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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历史文脉与国家形象文化基因研究

2022-01-23姜师立

中国名城 2022年1期
关键词:文脉大运河运河

姜师立

引言

目前,“大运河历史文脉”的提法较为常见,但对大运河历史文脉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则研究不多,不够系统,对大运河所代表的国家形象基因探讨不够深入。近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兴起,理论界对大运河代表的国家形象有了一些研究,但对大运河究竟代表了什么样的国家形象,其文化基因是什么等问题,并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科学的回答。

1 大运河的概念及功能

1.1 大运河的概念

厘清什么是大运河历史文脉,首先要分析大运河的时空范围及功能作用。本文所讨论的大运河是在申报世界遗产过程中而形成的中国大运河的概念,它由3条运河组成:一条是始凿于春秋时期,贯通于隋代,沿用于隋唐宋时期的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第二条是元代初期经过裁弯取直,重新贯通,沿用于元明清时期,以北京为中心的元明清运河(后来称为“京杭大运河”);第三条是从浙江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这3条运河组成的中国大运河总长度近3 200 km,有2 5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沿用时间最久的运河。

1.2 大运河的功能作用

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为确保粮食运输(漕运)安全,以达到稳定政权、维持帝国统一的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和管理的巨大工程体系。它实现了在广大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运河有着广阔的时空跨度,是世界上沿用时间最久的运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而且对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运河的作用有个不断增加的过程,从春秋战国时代的运送军队和物资用于诸侯争霸,到后来专用于大一统国家的漕运,再到后来运送南来北往的旅客,大运河兼具输水、灌溉、防洪以及人流通道等多重功能,一直都是中国古代南北交流的重要航道,是中国最重要的、活态的文化遗产。可以说,一部运河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一部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史。没有大运河,就没有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就没有唐宋帝国和明清帝国。

1.2.1 政治一统的权杖

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态一般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秦统一中国以前的夏商周时期,其基本特征是以国王为首的宗法贵族世袭分封制,以及单一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观;第二阶段是秦汉直到明清封建帝国时期,其基本特征是以皇帝为首的地主官僚中央集权制国家,以及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家观。自秦代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以大一统的郡县制为构架,下级对皇帝绝对服从。在此背景下所建造的中国古代交通大动脉也多出于控制国土、巩固统治的需求。像秦代的直道、驰道,以及隋代的大运河,都是基于这样的需求,由国家投资建设、国家统一规划实施和管理,并服务于这样的需求。隋代大运河为隋唐宋时期帝国政权的维护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撑;元明清大运河在强化中国大一统国家制度的同时,使北京地区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中心。大运河的主要工程分别实施于3个时期:第一阶段是春秋时期,当时位于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的各诸侯国为了在战争中运送军队和物资的需要纷纷开凿区间运河,这些区间运河为隋代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奠定了基础,并促进了秦汉时期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第二阶段是隋代,为了将关中与中原的政治中心与黄河下游及江淮地区的经济中心连接起来,在政府的统一组织实施下,大运河实现第一次大贯通,使大跨度的物资调配成为可能,催生了空前强大的隋唐大一统帝国;第三阶段是元朝时期,随着元帝国定都大都(今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迁移到华北地区,在郭守敬的规划下,帝国政府组织开凿了通惠河、会通河等新的运河,整修了邗沟和江南运河,将“之”字型的大运河裁弯取直,改造为“I”型,直接沟通北方政治中心与江南地区经济中心,形成大运河的第二次大贯通。明清两代不断对大运河进行修缮,完善漕运制度,大运河这条漕粮北运的经济动脉不断强化,从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稳定。大运河的贯通,促进并维系了隋唐宋和元明清这两个中国封建社会强盛时期大一统的国家制度,并直接印证了大一统的国家观。据统计,在隋代大运河贯通前,中国有50%以上的时间处于分裂状态,而大运河贯通后,有80%以上的时间是统一的。

