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和，闫 宇

（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离不开民主政治。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推动我国民主政治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动力源泉［1］。政治参与以人民为中心，而我国是农业大国，城镇化水平不高，农村户籍人口比例仍较大，农民主体仍是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乡村治理的实施有效推进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进程，村民选举作为农村基层民主的一种实践形式，日益成为农民政治参与的最主要途径，也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最重要标志［2］。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党领导下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治理，持续促进乡村振兴，有序开展村集中换届，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因此，探究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稳定与持续发展。

村干部选举一直备受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对其探讨的方向主要分为制度功能与参与行为两方面。在制度功能角度下，有学者探究村干部选举对社会融合、农民主体性问题、有序政治参与、社会治理秩序形成等方面的作用［3-6］。在参与行为角度下，学者们多以农民主体视角为切入点，张海荣［7］基于调查发现，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人际信任和凝聚力缺失，投票选举“人情票”占主导地位。此外，由于利益驱动，农村熟人社会的私人关系网络使村干部选举过程中易出现“共谋”行为［8］，农民参与选举表面体现为个体参与，但实际则是受社会网络影响的较低程度的共享参与［9］，农民作为村干部参与主体紧密联系着农村选举的质量。

影响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诸多研究表明，年龄、收入水平、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10-13］。同时，社会资本对村干部选举的作用也逐渐凸显，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对农村基层自治问题发挥着独特的支持作用［14］，是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关键维度。在以往，农村治理方式大多为自上而下的直接管理，虽然很多农民对村级事务和村干部选举具有浓厚的兴趣，但最终实际的参与情况并不理想，导致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存量整体始终维持偏低的状态［15］，而对村委会进行加强建设改进，提升农民参与农村集体事务的意愿和能力，是提升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的一个重要手段［16］。在乡村振兴中，选人用才的村级选举也密切关乎着农村地区是否能够持续长期地“治理有效”。李辉婕等［17］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农民社会资本对培育其获得感与推动有序政治参与均作用明显，通过加强农民资本禀赋积累、提升农民对政治参与的信任，可以有效推动农民参与选举。还有学者透过经济学视角发现农民的政治参与选择会受人际关系满意度显著影响而缩小偏差［18-19］，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其内嵌于农民的关系网络中，对农村基层自治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20-21］。然而学界也有反对的声音，孙昕等［22］指出农村社区中的社会信任亦或“非政府社会、经济组织”等不同的农民社会资本维度，对村干部选举参与均无显著影响。此外部分学者还从政治心理视角、福祉视角、媒介视角、政治冷漠等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的影响进行研究［23-26］。

综上可知，已有研究将村干部选举细化的具体讨论还较少，关于社会资本对村干部选举参与意愿之间的影响还不多见。我国传统农村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27］，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的人伦关系维持着农民间主要的非正式联系，催生农民对社会的认同感，促进农民广泛参与农村政治［28-29］。基于以上论述，借助现有微观数据（CLDS2016），运用有序Probit 回归模型，从农村地缘视角出发，探讨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的影响机制，寄以丰富现有研究成果，拓展农村基层民主的建设与发展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基于帕特南［30］的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上升到团体的视角，将社会资本分解成“参与网络”“信任”“互惠和规范”3 个组成部分，首次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应用于治理民主政治。在帕特南看来，社会资本，即“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网络、信任以及规范，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大量的“横向”人际关系网络互动与发展更有助于促进合作进而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从而产生重要的政治成果。结合农村“差序格局”的特点，选用人际联系、人际信任、人际互助、人情往来和社会规范5 个指标对应帕特南的三种社会资本构建农村地缘社会资本理论框架（图1）。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在农村熟人社会中，以“地缘”为主的非正式网络是农村居民间建立联系的主要形式。其表现为“弱联系”，是分享信息的有效途径［31］。根据社会嵌入的特性，个体所作决策并非独立的，其所在的人际关系网络能够影响其行为决策，进而拓展和畅通信息的传播，潜移默化塑造人们的政治素养［32-33］。人际联系代表人们的社会网络紧密程度，是一种横向的社会网络。农民间关系网络的不断丰富为其带来更全面的信息，其参与乡村事务的意愿逐渐增强［34］。同时，个体通过网络与集体相连，借助人际关系网络参与农村自治，能够降低参与成本，进而获取更高收益，显著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35］。同理，农民会考量自身的人际联系存量，对自身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意愿亦会产生不同影响。基于此，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H1：人际联系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有正向影响。

