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甘宁青恒言录》看文献方言的辞书学价值

2022-01-31史维生汪启明

辞书研究 2022年1期

关键词：辞书

史维生汪启明

摘要《甘宁青恒言录》是西北地区语言、文化、民俗、风情研究的珍贵史料，全书收录词条537个。其中，《汉语方言大词典》未收录者394个，占73.4%，收录者仅143个，占26.6%;已收录的词条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可为《汉语方言大词典》进行佐证补遗。历代文献中收录的方言资料不少，他们具有极高的新材料价值，可以为辞书编纂、修订提供新材料和新视角。

关键词甘宁青恒言录文献方言辞书

西汉扬雄《方言》成书以来，我国学者对方言材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究其实绩，则大音希声，乏善可陈。历代的方言材料，散见于各种文献，非考证不能得。较为集中者，唐有李商隐《蜀语》，明有汪应蛟《蜀语》，但二书均已亡佚，甚至书名也湮没无闻。明末川中遂宁人李实《蜀语》成为现存“断域为书”第一部方言词典。入清，一些学者继扬雄绪业，如钱大昕、毛奇龄、翟灏、钱大昭、陈鳣、吴文英、孙锦标、钱沾、张慎仪、詹宪慈、罗翙云、平步青、翁东辉、胡式任、郑志鸿、胡祖玉、范寅、茹敦和、杨恭桓、章太炎、黄侃等，临池不辍，情寄翰墨，为我们留下了当时方言材料的可贵记录。

此外，各地方志作为“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中国地方志》编辑部2006）18，也载有海量的方言资料，成为辞书编纂极其宝贵的财富。其中《甘宁青恒言录》（又名《甘宁青方言录》）作为一部记录西北方言的专著，是甘肃近代著名学者慕寿祺仿钱大昕《恒言录》所作。全书收录了张掖、皋兰、临夏、镇原、永登、民勤、隆德、西固八县及陇西、陇东、陇南、河西道各縣方言之恒言俚语，一一罗列，明其元义，考其源流，是研究西北方言、文化、民俗、风情等的珍贵史料，在西北方言研究以及辞书编纂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

一、慕寿祺与《甘宁青恒言录》

慕寿祺（1874—1947），[1]字子介，号少堂，甘肃镇原县人，是博古通今的知名学者。他天资聪颖，勤奋笃学，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后做过甘肃高等学堂历史主任教员兼经学分教、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兼国文教员。由于教学成绩卓著，学界声名远播。曾向甘肃教育界提交《调查录》八卷，针砭教育积弊，提出一系列改革方略。先后出任盐大使、候补知县、兰州地方审判厅刑庭主任推事等职。1910年辛亥革命爆发。经张掖举人王之佐介绍加入同盟会，后成为甘肃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曾先后出任甘肃省长公署秘书长、甘肃援川军参谋长等职。后淡出政坛，寓居兰州下东关求是斋，潜心治学。

慕寿祺的学术成就广受认可，著有《周易简义》《十三经要略序》《甘宁青史略》《西北道路志》《敦煌艺文志》《中国小说考》《甘宁青恒言录》《求是斋丛稿》《经学概论》《陇上同名录》《求是斋集句诗抄》等20余种。时任甘肃学政蔡金台赞誉：“此凉州高士，寝馈《史》《汉》，熟读《文选》，他日著述，必大有可观。”（郭汉儒 2014）882 1942年9月，著名敦煌学者向达（2001）329曾在兰州“以友人之介，得谒慕少堂（寿祺）、张鸿汀（维）两先生”，称他们为“陇右前辈，熟于关陇掌故，慕先生著有《甘宁青史略》四十册，张先生著有《陇右方志录》及《陇右金石录》，主编《关陇丛书》，并以藏书著称兰垣”。顾颉刚评价道：“求文献于陇右，必数三君，曰慕先生少堂，张先生鸿汀，邓先生德舆。……此间治学者固不多，有其人即以全力赴之，裒然巨帙，不假众手，良由其魄力之绝之。”（甘肃省档案馆编，张蕊兰主编2011）266张舜徽（2005）8评价慕氏：“（慕寿祺）博学强识，岿然陇右耆儒。余以丙戌之秋，与先生相见于皋兰，时年已七十四，犹手不释卷，日有纂，月有记，都二十余种。其已刊布者，为《甘青宁史略》及《镇原县志》诸书。余细览二书一过，服其搜采之博。惟尚欠于翦裁，不能割爱，适为其著述之累耳。先生之年虽倍长于余，而谦恭下士，与余过从至密，往复论议，相得也。一日，出示其旧著曰《读经笔记》者，精装清稿凡八册，求余为序其端以付之梓。余审观其稿本，乃由裒集平生所撰经传论文而成，不类笔记体例，劝之易名为《群经余论》，慕翁欣然从之。前辈冲抑之怀，谦谨之度，令人感慕。余因为撰一序归之。”

