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艳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教研部，上海 201204)

提要： 21世纪的领导力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价值领导力，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秉持着“人民至上”的价值领导力，价值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鲜明特征。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的鲜明特征是价值领导力。毛泽东价值领导力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立场、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形成于青年时期。毛泽东价值领导力的核心即“人民至上”价值观的形成不是孤立的过程，而是与价值心理、价值知识、价值思维、价值实践等相互融通、共同成长的结果，价值领导力的形成是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深入探索青年毛泽东价值领导力的形成历程，有助于在新时代新征程提升青年干部的价值领导力。基于价值观形成的主客观影响因素，注重早期人格培养，引领青年自觉修身；基于价值观与知识、思维、实践融合成长的特点，注重融合育人方法，引导青年确立为人民谋福利的价值观；基于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注重思维能力提升，奠定探索真理的能力之基；基于当代青年心理需求的新特征，注重话语体系转换，引导青年自觉践行“人民至上”的理想信念。

21世纪的领导力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价值领导力，与领导者的知识技能相比，领导者的品格、道德、价值观是决定他人是否愿意追随他的根基[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2]。中国共产党秉持着“人民至上”的价值领导力，“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信仰、政治信念和根本价值立场[3]。价值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共产主义为价值信仰的具有一整套价值原则的政党组织[4]。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5]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具有鲜明的价值领导力特征。深入探索青年毛泽东价值领导力的形成历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价值领导力的形成特征和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领导力的形成规律，有助于深入探寻增强新时代青年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和价值领导力的有效路径，有助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的大环境中更好助力青年干部的成长发展。

一、价值领导理论概述

(一)作为新潮流的价值领导理论

价值领导理论成为近十年国际领导研究的一个新潮流。有学者用文献计量统计学的方法，回顾分析了过去三十年(1990—2017)国际顶级领导学相关杂志上发表的200篇被引用率高、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领导研究文献，将这些文献的高频关键词做了一个可视化分析，分析了国际领导研究的发展演变轨迹[6]。该研究发现，最近三十年国际领导研究可为三类：第一类是关注领导者个人特质和行为特征的研究，探索基于权力和魅力的影响力，代表理论有变革型领导、魅力型领导、家长式领导等；第二类是关注领导者和追随者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探索人际互动中的领导力，代表理论有领导者—成员交换理论、关系领导力等；第三类是关注领导者对组织的影响绩效的研究，认为领导者的价值观是影响全球化大数据时代组织绩效的最核心要素，代表理论有道德领导、真诚领导、服务型领导等。领导者积极、正直的价值观能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高度信任，也是领导者责任担当的力量源泉[7]336。价值领导理论成为近十年国际领导研究的一个新潮流[6]，未来领导力的核心是价值观，未来领导者应秉持一种利他中心的价值观[8]。

(二)价值领导力的概念界定

从国际领导理论来看，价值领导力是一个统合性概念，包括一系列注重价值观、关注道德伦理原则、价值原则的领导理论。真诚领导理论强调领导者“能够用一个共同目标将身边的人聚集到一起，授予他们足够的权力来担负其领导职责，并最终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9]。价值领导力是指领导者通过明确表达愿景，在自己的工作中践行自己内心真实的价值观，同时通过激发追随者认同自己的价值观与愿景，与追随者建立信任关系并帮助他们成长、在实现组织价值愿景的过程中为组织中所有成员谋求更美好生活的过程。一方面，价值领导者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下，塑造和提升自身的领导素养和能力；另一方面，价值领导者运用价值观进行有效领导[3]。

二、青年毛泽东领导力具鲜明的价值领导力特征

(一)价值观是价值领导力的核心素质

领导者的价值观是其在领导过程中经营愿景、引领变革的核心素质，是领导过程中的指南针，是影响其领导绩效的核心要素。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5]十月革命之后，青年毛泽东“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并“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始终都矢志不移、执着追求”。这种“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正是其“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的核心素质[5]，包括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立场、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

(二)价值观和品格是发挥组织领导绩效的关键要素

领导研究发现，领导者的价值观和一些关键品格如正直、利他、同理心等，与组织领导绩效高度相关[7]336。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养成的正直、利他、同理心等价值观和品质，是其在组织中发挥领导绩效的关键要素。以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期为例，青年毛泽东维护学校正义，作为学友会总务(学生会主席)经常主动与教师、校长等沟通，从学生利益角度考虑对学校领导、教师建言献策，为学生争取了更多的利益。而且，为集体办事尽心尽力，从不邀功，非常谦逊，大公无私。这些都让他在学生中逐渐形成较强的价值影响力。

