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瑞强，郭如良

（1.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2.江西农业大学“三农”问题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45；3.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45）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共同富裕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现实反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是在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体现。

系统梳理推动共同富裕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当前国内学界主要从以下5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演进。王婷等［1］通过梳理共同富裕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历程，提出在新发展阶段应更好总结共同富裕新的时代内涵，探索新发展阶段通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郭瑞萍［2］分析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共同富裕内涵、基础、路径的发展和深化，认为相关转变表现为“从同步实现单一物质性富裕深化为分阶段实现‘五位一体’布局中的全面富裕，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深化为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生产力平衡和充分发展，从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深化为更加重视共享发展，推动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领域。二是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刘培林等［3］认为共同富裕实质是全体人民共创日益发达、领先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共享日益幸福而美好的生活；万海远等［4］认为公平与效率、发展和共享是人类发展永恒的两大命题，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是全面共富、全面富裕、共建共富、逐步共富；赖德胜［5］认为我国要实现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的共同富裕，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强调过程和结果都要公平。三是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唐任伍等［6］构建市场、政府与社会“三轮驱动”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明确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应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有爱社会共同驱动下，通过三次分配向全体社会成员扩散并不断缩小差距和巩固共享分配结果的动态过程。王生升［7］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展开逻辑，提出必须紧扣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脉搏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国，巩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效能优势，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四是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路径。针对当前促进共同富裕仍存在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高、财富差距扩大、社会诉求多元化和社会矛盾多样化等挑战，张来明等［8］认为，推进共同富裕要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确立阶段性发展目标，将促进共同富裕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公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资源普惠等。吴文新等［9］提出通过运用好起决定作用的“劳主资辅”、辅助作用的“国家法策”、调节作用的“物价变动”、胀缩作用的“资本市场”等分配方式，充分释放正效应，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与推进共同富裕的工作领域对应，部分成果进一步围绕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开展了共同富裕指标体系［5-6］、共同富裕指数［10］等内容分析。五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研究。黄承伟［11］认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高质量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任务；付夏仙等［12］认为现阶段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可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四方面重点着力；李实等［13］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与实践探索，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水平，以缓解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从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建设；亦有成果涉及《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14］、农地“三权分置”改革［15］等领域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探讨，进一步丰富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研究。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6］。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要准确把握其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共享发展的价值要义，着力破解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约束因素，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综观前述，现有研究围绕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提出很多真知灼见，但相关分析多立足国家发展全局且以理论阐释为主，目前鲜有研究全面结合高质量发展理念系统探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问题。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剖析全面推进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障碍因子，依循高质量发展理念要求，提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并对其理论逻辑进行阐释。

二、促进农民农民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一）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涵解读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认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且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特征；高质量发展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要突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决定了必须充分认识和践行共同富裕的“发展性”，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核心要义即是要立足乡村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区域禀赋，持续推动乡村全面深化改革，主动适应社会经济主要矛盾变化，转变乡村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乡村社会发展结构、转换乡村系统增长动力，兼顾乡村发展系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推动广袤乡村在双循环发展格局尤其在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重构中实现全面振兴，促成乡村在新的战略机遇期实现跨越式发展阶段的“转变再平衡”。总体表现为乡村发展活力得以全面激发，乡村发展系统实现结构性变革和能级跃升，通过全域性的高质量发展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高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系统理解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五个维度

1.高能级产业体系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 高能级产业体系是有机联系供给、需求、资源配置、消费等环节的基础，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打造富有竞争力和亲民性的乡村高能级产业体系，为农民持续增收致富提供坚实支撑。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具有“稳定基础、富民强村、联通城乡”特征的乡村高能级产业体系建设，必须立足乡村功能与特色资源，加速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本、智能网络等高端要素融入与组合优化。在稳定和保障粮食安全与重要农副产品供给的基础上调优乡村经济结构，促进乡村生产要素向高质高值高效领域转移，深度融合乡村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不断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营造新生态，深度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通过提高乡村产业的质量、效率和效益，接轨并渐进占据产业链高端，形成以集约化利用、集群化布局、生态友好型建设等为特征的高效产业关联网络，跨越城乡区割，增进就业机会，提高乡村居民和农村集体经济收益水平，实现乡村、环境、产业体系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2.高浓度政策创新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必须在增强乡村发展创新策源能力方面下功夫，关键是在新时代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建设背景下，准确把握促进城乡等发展阶段性特征。围绕乡村发展理念、支撑政策、治理机制等领域深化改革，尤其是坚持以政策创新为引领推动全面创新，赋权乡村创新体制机制方面先试先行，聚焦乡村人才等创新要素培育、乡村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以及涵盖组合式支持政策体系的乡村创新生态环境建设等重要领域，深化智慧服务和功能型平台体系建设，促进乡村联动和各区错位发展，让乡村成为区域发展创新思想的策源地、创新要素集散地和创新活动试验场，实现乡村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政策创新驱动”“效率驱动”方向转变，优化配置乡村发展资源，协同耦合乡村多要素，拓展乡村发展空间，以乡村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提升乡村系统发展整体效能，并使之朝着新时代区域增长极的发展目标迈进。