慕寿祺搜集、整理《甘宁青恒言录》的原因，首先是他认识到了方言的重要价值。他在《甘宁青恒言录》“这个”词条释义下，引明代学者杨慎（1937）922观点“凡观一代书，须晓一代语;观一方书，须通一方之言”以明其志。方言承载着地方文化，是民族语言发展、民族文化传承的基础。其次是秦地方言的特殊性。慕氏在《甘宁青恒言录·自序》中提道：“《诗含神雾》云：‘秦地处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膫，身白色，音中商，其言舌举而仰，声清而扬。’”[2]又引刘歆《西京杂记》：“长安市人语各不同，有葫芦语、鏁子语、纽语、练语、三折语，通名市语。”应该说明的是，这段引语来自乾隆四十四年《西安府志·拾遗志》，然其文实出宋曾慥《类说》卷四引唐无名氏《秦京杂志》而非刘歆，此系慕氏误引。再次是相关文献不传。杨伯起《关辅语》、荀爽《汉语》、张澍《秦音》等记录秦地方言的书籍均不传于世，甘宁青旧志均因“甘肃一切语言与南北诸省同者实多”而无方言记载，故仿钱大昕《恒言录》为之。

二、《甘宁青恒言录》版本和体例

《甘宁青恒言录》现藏甘肃省图书馆。该书为线装抄本，文末左下订口处署“甘肃省政府印刷局制印”，一册，不分卷。全书朱栏，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半页十二行。封面题名“甘宁青恒言录第一卷”，卷端题名“甘宁青方言录”。书中搜列当地俗语方言，每条以大字居中为纲，小字双行为目，朱丝栏界行。

《甘宁青恒言录》共收录词语537条，分类收录、考释和注音，有如下特点。

1. 依词语通行地域分类收录

全书方言词以通行区域作为一级子目，同一区域内按一定标准进行二级分类。以张掖县部分为例，所收词语分为口头常言、语带叠韵、语带普遍性、语用比体、借用典故、言与古合、有与兰州同者、有与靖远同者、有与吴语同者、有用蒙古语者、附蒙语之有解释者、蒙语之无解释者、番语、称谓等十四类。其他县也以通行地域收录，但收录词语数量有限，未进行二级分类。

2. 着重描写“五音合一音”的语音特点

书中用较多笔墨描写张掖县“五音合一音”的语音特点。即：中钟种众宫概读宫，春冲重空概读空，窗床穿川筐概读筐，初出除哭概读哭，朱竹主猪珠概读孤，白伯北剖别概读别，砖转庄馆光概读光，麦墨默灭概读灭，锥追坠归桂概读归，锤垂吹亏概读亏，杨羊盐颜概读颜，棹捉果过概读过，浆与剪概读剪（与凉州同），德得跌概读跌。并分析原因所在，他认为，西夏元昊继位，元昊“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民众与蕃为伍，一切语言称谓合五音为一音，习俗相沿至今未改”。这段话表明了他认识到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与融合。书中还引用黄宗羲整理的《宋元学案》，认为各地语音不同，往往与地域有关：“东方之音在齿舌，南方之音在唇舌，西方之音在颚舌，北方之音在喉舌。”