(三)领导认同机制是价值领导力的影响机制

青年毛泽东通过基于共同价值的领导认同机制在组织中发挥其价值影响力。价值领导力强调领导者的价值观和行为的一致性，价值领导者最主要的特征是正直、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只有正直的价值领导者才能获得组织成员和群众的信任。领导研究表明，追随者对领导者的信任是促进组织工作绩效的重要因素[10]。组织成员和群众对领导者的信任，会形成一种领导认同机制，即作为追随者的组织成员和群众对领导者的价值观和行为产生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能激发组织成员和群众产生更强的责任感，使其愿意付出更多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承担更多的责任，有更多的工作投入并产生更高的工作绩效。在组织中形成信任和认同的过程，是领导者基于共同价值在组织中发挥领导绩效的过程。

领导认同机制发挥影响的具体途径为：其一，价值领导者明确内心的价值观之后，以严格的自律、清醒的自我认知、经常的自我反思继续坚守自己的价值观。曾国藩有自省的习惯，经常在日记中反省自己的缺点。青年毛泽东认为像曾国藩这样的大贤，尚能直面错误、勇于反思自己，更何况像他这样的晚生，所以他也常闭门思过、静默自省。其二，价值领导者以与自己价值观相同的人为团队成员，组建基于共同价值的组织，在组织中制定符合共同价值的行为规范，以身作则践行组织规范和组织共同价值观，创造积极坦诚的组织氛围。青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在长沙创建了新民学会，制定了新民学会的五条纪律：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11]40。这五条纪律毛泽东自己带头严格践行。1920年5月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开会，会议决定了新会员入会的四条标准：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11]60-62。这些行为规范符合新民学会救国济民的共同价值观，为成功组织驱张运动等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三，培养成员和群众对组织价值观的认同感、对领导者及其组织的信任感。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担任学友会总务时，倡导创办了工人夜校，由一师的学生给工人授课，不仅启蒙教育了工人，也锻炼了学生的能力[12]193；他还带领校志愿军，抵御了北洋军阀的溃军，不仅保卫了学校，解救了长沙，也让他在同学中赢得了巨大的声誉[12]193。他常言，立人先立身，正人先正己；他做事认真精细、脚踏实地，每定一项计划，都要亲自督办，件件落实，从不在那儿指手画脚[12]80；他品德高尚，以身作则，关心他人，尽力为大家办事，从无私心杂念，一直以德服人，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和认同。

三、青年毛泽东“人民至上”价值领导力的形成历程

价值领导力理论强调领导者能明确知道自己的价值观且该价值观与其行为一致，坚定清晰、知行合一的价值观是价值领导力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历程是价值领导力形成历程的核心部分，从价值领导力的视角看，作为价值领导力核心要素的价值观的形成不是孤立的，而是以价值观为核心要素，包括心理、知识、能力、实践等多方面的融通发展过程，这样形成的价值观才对自己和他人的成长发展具有引领作用。

(一)青年毛泽东价值领导力的核心——“人民至上”价值观的形成历程

价值观是价值领导力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价值心理、价值知识、价值思维、价值实践四方面长期相互融通、共同成长的结果。同理心、责任感等早期人格特征是价值观形成的心理基础，博学勤思是价值观形成的知识基础，实事求是是价值观形成的能力基础，经世致用是价值观形成的实践基础，四方面的长期融通成长最终形成青年毛泽东价值领导力的核心，即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至上”价值立场、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这三方面共同筑成毛泽东同志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这一融通成长形成的价值观相比仅仅从书本知识中得来的价值观，更具有稳定性和言行一致的特点，是毛泽东青少年时期价值观形成历程中凸显出的一个重要特征。

1.青年毛泽东“人民至上”价值观形成的心理基础

同理心、责任感等早期人格特征是形成价值观的心理前提[13]，也是青年毛泽东价值观形成的心理基础。价值观的形成过程是人的意识不断深化、系统化、显性化的过程，是从价值心理向价值观的发展过程。

