节日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里。

2 世界杯缔造出关于奇幻世界的想象图示

作为超大型足球赛事，世界杯的吸引力很大，置身其中的人，仿佛回到了人类的原乡。世界杯对任何国家的球迷来说都意义非凡。威尔逊高度认同足球的共同文化价值。“不仅如此，作为一种最全球化的文化模式，足球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关注。是的，总有人对足球不在意，可世界杯的热潮无处不在。从巴西到中国，从英国到莫桑比克，从日本到加拿大，东、南、西、北……人人参与其中，而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诠释。”[7]事实也是如此，即便是现代足球起源地的英国的民众也对世界杯心存渴望。但是，足球的公平性也展示在这里，因为英格兰很难垄断足球，不仅如此，英格兰一度很难在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中出线。1966年英格兰获得了本土世界杯冠军，那场胜利给英格兰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满足。然而，那也是迄今为止英格兰队获得的唯一一个世界杯冠军。英国对足球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创立了一种游戏形态及其规则体系，还在于建立了一种超越本土的赛制。“今时今日的足球流行于208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几乎可等同于全世界，每到世界杯来临时，其组织机构——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即可骄傲地宣称，在它麾下飞扬的旗帜比联合国的还多。”[8]各种严密的竞赛体制的确立显示出英国工业革命后强大的制度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呈现出一种无以替代的价值。休闲的职业化是20世纪中期后出现的新现象，以世界杯为代表的足球赛事也就极大地超越了休闲的范畴，从而步入信仰、聚会和仪式的领域。

人们忍不住对世界杯津津乐道，除了节日认同、聚会需求以及信仰皈依之外，还源于世界杯所呈现出来的美感，而这种美感又与性爱元素和戏剧元素息息相关。仅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世界杯，也可以发现诸如移情之类的大量的美学符号。中国人看世界杯大多在夏天，人们就将感情自然而然投放到季节之上。“亿万球迷的如火热情，如同这个时令的酷热一样。”[9]心理学家认为，夏天是一个更易于激发人的原始情欲的季节。人类社会中不乏移情现象，很多人因为迷恋足球而格外眷恋夏天，这里不仅展示出移情的超文化功能，还展示出足球与自然的密合性关系。

足球的自然情色特性可以构建出一种新型的审美对象。性感足球不仅因为感性驰名天下，还因为它迎合了男性精神自我完善的需求，而这一完善需求中从来就不乏香艳感。针对足球与性的关系，性学专著的表达往往更为直白。“只是足球可以催发性欲，可以催发高潮，当一个男人看完球赛，无论输赢，他们如果不去大街上游行，变成足球流氓，就无法平静下来，那颗被球赛搅得激动不安的心，一定需要抚慰。这时候，他们便想起了女人。”[10]麦盖尔认为：“在男人们所能找到的全部活动中，足球是比性爱更为重要的一个项目。一项书面调查表明，他们甚至把阅读足球信息的重要性列在了性爱之前。”[11]男人为了足球而放弃女人的现象比比皆是。没有多少人会因此怀疑他们的情感取向。足球可能和人类的爱情故事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和性有关。

当然，女性观看足球未必是为了男色。“那些讥讽广大女球迷看世界杯就是为了看帅哥的言论，实在是眼窝子太浅。”[12]其实，男色与女色在很多时候皆为一种对等之物，没有任何一种空间是男色空间，亦绝无任何空间是女色空间，两者从来都会展示出高度的同步性。人类两性的共同进化步骤始终同一，无任何一种外在之物可以左右之。“不顾性命地在球门前横身直摔挡子弹，进球后在NB的大牌子前旱地拔葱空翻庆贺，甚至输急眼了连拉带扯又撞又踢的气急败坏，一起定格成情感大剧男主角们的一帧帧经典画面。”[12]可见，作家更看好世界杯蕴含的绝对化的戏剧性，而任何一种绝对化的情境都会构成悲剧元素。“世界杯就是一出情感大剧。……世界杯赛场上的男人，和平时见到的不一样。是的，真情流露。就这四个字。一个男人的真情流露已经能够打动人，何况是一群男人。”[12]不仅如此，足球还有其优美的一面。优美的足球缔造了优美的镜像世界，而美好的镜像则足以构建一种近乎完美的精神世界。如2006年之夏那位中国足球少女观众所言，“我与足球已结下了不解之缘，再也不能分开。我要骄傲地向世界宣布：‘我爱足球！’”[13]足球在这里已经成为一种类似宗教的社会存在物，它不断地摇摆于世俗性与神圣性之间，成为人类缔造、想象、追忆、遥思的对象。