3. 注音同、近、转并用

书中记音多使用传统注音方式反切、直音，术语用“某某切”“音某”“某某通”。例如：“嗟，音同嘉。”“咍，黑哀切。”“学官之官读馆，案语，古官馆通。”还大量记录了音转现象。例如：“莫流”为“没有”之音转，意思为“无”。“明后遭”之“遭”为“朝”之音转，意思为“明天”。“一拐钱”之“拐”为“个”之音转，意思为“一个钱”。“阿”从“沃”为“我”之音转。“索诺木札”之“木”为“苏”之音转，意思为第二世达赖。“黑老哇”之“哇”为“鸦”之音转，意思为乌鸦。“鳌的钮”之“钮”可转为“牛”音。“刁乖”之“乖”可转为“拐”。

4. 引例详略视需确定

慕氏仿《畿辅通志》例，考订多用文献书证，特别是对某些民间俗语也尽力追溯源流。条目后酌加案语，并以“案”字标示。方式有几类：（1）单纯释义，没有征引文献。例如，喀列：“谓前去也。”稀奇：“谓可宝贵也。”个老子：“对人表示自己不弱之词。”百事通：“讽人多言也。”（2）配以书证释义。例如，阿伯子：“妇人谓夫之兄也。[案]《五代史补》李涛弟澣娶妇窦氏，出参涛，涛答拜，澣曰：‘新妇参阿伯，岂有答礼。’俗又称‘大伯子’。”又如，广子：“谓耒耜也。[案]《周礼·考工记》‘耜广五寸’。贾公彦疏：‘耜谓耒头金，金广五寸。耒面谓之庇，庇亦广五寸。’皋兰县农民谓耒耜曰广子，义盖取此。”（3）借今语释义。例如，沙泥站少爷：“讥宦场之纨绔子弟也，今改称为‘少君’。[案]《杜氏世族谱》以少君为卫灵公夫人南子号，非也。《左传》‘从我而朝少君’。汪绳祖侍御曰：‘少君即小君，犹《昭公三十年》小卿为少卿，《哀公二十六年》小寝为少寝之类，今为男子之通称矣。’兰州汉回称前凉州镇守使马廷勷为三少君，盖对其父马安良而称之也。沙泥站旧设州判，隶狄州道，今改为洮沙县。所谓少爷者，必有所指代，远年湮无可考矣。”按：该词条除引用《杜氏世族谱》《左传》等文献注疏，还引用“兰州汉回”的口头语，释义更加生动、更加可信。

三、从《甘宁青恒言录》看文献方言的辞书学价值

辞书是语言和知识的信息载体，特别是像《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以下分别简称《大字典》《汉大》《汉方》）等大型语文辞书，要求在编纂中收词齐全、应收尽收、义项无缺、释义准确、书证丰富、使用便利。此外，辞书作为“典”，作为学术权威，必须与时俱进、常修常新。诚如赵振铎（2012）243所言：“字典的修订工作，好比公路的养护工程，公路通车，养护工作马上开始。”熊桂芬（2006）165认为：“即使是很优秀的权威辞书，也只有不断地修订，才能精益求精。”编纂修订中，辞书工作者应坚持“古今兼收，源流并重”原则，既要注重历史，从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中汲取有价值的材料;更要注意从新材料中挖掘现实材料，拾遗补缺，纠谬指误，不断提高辞书质量，满足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需要。

《甘宁青恒言录》收录词条537个[3]，专门收录方言詞的《汉方》未收录的达394个，占比73.4%，收录的仅有143个，占比26.6%。已收词条中，72个词条与《汉方》保持一致，48个词条可增补义项、书证补阙，23个词条可佐证释义、补充方言地域分布和方言点。此外，借鉴《甘宁青恒言录》的编纂特点，可增加辞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便于辞书使用、普及。

（一）广开收词立目视野

收词立目是辞书编纂的第一步。由于文献方言材料淹没在汪洋大海般的古籍中，加之扬雄以来历代学者对文献方言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不够重视。故各类辞书未收录的文献方言词甚多，若整理搜集之，可大大丰富辞书收词立目的范围。

