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

一、中国三千年思想之两次巨变

中国的学术思想自春秋到汉朝武帝时代，景观一变。从春秋到汉之初叶，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解放的时代。独立自高的学者，从孔子到淮南王（刘安）纷纷以著作济世，出现了一个诸子争鸣、百花齐放的“子学时代”。到了汉武帝，因用董仲舒之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两千年来中国之思想虽不必统一于儒学，但却再无足以与儒家分庭抗礼者，而儒家之学则取得了经学的地位。冯友兰说：“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自汉武一直到清末，从董仲舒到康有为，凡两千年，经学成为中国人的“思想的君主”（冯友兰语），故这一段历史，在中国学术思想上，被称为“经学时代”是十分确切的。

中国的学术思想，到清末民初，景观又一变。这一变，开启了中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此一变到底是什么？简言之，从经学转向科学是也，即经学自中国学术思想之王座退位，科学取经学之地位而代之，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之显学。两千年之经学为传统中国构建了一个具有儒家文化特质的农业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科学则使中国进入现代，使中国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开启了中国科学文明之新纪元。我此文的重点，在叙述经学在什么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而科学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又有如何的发展。

二、两千年的“制度化儒学”

汉武帝独尊儒学，儒学是指在教授六艺的基础上，由孔子等学者整理而成的六部典籍。汉代独尊儒学之后，因《乐》已佚失，故《诗》《书》《礼》《易》《春秋》被尊称为儒家“五经”。也因董仲舒之策，汉武帝于公元前124年创立太学，并设五经博士，“以养天下之士”。太学是中国帝国体系中的第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太学与经学于是结为一体。两千年来，历代有太学、国子学、国子监不同名称，其实质为讲授经学的教育机构。宋代，私人兴学，书院之地位重要，经学权威由太学转到书院。宋末年书院达三百到六百所，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声名最盛。而朱熹订正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也成为儒家之经典。其地位且超过“六经”。钱穆说：“（朱熹）退‘六经于‘四书之后，必使学者先‘四书后‘六经，更为中国学术史上有旋乾转坤之大力。”宋之后，“四书”与“五经”同为国家教育之核心，也成为隋代之后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自汉到清末，科举制度与太学的高等教育制度基本合一，成为帝国体系的核心组成。这是中国的政、教（育）合一，我曾称这种儒学（经学）为“制度化儒学”（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儒学与皇权绾结不可分割（“三纲”思想最体现“制度化儒家”之性格）。正因儒者为国家治理体系（文官制度）的中坚，故称传统中国为“儒者之国”（Confucian State）非不可也。

三、经学为传统中国最重要的“知识资本”

经学（“四书五经”为核心）之内涵与教育之功能，在《大学》一书中所讲的“八条目”，说得很清楚，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这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其终极愿景是《大学》开卷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企求在人间建立道德、伦理的文化秩序。此折射到政治上，便是儒家所推崇的“德治”。但我们必须指出，宋代“经学即理学”（顾炎武语），宋儒对于“内圣”之学讲得渊渊入微，精深透剔，实有胜于先秦儒学之论述。但不论程、朱之“道问学”或陆、王之“尊德性”，对于“外王”之学（治国、平天下）的阐述实无多所措心。唯千百年来，儒生通过科举入仕，便自然而然走上“通经致用”之路，以所得之于经学者，用之于“治国、平天下”了。康熙论“四书”说“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并于1678年设“博学鸿词科”，“广揽天下学子”。宋赵普为相时，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语，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通经”或真可“致用”。故经学在传统中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种“知识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被读书人看作是安身立命、修己立业的最大资源。古谚“遗子一经，胜过黄金一籝”，的确，两千年来，经学的“神圣性”与“实用性”是很少受到怀疑的。儒家经学所建构的“经学文明”长期以来巍然屹立在东亚大陆，它是一自足的政、教（育）合一的帝国体系。

四、科举制度，经学脱魅

中国的政、教（育）合一的帝国体系是被英国帝国主义发动的鸦片战争（1840—1842）打破的。之后，有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及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清朝不但荣光尽失，且濒于亡国的边缘。当时，朝野唯一像样的回应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自强运动，唯洋务自强运动的作为也只限于“开铁矿、制船炮”的初级的军事现代化。不错，在自强运动中，设立“同文馆”是一项重要的举措。“同文馆”除讲授外文外，亦设立有西学、西艺的课程，但根本上还未触及制度、学术文化层面的革新。及至甲午战争，清廷败于邻邦日本，朝野震动，乃有康（有为）、梁（启超）之维新变法（最重要的是君主立宪）及之后的“晚清新政”。维新的立宪变法虽失败，但对学术思想、教育制度等改革，并没有停止。