同理心是价值领导力在组织发挥领导绩效的关键品质。同理心包含同情心，是在同情弱者的基础上能理解、尊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处境的人，并能采取行动表达同理关怀，比如在政策制定时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毛泽东的母亲纯朴善良，富于同情心，乐于救助穷人，在母亲的影响下，毛泽东从小也同情贫弱，乐于助人，他小时候上私塾时曾有段时间把自己的午餐分一半给他贫穷的同桌吃。在斯诺写的《西行漫记》里，有这样的细节：毛泽东一次在行军路上看到一个老妇人带着孩子饿倒在路边，奄奄一息了，毛泽东马上让人拿了他的米袋，倒了一半米装在袋子里给了那位老人。善良、对穷苦的人极富同情心，对战士、对工农劳苦大众具有同理心，这种与民同心的同理心是毛泽东形成“人民至上”的利他价值观的心理基础。

救国济民的社会责任感是青年毛泽东形成社会导向的领导动机的心理基础。领导动机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个人导向的权力动机，即当官是为个人谋求名利、展示个人成就并获得领导职位的不断晋升；另一种是社会导向的权力动机，即当官是为了改善社会、为人民谋福利、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理学研究发现，对穷人表达同情的青少年一般会形成对社会负责的价值观，并在探索各种政治和道德理想的过程中，把自己看作是有责任帮助穷人或困难者的人，会希望自己能为人们的福祉做贡献[14]，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领导者更倾向于形成社会导向的领导动机。1910年，毛泽东17岁读私塾时，看见许多从长沙回来的米商，告诉他们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事件，一些饥民群众因为攻击巡抚衙门被当作“乱党”砍头，这件事影响了他一生[15]33。青年毛泽东觉得这些“乱党”都是与他家人一样的普通农民，于是他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他当时还读到一本谈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为“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15]35。这些密集发生的事件影响了毛泽东一生，促使其形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国济民的责任感，后来他改名“子任”就是激励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思。这种强烈的救国济民的社会责任感激发他不断学习、实践去探寻真理之路，最终确立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信仰。

2.青年毛泽东“人民至上”价值观形成的知识基础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选择是青年毛泽东经过多年的学习探索和思想发展的结果。毛泽东认为：“要立志，先要寻找真理，才能谈立志。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11]18-19他还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6]74可见，青年毛泽东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不是盲目地选择一种信仰，而是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大本大源之道的过程，[17]是一种寻求真理的学习求知过程，需要建立在丰富的知识学习和明辨的独立思考基础之上。

先博后约、先中后西的读书之道。青年毛泽东读书范围很广，视野开阔，逐渐形成了早期的思想启蒙。“从相信孔孟到崇拜康梁，从赞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主张以英、日为楷模进行立宪变法，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梯。”[11]11后来，青年毛泽东又接触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最新进步思想的书，如他自己所说：“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11]20

勤于思考、质疑问难的探索精神。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毛泽东很认同徐特立先生“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喜欢边读书边记下心得体会作为读书笔记[18]。他还经常主动去老师家里请教讨论问题，称自己那段时间“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青年毛泽东善于独立思考、具有很强的批判分析问题能力，有以问题为导向的质疑探索精神。

3.青年毛泽东“人民至上”价值观形成的能力基础

实事求是是洞察事物本质的思维能力。“实事求是”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依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组建新民学会后，青年毛泽东将“潜在务实、不务虚荣”等作为新民学会的会风。多年后，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作为延安中央党校的校训，至今“实事求是”仍然是中央党校的校训。毛泽东同志认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5]。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5]。习近平总书记也告诫青年“要笃实，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要“于实处用力，在知行合一上下功夫”[19]28。

实事求是要注重全面看问题的宏观思维能力。周恩来同志后来分析毛泽东的学习方法，说他“研究东西先搞一个方面，先把这方面搞清楚，然后再到另一方面，逐渐到全面地看问题”[20]，这是毛泽东看清问题本质以实事求是、明辨是非的思维方法。毛泽东当年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留学的组织者自己却最终没有迈出国门，他在给好友的信中解释说：一是留在国内看译本可以更高效地学习；二是先研究好中国古今学说制度，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以比较的东西；三是要先实地调查研究中国本地国情，如果留洋回来后再做会有些困难，最好先做[12]216-217。可见，毛泽东坚持要先深入了解中国本地国情和中国传统文化，再去学习西方文明，才能对之进行比较分析，用于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实现他内心追求的救国救民的学习目的，这也有助于他后来逐渐形成全局观并能抓住事物本质进行战略思考。任何事物都有多个方面，必须一个一个研究透彻后，才能把握事物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从中抓住事物的本质，形成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的思维能力。

