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超，唐 培，陈志军

引言

世界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但这一目标的实现在现实中受到各种自然和人为等多方面因素的威胁。其中，与人相关联的旅游活动因素对世界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已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重视，并逐渐上升为主导和限制性因素。这里的“旅游活动”指的是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供给主体（旅游开发商和旅游经营主体）和旅游需求主体（游客）在遗产地核心区和缓冲区开展的各类旅游生产、建设、消费活动。

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是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核心组成部分。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影响来看，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受旅游活动的影响更为明显和突出。在这些影响的基础上，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必然也会受到影响。换言之，旅游活动会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本文将这种影响称为“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对这种影响进行研究有利于从旅游管理的视角提供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进而服务于世界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

目前学界缺乏关于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的专题研究。强相关的研究集中于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且涵盖了众多遗产地类型：古村落类（宏村/西递）、石窟石刻类（敦煌莫高窟、乐山大佛）、古城类（丽江古城、平遥古城）、农业类（哈尼梯田）、山岳类（武当山）。然而，这类研究通常未与一般性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活动影响研究相区别，同质化倾向较重，只强调了普遍性，未凸显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特异性。更重要的是，现有研究多停留在传统的“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范式，却少有从“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探讨旅游活动所带来的影响。虽然传统范式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旅游活动给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及其综合效应，但却并不能明确回答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这些影响是总体有利于还是不利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第二，如果属于“有利于”，其程度如何？如果属于“不利于”，其程度又如何？

综上所述，亟需开展关于“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的研究，以弥补既有成果的不足。围绕上述议题，提出3个研究子问题：其一，什么是“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其二，如何对“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进行评价？其三，旅游活动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如何？以这些问题为导向，本文所做的工作能够从概念、评价与案例三个方面形成较为系统的关于“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的专题成果，不仅拓展了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社区影响的研究视角，而且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管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1 文献综述

1.1 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

依据《世界文化遗产监测规程》（征求意见稿），世界文化遗产地指的是在历史、科学、艺术方面因其突出、普遍价值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实施特殊保护的古迹遗址所在地的总称，包括核心区和缓冲区。自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Tennis提出“社区”概念并于20世纪3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有关社区的定义不下百种，但一直未形成权威界定。不管“社区”如何定义，始终都包含着地理区域、社会互动、共同关系三点特征。据此，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定义为由生活在世界文化遗产地核心区、缓冲区或周边地区的，对世界遗产价值有一定影响的，具有相同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以及旅游发展利益诉求的居民，长期占据一定空间集中开展各类生产生活活动而形成的社会群体、群体关系以及人地关系的总和。基于系统论，其构成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的经济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

世界文化遗产社区是世界文化遗产地的重要构成要素。目前学术界有大量研究围绕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展开。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课题组曾根据世界文化遗产地与社区的地缘关系，以及遗产突出普遍价值与社区的关联程度，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分为原生型、共生型、伴生型、无居民型四类（表1）：“原生型”是共同生长相互依附的关系；“共生型”指彼此互利地生存在一起的关系；“伴生型”指两者生存在一起，相互影响并不大的关系；“无居民型”认为遗产地内因无居民把居民排除在遗产之外。然而，“无居民型”的分类并不太合理。实际上，这类遗产地的社区主要是遗产地周边地区。例如，八达岭长城景区原有少量居民，但目前基本都已搬迁到八达岭镇，包括八达岭镇社区和15个村。这些居民对遗产地发展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活动也应该纳入研究视野。

表1 基于社区视角的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分类、特征及案例

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规划往往把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看做威胁遗产安全的主要因素。然而，遗产地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已经与遗产本体一起构成了遗产环境之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与遗产本体一起受到尊重与保护。片面地认为核心景区所有社区居民必须一律外迁的观点在实际建设中应引起高度重视。事实上，一些规模较大的遗产地（如汉长安城遗址）内有大量的居民和聚落，将其全部迁出需要巨额的资金，政府因财力所限有相当大的实施难度。

1.2 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

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关注，学界也开始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进行研讨。可持续发展并非“可持续”与“发展”的简单叠加，而是前者对后者在时空方面的限定。其中，“可持续”是核心，本质是“发展”。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可持续”是准则和规矩，是对“发展”方向与方式起到保驾护航作用的科学约束。如果把“发展”理解成一种量的扩张与提升，那么“可持续”就是其内在质的保证。因此，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在于各子系统协调发展。所以，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常被理解为同一概念。