1.2.2 千年漕运的通道

大运河是漕运的主要通道,“中华古代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大多坐落在北方,而中国的经济中心自南北朝后(公元5世纪至6世纪末)逐渐由北方地区转向南方地区,因此在从5世纪到20世纪初的一千多年中,中国都处于经济中心与政治军事中心分离的局面。为了紧密联系经济中心和政治军事中心,保证南方的赋税和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满足政治军事中心的需求,历代帝国政府开辟并维持了大运河这样一条纵贯南北的运输干线,并利用其调运专门物资(主要是粮食)到首都(或其他由国家政府指定的重要军事政治目的地)。这种专门的运输体系被称作‘漕运’”。作为古代中国这一巨大的农业帝国保持顺利运行的基本保障之一,“漕运”成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赋税方式和治理国家的统治手段。无论大运河贯通前的秦汉时期,还是大运河全线贯通后的隋代至清代,漕运都是重大的国家事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独特的制度和体系,两千多年来,“漕运”对古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形成了运河沿线特有的文化传统。

1.2.3 水利工程的奇迹

作为一项水利工程,大运河在运行过程中,也在不断融合创新,努力解决水与人、水与水、水与地理环境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千年来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治水理念造就了大运河这一水利工程奇迹,也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中国历代运河的修建者、维护者、利用者在复杂多变的水文环境、错综复杂的地貌与地质结构等困难条件下,巧妙利用沿线江河湖泊等多样的水资源条件,创新运用勘察、测量、规划、设计、管理等多个跨领域的科学知识,让这个农业文明时代的巨大系统工程得以开发、利用、延续并合理改造,不断适合自然环境,使大运河成为农业社会土木工程的最高成就。”从两千多年前直到今天,中国古代的水利建设者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修浚大运河,无论水系怎么变,河道怎么变,水情怎么变,一直没有停止使用大运河,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改变水工设施、治水理念、治水方略、管理机构,以及运行机制,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与时俱进。与世界上其他遗产运河相比,中国大运河是规模最大、长度最长的运河。特别是它流经11个纬度的中国国土,串连起了东西向分割中国国土的长江、海河、黄河、淮河、钱塘江5大水系,将一块块割裂的国土联系在一起,甚至工业革命以后的许多现代运河也无法在规模与长度上与大运河相比。大运河解决了在严峻自然条件下修建长距离运河面临的诸多难题,如地形高差、水源供给、水深控制、会淮穿黄、防洪减灾、系统管理等,特别是与自然水系相交,以及越岭运河这两大技术难题,成为中国古代水工技术的巅峰,而复式船闸技术比欧洲最早船闸的出现早了600年。

1.2.4 文化融合的纽带

作为中国具有重要价值的交通廊道,大运河促进了中国运河沿线文化相互融合,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沟通。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中国地域广阔,由于各个区域地理环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生活习俗不同,带来了文化的差异性,而大运河的贯通促进了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大运河最初的功能定位虽然是运输,但运河的船只载着文化、技术和人才资源,播撒到运河沿岸,无形中沟通南北,起到了文化交流传播作用。大运河的开通与历代的整修,促进了中国黄河流域先进生产技术与文化向南方长江流域的传播。大运河使江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北方文化沿大运河向南迁移传播,北方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科技成就通过运河这一交流廊道,传播并融入江南地区,也促进了南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样,南方地区的粮食、手工业品等物资不断运送到北方,南来北往的船队带来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促进了南方与北方在文化意义上的大融合。大运河作为陆海丝绸之路的连接线,一端连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洛阳、长安(西安),另一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明州港(宁波)、泉州通向海外诸国,使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形成一个闭环。大运河在促进国内南北文化交融的同时,也通过运河上运送的丝织品、陶瓷、茶叶、文化图书,以及行走的僧人、商人、游客等文化交流使者,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使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文化循环和交流,促进了古代中国与亚洲、欧洲等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促进了古代世界的沟通与交流。中国文化沿运河对外传播方面,中国的四大发明在运河地区产生并沿运河传到国外,佛教传入中国运河地区后,经过本土化的进程,又通过运河传播到日本、韩国。国外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方面,东南亚地区的优质木材、宝石、象牙、香料由运河传遍全中国,阿拉伯国家和印度的天文学、数学,以及欧洲的机械制造等近代科技也由大运河传入中国,普哈丁、马可·波罗、利玛窦等国外的官员、传教士、旅行家通过大运河来到中国,中华文化因大运河而与世界各国的文化相交融。