3.高标准绿色发展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前提 绿色是乡村发展的最美底色，良好生态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本支撑，推进乡村高标准绿色发展旨在提升土地、能源、资源等要素效率。新时代构建乡村低碳环保、清洁高效的绿色发展体系实质是一场要素效率变革、产业形态变革和环境品质变革。通过推进乡村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和基础能力建设、完善规划政策引导、深化市场机制创新、健全绿色生态治理体系，倒逼乡村生态科学治理和绿色发展精准施策水平不断提升。主要体现如下：推动乡村功能区布局优化，加强绿色技术示范应用推广，持续深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和推进乡村污染治理，增进乡村立体化开发水平，提高乡村发展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的集约利用效率，构建具有生态健康、产业促进、功能复合等多维特征的乡村立体化生态空间体系，打造产村融合、宜居宜业典范，实现“三生”共赢和“三生”融合发展。

4.高水平发展环境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保障 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致力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短期靠项目，中期靠政策，长期靠环境，最终靠服务，培优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环境至关重要。乡村高水平发展环境建设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发展主题，持续优化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和灵活有序的市场环境，转变传统的“以政府部门为中心进行管理”为“以用户为中心进行服务”理念与方式，不断推动城乡发展环境一体化治理，切实提高行政服务效率，优化行政服务方式，提升公共服务的稳定、透明和可预期性，促进乡村发展资源和创新要素自由流动，最大化激发市场主体潜能，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实现乡村发展中更大的价值释放和更高的产出水平，使得乡村进入“要素因环境而聚、农民因环境而富、村庄因环境而立、环境因农民农村富裕而更加优良”的良性发展循环。

5.乡村高品质生活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追求 乡村高品质生活要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为支撑，以便捷可及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优美宜居的生态环境为前提。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不断创造乡村高品质生活，既要聚焦当前社会民生文化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又要深化“三治”融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鼓励社会领域多元主体成长发育，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服务系统供给机制，健全乡村管理体制机制，推进全过程民主实践，加强乡村文化内涵的注入和渗透，营造崇尚科学、敬畏法律、劳动光荣的良好发展氛围，打造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新格局，有效夯筑高品质生活的发展动力，持续改善乡村居民充分就业基础上的生活质量，实现乡村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不断增进乡村居民获得感，持续打造美丽家园和幸福乡村，让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在广大乡村居民的现实生活中得以更加充分展示。

基于此，构建在全面挺进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三、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障碍因子

党的十九大以来，旨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战略统筹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在农业农村改革和乡村产业发展激活了促进共同富裕的强劲动能，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夯实了促进共同富裕的软硬条件，通过城乡融合发展和“三农”工作创新奠定了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保障等方面，这些都为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站在接续历史的更高起点上，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发展阶段。然而，目前乡村发展仍具有农村人口总量大、收入整体不高、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总体水平较低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阶段性特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还存在着乡村产业发展质量亟待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欠账较多、农民主体意识不强、乡村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等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5个方面。

（一）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益农增收利益联结机制松散

实现产业兴旺，要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精准把握传统产业与乡村产业振兴在发展规划、业务创新等领域接续提档，促进传统产业向多样化、高级化、高端化演进。现阶段乡村产业融合水平不高，结构有待优化，传统农业相关产业规模较小，精深加工程度低，产业链上下延伸不足，农业产业发展中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互动不多，农业其他的价值功能发挥不彻底，乡村一二三产业之间关联松散，造成产品附加值低且产业价值链增值效应较低，传统产业高阶演进困难较多。农户与经营主体利益联结松散，相互关系淡薄，农户依然以传统资产收益为主，局限于单纯的产品或要素买卖关系，没有真正参与产业当中，联农带农机制中“利益联结、价值共创”等实质性内容不多，很少形成农户与新型主体间同负担、同收益的共同体。加之产业主体与农户之间没有惩戒机制约束，两者利益联结关系不强，缺乏互促共益的可持续性。