一些评球人注意到了女性对足球日渐走高的关注度。“世界杯是一颗球和一群男人的故事吗？我不得而知。但观看世界杯的不仅仅是男人，女人也疯狂啊！据说韩国有六成以上的女人在看世界杯。绿茵场飞旋着的足球带着梦想、希望、荣耀、尊严，也带着宿命，而我更愿意把足球想象成一个天使，不带翅膀却能在绿茵场上飞旋的天使，用它最单纯的黑白诱惑给我们留下无穷的遐想。”[14]通常而言，情感剧为女性所爱，而世界杯也有类似属性。女性观众对世界杯兴趣的激增说明了顶级足球赛事的强大的狂欢效应，而隐藏在狂欢之后的便是那种充满凶险的不可知的虚幻因素。

王俊奇曾将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看成是一场由巴西人主演的超级悲剧，在一种激愤性情绪的激励下，作者将那场世界杯描述为一场诸神下凡后的鲜活的戏剧[15]。从艺术学的角度看足球可以得出一种新的结论。“必须每一个球员都到达自己的活动范围的极限，同时去创造与破坏规则(但正因为先有规则才谈得上创造和破坏)，球赛才好看。政治、司法、伦理、规则都有，但如果只是教化和贯彻这样的规则，艺术就不好看了。它必须是最接近丑闻和闹剧，使社会焦虑于道德、政治、伦理和司法风纪之纲常时，才真正好看。”[16]既然有“球迷有病”一说，那就一定有“足球为药”的定则，足球是一种充满了高度对立性的文化实体，它有高度开放的展示性，同时也有极为诡秘的私密性。不同级别的足球赛事不仅仅相差在赛事本身的质量方面，顶级足球赛事和低端足球赛事完全具有不同的文化性格。

不少人将足球理解为一种足以导致人的情感陷入忧郁情调的文化品类，其实，足球中的忧郁元素大多来自大型赛事，其中绝大多数源于世界杯。世界杯到来后，人们无法掩饰自己的陶醉之情，球迷的灵魂好像被抽干，一种病态般的行为顿时出现，世界杯期间球迷的反常表现就构建出一种悲剧的圆心。

3 世界杯使中国快速融入世界

世界杯是一种巨大而独立的精神昭示机构。王干曾说：“足球胜利对提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信心的效力有时是无可估量的。”[17]中国人的世界杯情怀颇具特色。足球是一种速成性、循环性、流转性文化，人们永远期盼的是下一场比赛，正因如此，所有的足球赛事都极易成为一种往事，演化为一种专供人们回忆、谈论、回味的资料。

葛晓倩认为：“如果说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对中国球迷承担了启蒙作用的话，那么1982年世界杯则是一剂催化剂，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足球的乐趣。”[18]洪峰在回忆1997年世界杯来华展出时的场景后，生发出一种朝圣般的心境。“40年来，中国人数度追赶金杯的光环，演出了一场又一场让人哭也不能笑也不能的闹剧，不知进入1997年这些毫无新意的演出是不是到了该落幕的时候。世界杯在这种时候来到中国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它如同一个石油大亨走进了一群拾煤渣的落魄汉中间，激起的只能是自惭形秽和不切实际的狂想；或许还有我们听腻了的色厉内荏的决心和宣言。”[19]中国球迷的世界杯梦想与现实有较大的差距。当下的中国人不善踢球有其文化层面的缘由，与现代中国人勤劳与否并无关系，其中的关键还是足球体系设计的问题，但是，很多球迷、评球人更愿意选择一种非理性的宣泄方式加以非难。“世界杯就这样来了，它给中国足球一个绝妙的讽刺，中国足球还它一个鬼脸。我想，这大约是本世纪中国足球能给它的球迷一个最大的奇迹了。”[19]其实，调侃足球赛事中的某一现象原本无可厚非，但是，足球有其自然发展规律，既然背离了这种规律，那就需要恢复规律才能拯救。然而，很多人并没有耐心。于是，原本是一场踢球或看球的社交活动，顿然变成了一种抒发对立性倾向的流程。其实，大型足球赛事仅仅是一种自然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更非一种超然性且充满绝对意义的事项。一切皆需还原。将足球纳入自然生活之后，足球的本质才可以显现出来。从根本上说，足球能够激起人们一点想象力，但并非至高无上的精神皈依对象。