1.2.5 沿线人民的母亲河

大运河的修建把若干相对分割的区域连贯为一个整体,并逐步形成一个具有共性特点的运河区域人文环境。大运河不但方便了不同地区间的交通运输、人员来往,而且使运河沿线各不相同地区的民俗风情趋向同一性,形成了运河沿线民众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形成了一批具有鲜明运河烙印的运河城镇聚落。运河沿线人民用“不是生母,便若乳娘”来形容与大运河之间深刻的情感关联。大运河历史就是一部大运河城市的发展史,城市在广阔的空间中沿着运河的脉络展开,而运河文化文明的基因则顺着流淌的河水渗入到城市的每一个末梢之中,沿运河水陆网络在广阔空间上扩展开去的城乡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以及人的气质与性格上,无不打上了深深的运河烙印。“随着运河的南北大贯通和迅速开发,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与繁荣,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带来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东西文化的交流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接触、融会、整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在扬州,运河水从城市东北部进入,巧妙地与城市水系相连接,为城市带来一城活水,净化过城市水质后再流入南部的运河。在苏州,运河水系与街巷体系一道形成了水陆双棋盘格局。在无锡、湖州、塘栖等运河城镇,则形成了独特的“枕水人家”居住模式和水弄堂的生活方式。运河历史城镇和运河街区均生动展现了大运河对生活方式的塑造。世代劳作、生息在运河上的百姓人家,在沿袭传统节日娱乐活动的同时,处处可见运河的印记,带着鲜明的运河色彩。大运河还催生了人们的水神信仰,运河沿岸的人们敬畏崇拜赖以生存的的运河,进而产生各种风俗习惯、语言禁忌,这些都表达着与大运河密切相关的民间信仰。大运河体现了沿线人民共同的理想追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文化上的粘合性。

2 大运河历史文脉的定义、分类及特点

2.1 大运河历史文脉的定义

大运河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现实见证,是中国的文化长廊、水工博物馆和百科全书。有人将大运河作用总结为五脉:政治国脉、历史文脉、经济动脉、社会命脉、生态水脉。其中历史文脉实际上涵盖了其他4个方面。正因为大运河有以上那么多的功能与作用,因此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大运河历史文脉。那么什么是大运河历史文脉呢?国家发改委编制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只是提出“大运河承载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是依托于运河这一实体产生的,并随着大运河的历史变迁而形成和发展、创新和升华”,但并没有回答什么是大运河历史文脉这个问题。笔者曾提出这样的定义:“中国大运河文化是运河经济的繁荣所带来的运河城市的兴起、文学艺术的融合、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所形成的多元一体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思想领域的合成。”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文脉可以解释为“一种文化的脉络”。所谓历史文脉,是指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精髓及历史渊源,也就是文化的历史脉络。因此,大运河历史文脉就是关于大运河文化的发展脉络、大运河文化的历史。据此,大运河历史文脉可以定义为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3条河范围内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思想领域的合成的发展历史与形成脉络。

2.2 大运河历史文脉的分类

国家发改委编制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大运河文化分为3个层次:一是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化;二是大运河流淌伴生的文化;三是运河历史凝练的文化。但据此引申为大运河历史文脉的分类并不太合理。大运河历史文脉的分类,应该从有形文化载体和无形文化图景这两个方面来梳理,以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思想领域3个部分分类,来揭示大运河蕴含的文化和精神价值。有形文化载体即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大运河水工文化、大运河建筑文化、大运河园林文化、大运河城市文化等类别。而无形文化图景又分两个方面,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思想领域,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大运河文学艺术、大运河非物质文化等类别,思想领域中包括哲学思想、漕运制度、大运河宗教文化等类别。当然,有的文脉类别是既有物质遗存,也有非物质的思想成果,如大运河漕运文化既有物质的层面的漕运遗址,也有思想层面的漕运制度,但这并不影响两大部分的分类。

2.3 大运河历史文脉的特点

大运河修建的动因是漕运,运输是其最基本的功能,随着运输量的不断增大,货物的运输、货船的流动,带来了南北方人员的流动,不同地区人与人的交流产生了文化的融合,带来了文化交流功能这一运河的衍生功能。探寻大运河历史文脉的特点需要从运河交流功能出发,因此大运河历史文脉最根本的特征是交流。同时,大运河历史文脉具有以下3个特点。