（二）乡村发展支撑要素保障能力不强，农村综合改革需要持续深化

乡村发展支撑要素主要包括人才、土地、资金等。人才短缺仍是制约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因素。乡村人才流向城市的趋势依旧没有改变，回乡创业平台缺乏吸引力；“头雁”式人才、致富带头人稀缺，“田秀才”“土专家”等农村实用人才缺口较大，基层农技人员“青黄不接”，通过定向培育招录的农技人员大部分被安排在乡镇行政岗位，占编占岗不履职、缺位现象经常出现；高素质农民培养效果停留在“发了多少结业证”上，缺乏培训后的跟踪服务。农村“三块地”改革亟待深化，农村土地承包权有偿退出尚待破题，土地经营权流转不规范、不彻底，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入市、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配套政策尚未完全到位和细化。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资金投入机制亟待健全，需要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力度，尽量避免出现多头下达、零敲碎打、“撒胡椒面”等问题，而且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等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力度仍待加强。同时，在城乡要素交换关系中依然存在城市偏向导向、要素交换主体不对等、交换“边界效应”导致的分割配置等现实问题［17］。

（三）乡村绿色发展仍需提质，生态产品市场价值实现方式亟待创新

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现实农业农村资源环境约束，“三农”实践主题离不开绿色元素，绿色发展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18］。推进乡村绿色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观，系统规划、综合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绿色发展体系。伴随城镇化对农村生态环境资源的占用和污染物从城镇向农村转移，农村的生态环境压力与日俱增。对标找差，乡村居民绿色发展理念薄弱、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型滞后等因素导致乡村发展陷入地域空间管理散乱无序、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资源浪费等影响乡村绿色发展的问题依然存在［19］。农民农村增收致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有待于科学设计，市场发现机制和交易机制不健全，产品设计、交易平台、交易环节等存在瓶颈，政策抓手尚待清晰，诸如一些生态资源的价值评估与资本市场估值脱节，金融资本难以规模化、如何更好地惠及普通民众以及梯次推动城乡生态联动治理等涉及广泛利益调整的深层次问题尚待研究解决。

（四）传统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乡村发展环境仍需改善

城乡差距现象的客观存在以及城乡交流的日益频繁，农村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农村社会由熟人共同体走向陌生人共同体。农村利益冲突增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不断外流，乡村自我社会修复和调适的能力降低，依靠激发农民群众内生动力化解各种矛盾的难度加大，且通过不断引入外部资源推动乡村发展的外部性高成本威权管理模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乡村发展被动依赖性，使得传统层级化、封闭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受到较大冲击［20］。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是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优势、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诸多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践中由村“两委”干部担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村办企业法人、村集体经营项目承包主体的现象已较为普遍，大部分农户对村干部的经营主导地位表现出认可态度，但对以村干部为主导的村集体经营活动中的“收益分配”以及村集体经济收益的“分配方式”存在疑虑并表达出强烈的协商意愿，因此提高乡村发展事务中民主议事水平变得日益重要。与此同时，伴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我国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但不同地区、不同村庄之间农村人居环境差异明显。特别是，如何科学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在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中增进乡村颜值的同时努力让乡村拥有更丰富的精神内涵，仍有难题待解。

（五）民生服务供给提升空间较大，城乡融合发展任重道远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乡村振兴总体任务的强大支撑，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重要抓手。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在义务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环境卫生等方面与城市相比存在一些短板，城乡差距依然明显，2020 年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人口依然有5 亿人左右，占全国人口1/3比例，其中有4 亿农村人口年收入低于全国中等收入最低标准30 000 元［21］；城镇、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3 834 元、17 131 元，前者约为后者的2.6 倍，人均GDP 最高省份和最低省份相差近4.6 倍。为此，必须充分发挥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爱社会多种组合方法的协同作用，通过要素流动消减资源禀赋空间差异，弥合空间发展差距，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达标建设和公共服务城乡水平均等化、标准统一化和制度一体化等工作，推进全域发展［22］。

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问题是直接关系全国人民共同过上幸福生活的“国之大者”，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关乎补齐短板和筑高底板问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并非一蹴而就，也难以齐头并进，策应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未来乡村发展应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依循乡村发展规律，强化顶层设计，突出创新驱动，接续全面小康，致力于城乡融合背景下持续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