在这里，我要指出，作为中国的“思想之君主”的经学，在鸦片战争后已日渐暴露不足以应付“秦汉以来未有之世变”或“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李鸿章、严复语），经学所培育的人才已無法适应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纷至沓来的问题与局面。简言之，“通经”已未必能“致用”了。经学的“神圣性”已随世局之变而一层层剥落了。应该一提的是，经学在清中叶时已受到学者的质疑与批判。戴震指宋之“经学”（即理学）讲“去人欲，存天理”是“以理杀人”实是对经学的批判。而章学诚更提出了“六经皆史”之说，实在是对“经”即是“道”（近乎今日所谓之真理）的思想的一大挑战。他一方面破除“道在六经”（韩愈语）的说法，一方面更主张三代以下之道必在于史中求之。余英时认为“六经皆史”这个命题实带有尊史抑经的意味。“六经皆史”之说对经学之“神圣性”是有脱魅作用的，但经学之地位直至清末仍未真正动摇（民国史学家吕思勉评章学诚之说曰：“视凡古书悉为史材则通，谓六经皆史则非”）。真正使经学失去神圣光环的是清末的世局。事实上，经学地位之下降几乎与西学（主要是科学）之日渐受到重视是同时发生的。康、梁百日维新失败后，影响不减，“晚清新政”是接着百日维新展开的，晚清新政中最主要的是教育的改革，改革的口号是“远法三代，近取泰西”，但实际上只能“近取泰西”。1898年，清政府设立了“京师大学堂”等数所大学（在此顺便一提，日本明治维新在1886年建立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九所西式大学），京师大学堂引进了科学的课目，但经学仍有突出的地位。写到这里，我特别要说一说戊戌维新之前之后，一代儒臣张之洞因世变而生思想之变。张之洞一生以“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为行事指南，他以“三纲五常”为儒学的核心价值。但甲午战争后，他已觉得“外洋之强在于学”，“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更深感不仿西法，已难图全。戊戌维新前夕，张之洞著《劝学篇》，指出科举选士“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此时他对中西学术有“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想法，此即日后百口传颂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他此时更有“变法必自变科举始”之念。1905年，张之洞与袁世凯、赵尔巽等联名上书请废科举，清廷接纳所奏，下诏：

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行用一千四百年的科举制从此走进历史，而新式学堂由此变为养士取才的渠道。1905年清廷颁布的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之诏令中说：“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在新式学堂中，大量引进以科学为主的西学西艺，唯如前所述，经学仍保有一席地位。但对学堂的教育，章太炎曾有严厉批评。唐文权、罗福惠合著《章太炎思想研究》中指出，章太炎认为“官办新式学堂虽然也能给学生传播近代科学知识，但在政治上无疑是想造就维护封建王朝的奴才，向学生灌输忠君敬长、追名逐利等陈腐观念”。

五、“经学时代”结束，科学成为大学的知识核心

科举之废止，即宣示经学再非儒生进入帝国体系的入门券，可说是中国政、教（育）合一的“制度化儒学”的结束。科举废后六年，辛亥革命爆发，两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成为亚洲第一个以“共和民主”为名的国家。

1912年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蔡元培在任内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由他主持制定，并由他的继任者颁布执行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废去了“忠君”“尊孔”等封建信条，确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以文、理为主，取消经学科。蔡元培之取消经学科，不能说不是旋乾转坤的大举措，意义重大，实千古之一变。但我必须指出，经学科被取消了，但儒学并非从此绝灭，只是儒学作为“经学”的神圣光环没有了。儒学变成了知识的一部分，也可说回复到先秦子学的地位。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北京大学，严复为第一任北大校长，他就是依《大学令》的旨意，把“经学”划归到文科中去，如《易》以及《论语》《孟子》归入哲学门，《尚书》《春秋》归入史学门，《诗》《尔雅》归入文学门。蔡先生于1917年接任北大校长时说，取消经学科，“与德国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

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教育的理念是受德国新大学影响的。十九世纪的德国新大学是把有八百年历史的欧洲“中古大学”的核心《圣经》请出了大学之门，德国新大学的新核心是“科学”。