方言最突出的特点是地域性。辞书的每个条目都可看成一篇短小的学术论文，像《甘宁青恒言录》这样在某一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方言词汇编史料，如纳入辞书编纂者视野，可产出一大批蔚为大观的成果。以《甘宁青恒言录》为例，394个未收词条及众多词条的未收义项中，有些词条或义项因社会发展和其对应的社会现象消失而逐渐被淘汰，成为“死词”“死义”。如，黑牡丹：“兰州土娼之诨号也。”随着土娼之风的消失，“黑牡丹”的使用频率也逐渐降低、直至消亡。又如，听梨花片：“谓听说书，以资消遣也。”随着说书艺术的逐渐衰落，“听梨花片”也渐渐不为人们所使用。这些“死词”“死义”曾通行于某一时期某一地域，个别甚至无法找到文献用例，但不应作为“废料”随意丢弃。如果能应收尽收，待古籍整理和考古工作有新进展，这些词也许能“起死回生”，并可大大增加辞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

重要的是，《汉方》未收录的词语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依然活跃于西北地区人们的口语中。例如：

（1）一刮拉《甘宁青恒言录》：“一刮拉谓人逃避无踪，如风之一刮而去也。拉者，走也。”

按：《兰州市西固区志》（发端—1990;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收录该词条：“一刮拉一溜烟、跑的飞快。”

（2）急了了《甘宁青恒言录》：“急了了讥人性急也。”

按：《镇原县志》（公元前11世纪—1985;内部印刷，1987）：“急燎燎指性情急躁的人。”《民勤县志》（1986—2015;方志出版社，2015）：“急燎燎。”《平凉市志》（发端—1985;中华书局，1996）：“急燎燎急性子人。”

可见，丰富辞书收词立目是文献方言等新材料的首要价值。

（二）补正释义

大型语文辞书须力求做到义项齐全，古义、今义、常用义、生僻义等均应收录其中。汉语历史悠久，词汇十分丰富，有的字词在浩繁典籍中出现寥寥，有的甚至并无实际用例，要做到义项“全而精”，须借助方言这块“活化石”。许慎在编《说文》时，除引《诗经》等经书文献用例外，还常常引用方言俗语、通人之说来阐释词义。像《甘宁青恒言录》这类地方文献记载的方言词，其优点就在于本地人记本地语，较为准确、全面。据我们统计，收录的48个词条，可为《汉方》弥补释义不足、语焉不详、词义不易判定等缺陷，同时也可挖掘出一些尚不为人们所注意的义项。例如：

（3）打家什《甘宁青恒言录》：“打家事谓打破碗碟器具也。[案]朱子言‘吕伯恭说少时性气粗暴，饮食不如意便辄打破家事，后因久病，只将一部《论语》早晚间看，忽然觉得意思平了，终身无暴怒’。《冬夜笺记》引此，可为变化气质法。”

按：《汉方》：“打家什〈动〉敲锣打鼓。西南官话，云南镇雄，也作‘打家事’。”《中国戏曲志（青海卷）》（1998）“广告戏”词条释为：“大清早要演奏十多分钟的戏曲音乐，老百姓称为‘打家什’。”《蔚县志》（发端—1988;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正月初一忌吵架，说不吉利语，忌讳打家什。”熊平《神聊集》（2008）有“酒疯”一节，“某人性嗜酒，不仅打家什，一目妻淘米，某人喝无多，虎眼望其妻，妻告是泔水”。在中国传统节日与民俗中，春节打碎碗盏，寓意一年诸事不顺。如使用《汉方》所收释义，《中国戏曲志（青海卷）》中的“打家什”解释为“敲锣打鼓”，是准确的。但在《蔚县志》《神聊集》等文献中，“打家什”释为“敲锣打鼓”，则很牵强。如使用《甘宁青恒言录》等文献方言材料，《蔚县志》《神聊集》等中的释义疑惑，就涣然冰释了。

（4）老人家《甘宁青恒言录》：“老人家称回族之教主也。汉人遇之亦肃然起敬。”

按：《汉方》：“老人家〈名〉对鲸鱼的尊称。胶辽官话，山东长岛。”在山东沿海一带，因渔民敬畏鲸鱼，故称之。《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收录了两个义项，一是尊称年老的人，二是对人称自己的或对方的年老的父亲或母亲。《汉大》收了四个义项，较之多了“老年人的自称”“对位尊者的敬称”，均无《甘宁青恒言录》所收义项。“老人家”在西北方志中收录较广，如《东乡族自治县志》（1950—1985;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老人家教主。”《永登县志》（发端—1997;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老人家神、佛。”《甘谷县志》（发端—1989;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老人家雕塑的神像。”均与宗教相关，此义为舶来义，来源于阿拉伯文“穆尔西德”，意为“引路的人”，13世纪后期随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杨建峰 2015）96