4.青年毛泽东“人民至上”价值观形成的实践基础

价值观不能仅靠简单的灌输来确立，价值观只有在主体的生存实践中才能显露其真相。人们通常在实践行为中检验价值观的合理性，同时对不合理的价值观进行调整改变。青年毛泽东在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的影响下，一直就非常注重实践，非常强调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的学习目的。

注重“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湖南历来强调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主张躬行实践，有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两个著名书院，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注重务实。著名学者王夫之富于批判精神，崇尚实学，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曾国藩日记中言明要转移世风，赞成扎实、厚重的人生风格。毛泽东曾说自己在近代名人中独服曾文正公[11]23，因为在他心目中，曾国藩不仅能“传教”又能“办事”。湖南第一师范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有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11]23。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下“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等[11]23，还谈及顾炎武，推崇他“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11]23。这些都影响着毛泽东注重经世致用的学习特点。

注重实践运用的学习目的。毛泽东“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救济时危的真理”[11]27，因而毛泽东非常重视实践运用：其一，注重实验新观点。他在读到一篇好文章或一本好书之后都会实际运用或实验书中的观点和做法。他读了胡适写的关于自修大学的文章后，也建立了一个湖南自修大学，尝试文中所倡导的做法，试着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11]59。其二，通过游学了解国情。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多次利用暑期与同学结伴到湖南周边的农村地区去游学，实地接触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现状，对毛泽东青年时期立大志向、求大作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三，深入安源煤矿等实地开展工人运动。建党后，青年毛泽东作为湖南党组织的领导人积极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实践。在短短两年时间，组织工人“罢工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获得党内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全国各地党组织中实际工作做得最好的支部[11]91。

(二)青年毛泽东“人民至上”价值领导力形成过程受主客观因素混合交互影响

价值领导力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包括领导者个体的主观影响因素和外部环境影响因素，领导者个人生活史中的榜样和关键驱动事件是其价值领导力形成的直接影响因素。从领导者个人的主观认知层面看，领导者的个人生活史包括家庭影响、榜样、早期的生活挑战、教育和工作经历等，这些塑造着领导者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修为。从外部环境层面看，重要影响因素有正直的榜样示范、关键的驱动事件和积极的组织氛围。主客观影响因素之间有较大的重叠交叉，如榜样作用和关键驱动事件从主客观两方面都是影响领导者价值形成的重要因素，可见领导者价值领导力的形成既包括领导者对家庭、榜样、关键事件、挑战等的主观自我认知因素，也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关键事件等客观外部环境对领导者的冲击和影响，是主客观两方面因素之间相互作用、交互影响的结果。

个人生活史中家庭和学校的榜样人物示范、影响着青年毛泽东认同和模仿他们的价值观念。毛泽东的母亲善良、助人、利他的人格特征深刻影响了毛泽东。“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11]3“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同情贫弱，乐于助人。”[11]4母亲不幸病逝时，青年毛泽东在写给同学的信中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11]4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修身课的教师杨昌济先生博学多才、注重实际、品德高尚、知行合一，在学问和做人上给毛泽东深刻的影响。杨先生自律严格，他的处事五原则为“恕(宽恕、不计较他人小过失)、介(不介意他人看法和评价)、敬(无论对方级别高低、年龄大小都待人谦和)、浑(多听少说，不轻易发表意见)、诚(言而有信、知恩图报)”[12]76，青年毛泽东对此深以为然，以杨先生为榜样，立下誓言——“吾将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作为立身之本”[12]84。

关键驱动事件的影响，促使青年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人民立场。1910年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给他触动很深，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多年以后，当毛泽东和斯诺回忆起这件抢米风潮事件，说起那些被处死的饥民，眼睛里还含着泪。当时他心中深恨社会的不公平，深深的同情被处死的农民，后来这种情感逐渐转换为他从贫困农民视角看问题的价值立场，成为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情感源头。青年毛泽东在母亲和老师的榜样引领下，在对劳苦大众的深厚同情中，在各种外部关键事件的影响下，逐渐在思想上、行动上形成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

