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玉成 张志超

摘 要：使用2006—2014年41个国家对华贸易摩擦数据，研究经济周期與国家形象对贸易摩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贸易摩擦具有“逆周期”特征，经济下行趋势加剧贸易摩擦;积极（或消极）国家形象对贸易摩擦具有负向（或正向）作用，相对国家形象也有相似结论;经济周期与积极（或消极）国家形象的乘积项对贸易摩擦有负向（或正向）影响，即经济周期会扩大积极（或消极）国家形象对贸易摩擦产生的负向（或正向）作用;贸易摩擦与体现经济周期“非对称性”的经济增长动力差异以及意识形态差异均呈正相关关系。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出口产品竞争优势、扩大内需以及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是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不二选择。

关键词：贸易摩擦;经济周期;国家形象;国家体制;文化观念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2）01-00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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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普遍下滑且增长动力匮乏，经济全球化已从高速推进期进入调整期，呈现出速度放缓、格局分化以及规则重构等新特点。受世界经济持久性衰退的影响，全球贸易需求下降明显且在后期长期处于疲软状态，致使企业出口乏力;国内外市场需求显著减少，迫使企业增加裁员规模，导致失业率上升;企业间竞争不断加剧与非关税壁垒盛行引起的出口成本增加造成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在出口乏力、高失业率以及利润减少的“三重压力”下，各国纷纷对进口产品加大限制性贸易措施，以加强对国内相关产业的保护，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势头越发明显，国家间贸易摩擦呈现出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与此同时，以国家形象为导向（如图2所示），夹杂着“本国优先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孤立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的贸易冲突愈演愈烈，导致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欧美部分发达国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与相对经济增长优势持“偏见性”态度，其中对中国尤为明显。他们认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威胁”到本国经济安全，其出口贸易具有“不公平竞争性”并“挤占”本国市场，因此，他们通过刻意挑起贸易纠纷来遏制这种“威胁”以保持相对优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国家形象为导向的贸易摩擦在下行式经济周期的作用下有加剧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长期低位徘徊，为转移其承受的巨大政治与社会压力，他们将多种原因造成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以及产业空洞化等问题过度地归咎于与他国的贸易赤字，有意制造并扩大与他国的贸易冲突，阻碍他国商品进入本国。

据此，经济周期对贸易摩擦有何种影响？提升国家形象是否有利于减少与他国的贸易摩擦？经济周期是否扩大了国家形象对贸易摩擦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答成为本文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另外，本文就中国如何应对贸易摩擦、改善国际形象以及打开对外开放新局面等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构建

（一）关于经济周期与贸易摩擦

经济周期是立足于长期并对市场环境周期性波动规律做出的概括和描述。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周期体现为世界范围内的周期性规律，如1929—1933年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滞涨”，以及始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并持续至今的全球性衰退。贸易摩擦是国家政府结合具体市场环境对贸易实践做出的“政策性安排”，贸易摩擦主要受经济与政治两方面的影响。

从经济方面来看，在全球经济普遍下滑且明显缺少增长动力的情况下，为维护自身利益，由反倾销、反补贴以及贸易限制性措施等组成的临时性贸易壁垒（temporary trade barrier，TTB）呈现出“逆周期”（counter-cyclical）特征，即随着经济的下行，临时性贸易壁垒出现的次数与频率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种临时性贸易壁垒会引发双边的贸易纠纷，加剧双边的贸易摩擦[1]。经济下滑、市场衰退会加剧国家间的产业竞争，增加双边贸易摩擦的概率。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与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业相比，制造业的重要性愈发明显，美国通过启动“再工业化”战略来提振经济与促进就业。然而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中国在传统要素方面的优势逐渐减弱，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已经“迫在眉睫”，加快制造业发展并培育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两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会影响我国向美国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促使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2]。另外，在经济下行周期，受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贸易差额波动比较显著，国家间发生贸易摩擦的频率升高。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国际市场汇率波动比较频繁，容易引起国家间贸易失衡，各国政府通过出台多种进口保护政策来努力扭转这种失衡，但这些进口保护政策会加剧国家间的贸易摩擦[3-5]。

从政治方面来看，毛燕琼[6]指出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的“政治性倾向”越发明显。该研究显示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为获得国内政治势力的支持并将国内的突出矛盾向外转移，一些国家故意挑起贸易冲突，使贸易摩擦明显增加。这在2009年的中美轮胎特保案中表现得尤为显著。林乐芬和唐昆[7]的研究认为，中美之间“此起彼伏”的贸易摩擦主要是源于美国对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在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经济失衡，由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组成的“双赤字”居高不下，美国政治集团通过展现自身的“鹰派作风”来获得选民们的支持。这些美国政治集团刻意夸大来自中国的贸易威胁，刻意挑起双边的贸易争端，使得贸易摩擦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显示经济下行周期可能出现更多的贸易摩擦，即经济下滑的同时贸易摩擦数量反而增加，从而呈现出一种“逆周期”特点。基于此，就经济周期与贸易摩擦之间关系提出假设1。

假设1：贸易摩擦具有“逆周期”特征。

（二）关于国家形象与贸易摩擦

国家形象属于国家软实力（Soft Power），是一国（或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自然要素的综合展示，是国际认同感和信赖感的体现。作为软实力的国家形象会对一国开展的国际贸易产生显著影响。Rose[8]把国家形象纳入软实力范畴，研究了国家形象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发现出口国的国家形象越正面，越有利于扩大出口规模。与之相似，国内相关研究也揭示了文化认同与对外经济发展间的正相关关系[9]。然而，对国家形象所产生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出口表现[10]、出口二元边际[11]、贸易模式[12]以及贸易利润[13]等方面，忽视了对贸易流动结果——贸易摩擦这一视角的研究。