此外，《甘宁青恒言录》可为《汉方》中的23个词条丰富完善西北方言地域分布和相关方言点。例如：

（5）冒冒失失《汉方》仅标注了北京官话、北京大兴方言点。《甘宁青恒言录》所代表的兰银官话等未标注。

（6）不中用《汉方》“无能”义项下，标注了冀鲁官话、吴语、湘语，河北霸县、河北丘县、江苏苏州、湖南辰溪方言点。《甘宁青恒言录》所代表的兰银官话等未标注。

（7）横顺《汉方》“无论如何”义项下，标注西南官话、赣语，四川成都、湖南平江方言点。《甘宁青恒言录》所代表的兰银官话等未标注。

以上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像《甘宁青恒言录》这类文献方言材料，可扩充大型方言类辞书的条目或义项的分布区域。

（三）补正配例

配例是辞书释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僅可提示语源，还可佐证释义。章学诚（2015）111云：“著作之体，援引古义，袭用成文，不标所出，非为掠美，体势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视其志识之足以自立，而无所借重于所引之言;且所引者，并悬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见焉，乃可语于著作之事也。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标所出。”王力（1945）曾说：“没有例证，就不知道它们始见于何书（字典举例，向来以始见之书为限……），也就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时代的产品。这是极艰难的工作，但是，字典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决不能达到最高的理想。”

辞书配例的基本要求有三：文献形式正确，始见书证或早期形式、出处准确，要之就是要使辞书的解释信而有征。配例的始见书证或早期形式，随着现代技术手段的普及和文献整理成果的积累，成果竞相涌现大有可期。《甘宁青恒言录》中配例方面用力极多，广泛征引诸文献资料超380种，其作用见诸以下这些方面：或语句引证，或典据引证，可谓其来有自。对于辞书编纂而言，其所引据之文之义例，都会得到不少帮助。

1. 提示语源

（8）㵠沱《甘宁青恒言录》：“㵠沱潦池也。[案]《广韵》《集韵》《韵会》《正韵》潦并郎到切，劳去声，与涝同，淹也，一曰积水。王充《论衡》：‘无溶㵠而泉出。’《玉篇》：‘㵠，水深貌。’《诗·小雅》：‘俾滂沱矣。注，大雨貌。’郭璞《江赋》：‘与波潭沱。’注：‘随波貌。’兰州人称雨潦所积之地为‘㵠沱’，义盖同此。或云《西宁府志》：‘河拉库托，公牍皆作哈剌库图。’‘库图’为蒙古语，今所谓‘㵠沱’，即‘库图’音转也，亦通。’”

按：《汉方》：“㵠沱〈名〉低洼积水的地方。兰银官话，甘肃皋兰县。清光绪己巳年《重修皋兰县志》：‘潦地曰～。邑语称雨潦所积之地为～。’”《甘宁青恒言录》讨论了“㵠沱”一词的来源，除使用传统文献外，还提出“㵠沱”或为蒙语“库图”音转而来，属于外源借词，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9）漫花儿《甘宁青恒言录》：“漫花儿男女相悦之辞也。[案]狄道吴镇诗：‘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今西宁洮岷等处田亩之间，番男与番女遇，男唱歌，女答之，其词虽不雅驯，而体兼比兴，极往复缠绵之致。汉人尤而效之，统名之曰‘漫花儿’，使孔子西行到秦，录其歌辞，加以笔削，置之三百篇中，可与郑卫诸诗并垂不朽矣。”

按：引自清朝诗人吴镇（1721—1797）《我忆临洮好》，第一次使用了“花儿”一词表男女相悦之义，是为“花儿”的最早出处。

（10）西瓜抱《甘宁青恒言录》：“西瓜抱卖瓜者之自夸也，谓瓜之大，须抱以双手。[案]西瓜二字见《五代史》附录，合阳令胡峤征回纥，得瓜种以归，培以牛粪，结实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前此未之有也。然《拾遗记》：‘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帝使求诸方国，时敦煌献异瓜种，瓜名穹隆，味美如饴。’[5]《西魏书·地域考》：‘瓜州产美瓜。’《春秋传》：‘允姓之戎居于瓜州。’即此是五代之先瓜种，已入中国矣。今兰州西瓜有重逾二十斤者，是岂一手之力所能携耶。”