（一）促进农民增收：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双融合”，打造高能级产业体系

1.推进产业发展“双融合”，拓展乡村产业发展“赋能空间” 及时回应农业和农村居民现实期盼，有效对接城镇和城市居民发展诉求，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小融合”，强化城乡一二三产业“大融合”。牢牢牵住产业发展这个“牛鼻子”，推动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推进产业融合的关键作用，着力现代种业、智慧农业等重点领域及关键技术突破，完善农业服务、资金、科技、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等配套网络，为农民联动外部市场和推动乡村发展转型提供支持条件，不断为农民致富增收配置“金钥匙”和“新密码”，逐步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2.强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乡村产业“扩链增效” 坚持产业发展与扩大就业兼顾，实现多渠道增收，强化乡村产业发展“规划引领、政策保障、项目支持、培训指导、责任落实”五个到位，优化“区域有特色主导产业、产业有发展梯次、新型经营主体有多元组合”的乡村产业发展格局。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辅以现代化的生产组织管理，加速产业集聚、延伸产业链条、唱响特色品牌，提高乡村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3.强化要素保障，助力现代化生产“引领带旺”乡村 推动城乡人才共享，实施“时代特色、效果导向”的多维乡村人才培育，进一步健全技能人才的市场价值实现机制。探索乡村产融良性互动发展模式，完善乡村信用体系，创新绿色信贷、“保险+期货”等特色金融益农产品。适度推进“柔性供地”个性化服务试点，优化“要素跟着项目走”保障机制，着力打造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区，加快“专精特新”乡村产业集群发展。

（二）激活乡村活力：勇于集成式惠民改革，增进高浓度创新策源能力

1.纵深推进乡村综合改革，大力夯实乡村振兴制度基础 强化县域统筹，深化农村五项重点改革，优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组合，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因地制宜打出一套“乡村惠民改革组合拳”，尤其要注重从土地制度改革入手，推动乡村振兴，提高农村居民财富保有量和财产性收入。关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入市后建筑物抵押贷款联动、村干部专职服务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构建、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等新形式，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注重发挥改革的整体联动效应，不断加快农村转型和结构转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2.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全面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未来的乡村治理水平提升，应强化“三治”融合，更精准地锚定群众实际需要，增强乡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让公共服务资源真正发挥作用、惠及群众，尤其是要建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教育服务群众，激发农民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热情，升级文明供给。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继续夯实党的基层战斗堡垒，持续激发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区域化党建思维实现区域化联动发展，通过议事决策机制民主化、产业发展一体化、人才结构多元化促进治理有效，建立政府规划引领、市场建设运营、村级协调资源、群众全程参与的“一核三化四协同”发展机制，有效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村内公共事务。

3.发展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融合发展促进价值共创 理顺乡村生产力发展机制，有效盘活各类资产资源，弥合利益边界，创新具有群众主体、股份合作、要素分配、价值共创等特征的多样化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用好土地等相关政策，做大经营性资产，鼓励“多元化”经营，加强供销社、农信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主体联动融合发展。推深做实村企联建、产村共建，建立企业、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等协作主体间稳定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小农户”和“大主体”互利共赢，形成相互融合、价值共创的发展态势。

（三）优化乡村生态：畅通拓宽两山双向转化通道，推进高标准绿色发展

1.全面盘点乡村生态家底，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加快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开展乡村生态产品调查与统计，摸清生态存量。健全完善生态农产品、文旅等乡村生态产品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分类分层搭建生态资源交易转化平台，创新拓展生态补偿、绿色银行、“生态+”多业态融合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健全对限制开发区、生态涵养区等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生态要素向生产要素、生态财富向物质财富转变。

2.扩大乡村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促进生态资产保值增值 加快乡村绿色发展方式转型，以更加优质的乡村规划撬动乡村资源集约化利用，赋予文化内涵，紧密市场关联，着力提高乡村生态产品品质和层次。紧紧抓住碳达峰与碳中和带来的机遇，激活乡村生态资产价值，大力发展碳汇经济，着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康养产业和生态林业经济，创造更多的绿色生态品牌，拓展和丰富乡村优质生态产品呈现形式，促进生态资产保值增值。

3.加速乡村生态产品市场化经营开发，梯次推进城乡生态联动治理 培优育强乡村生态产品市场经营开发主体，致力于乡村“全域生态综合体建设”中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推行“生态治理+现代农业发展+集体经济增收”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提高乡村全要素生产率。优化城乡主体功能区划分，完善生态产品市场化机制，规范城乡区域之间以及企业、农村集体组织、农户等主体之间“碳交易”市场行为，全维拓展乡村发展空间。