中国足球队并非世界杯的常客，尚非一种主导性力量，但是，中国人对世界杯的感悟力极为强大。杨杰的《足球为什么要WTO》将一种开放的意识引入足球评析的范畴。“对世界杯进行‘中国式’的追忆是有必要的。在1990年，中国开放的历史还不是很长，中国人的文化消费途径和情感表达方法还不是很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距离还不是很密切很贴近，因此，在那一年，由于中央电视台对世界杯的直播和录播，首次达到了52场‘一个都不少’的程度，中国人的足球情趣和文化视野得到了相当剧烈的开发和拓展。”[20]世界杯镜像中美轮美奂的元素也在深刻刺激着中国民众的感知系统。世界杯俨然成为一种种植梦境的载体。于是，世界杯变成了一种关于爱与成就的隐喻。“这样的感觉，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火热和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浪漫，所无法替代和消弭的。这样的感觉，与一场惊心动魄的‘初恋故事’异曲同工，尽管那一切的一切不过是中国人隔着千山万水，对世界杯尤物虚无缥缈的一种单相思。”[20]时间推移到了2002年，当一种先进的足球文化降临在亚洲，杨杰也重新认定韩日世界杯的超时代的价值。“在文化和地理的双重意义上，‘2002韩日世界杯’有可能是未来几十年距离中国人最近的一次‘足球嘉年华’，它一度远在天边的身影如此逼近我们的视线和思情，使一种身外的梦幻成了一种真实的生活，一种担心与期待交织，拉拉杂杂又牵肠挂肚的日常生活。”[20]西方主义的启蒙意义十分明确。“在我看来，有些人把中国足球参加世界杯的意义，与中国经济加入WTO一事相提并论，其实并不荒谬。因为这两件事情都在强烈暗示着同一个喻理：对于今天的中国，重要的不再是我们的生活要‘开放化’，而应该是我们的开放要‘生活化’。”[20]世界杯的独立价值在此得以体现。

中国人在近代以来的百余年的历史上一度处于局部安逸、整体动荡的状态，近代中国出现的重大而全新的元素便是西方文化以及国人对此类文化的态度。二战以后，欧美列强逐渐撤离了中国的土地，而欧美文化则留了下来，并以各种方式发挥作用。足球就是这样，它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姿态跃入中国人的视野，并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枝繁叶茂，长成了参天大树。这种现象让人想起中国历史上诸多文化融入中华文明的范式。中华文明原本就是一种高度开放的文化形态，中国人不仅吸纳了来自异域的各种实体文化种类，还将一些精神文化品类也一并收入囊中，足球及其附属的诸多文化支脉也是一种植入中国的异域文化体，正以一种异常活跃的态势生长于中国的大江南北、大街小巷，寄托在芸芸众生宏阔开放的精神世界中。