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层面较多，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给出的定义也很多。总结起来，代表性的有自然、社会、经济及综合性定义4种。其中，自然方面的定义强调和谐发展，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及不可再生资源，限量使用，实现人地关系的和谐，这也是可持续发展涉及的最重要的方面；社会方面的定义强调公平分配，满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代际需求；经济方面的定义强调可持续性，主要指地球自然系统自身承载力范围内的持续经济增长。挪威前首相Brundtland夫人于1987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经典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

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并非指经济、社会、生态某一方面的发展，而是以协调人—地关系为核心的经济社会—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的发展。据此，“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可理解为由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的经济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改善而引致的社区整体状况的朝良性方向发展。进一步地，判断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是否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有两个条件：其一，不管由何种因素单独或哪些因素联合引起了变化，与原来的状态相比，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的经济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出现了协调改善。其二，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的经济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改善引致了社区整体状况的朝良性方向发展，且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只有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我们才认为符合条件的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中。

1.3 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

按研究对象的不同，旅游影响可分为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三方面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旅游影响研究始于英语国家，最初注重经济方面，且以正面影响为主。相比旅游经济正面影响，旅游经济负面影响更容易被人忽视。近几年来，国内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热度和深度有所增加。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是指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及文化方面带来的影响。事实上，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并不总是能简单进行“正”“负”二元划分，也并不能将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变化完全归因于或寄托于旅游。旅游环境影响在旅游研究的早期被学者所忽视。广义的旅游环境包括生态、社会、文化环境三个维度。在实际研究中，可根据研究目的仅限定于某一方面。本研究中的旅游环境仅指旅游生态环境。由于旅游活动的复杂性，旅游环境影响虽难以准确评价，但却是旅游环境保护与控制的基础。

旅游影响在旅游目的地社区层面尤为突出，旅游目的地社区是主要承受者，因此可以从社区居民感知的视角研究旅游影响。还有两方面的原因决定了这一方法论的适用性：一方面，社区居民是旅游目的地核心利益相关主体之一，旅游目的地可持续旅游需要社区居民参与和支持，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构成了旅游项目、旅游规划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对于难以进行精确评价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居民感知测度是常用的方法。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属于旅游心理学的范畴，指的是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知觉，具有一定主观性和动态性，包括旅游经济影响感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和旅游生态环境影响感知。其中，旅游经济影响是社区居民感知最明显和最重要的方面。旅游影响感知量表是国内外学者用以测度微观层面（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旅游影响的常用工具。

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是由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进一步引起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状态的改变。按作用性质的方向划分，可分为正向、中性和负向影响三类，依次对应旅游活动有利于、既无利于也无不利于、不利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如果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满足了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条件，则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就是正向影响；反之，则是中性影响或负向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为获取所需的数据，设计了《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量表》。所有题项均采取中性表述（极大地增加、增加、没有变化、减少、极大的减少），以减少对被调查者的诱导作用。

2014年10—12月，对五台山、泰山、殷墟、武当山、丽江古城5个遗产地居民进行预调查，每地发放调查问卷50份，累计回收问卷250份，有效问卷240份，有效回收率98.00%。2015年1—3月，课题组分别在龙门石窟、殷墟、武当山、五台山、曲阜三孔、丽江古城、平遥古城、泰山、嵩山少林寺9个遗产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正式问卷调查。总共投放问卷2 250份，有效回收1 810份，有效回收率达80.44%。此外，设计了《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调查问卷》，向嵩山少林寺、殷墟、武当山、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曲阜三孔、龙门石窟7处世界文化遗产地的36位居民发放，请居民打分，获取有效问卷36份，有效回收率100.00%。

2.2 指标体系

“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其进行评价需要构建指标体系。依据旅游影响理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四条“旅游业发展应当遵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设定目标层为“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的综合影响（）”，一级指标“旅游活动的社会文化影响（）”“旅游活动的经济影响（）”“旅游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利用预调查的数据，经5次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3个因子（累计贡献率为59.710%）和归属明确、因子载荷大于0.59的题项12个。总量表及分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信度值均大于0.700，较理想。利用权重问卷数据和层次分析法软件yaahp 6.0计算权重，得到完整的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表2 量表的信效度分析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3 评价标准