（四）打造宜居乡村：进一步强化精致服务，全力营造乡村高水平发展环境

1.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坚持梳理式整治、景区化打造、社区化管理和品质化生活的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主线，深入开展农村厕所革命和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推动乡村面貌持续改善。多维拓展数字党建、数字兴业、数字治理、数字惠民等未来乡村发展场景，探索新时代乡村振兴智慧化之路，不断推动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现代化。

2.精准对接乡村居民差别化诉求，优化乡村公共服务供给 关注不同阶段农民利益诉求的变化，合理区分不同区域社会中的农民类型及利益诉求差异，进一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资金保障能力，不断优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设置，建立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监管长效机制。做深做实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改革文章，通过市场化方式在特色产业、乡村旅游、污水垃圾处理等领域吸引社会资本尤其是工商资本参与乡村建设和社会化服务等，充分发挥公共服务的市场接近与空间生产效应。

3.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等值发展 重视村集体资产清查基础上传统已有基础设施的运维管护与提档升级，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覆盖，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创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决策、投入、建设、运行管护机制，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基于人的全生命周期的优质公共服务共享［23］。充分利用乡村资源禀赋，协同美丽乡镇建设，规划并逐步建设覆盖面广、辐射力强、特色显著的秀美乡村网络，形成集群发展态势，提高乡村建设普惠水平，促进城乡等值发展。

（五）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均衡优质发展，创新高品质人民生活

1.更新理念，提升服务引领发展意识 要构建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政服务机制，把推诿扯皮的事情从体制机制上彻底理顺，探索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和经验［23］，持续开展“乡村振兴服务再提升”活动，全面推进“放管服”改革向乡村延伸，强化主动服务意识，提高主动服务能力和水平，做到真担当、真服务、真有效。开展科学的“差异化”绩效评价，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全力打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乡村振兴环境，赋能乡村振兴。

2.创新方式，打通精致服务“最后一公里” 切实推进乡村全过程民主实践，进一步完善村民议事、听证等程序，建设群众诉求联络员队伍，健全居民诉求回应联动机制。供需对接，接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紧密联系当地群众，组建专业化、现代化的乡村管理团队，健全各种现代社区支持工作方式。统筹三级服务体系，加大乡镇便民中心建设力度，加快村级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建立以民生需求为导向的赋权机制，坚持零距离服务，为乡村群众提供“一站式”“全领域”“高水平”精致服务。

3.汇聚合力，构建全社会参与乡村振兴的工作格局 以共享理念整合资源，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坚决防范规模性返贫，携手社会力量建设“服务乡村振兴共同体”，培养与吸引更多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进入乡村振兴相关领域，鼓励丰裕社会资源精准高效参与乡村振兴，将解决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将资源更多向乡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依据乡村发展的阶段性矛盾，引导形成多元共治格局。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破解乡村普遍存在的要素流失、农民主体缺位、内生能力不足以及政府或资本单边主导引致利益失衡、矛盾冲突的困境，形成“共治保共享、共享促共建”的良性循环。

五、结论与讨论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把实现共同富裕从理想信念一步步发展为直接的实践目标和实践方案，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治国理政的不变初心与使命担当。全民要共富，乡村须振兴。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发展尤其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面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全面、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与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互为基础和前提，高质量乡村振兴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高质量乡村振兴工作的核心目标，在高质量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目标与手段的有机统一。面对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过程中存在的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益农增收利益联结机制松散、乡村发展支撑要素保障能力不强、生态产品市场价值实现方式亟待创新、传统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民生服务供给提升空间较大等诸多障碍，应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高质量发展，强化顶层设计，突出创新驱动，做好5个领域的工作：推进产业发展“双融合”，打造高能级产业体系；勇于集成式惠民改革，增进高浓度创新策源能力；畅通拓宽“两山”双向转化通道，推进高标准绿色发展；进一步强化精致服务，全力营造乡村高水平发展环境；促进均衡优质发展，创新高品质人民生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中前进、系统而漫长的过程，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准确把握不同乡村不同发展阶段的异质化特征，深入把握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充分考虑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在实践进程中进一步深化建立健全有关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提炼、推广与路径创新，高效推动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阶段性重心工作与目标设定，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系统把握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与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政策的整体协调性，围绕这些方面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