按：引文说明了西瓜的语源。欧阳修主编的《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二》中，第一次出现了“西瓜”这一名词。《新五代史》的史料出处是胡峤的《陷虏记》，胡峤被契丹人掳走，在那里见识到了西瓜。胡峤逃走的时候，把西瓜种子和种植方法带回了中原。

2. 佐证释义

文献方言材料还可佐证释义，帮助人们更加容易理解义项及排列。例如：

（11）粮食虫《甘宁青恒言录》：“粮食虫麦中所生之虫，名曰‘麦牛’，其色青，粮食尽则变为蛾。[案]秦安巨子馥先生《劫余诗存》内有‘麦牛诗’，曰：‘世有粮食虫，盗窃不知羞，实为麦之虫，居然号为牛。问有何功德，不耕亦不耰。呜呼！银蚁蚀银甘销镕，蠹鱼不辞蠹名蒙，惟有麦牛被美称，面不改色颜不红。’盖有托而作比兴体也。陇人空蝗粱黍，与社会无毫发益者，人称之曰‘粮食虫’。”

按：《汉方》：“粮食虫〈名〉比喻愚笨无用的人。兰银官话，甘肃兰州。”《汉方》仅收录了“粮食虫”的比喻义，但义从何来，让人一头雾水。《甘泉县志》（发端—1989，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正月二十三日敬老君。下午拾柴禾堆放院中，晚饭后点燃柴禾，烧纸叩头，点香敬神，众人围火堆，四处寻找虫子，若找寻着那种粮食虫，即示那种粮食丰收。”在很多农技书籍中，也有粮食虫害有关记录。显然，这些文献中“粮食虫”使用本义较为合适。《甘宁青恒言录》中对“粮食虫”的本义和比喻义均有翔实记录。

（12）乖爽《甘宁青恒言录》：“乖爽亲串进门，主人起立，先问老人康健，次曰娃娃乖。乖者，佳爽之讹也。[案]《清异录》伪唐陈乔食蒸豚曰‘此糠糠氏，面目殊乖，而风味不浅也’。《湘山野录》判官白稹，丁晋公同年也。一日，假缗于公，公笑曰：‘是绐我也。’于简尾戏答曰：‘欺天行当吾何有？立地机关子太乖。’梁昭明太子《锦带书》‘风尘顿隔，仁智并乖’。是乖者，好之反面也，而《九佳》‘佳’字本读‘乖’，俗问人‘娃娃乖’？当是佳字本音，三家村不知书，佳字遂一变而为乖矣。”

按：《汉方》：“乖爽〈形〉儿童身体没有病。中原官话。甘肃灵台。1935年《灵台县志》：‘～即佳爽之谓。’兰银官话。甘肃兰州、武威。李鼎超《陇右方言·释言》：‘今谓儿童无恙曰～。’”《甘宁青恒言录》引例丰富，探讨了“乖爽”词义源流。

（四）纠谬正字

大型语文辞书编纂非一日之功、非一人之力能够完成，文出众手，白璧微瑕，难免出现各方面问题，但对于辞书用字讹误等硬伤应及时进行纠正。例如：

（13）汗褟《甘宁青恒言录》：“汗褟谓汗襦也，褟音‘塔’。[案]扬子《方言》‘汗襦，自关而西或谓之袛裯’。《玉篇》‘褟，音答，衣也’。皋兰人称汗襦为‘汗褟’，义取诸此，外县或曰‘汗衫’，亦曰‘汗褂’，小里衣之称，皆指单衣言，若夹棉，则言袄矣。”