本文设定的《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的评价标准》为：4.25—5.00，极高水平；3.50—4.25，较高水平；3.00—3.50，一般水平；2.00—3.00，较低水平；2以下，极低水平。

结合《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的评价标准》和“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概念，提出《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的评价标准》为：

当＜3.00时，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为“负向影响”，旅游活动不利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其中，当2.00≤＜3.00时，旅游活动较不利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当＜2.00时，旅游活动极不利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

当3.00≤≤3.50且、、至少有一个小于3.00时，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为“负向影响”，旅游活动不利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

当3.00≤≤3.50且、、均大于或等于3.00时，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表现为“中性影响”，即旅游活动既无利于也无不利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

当＞3.50且、、至少有一个小于3.00时，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为“负向影响”，即旅游活动较不利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

当＞3.50且、、均大于或等于3.00时，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为“正向影响”，即旅游活动有利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其中，当3.50＜≤4.25时，旅游活动较有利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当4.25＜≤5.00时，旅游活动极有利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

3 评价结果与分析

3.1 影响评价

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就旅游活动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及可持续发展影响进行评价，具体步骤如下：

3.1.1 一级指标的多因素评价矩阵

由表3可得一级指标社会文化影响（）、经济影响（）、生态环境影响（）的多因素评价矩阵，分别记为N，N，N，则：

表3 旅游活动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的居民感知数据

3.1.2 一级指标和目标层的隶属度矩阵

记一级指标、、的模糊评价集分别为K，K，K，权重矩阵分别为W，W，W，则：

由此可得一级指标归一化处理的总隶属度矩阵为：

记目标层“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的综合影响（）”的隶属度矩阵为K，权重矩阵为W，则：

K=WK=（）

3.1.3 一级指标及目标层评分矩阵

记李克特五点量表的评分矩阵为L=（1 2 3 4 5），记目标层、一级指标的评分矩阵分别为S，S，则：

由此可知，“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的综合影响（）”得分为3.184，“旅游活动的社会文化影响（）”“旅游活动的经济影响（）”“旅游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得分分别为2.918、3.368、3.305。

依据《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的评价标准》，旅游活动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的综合影响属于“一般”水平。其中，旅游活动的经济影响和生态环境影响属于“一般”水平，旅游活动的社会文化影响属于“较低”水平。

依据《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的评价标准》，旅游活动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表现为“负向影响”，旅游活动不利于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从指标分值来看，主要制约因子在于旅游活动的社会文化影响水平较低。

同理，可得旅游活动对我国9个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及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价（表4）：

表4 旅游活动对我国9个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及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价

（a）从指标得分/旅游活动影响评价来看，在“旅游活动的社会文化影响（）”上，除曲阜三孔、平遥古城属于“一般”水平，其余遗产地都属于“较高”水平；在“旅游活动的经济影响（）”上，除五台山、平遥古城属于“较低”水平、“一般”水平，其余遗产地都属于“较高”水平；在“旅游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上，除五台山、嵩山少林寺属于“较高”水平，其余遗产地都在“一般”水平及以下；在“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的综合影响（）”上，丽江古城、嵩山少林寺、武当山、殷墟、龙门石窟属于“较高”水平，其余遗产地属于“一般”水平。

（b）从指标得分排序来看，在“旅游活动的社会文化影响（）”上，从高到低依次是丽江古城、武当山、殷墟、龙门石窟、嵩山少林寺、泰山、五台山、曲阜三孔、平遥古城；在“旅游活动的经济影响（）”上，从高到低依次是曲阜三孔、丽江古城、殷墟、龙门石窟、武当山、泰山、嵩山少林寺、平遥古城、五台山；在“旅游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上，从高到低依次是五台山、嵩山少林寺、龙门石窟、武当山、殷墟、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泰山、曲阜三孔；在“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的综合影响（）”上，从高到低依次是丽江古城、殷墟、龙门石窟、武当山、嵩山少林寺、曲阜三孔、泰山、平遥古城、五台山。

（c）从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价来看，旅游活动对丽江古城、殷墟、龙门石窟、武当山、嵩山少林寺5个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为“正向影响”，旅游活动较有利于这些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旅游活动对曲阜三孔、泰山、五台山3个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为“负向影响”，旅游活动不利于这些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旅游活动对平遥古城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为“中性影响”，旅游活动既无利于也无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