一是包容与统一。包容聚合、善于沟通是大运河历史文脉的基本特征。“运河的本质也是沟通。运河文脉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吸收了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西楚文化、吴越文化的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运河区域各个城市因运河的联通,使南北不同文化区域联为一体,运河区域的文化也不断减少差异性而呈现出共同的文化特征,表现为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运河是一条文化的河流,它不仅直接串联起中国古代的江河文化区域——黄河文化区域和长江文化区域,同时也是联系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大运河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物流和人际交往,也影响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外交往来。大运河的包容性体现在文化融合上,外来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是沿着大运河传播,在完成本土化后,有的还传到其他国家,如鉴真东渡传播经过中国化的佛教文化。正是大运河的这种兼容并蓄特点,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脉。

二是扩散与开放。大运河为沿线不同地区人们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条便捷通道,体现了不同文化区域内人们的交流沟通。人们往往把大运河与长城这两项古代工程比作中国版图上一“撇”一“捺”,二者共同组成一个大大的“人”字。但二者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长城修建的目的是防御,虽然没有能挡住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入侵,客观上却阻碍了游牧民族与农耕之间的文化交流,而运河开凿的目的是运输,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人民之间的交流,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对内搞活”的运河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扩散和国家的开放。大运河流域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发展。因此,大运河历史文脉本身就具有开放的特质,而这一特点不仅成为今天我们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发展“一带一路”开放型经济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实践路径。

表1 大运河历史文脉的分类

三是创新与发展。在大运河作用发挥的两千多年历程中,由于运河本身及其管理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文化交流融合的不断深入,大运河历史文脉的内涵及表现形式,也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大运河周边人群是一群创新创造的人,两千多年来运河儿女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农耕文化相比,大运河所代表的商业文化更具有创新的特点。运河区域作为中国古代交通的大动脉,形成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也产生了一批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的商业消费城市,扬州、苏州、杭州、淮安等城市成为其中杰出的代表。这些商业城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创新力的来源, 孕育了运河文化追求精致、致力创新的理念,这一切造就了运河历史文脉创新发展的特点,也成为我们今天落实创新发展理念,构建创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3 大运河国家形象文化基因的提取及其作用分析

大运河是农耕文明时代的杰出工程,对中国文化和国家形象有重要的影响,是中国国家形象的品牌,是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重要载体,是中国文化厚重的标志,是绵延不绝的国家认同的重要场所。大运河蕴藏着丰富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在国家形象文化基因形成中有重要作用。作为中国古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多民族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纽带,大运河在政治一统、水利科技、经济发展、民族融合、文化传承等方面代表了国家形象,因此大运河国家形象文化基因也可以重点围绕这5个方面去提取。

3.1 漕运制度、帝王南巡等政治一统的文化遗址和大一统的国家观哲学思想代表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中华文明形象,展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是国家集中治理的程序基因

大一统思想萌发于西周时期,最终形成于春秋晚期战国初期,随着秦、汉帝国的形成,中国由民族分立、诸侯混战而逐步成为多民族、大一统国家。随着隋唐大运河的贯通,统一集权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的发展与南北民族与文化的大融合,大一统的国家观更是深入人心。至元明清帝国时期,大一统的国家观成为被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可的思想。大运河是维系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命脉,是大一统的中华封建国家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纽带。“大运河的兴衰史,就是一部这些要素综合的历史,什么时候政权强大、主客观要素完备且配置合理,大运河就兴盛,反之大运河就衰败。”中国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大运河对历代中华帝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纽带,大运河促进和巩固了古代中国封建国家的大一统格局。隋唐以后,大运河的开凿与管理,无不围绕着封疆拓土和强化封建王权统治而展开,最直接的动因就是养活首都庞大的皇室人员和官僚阶层,供应驻守边境的军队各项物资需求。因此,大运河也就成了维系大一统局面的政治手段和经济纽带。而支撑运河作用发挥形成的漕运制度则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代重要的制度文明成果之一,它不仅稳定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而且对古代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观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运河在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将中国广大区域联结为一个整体。在物质上,大运河维系了古代中国文明发展的经济命脉,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物证。在精神上,大运河所承载的大一统的文化基因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引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共同体的逐步形成。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反对分裂,追求统一的心愿和爱国主义的情怀。今天,这一文化基因成为国家治理的精神支柱和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性的事件,以及在保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2 漕运遗址、商业文化等经济发展遗存和运河城市文化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经济繁荣强盛的形象,以及对世界文明进程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体现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以及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是区域经济联通的链条基因

