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把每一本书的后记当成展示情感的舞台。这一次要谈的题目是友谊。

在大多数人看来，我是一个“拧巴”的作者，没有按照传统的规矩长起来，不出身于文学和历史专业，而是学习理工出身。到2006年时，我的身份还是一个典型的理工科人士，曾经学习过机电，后来则是做软件，但在那一年，我却走入了死胡同。

我一直想写作，却一个圈内人也不认识，甚至自己都没有足够的勇气说我喜欢写作，结果把自己逼得差点得了抑郁症，找不到任何出路，感到绝望。

那时候相信我有写作天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父亲，他相信我所做的一切，却无法提供帮助;另一个是我的同学文学锋（文子）。那时候，不管我写了什么，都会给文子看。在学校时他就是著名的才子，而我却一直不学无术。可是，在毕业之后的很多年里，他一直无条件地相信我的写作才能。那时我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只有两位读者，父亲和文子。文子给我的每一篇文章写评论，不在意我没有读者。

直到最后，就算在文子面前我也装不下去了，我已经接近崩溃，认命了，甚至都不再相信自己的天赋，只想把这一生混过去。我想跟文子承认，我已经放弃了，但面对他時我说不出口，因为他还在认真地评价我的每一篇文字，逼着我演下去。

我甚至不知道他是真的相信，还是在逼迫我继续努力。但我不敢问他，我不想让他失望。

最后，他似乎也发现我进了死胡同，劝我去找一份和文字相关的工作慢慢尝试。可是我找不到，也不认识人，真的一个人也不认识。文子想把我介绍给某报纸的编辑，让我写点评论，可实际上我写不出来。但我又不能这么说，只能找别的借口拒绝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实在没办法了，文子才将我推荐给他的导师：中山大学的鞠实儿教授。在文子的极力推荐下，教授决定给我一个机会，将我“转手”给他的另一个学生、当时《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版的编辑戴志勇，戴志勇再“转手”一道，将我推荐给报纸的科技版主编卢爱芳。

就这样，完全没有文字工作背景的我摇身一变，进了全国最好的财经类报纸之一。

十年后，当我再见到《21世纪经济报道》前主编刘晖时，他提到了当年决定招我的过程，我才知道，到底要不要我，曾经在报纸的产业经济版（科技是产经的子版块）掀起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实在没有看到我有任何文字工作背景，但最后担任负责人的刘晖却决定给我机会：因为只有让一个人尝试，才知道他适不适合。

《21世纪经济报道》多年来一直秉持丛林原则，它给了许多“拧巴”人机会，体育生、医生、程序员、爆破员等都能得到机会进入这家报纸，在这里得到锻炼。然而它又是严酷的，对于不合格的人就坚决淘汰，哪怕是科班出身。

到了报社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浅薄，一篇合格的稿子都写不出来。那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不能让文子看不起，于是咬牙坚持着，前几个月常常在办公室睡到天亮，望着电脑屏幕上的文字，一遍遍改，又一遍遍被编辑骂。

到了转正的那天，我终于有了第一个文字工作者身份——记者。这不仅是一个身份，还意味着巨大的锻炼和学习机会，使得我学会了对文字的敏感、对读者的尊重，以及谋篇布局的考究。

但我从来没敢去问文子，当初他凭什么这么相信我，特别是在我自己都已经暗中放弃了的时候。信任，即便对于现代人也是一个略带玄学的问题，为什么你会信任这个人，却拒绝了另一个？我担心一旦问出这个问题，他会给出一个非常普通的答案，我宁肯相信他的信任是那么伟大，让我明白了互相信任的朋友是多么重要。

好朋友的标准，不仅是生死场上的两肋插刀，还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他都坚定地相信你，甚至比你自己都相信你，并在最关键的时刻，提供给你展示才华的机会。

也正因为《21世纪经济报道》给我的机会，我绝对相信刘晖和出版人沈颢，相信他们的清白、担当和勇气。

二

我从这份报纸离职后，仍然追寻着我的写作梦。但这时我却发现新闻写作和书籍写作还是有区隔的，我有了记者的身份，但仍然不认识出版圈的人。于是，又有一群朋友伸出了援助之手。