按：《汉方》也收录了“汗褟”词条，配例引用了清光绪乙巳年《重修皋兰县志》：“汗濡曰～，音如塔。”“濡”有几个义项。（1）古水名。《说文》：“濡，濡水，出涿郡故安，东入涞。”（2）尿。《史记》：“病方今客肾濡，此所谓‘肾痹’也。”（3）通“儒”。《尉卫卿衡方碑》：“少以濡术。”（4）通“堧”。《鲁相史晨飨孔庙后碑》：“自以城池道濡麦。”爬梳“濡”的各个义项，并无“衬衣”之类的义项。如使用《甘宁青恒言录》释义，可知《汉方》中的“汗濡”应为“汗襦”之讹误。《说文》：“襦，短衣也。”《急就篇》：“袍襦表里曲领群。”也可为之佐证。

此外，《汉方》还存在引用文献前后不一致等问题。比如，关于“重修皋兰县志”表述前后不一，在“汗褟”词条中表述为“清光绪乙巳年《重修皋兰县志》”;在“㵠”词条中，表述为“清光绪己巳年《重修皋兰县志》”;在“札”词条中，表述为“清光绪己巳年《皋兰县志》”;在“广子”词条中，表述为“清光绪《皋兰县志》”。查勘《甘宁青恒言录》等文献方言材料，应统一为清光绪乙巳年《重修皋兰县志》。

（五）增强可读性

辞书编纂是一门科学，行文表述严谨、逻辑严密、定义准确、语言简洁，语言风格往往严肃有加。文献方言材料则有一显著特点，就是在词语释义和描写过程中注重相关民俗记载，这可以增强辞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慕寿祺在《甘宁青恒言录·自序》中指出，“歌谣与谚语为民众文学之所表现，亟宜广为甄采，不得以其俚俗而忽之”。方言俗语作为重要的民俗历史资源和语言文化遗产，在文化学和语言学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苏联杰尼索夫认为：“词典学理论涉及到对语言最复杂的一个平面的描写，即描写的是和使用该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和文化有密切联系的语义平面。正是借助于贯穿整个历史的实践标准，词典学理论中应该加进并且正确解释本国和世界词典悠久传统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文化意义。它是任何研究语言的词汇、语义系统的不可或缺的基础。”（转引自石肆壬1981）210联系历史、文化、民俗来释义，就可增强辞书语言的生动性和可读性。例如：

（14）某家媳妇跳在雪窖里《甘宁青恒言录》：“某家媳妇跳在雪窖里谓无法救人也。[案]会宁县有水窖，多在场，房将收天雨水，以作烹茶之用。酒泉县有雪窖，多在后院，为广庭积雪，豫筹消纳之方，其窖深十余丈，周围砌以石条，取其坚固也。盖酒泉地气干燥，盛夏无雨，冬则寒气所凝，雪常等伴，花大如掌，其雪之深至八尺余。天甫晴，公廨居民各扫屋顶之雪，推入石窖之中，次年五六月间，雪始融化。多年所積，如水益深，洵险地哉。青年妇女或为姑虐待，或为夫所欺，竟葬身于雪窖中，及人知觉，已不可救药矣。”

按：引文生动解释了当地“雪窖”“水窖”民情民俗，解释了这个俗语比喻的语源。

（15）砑里砑䂘《甘宁青恒言录》：“砑里砑䂘谓山中石径，忽有怪石横路，不易行也。[案]张掖县城西七里有杨树五株，大数十围，高十余丈。相传千年外物鹊鸟巢其上，而老干纵横，人不能攀。土人号‘五枒杷树’，亦云‘五枒杈树’，皆从木字旁。”

按：引文列明了当地“五枒杷树”轶事。

此外，《甘宁青恒言录》还收有大量脍炙人口、流畅顺口的惯用语、谚语、歇后语、歌谣等。例如，“猴儿上扁担”“狗肉不上抬盘”“春雪流出沟，十种九不收”“灵前吹唢呐，图热闹也，”虽未进行科学分类，编排也较为混乱，但多为当地人民生活经验的总结概括，是研究当地语言、民俗文化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也可增加辞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六）印证民族融合和语言接触

甘宁青地区为中原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互市贸易的主要区域。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多宗教渗透，多风俗沾染，多元的文化形态，必然在语言中有所积淀。例如：