四、青年毛泽东“人民至上”价值领导力形成历程研究的当代意义

中国共产党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领导力。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根本价值立场。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确立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中国共产党在《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2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积累的历史经验[2]。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的关键密码，是中国共产党保持长期执政的根本基石。新时代新征程青年一代党的领导干部能否继承“坚持人民至上”这一宝贵的历史经验，能否自觉形成“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能否自觉提升以“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为核心的价值领导力并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对于我们党未来能否继续成功尤为重要。

青年毛泽东“人民至上”的价值领导力的形成历程及其蕴含的一些规律性特征，对于探索当前青年干部提升“人民至上”的价值领导力的有效路径尤其是价值领导力的核心——“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的形成与确立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一)注重早期人格培养，引领青年自觉修身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建立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的素质培养体系，教育引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筑牢信仰之基”[22]。“青少年时期是价值观、人生观和祖国观、民族观形成的关键期”[19]35，要做好青年干部的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工作，需要从小抓起。

基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观是毛泽东卓越领导力的核心和航向。脑科学研究发现，个人信仰的形成主要受到大脑、父母、童年时期的环境、学习等方面的影响，人在25岁之前大脑易于接受信仰的学习，尤其是权威人物的影响[23]。青年毛泽东领导力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既包括早期生活中的客观影响因素，也包括青年时期的自觉修为因素，这对于今天我们开展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新时代青年干部有重要启示：其一，在人生早期，应注重家庭中的父母在早期对孩子人格形成的重要影响。一方面，要注重父母尤其是母亲的人格修养及其对孩子的榜样示范作用，比如母亲的勤劳、善良、助人、同情心等良好人格品质对孩子有助益一生的积极作用。相反，父母的不良品质也会伴随孩子一生，而且后期很难改变。另一方面，要引导家庭多关注对孩子的挫折教育，让孩子在体育运动、社会实践、同学相处等过程中遇到挫折或困境时学会承受压力和从挫折中学习成长的能力。为此，需要积极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学校资源，帮助引导弱势家庭的父母发挥对孩子人格形成的正面影响作用。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家风家教，当下教育改革也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强调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育人体系，这些都有助于提升我国公民的整体素质，有助于提升青年领导人才的基础水平。其二，在青少年时期，应注重选拔那些具有远大志向、勤学向上、富有同理心、乐于助人、勤俭感恩、谦让宽容、自省自律等人格特征的人作为优秀储备人才进行重点培养，引领他们形成爱党爱国的远大抱负和社会责任感。其三，条件成熟时，吸引优秀进步青年成为党员，引导他们主动对标党员标准自觉进行长期修身，形成优秀青年干部的人才储备池。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也是当前提升领导干部治国理政能力、有效抵制腐败的精神根基。

(二)注重融合育人方法，引导青年确立“人民至上”的价值观

纵观青年毛泽东领导力的成长过程，其价值观形成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寻找与确立过程，与其知识积累、能力提升、实践探索过程呈现相互融合、共同成长的特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青年要从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四个方面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9]25-29。勤学是价值观形成的知识基础，修德是价值观践行的过程，明辨和笃实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方法提高道德修养的思维能力。

如何将理想信念教育融入能力培养之中，以增强青年的“价值判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价值塑造能力”[19]34？当今互联网时代，青年人的思维特征因长期接受互联网信息而呈现碎片化、浅薄化的特征，虽能从大量信息中快速浏览关键信息，但却在理解事物本质方面容易浮于表面，让人难以长时间持续对一个问题进行深度思考，这不仅会妨碍其同理心等人格特征的形成，而且会妨碍其对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进行长期深度的探索与思考，也就难以形成稳定、理性的价值观。青年毛泽东认为，只有先寻求事物之本源、探寻宇宙之真理，寻到发自内心认同的志向之后才能立志，他用了十余年时间的持续深入探索，才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2]100-101。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他的三个特点：一是重视实践，切实笃行；二是反思所得，反躬自省；三是全面客观地分析问题。这种注重实践、全面看问题、善于把握事物本质的思维能力就是实事求是的思维能力。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应注重运用案例分析、角色扮演、情景模拟、实战项目等多种方式提升青年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积极引导他们学习广博的知识、思考当下的各种现实问题，提升实事求是的思维能力，从长期的学习实践中确立为人民谋福利、“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实现价值观、知识与思维能力的融合成长，实现勤学以筑牢思想根基，明辨以抵御不良思潮，力行以体现知行合一[24]，成长为具有坚定理性信念的新时代青年干部。