3.2 重要性-表现分析

3.2.1 总体情况

参考有关研究，作出旅游活动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的总体情况IPA图（图1），可知：

图1 旅游活动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的总体IPA

（a）仅“居民就业机会（B3）”落在第Ⅰ象限（右上区域），其得分和权重均高于平均水平，是我国遗产地应继续维持的方面，并努力追求更高的表现。

（b）落在第Ⅱ象限（右下区域）的二级指标有4个，包括：对游客的欢迎程度（A4）、休闲娱乐机会（B4）、商业投资机会（B5）、旅游基础设施（B6）。这些指标的得分高于平均水平，但权重低于平均水平，表现较好，不需要重点关注。

（c）落在第Ⅲ象限（左下区域）的二级指标有2个，包括：传统习俗保护（A5）、视觉舒适度（C6）。这些指标的得分和权重均低于平均水平，是可继续提升的方面，但不是比较急迫的内容。

（d）落在第Ⅳ象限（左上区域）的二级指标有5个，包括：工艺品地域特色（A1）、本地文化认同感（A2）、自然植被（C1）、空气质量（C2）、水体质量（C4）。这些指标的权重高于平均水平，但得分低于平均水平，是急需调控与提高的方面。

3.2.2 多案例分析

图2为9处世界遗产地的IPA图。通过比较发现，结论基本与图1的发现一致：（a）二级指标工艺品地域特色（A1）、本地文化认同感（A2）、居民就业机会（B3）落在第Ⅰ象限（右上区域）的频率更高。这些指标的得分和权重均高于平均水平，是九个世界文化遗产地应继续维持的方面，并努力追求更高的表现；（b）二级指标对游客的欢迎程度（A4）、休闲娱乐机会（B4）、商业投资机会（B5）、旅游基础设施（B6）落在第Ⅱ象限（右下区域）的频率更高。这些指标的得分高于平均水平，但权重低于平均水平，不需要重点关注；（c）二级指标传统习俗保护（A5）、视觉舒适度（C6）落在第Ⅲ象限（左下区域）的频率更高。这些指标的得分和权重均低于平均水平，是九个世界文化遗产地可继续提升的方面，但不是较急迫的内容；（d）二级指标自然植被（1）、空气质量（2）、水体质量（4）落在第Ⅳ象限（左上区域）的频率更高。这些指标的权重高于平均水平，但得分低于平均水平，九个遗产地均急需调控与提高。

图2 旅游活动对我国9个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的IPA

4 研究结论

聚焦世界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议题中的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了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的评价方法，通过对我国9个典型世界文化遗产地1 810名社区居民的感知调查，运用模糊综合评价和重要性—表现分析方法分析后，得出了4点主要结论：

其一，旅游活动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的综合影响得分为3.184，属于“一般”水平。其二，3个维度中，旅游活动的经济影响得分最高，为3.368；其次为旅游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得分为3.305，这两方面影响属于“一般”水平；旅游活动的社会文化影响得分最低，为2.918，属于“较低”水平。其三，旅游活动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为“负向影响”，旅游活动不利于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其四，运用IPA方法分析的结果表明，工艺品地域特色、本地文化认同感、自然植被、空气质量、水体质量指标的权重高于平均水平，但得分低于平均水平，需要提高。

综上所述，旅游活动不仅没有给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带来显著的促进作用，反而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主要问题有：其一，亟需改善包括工艺品地域特色、本地文化认同感在内的社会文化问题。其二，亟需改善包括自然植被、空气质量、水体质量在内的生态环境问题。其三，亟需协调好旅游活动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均衡发力”。其四，五台山、平遥古城、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活动给社区居民就业机会带来的影响表现较差，也需要给予一定关注。

5 结语

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旅游活动是影响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本研究首次就“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这一复杂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提出了评价方法。具体而言，“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其进行评价需要构建指标体系。本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为“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指的是为了实现关于“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这一复杂概念与研究对象状态的科学、准确、动态评价，依据一定方法建立的包含若干层级的、逐级分解的、由多个单项测量指标及相应权重值构成的综合评价与定量管理工具。通过计算各级指标值并结合《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的评价标准》，可对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影响进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结合《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的评价标准》，可对旅游活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方向、大小）进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