（16）看样子《甘宁青恒言录》：“看样子谓回族葬埋时所用之棺材也。[案]《汉书》：‘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6]其子终如其言以葬之。甘青宁回族，无论老教、新教、新新教、崭崭新教，其规，殁不出三日，必葬。葬之日，用礼拜寺公共之棺异至新茔，用布束尸，葬于土圹之中，头皆向西，谓灵魂仍归西域，示不忘本也。不用棺，亦不设祭，惟请阿訇念经而已。”

按：此为当地丧葬风俗，“安葬死者，不用棺材，实行软葬”习俗保留至今。这样的解释较之普通释义更具有文化史、民俗史意味，可从中看到不同民族风俗的相互影响和历史发展。

此外，《甘宁青恒言录》“张掖县方言”部分收录了源自蒙古语、番语等词条95个，例如：扎萨：“华言丞相也，明人称宰僧。”喇叭：“谓和尚曰喇叭，即今之喇嘛僧也。”阿爸：“父。”在“民勤县方言”等部分也收录了源自蒙古语的词条，例如：乌拉里：“谓地方前边也，与蒙语近，或曰‘欧里’。”克得尼：“官话所谓‘不晓得’。”丁故当：“谓人死也，楚人亦常言之。”这些来自少数民族的借词大部分未被《汉方》收录。通过这些词语可了解不同方言甚至不语言和地区之间的接触与渗透，沟通各方言之间的联系，还可了解当时各个方言地区的经济、文化等的往来，丰富民族文化史，反映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交流融合。

（七）余论：文献方言的“新材料”价值

一切学术问题都可归结为材料和方法问题。就材料而言，二十世纪初叶，王国维（1926）722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做学问如此，辞书编纂、修订也当如此。故无论编纂还是修订，都应重视“新材料”。常修常新是辞书编纂的常态。相当一批文献在过去或没被发现，或发现了没有引起重视，它们应成为大型辞书编纂和修订的“源头活水”。在新材料的采集中，材料的真伪、时代、性质、资格、来源决定辞书的科学性强弱;方法的演进、视野的开阔、理路的革新、视角的变化决定辞书整体构架的创新性。近年来，域外文献、简帛文献、抄本文献陆续被发现，特别是流传不广、所见不多的传世文献方言材料进入学界视野，为辞书编纂修订以及古代文献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拓宽了新视野。

当然，《甘宁青恒言录》等方言专著仅仅是浩如烟海的文献方言材料的“冰山一角”，以方志方言文献为例，其体量之巨大，是“我国特有的巨大的文献宝库”（谭其骧 1984）11-12。其具有的语料学价值、共时比较价值、历时比较价值、文献学价值和跨学科研究价值，不可小觑。正如九十年前，傅斯年（1928）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写道：“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文献方言材料作为研究汉语及方言的“新材料”，必将为辞书编纂修订提供新材料和新视角。

附注

[1] 慕寿祺生卒年份说法不一，邓明在《“甘之俊人”慕少堂》中认为其生于1875年，卒于1948年。穆长青在《慕少堂先生之生平与著述》中认为其生于1871年，卒于1947年，莫超在《近代西北方言研究之专著》中认同此看法。刘倩在《论慕寿祺〈中国小说考〉》中认为其生于1874年，卒于1947年。

[2] 唐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上）：“《诗含神雾》‘秦地处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膫，白色秀身，音中商，其言舌举而仰，声清以扬’。”

[3] 重复词条3个及单纯标音词条32个未计算在内。

[4] 五代后周王裕仁《开元天宝遗事》：“张九龄见朝之文武僚属趋附杨国忠，争求富贵，惟九龄未尝及门杨甚衔之。九齡尝与识者议曰：‘今时之朝彦皆是向火乞儿，一旦火尽灰冷。暖气何在？当冻尸裂体，弃骨于沟壑中，祸不远矣。’果然因禄山之乱，附炎者皆罪累族灭，不可胜数。”

[5] 晋王嘉《拾遗记·后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帝使求诸方国。时敦煌献异瓜种……瓜名‘穹隆’，长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饴。”

[6] 《汉书·杨胡朱梅云传》：“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

参考文献

1. 《中国地方志》编辑部.中国新编地方志二十多年辉煌成就.中国地方志，2006（6）.

2. 东乡族自治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东乡族自治县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

3.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第一本第一分）：3-10.

4. 甘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甘泉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