在我没有收入的时候，好友周杭君常常以各种名义给我送东西，既不让我感到难堪，又让我能够接受。她向我传达的信息也是：因为相信一个人的才华，才会提供帮助。直到现在我已经不再缺钱，但还是会收到她的“物质关怀”。

当时的网易科技主编帅科听说我离职了，二话不说让我隔三岔五帮他写稿子，给稿费又不用坐班，于是我有了一份糊口的活计。现在，帅科已经成了一家估值数百亿人民币的科技公司的元老，他也是一个肯于拼搏的人，到了收获的季节。

在众多的人中，有两个人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

在我联系不到出版社，也缺乏作品的时候，我的前同事谷重庆正在为台湾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前负责人戴立宁写传记，为了给我认识出版社的机会，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写作，这就有了我的第一本书《一以贯之》（合著），我习惯上称之为“戴立宁传”。靠着这本书，我结识了位于杭州的蓝狮子出版公司的副主编王留全，我最初的几本书都是在他那儿出版的。

在没有名气的时候，出书并不赚钱，不得不靠做影子写手赚钱，又是谷重庆将他最重要的关系介绍给我，让我获得一定的收入，坚持下去。

我最怀念的时光之一，就是那段时间，我每个周末都要去谷重庆的家里，他的妻子李超给我们做着精美的晚餐，我们则商谈着写作的规划。那段时间虽然辛苦，却由于有他们，我体会到了一种家庭温暖。

几本书之后，我决定将出版关系迁到北京。我的朋友秦旭东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离开杭州之后的第一本书放在了中信出版社出版。

之后，我的每一本书都能体会到他的关心。秦旭东的帮助是全方位的，他曾经数次帮我卖过稿子，在出版之前先在杂志或者网络上发表，获得足够的收入，在出版成书之前，我的创作成本和生活费都已经有了保障。当我的新书需要推荐人的时候，也是他奋力地帮忙联系推荐人。由于当记者的时间很长，他的圈子简直涵盖了中国最有理想的那批新闻人，而他将这些人完全开放给我，让我尽情地“糟蹋”。

在秦旭东的帮助下，我从一个没有信心的叫花子慢慢变成一个颇具自信的写作者。

我也同样不知道谷重庆和秦旭东为什么这样帮助我，我能想到的，也许只是因为他們看出了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当你表现出不肯放弃自己的理想时，总会有人愿意无私地相信你、帮助你。不管是对文学锋，还是对谷重庆、秦旭东，我都没有任何办法进行物质上的回报，唯一可能的，就是在每一本书的书后，都写上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我也想通过我的经历，向读者传达一种信念：只要你在做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并坚持下去，到最后，总会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愿意提供帮助。吸引他们的不是你能带来多少回报，而是他们看到了你的理想，并愿意帮助你发光。

三

《丝绸之路大历史》是一本综合的作品。之前，我的作品大都分成了两条线：

第一条线是研究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为此，我走访了世界上许多地方，我认为，除欧美之外，中国人对世界其余部分并不十分了解，比如印度，以及中国的近邻东南亚、中亚、蒙古，加之更遥远的中东、非洲。当我访问过这些地方，惊奇地发现，它们恰好就是“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地区。

第二条线是研究现代中国在历史上的定位。我从财政、治理思想和军事三个方面对中国历史进行了解读。

当两条线的研究做完之后，一个现成的题目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在古代中国，人们是如何认知世界的，这既牵扯到世界，也和历史有关。

如果没有走遍丝绸之路沿线的地区，那么研究这个题目是不够深入的，只有看到世界的多样化，并了解了这些地区在历史上的地位，站在当年的废墟之上，才能更加深刻地去看它们和古代中国的互动。

中国是一个史料丰富的国家，在对外交往方面的史料虽然不如内政资料丰富，但仍然是世界上外交史料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因此，要写这样的书，也必须将和丝绸之路有关的古籍通读之后，才能写出来。