个体间信任的形成以情感为纽带，是双方形成的口头或书面形式，具有较高的承诺性质［36］。在长期的交往活动中所形成的人际信任能缓解集体行动中各主体间的矛盾，从而推动合作［37］。社会信任系统可以形成重要的心理价值，社会信任的程度决定行为主体应履行的义务及其范围［38］。社会信任包括普遍和特殊两个方面，社会普遍信任是人际参与网络与互惠规范的基石［30］，对农民而言，地缘是普遍信任形成的重要“场域”，这种普遍信任的形成可以促进更广泛的合作与非正式规范［39］。受乡村地域条件限制，农民间普遍信任的程度越高，人际关系就越和谐，对其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意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40］。基于此，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说：

H2：人际信任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有正向影响。

互惠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平衡式互惠，另一种是普遍式互惠。平衡式互惠强调双方间利益平等的社会交换行为［41］，表现为人际间互相支持与帮助。在乡村地域中，平衡式互惠常体现在邻里、街坊等的互动中，这种社会互动总是依托于一定的具体共同空间［42］，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过程中互动频率越高，农民越关注农村的集体公共事务［43］，对村干部选举的参与热情也可能随之提升。

普遍式的互惠表现为双方互惠价值的不对等，是一种对自我利益期许的表现，表达互惠主体期望通过短期内不平等的利益交换来追求长远性的利益目标，普遍互惠能推动社会交换的持续进行，解决集体行动问题［38］。在乡土社会中，人际网络的凝聚力总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人情”，这种人情往来就像一种投资以维持各方的互助合作，例如“随礼”式的人情往来正是维系亲邻间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44］。频繁的人情往来催生着农村地缘关系的横向发展，搭建起农民间价值认同与合作的桥梁，对激发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也能够产生积极影响。

社会规范是指那些不成文的，由社会网络内自发形成并被默许的非正式规范［31］。这种社会规范是一种道德，能够为处于规范内的成员共同接受，是个体对客观存在的主观映射，农民通过对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和社区稳定等民生问题的主观考量形成自身获得感，高度的民生获得感能够推动农民的有序政治参与［17］，同时，良好的社会规范有利于政策的顺畅执行［45］，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的积极程度映射出村干部选举活动是否顺利进行，而农民对地区安全主观考量所形成的社会规范将会对其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产生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3：人际互助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有正向影响；

H4：人情往来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有正向影响；

H5：社会规范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有正向影响。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由于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为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的影响，故选取户口类型为“农户”且年龄在18周岁以上的个体数据，剔除缺失值和极端值后，最终共获得有效样本8 904份。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为被解释变量。在“CLDS2016”问卷中对应的问题为“假如村里组织投票选村干部，您是否愿意参加？”。基于受访者所回答的“非常不愿意、不太愿意、一般、比较愿意、非常愿意”，以李克特5级量表对应分别赋值为1、2、3、4、5，为离散型有序变量。其对应数值越高，表明农民政治参与意愿越强烈。由表1 可知，农民政治参与意愿的均值为4.11，被访者总体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比较高涨。