从全球化实践来看，在后危机时代，增速普遍放缓与增长动力匮乏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常态。然而在此背景下，中国倡导构建包容与开放的多边主义并反对单边主义，多措并举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倡优势互补与互惠双赢的区域间经济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事务，努力为不确定性日益上升的世界增加确定性，充分展现了大国担当，中国的积极国家形象越发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与他国之间的贸易冲突。从学者们的研究来看，邓路和刘德学[14]基于引力模型研究了国家形象对出口的影响，发现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明显提高一国的出口规模，另外，良好国家形象水平更高的国家所能出口的商品种类也更多，在进入海外市场方面也更具优势。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体现了该国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助于促进国际交流和国际贸易。当一个国家的形象得到进口国的认可时，该国将获得更多的出口[15-17]。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就积极国家形象与贸易摩擦的关系提出假设2a。

假设2a：积极国家形象与贸易摩擦负相关。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家形象反映了一国营商环境水平的高低，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可持续性有重要影响。Newburry等[18]对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由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形象带有“歧视性”，使得前者主观认定后者的产品质量低劣，从而影响后者商品的市场进入率。由于生产背景、生产标准以及技术水平等具有差异性，发达国家倾向于认定发展中国家产品生产过程为“非合法性”，提高对后者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频率，阻碍后者产品的进入。Gallego等[19]研究了早期出口國与晚期出口国的出口行为，该研究显示，与早期出口国相比，晚期出口国在出口活动中具有“后来者劣势”。由于营商环境与法律法规等差异以及承担外来责任（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进口国往往对晚期出口国的形象以及商品带有“偏见性”。另外，由于是后来者，进口国为保护国内生产厂商，倾向于通过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来限制其商品的进入。杜晓君等[20]利用联想和中远集团的案例对外来者劣势的克服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组织身份合法性缺失是外来者劣势加剧的重要因素，较差的产品质量与低效运行的商业诚信体系加重了中国负面形象，增加了企业对外贸易与投资的成本。此外，对国家形象的评价也带有“政治性色彩”。王孝松和谢申祥[21]指出，印度政府一直以来强调中印两国间的竞争关系，借机取得国内政治势力的支持，增加对华的反倾销行为。这也体现出印度企图通过增加对华贸易摩擦来打击中国，以谋求“龙象之争”中的竞争优势。根据上述分析，就消极国家形象与贸易摩擦的关系提出假设2b。

假设2b：消极国家形象与贸易摩擦正相关。

国际经贸关系的构建与运行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参与者利益博弈的结果，因此，国家形象对贸易摩擦的影响也可以从贸易摩擦“当事者”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程度角度来展开，这里称这种彼此的认知程度为相对国家形象[22]。对比来看，国家形象体现为“单边”的认知，而相对国家形象则体现为“双边”的认知。根据假设2a与2b的分析，可以认为相对国家形象也存在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较高的积极相对形象具有“相看两不厌”的内涵，对经贸关系塑造具有重要影响[23]。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受到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制度性因素主要包括国家体制、市场以及法规等;非制度性因素主要包括文化观念与道德水平等。积极相对国家形象表示两国在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性因素方面具有“接近性”，并体现为双方对彼此的体制、市场环境、法律法规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认同感。这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经贸关系，有助于化解贸易争端，降低贸易冲突“硬对抗”的概率。与之相对，消极相对国家形象则体现为双方对彼此的政治体制、营商环境、法律公正度以及教育水平等的一种“排斥”，甚至是“敌视”。受此影响，两国间的贸易争端日益增多，贸易冲突不断升级。根据上述对比分析，就相对国家形象与贸易摩擦的关系提出假设2c与2d。

假设2c：积极相对国家形象与贸易摩擦负相关。

假设2d：消极相对国家形象与贸易摩擦正相关。

（三）关于经济周期与国家形象的调节机制

国家形象对贸易摩擦的影响（即：国家形象的贸易摩擦效应）容易受到具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的影响，而经济周期是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重要体现，从该意义出发，经济周期可能会对国家形象的贸易摩擦效应产生调节作用。在研究这种调节作用之前，首先要厘清经济周期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如果经济周期与国家形象两者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因果联系，那么可能会造成较高的多重共线性，从而影响回归结果和实证结论的可信性。从国家形象与贸易摩擦的指标特征看，国家形象基于学术机构与代表性媒体的调查问卷统计，数据在年度间波动显著，而经济周期则建立在宏观GDP增速数据基础上，并变现为二值变量，年度间“粘性程度”较大，波动程度比较有限。因此，综上可以认为经济周期与国家形象不存在因果联系。

这些年，中国坚定奉行包容与开放的多边主义，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持续加强与他国的经贸往来，这些举措为中国在国际上树立了积极正面的形象。而在下行式经济周期的衬托下，这种正面形象被进一步加强。中国多措并举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倡优势互补与互利共赢的区域间经济合作，不断为低位徘徊的世界经济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为陷入结构性低迷与增长限制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动力与活力;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相关事务，加强与他国在灾难应对方面的合作。可见，中国的负责任大国担当形象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衬托下被进一步增强，而这种正面形象有利于缓和与他国的贸易争端。依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