去过相关国家，通读相关古籍，是两个并行的要素，恰好我都已经接近完成，因此，这本书的写作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此外，在我的规划中，本书也是另一个三部曲（丝绸之路三部曲）的第一部。

《丝绸之路大历史》以写古代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以及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为主，这部书现在已经摆在了读者的面前。

在第二部中，我将以“剩余的世界”为题，主要写“一带一路”国家的现实状况，以及探讨它们的近现代史，它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当人们言必称欧美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除欧洲之外，剩余的世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大都受到过殖民统治，现在又都独立了，却又伤痕累累，带着各种问题。这部书是我周游“一带一路”国家的总结之作，之前，我曾经写过六本观察性记录，分为“亚洲三部曲”和“穿越三部曲”，其中五本已经顺利出版，“穿越三部曲”中的一本（《穿越劫后中亚》）则由于某些原因折戟沉沙。“剩余的世界”不是一个新的题目，而是对我过去观察的总结，也希望读者通过这一本书就可以看到我观察的视角。

至于本系列的第三部，也是最艰难的一部，我想写中国人在海外的闯荡，因此书名暂定为“龙的闯荡”。当在海外旅行时，我最感慨的还是勤劳的中国人在海外的打拼，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涉足世界性贸易，然而他们当年都经历过极端的艰难。因此，如果说丝绸之路，那一定离不开叙述中国人的海外事迹。从目前来说，或许我是最有条件写这样作品的人，但是，必须承认，我到现在还没有积累足够的材料，也许必须等我写完第二部，才有可能进入这个主题的搜集。至于写作和出版周期，现在还不能定。

四

除上面提到的朋友之外，我还想对以下朋友表达感激之情：

生活中的朋友：沈碧芸、李岷、洪波、张蕊、屈波、卓巧丽、张赋宇、王力、黄一琨。

工作上的朋友：董曦阳、雷戎、李杰、陈德、刘浩冰、李博、赵娜、张根长、李栋、王宏丹。

对我有帮助的同道：林达、羽戈、王小明、鄢烈山。

以及我的妻子梦舞君，我的父母郭连生、张桂琴。

我要特别感谢长期合作的插画师张菀蕾、责任印制董建臣和封面设计师刘军，我近几年出版的书在装帧效果上有赖于你们专业认真的工作，并为书籍本身添彩不少。

在我一生中，对我性格的塑造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祖父母郭保成、李玉萍。他们在做人上对我严格要求，在兴趣上永远支持我的选择，不施加任何的压力。他们给了我最自由的童年，陪伴我直到成人，但在我上大学之后不到半年就相继去世。他们离开时，我没有守在身边。他们是我最重要的人，也是我此生最愧对的人。

本书草稿、初稿、终稿作于大理风吼居，最后修改时，恰值2020年COVID-2019病毒肆虐之时。

在正史中，大都有《西域传》等专传记载海外与中国的交往史。

在编年类史书中，也往往会列出中外交往情况。

根据正史和编年类史书改编的纪事本末体，也含有部分外交材料和外国地理情况。

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会要类书籍以及以《通典》《通考》为代表的政书中，大都有关于四夷的专章。

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是古代的佛教典籍和佛教记载，由于僧人是活跃的古代旅行家，他们的见闻也构成了本书重要的参考文献。

此外，外国人的见闻和回忆录则弥补了部分中文文献的不足。唐代同期的阿拉伯世界崛起，给我们带来了一批优秀的国外作者的史地作品。元代之后西方的复苏和崛起，使得西方对“一带一路”的记载在数量上超越了中国的史料。

在写前几本书时，我刻意避免参考现代人的作品，并拒绝使用他们现成的观点，将参考书的年代大都截至民国以前，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将一些僵硬的史观带入我的作品之中。但在写本书时，由于现代人研究成果的丰富性，我不可能不使用现代文献，特别是冯承钧、张星烺、向达、方豪、余太山等人的译著或者著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了丝路研究绕不过去的里程碑。

（郭建龙：《丝绸之路大历史》，天地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