表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以社会资本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社会资本中的“人际参与网络”“信任”“互惠和规范”细化为人际联系、人际信任、人际互助、人情往来和社会规范5 个子核心解释变量。①用人际联系表示“人际参与网络”。在“熟人社会”背景下，农民间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一般由农民自身与他人的熟悉度所决定［46］，故选取“CLDS2016”问卷中对应“您和本社区（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代指人际联系；②用人际信任表示“信任”。信任是社会资本中的核心，农民对邻里、街坊等“地缘”关系的信任相对于“血缘”关系式的信任更能体现农村地域的人际信任水平［47］，故选取“您对本社区（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信任吗？”代指人际信任；③“互惠和规范”。平衡互惠决定农民双方社会交换的平等性［41］，通常体现为农民在日常和生产过程中等价的互助行为，故选取“您与本社区（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互相之间有互助吗？”代指人际互助。普遍互惠能维系人际关系的持续进行，人情往来是乡村熟人社会关键的人际关系维持活动，在重要仪式场合中的礼金馈赠是人情往来的主要体现［48］，故选取“村里其他人（不是亲戚朋友）办喜事，您会去送礼吗？”代指人情往来。规范为农民主体的行为决策提供隐性参考，农民更愿意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政治参与活动，选取“您觉得您所在的社区安全吗？”代指社会规范［46］。

3.控制变量 基于已有的研究，结合理论分析，在模型中加入可能对农民政治参与意愿产生影响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地域特征和政府影响等变量。其中，选取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3 个变量表示个人特征［12，49-50］；家庭特征引入“是否从事农业生产”这一变量［51］，在选举期前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户相较于其他人更了解村庄生产现状，有助于提升其参与信心；地域特征引入“是否为乡镇政府所在地”和“道路硬化比例”两个变量。一般而言，距离政府中心越近，道路硬件越完善，农民接收的政治信息越丰富、快速，给予的回应意向也会更加强烈；政府影响度对农民政治参与也具有影响，“服务型”政府的建立与完善使得政民间呈现出良性互动［52］，进而增强农民对政治参与的兴趣与热情。基于此，添加政府影响这一控制变量，对应问卷的题目为“您是否接受过由政府提供的或者有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

（三）模型选择

本文选用的被解释变量“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为有序的离散型随机变量，借鉴已有研究，选取有序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的影响。模型假定存在一个不可观测且连续的潜变量，将参与意愿与各待验证因素设定为如下函数形式：

式（1）中，α0为常数；β1、β2、β3、β4、β5、β6为模型的待估参数，同时是自变量的回归系数；W为参与意愿，HR为人际联系，IT为人际信任，IA为人际互助，GC为人情往来，SN为社会规范；Controls为控制变量；ε为残差项。

四、结果与分析

（一）有序Probit回归结果分析

在回归前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所得VIF值均小于2，故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借助Stata13.0计量软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层回归。首先，以参与意愿为因变量，以社会资本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其次，在自变量中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得到模型（2）。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回归分析结果n=8 904

人际联系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存在正向影响。人际联系表示村民地缘性人际网络中互相熟悉的程度。这可能是由于地缘性人际关系中农民对彼此的了解程度越高，认识更多友邻、街坊等农民会认为其人脉越好，对自身政治参与的开展越有利，从而对于村里组织投票选村干部的参与积极性就越强烈。另外，对陌生的友邻、街坊等地缘性关系的熟悉度越高，说明农民“弱联系”水平越高，通过“弱联系”传递的信息越有效，推动村干部选举信息在农民间的正确传递，从而使农民的选举参与意愿越强。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农民社交需求的不断满足让其对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越来越渴望，而参与选举村干部作为农村地区中重要的政治参与方式，是农民追求更高需求的体现。

人际信任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存在正向影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农民间的信任推动信息在不同人际关系间的流通，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使村干部选举活动的信息能更顺畅地在农民间交互，促进农民政治参与意愿的提升。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农村社会中地缘性人际关系信任的提升，推动更多农民敢于通过制度途径直言纳谏代替非制度政治参与，从而明显推动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的提升。

人际互助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存在正向影响，即与友邻、街坊和其他村民互动更多的农民对村干部选举的意愿更强烈。通过与街坊、邻居等互助，农民能够获取更多样化的信息，这些人对农民间存在的困难和利益诉求了解更加全面，形成较强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在人际互动的同时也增加了他人的认同和支持，从而提升其村干部选举参与意愿。

人情往来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存在正向影响。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体现方式，人情往来也可看作是为了制度性政治参与而进行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频繁的人情往来使农民投入的社交成本越高，期望得到回报的心理越强烈，在政治参与上表现为期待得到大家的支持与投票，从而可以解释其参与意愿也随人情往来的频繁付出而更加强烈。