足球是游戏，但又绝非简单的游戏，当然，足球还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场域，置身其中的人和置身其外的人截然不同。中国的非球迷群体对足球世界杯的价值认可度原本就不高。不仅如此，其中还彰显出一种相对理性化、隔膜化与客观化的语境。刘玉堂在其所写的《世界杯的意义》中就阐释了自己的足球观。“让我一个不喜欢足球的人来说世界杯的意义，可能更客观一些。一个成年人，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学会欣赏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正如毛泽东同志喜欢京剧，不喜欢交响乐，但还是要成立中央交响乐团一样。”[21]这样的开场白带给人一种静观之感，然而，足球、世界杯乃至球迷本身都不适合静观，世界杯的致幻效果在客观主义者的笔下变成了一种笑料。“导致我热情不高的另一个原因，是体味不到足球的快乐。凌晨两点从床上爬起来本身绝对痛苦，更不用说是为两个与己无干的球队捧场。足球本身说穿了不过是游戏，国人玩起来却总是神神秘秘、神经兮兮、庄严肃穆、无比悲哀，动不动就玩出个精神纲领，再玩玩就成了政治。”[21]没有人说足球的非政治化格局是一种误导性选项，但是，很多群体性的思维都是时代造就的，亦极易为时代所抛弃。“不出线即国耻，出了线即立铜像成民族英雄，哪还有半分趣味？……世界杯对谁更有意义？我看是对从来没参加过世界杯而又第一次参加的球队更有意义。”[21]其实，从游戏的角度看，政治也是游戏，政治家也是演员，这种理念来自柏拉图，其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常识。正因如此，那些批评世界杯意义的人也是一种游戏主体，其言其行也都是游戏。然而，将国家民族意识带到世界杯上是否具有积极的意义？类似的提问值得重新考量。

足球的影响力还在扩大，然而，很多对它的认知仍旧局限于第一印象的规程中，于是，总会有人试图回应这样的问题。“我本人一向反对带着民族主义的情感来对待或观看体育比赛，不过作为一个英超的惯性收视者，我发现，假如让自己在观看第17届世界杯或者回顾此前任何一届世界杯时丝毫不带有‘国族战争’的感觉，这种水准的足球比赛最起码在技术上就根本不值得去浪费时间和注意力。”[2]足球和其他任何一种体育项目一样，都是一种以对抗为宗旨的游戏，其内在的对抗折射出人类文明衍生的基本秩序。

足球宛如一种自然界中的客观存在之物，自然界中存在的问题足球中都存在。换言之，足球的问题非人类自身的问题，但人类的问题里一定包括了足球中的问题。且以中国为例。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大肆涌入，很多中国人的内心充满了焦虑。“我们不能忽略一个拥有球迷人数最多的国家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把自己置身于世界足球现状及发展的坐标系统之中，对中国足球的生存现状和价值评判体系进行深刻的反思。”[22]这里折射出人们的一种合群性，不少中国人将一辈子的生活喻作赶路，于是，急匆匆的赶路行为就成为中国人的生活隐喻。赶路不是生活的全部，因为它无法让人充分享受生活，赶路更像一种逃难状态，或仅是一种为证明一些生活以外的事情被迫而为之选项，于是，一种悖论再度生发，中国人仍在赶路，并将赶路当做生活的核心，而该理念几乎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中国人更喜欢将生活当成一种竞争、避险、奔走、升华、进步的过程，当人们将打进世界杯之类的目标作出高度信仰化改造之后，便会生发出一种永远担心掉队的危机感。足球在中国的传播也遇到了高度异化的风险。世界杯在中国很难成为一种完全世俗化的文化，这便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套上了一种隐性的桎梏。

4 结语

足球并非传统的戏剧，但足球有戏剧性。足球的戏剧性不仅仅体现在高端赛事中，各种级别的足球赛事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戏剧性基因。如果说低端的足球赛事是一场闹剧的话，顶级的足球赛事则是正剧、悲剧，同时也是催情戏。尚需说到女性因素，只有顶级足球赛事才可以吸引最优质的女性介入，且女性的介入很难干扰足球本体的性质，还会带来一种类似场外精灵的元素；而低端球赛经常以一种病态的力量呈现足球形态发育不全的样貌。对很多中国球迷来说，世界杯之类的大型足球赛事展示出的恰是一种中国足球文化的异化性指向，而世界杯本身自成体系，其所构建出来的节日化、聚会化、狂欢化内涵完全符合现代国家的生存发展规则。希望中国成为足球的沃土是一回事，中国是否具备足球沃土之条件则是另外一回事。无论如何，世界杯之类的顶级赛事在中国的传播都是一种典型性事件，它使得足球的传输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