为了实现沟通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目的,古代中国政府大多选择内陆水运的方式,以大运河作为较为安全、快捷的运输通道,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克服艰巨的困难,不断修建维护运河的本体、相关水工设施,以及粮食运输储存的船只和粮仓等设施,同时制定完善相应的漕运管理制度,建立相关管理设施,逐渐形成一整套的漕粮征收、运输、储存、调拨的管理制度,形成了通过中国大运河进行持续、畅通运输的漕运制度。这一借助大运河运行了两千多年的漕运系统,促进和加强了中国东部地区的发展和繁荣。这种高效运行的漕运制度体现了中国举国体制的强大力量,成为今天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文化基因和民族传统。因大运河强大的运输功能带来的商业贸易,又不断促进沿线城市的发展,使大运河沿线成为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带。大运河的漕运产生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而这一商业文化又促进了运河区域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运河沿线城镇商业的繁荣,在运河沿岸形成了一批转口贸易城市和商业城镇,运河上的重要节点城镇如北京、洛阳、开封、杭州、宁波等成为中国古代最发达的一批城市。农业文化是古代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传统文化,但运河区域的文化却是一个例外。大运河的运输,带来了经济繁荣和文化的交流,大运河文脉具有鲜明的商业文化烙印。南方的大米、茶叶、丝绸、陶瓷被带到北方,北方的松木、煤炭、皮货、大豆出现在南方的集市。正是有了大运河承载的漕运,才使古代中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才产生了四大发明,并传播到达国外,对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体现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运河促进着商业的发展,改变了古代中国人轻商的观念,带来了实用主义的商业文化。而运河文脉中商业性的城市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现代性因素,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化的内在根据之一。”直到今天,大运河沿线区域仍旧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最快的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成为中国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的示范,也是大运河区域经济联通的链条基因作用的结果之一。而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显现出的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体观和高效率的中国担当精神,正是举国体制的先进性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

3.3 大运河天人合一、因势利导的治水理念、哲学思想和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水工遗址代表了在古老农耕时代中国人民勤劳与智慧的形象,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科技进步所作出的贡献,是中国人民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生态睿智基因

大运河是跨区域、跨年代、构成复杂的巨型遗产,是中国古代先民们杰出的水工智慧、治水经验的“流淌”。围绕运河的使用与管理而开展的沿续两千多年的用水治水活动,在全人类的水利工程史上的也具有突出的地位。与国外的运河工程相比,它最具复杂性、系统性和综合性。大运河从创始直至今天延续使用期间,一直在不断修建和更新,保持了技术的适应性与先进性,因此被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作为世界上“具有重大科技价值的运河”列入《国际运河古迹名录》。在水工技术方面,大运河代表了中国古代最高水平的科技成就,其中复闸技术、越岭运河等方面的水工技术领先世界数百年。大运河是人与自然共同作用、持续演进的结果。大运河完全符合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治水理念。中国文物学会运河专委会会长张廷皓先生指出:“大运河是人类和自然联合的自然系统人工化工程。大运河的建造者们利用自然江河湖泊水系和地下水资源以及地形地貌,经过人工开凿,构建了新的完整的人工系统,也是大运河完成的自然系统人工化过程。这里既包含工程对自然的依赖,说明自然在大运河工程边界条件中的重要地位;又包含工程对自然的违拗,说明人的主观意志在大运河工程中的根本作用。若对自然过分依赖,则大运河工程将无法实现其功能;若对自然过度违拗,则大运河工程将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灾害,这也是大运河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一直以来,大运河的修筑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观,在千百年的开凿修缮过程中形成的天人合一的运河水文化和因势利导、顺应自然的治水用水理念,使大运河自古以来就是生态文明的示范。这种治水理念、治水智慧形成的生态文明观可以用来指导今天的城乡规划,对当前建设美丽中国仍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大运河绿色发展的理念对中国在国际社会更多地承担碳中和的职责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3.4 因大运河的交流作用而产生的众多的文学艺术、民俗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河神崇拜等民间信仰代表了中国包容创新的国家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化的兼容性,是中华多元文化融合的空间基因