社会规范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存在正向影响。这表明，所在地区越安全，这种非正式规范的社会资本就越丰富，农民对社区和他人的认同感就越高，安全的需要得到满足让农民对政府工作更满意，这种稳定的环境为农村民主政治创造和谐且坚实的基础，农民对参与预期的判断更稳定，其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也随之提升。

控制变量方面，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个体特征分别在1%、5%、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越强烈；说明党员身份的农民能积极响应号召，更愿意服务于农民。是否从事农业生产、是否为乡镇政府所在地、道路硬化比例和政府影响等其他特征分别在1%、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更愿意参与村干部选举；所处地区与乡镇政府越近的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的兴趣更浓；道路基础设施越完善，农民参与意愿越明显；接受过政府提供的或有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意愿更强。

（二）边际效应分析

进一步分析其边际效应（表3）：人际联系方面，农民地缘关系熟悉度每上升一个等级，其“非常愿意”的概率上升5%，“非常不愿意”的概率下降0.4%；人际信任方面，对街坊、邻居和其他农村居民的信任程度每上升一个等级，其“非常愿意”的概率上升2.9%；人际互助方面，互助程度每提升一个层级，农民“非常愿意”参与选举的概率上升0.9%；人情往来方面，农民间的人情往来越频繁，其“非常愿意”参与选举的概率提升4.3%；社会规范方面，对农村社区安全程度感知每提升一个等级，农民“非常愿意”参与选举的概率上升9.8%；年龄每增加一岁，其“非常愿意”的概率上升0.2%；受教育程度每提升一个层次，其“非常愿意”的概率上升0.7%；政治面貌为党员相对于非党员，其“非常愿意”的概率上升12.9%；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家庭相对于非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家庭其“非常愿意”概率高3.5%；地区为乡镇政府所在地相比非所在地，其“非常愿意”的概率高2.3%；道路硬化比例每提升一个单位，其“非常愿意”的概率上升0.1%；接受过政府提供培训的农民相对于没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其“非常愿意”的概率高13.6%。

表3 边际效应分析

由此可见，在农村地缘视角下，农民主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其更可能积极参与到村干部选举中来。其中，社会规范对参与概率提升最为明显，其次为人际联系、人情往来、人际信任和人际互助。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政府影响和农民政治面貌对村干部选举参与概率的提升尤为明显。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有序Probit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运用OLS模型对所选样本进行回归处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程度，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中的人际联系、人际信任、人际往来和社会规范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人际联系、人际信任、人际往来和社会规范均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对样本的检验结果可看出与有序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差异不大，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n=8 904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运用有序Probit 回归模型和边际效应分析，借助Stata13.0 软件对影响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的社会资本包括人际联系、人际信任、人际互助、人情往来、社会规范以及控制变量等6 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农民整体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较高；第二，社会资本变量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人际联系、人际信任、人际互助、人情往来和社会规范均存在正向影响；第三，控制变量中的农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地域特征和政府影响均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有积极作用，政府影响和政治面貌对村干部选举参与概率的提升尤为明显。

根据上述结论，得到如下启示：第一，要结合乡土特色，充分发挥农村地缘社会资本优势。农村“熟人社会”中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是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资源，要发挥农村内部化机制传递政治思想和选举信息的推动作用，以田间地头、街坊邻里等非制度化的形式促进农民参与选举的热情和信心，让村干部选举这一制度化程序从“农民群众”中来，到“农民群众”中去，做到“因地制宜”。第二，要发扬良好“乡风”、构建和谐乡村。稳定祥和的农村社区能推动农村地缘社会资本的有效积累，从而提升农民积极参与村干部选举的兴趣。为此需要党和政府稳定社区安全，引导农民端正思想、弘扬优良民风，以丰富农民社会资本来推动参与村干部选举。第三，要加快人才培育、优化基础服务。通过扩大基层党员队伍建设、开展面向农村整体的政府培训、提升农村教育水平等为村干部选举培养优质人才。此外，建议完善农村道路交通建设，改善出行服务，为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创造应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