(三)注重思维能力提升，奠定探索真理的能力之基

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是青年毛泽东探索真理、明确信仰的能力之基。当今时代青年干部要运用好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提升四种思维能力：第一，注重培养宏观思维。应引导青年干部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自觉学习广博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对现实问题进行全面分析研判，以探求事物的本质规律。第二，注重培养积极思维。应引导青年干部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积极和消极的方面，认识到两者之间会相互转化。学会以积极心态应对各种现实难题，积极探索多种应对策略，主动推进事情向积极一面发展，积极思维也有助于提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应对突发事件所需的抗压力和意志力。第三，注重培养反思思维。应引导青年干部在投身基层一线急重险难的实践任务中不断反思自己的得失，在实践中不断探寻内心真实的价值追求和人生意义，主动选择积极向上的价值航向，明确服务社会的理想信念。第四，注重培养创新思维。应引导青年干部关注国际国内宏观大局、敏锐觉察现实问题、全面分析问题、积极应对问题、最终探寻出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这四种思维能力相辅相成，看全局的宏观思维是看积极面的积极思维的前提，全面信息储备的宏观思维和深入反思分析的反思思维是创新思维的基础，积极思维是维持稳定情绪、良好心态和抗压能力的保障。四种思维能力有利于青年干部在不断地学习—实践—反思—创新的过程中提升实事求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探寻真理、明确信念奠定能力之基。

(四)注重话语体系转换，引导青年自觉践行“人民至上”的理想信念

当代青年所处的时代与青年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有很大不同，也与他们的父辈所处的时代有很大不同。后物欲时代的青年更注重物质享受上的需求而忽视精神上的追求[25]，互联网时代的青年更容易受到网络上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影响而忽略甚至抵触主流思想的引领。如何对革命时代的理想信念教育进行时代转化，使之更容易被当代青年所认同和接受，如何针对当下青年的思想实际和所处社会环境，用契合时代特征和青年心理需求的话语体系转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从学理上说服青年主动选择有益于自己个人成长和人生幸福的积极价值观，是当前理想信念教育面临的时代课题。针对这一课题，有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针对后物欲时代青年重视物质需求的特点，引导他们完成内心需求层次从注重物质需求到注重精神需求、从注重自我中心的精神需求到注重利他中心的精神需求的转化。马克思主义信仰注重利他中心的精神需求，是以增进他人福祉、促进他人幸福作为人生价值追求，如马克思在十七岁中学毕业论文中所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26]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包括生理、安全、社会、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的需求，前两个层次是物质层面的需求，后三个层次是精神层面的需求。一般而言，人需要先满足生理、安全的物质需要，才会产生精神层面的需要。马斯洛晚年又增加了第六层次——自我超越的需求，前五个层次都是自我中心的需要，自我超越则是一种利他中心的需要，即自我人生价值的需求从关注自我到关注他人的转化。利他中心的精神需求是一种将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目标定位于促进他人、社会、国家、全人类的福祉。可见，以利他的精神需求为主是当代青年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心理基础，与青年马克思为同时代人谋幸福的价值选择一致。

第二，针对后物欲时代每个青年都希望追求幸福人生的心理特点，引导他们完成幸福追求层次从短暂快乐到持久幸福的转化。积极心理学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发现，每个人都在寻求幸福的人生，但单纯追求感官的、物质上的幸福，只能获得短暂的、浅层次的快乐，而且长期重复就难以再有幸福感。真正持久的幸福感需要建立在人们不断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目标上，这种意义感和价值感通常建立在帮助他人并给他人增值的事情上，比如做帮助他人的志愿者、做帮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领导干部等。这种给他人增值所带来的人生意义感，是一种利他中心的价值追求，是持久幸福感的来源。当代青年一旦从服务他人和社会的工作中获得人生价值感与持久幸福感时，就会发自内心地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发自内心的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信仰。

第三，基于新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信仰进行话语体系转化，从获得人生持久幸福感的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不仅有利于青年一代积极向上的自我成长，而且有利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科学的信仰是由可得到的证据推导出的结论，是科学的信念，是个人持续学习探索的结果。当新时代青年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感受到科学信仰所赋予的精神充实与持久幸福时，也会自觉选择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生、自觉认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自觉向党团组织靠拢、自觉践行“人民至上”的先进的理想信念、自觉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