大运河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推动了不同文化区域内人们的文化交流,形成了兼收并蓄、融合包容的运河文化特点。大运河不仅加强了中原地区和燕赵、齐鲁地区与江南地区的联系,而且把汉唐的长安、洛阳,两宋的开封、杭州,金、宋、元、明、清的北京等文化中心联为一体,使运河区域人们的生产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趋于统一。大运河用她的乳汁哺育着沿岸居民,并在运河儿女的生活中留下了鲜明而又深刻的运河印记,成为跨越南北的6大运河文化区域内一代代人的共同记忆。东晋时期的衣冠南渡和唐代安史之乱后的北民南迁,使北方文化大规模影响南方,并使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转移至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的繁荣和人员的流动,使江南成为全国人文集聚的地方,一批又一批的江南士子通过运河北上京城,去考取功名和游学各地,得以将江南地区的文化、风俗、生活方式带到中原与北方地区,南方文化又影响北方。运河上承载的运输交流作用又使沿线文化不断融合,大运河文脉成为中华各民族融合的产物。大运河这一文化融合大通道促进了中国南北文化的相互交流渗透,推动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使不同地域的人们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理念和共同的价值取向,助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产生,为奠定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基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大运河历史文脉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提出正是国家的战略性举措,我国对外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内开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都是“统”的概念,正是要发挥这大运河这一线性文化遗产的聚合作用。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今天,要放大运河文化的融合基因,引领运河沿线城市共同发力,协同发展,促进运河的进一步的融合和交流,并使之成为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引领力量。

3.5 运河带来的中华文化外传和国外文化输入形成的众多文化交流遗迹,以及宗教文化的传播,代表了中国自信开放的国家形象,体现了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人类共通的文化,是走向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基因,也是中国大踏步走向国际社会的开放基因

包容开放的宽广胸怀是大运河文脉的基本特征。运河的本质是沟通交流的通道,这对大运河历史文脉的发展和传承更加重要。大运河作为一条文化的河流,它直接串联起中国两大文化区域——黄河与长江,为中国文化整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古代东方主要的国际交通路线,历史上大运河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与交流。运河沿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运河历史文脉是开放包容的,善于兼收并蓄外来文化,并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化为己有,以逐步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而不是一味排斥,拒之于门外。因此,运河历史文脉也具有和平包容的基因。随着大运河与陆海丝绸之路的联通,大运河文化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大运河文化传播方式上也呈现国际化的特点。今天,大运河的和平基因和开放基因成为中国开放文化的代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这也正是“一带一路”倡议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同步提出的基础。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新形势下,构建国内国外双循环的格局,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离不开运河历史文脉开放基因的引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对开放型经济造成的影响,更需要通过大运河世界遗产这一国际化的文化符号,带动更多的企业、产品走出去,助推运河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大运河这一对外连接窗口的作用,拓展对外贸易、文化交往,打造一批具有鲜明运河文化特色的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还要讲好大运河的故事,讲清大运河承载的文化价值和代表的国家形象文化基因,用运河历史文脉搭建起中外文化的沟通桥梁,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将大运河建设成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前沿窗口。

4 结语

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在千年运行中,大运河形成的历史文脉也成为国家形象文化基因的重要代表。通过对大运河历史文脉进行研究,提取大运河国家形象文化基因,分析其在文化传承传播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利用其建构国家形象,将有助于发挥大运河这个世界级文化名片的作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大运河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价值,为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奠定基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要通过大运河历史文脉的传承传播作用,让大运河再次焕发青春,继续发挥国之命脉的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作用。

注释:

①如路璐、吴昊《多重张力中大运河文化遗产与国家形象话语建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21 年第2 期),路璐、丁少康《大运河与国家形象话语建构》(《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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