蔡先生在任北大校长时说：“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他强调大学的“研究”，实预示了二战后出现的“研究型大学”。蔡先生之取消了经学科，是真正宣告“经学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中国进入“科学时代”之始。蔡先生说“教育的方面虽也很多，它的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显然，科学在他心目中是学问的核心。他大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所说的“各种科学”，是指自然科学之外，有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他认为“科学的研究，固是本校的主旨：而美术的陶养，也是不可少的”。又说：“合乎于世界主义者，其惟科学与美术乎？”蔡先生说的“世界主义”实指有“普世性”而言，蔡先生甚至认为我们所处的是“科学万能时代”。如果说董仲舒是第一个“独尊儒学”者，那么，蔡元培先生应该是第一个“独尊科学”者。当然，蔡先生不像董仲舒是要罢黜百家的，反之，他是极力倡导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原则的。事实上，在他手上，中西、新旧学说缤纷并陈，出现了一个“新子学时代”。

六、科学为现代中国的“知识资本”

科学在蔡元培手上登上了大学这个世俗化殿堂的中心位置，但科学成为一种文化意识，乃至形成“科学文化”，则有赖于民初的科学界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与推动，蔚成时代的风尚。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中國学术思想界出现了多个“科学社群”，其中最主要的是191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主事者有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等，参与的特别社员有蔡元培、马君武等，名誉社员包括美国的发明家爱迪生等。这是一群新型学者，有类似的身份意识，相互支持呼应的结社，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存在感、共同的强国与创建新文明的愿望。自1900年到1919年，“科学社群”先后创立了一百多种科技期刊，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月刊》，他们倡导、推扬科学的言论，影响深远，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标举“科学”（赛先生）与“民主”（德先生），因之成为“科学社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自然盟友。汪晖很敏锐地指出，科学社群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物构成了“科学话语共同体”。我试举几位有代表性的言论如下。

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说：

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一国之内，若无科学研究，可算是知识不完全;若无科学的组织，可算是社会组织不完全。

王本祥在《科学世界》中说：

是故，理科者（指科学），实无形之军队，安全之爆弹也……生存竞争将于斯卜之，优胜劣败将于斯观之。

五四新文化领袖陈独秀说：

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欤？！

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

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的观念在“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张扬、推广下成为时代的一个强音，科学不止在知识人，也在一般人的眼中具有了特有的知识的权威性。胡适在1923年11月的《科学与人生观·序》中表示：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诚然，二十世纪初以来，科学已取代经学，成为新时代最重要的“知识资本”。年轻一代中的流行语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们知道，科学绝非万能，“科学等于知识”的科学主义也是一种迷思，但美国哲人怀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有了科学，人类才进入现代，确是不易之论。五十多年前，我读到英哲罗素（Bertrand Russell）《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一书，至今我还记得他的两句话：“科学使我们能理解世界，科技使我们能改变世界。”

七、大学与科学的共生体

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与大学不能分开的，大学与科学是一共生体。中国的大学不是纵向地从汉代太学承继过来的，而是由欧洲横向地移植过来的。同样的，近代科学也是从西方引入中土的。有意思的是，科学这种知识与大学这个教育制度是清末民初同时来到中国的。

我们知道，科学革命是十七世纪在欧洲发生的，1687年牛顿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及1689年洛克（John Locke）出版的《政府论次讲》，是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的立基之作。值得注意的是，1662年与1666年英国的“皇家学会”与法国的科学院是欧洲先后成立的“科学社群”，它们是促进科学研究与发展的新动力，也因此之后英国有了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是以机器取代人力、兽力，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取代手工业生产，可称之为现代首次出现的“科技革命”。但是，应该注意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却是与欧洲的大学无关的;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牛（津）剑（桥）大学的门外发生的。科学之进入大学、大学之成为科学发展的重地是源于十九世纪德国的大学改革。

德国大学的改革，重中之重，如前所述，一方面是取消了欧洲的“中古大学”的核心《圣经》，另一方面，则以科学作为新大学的新核心。这是欧洲的“中古大学”走向“现代大学”的先声，德国大学也成为世界各国大学模仿的对象。蔡元培留学德国，适逢德国大学改革的盛事，他带回中国的正是他建构中国现代大学的思想资源。经学与科学并存的京师大学堂在蔡先生制定的《大学令》下改变为“研究高尚学问”的现代型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之取消经学科与德国大学之取消《圣经》是同一精神的，这是蔡先生亲任北大校长时特别提及的。而在蔡先生手上，科学成为大学的知识核心，正是大学走上现代，成为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知识的重要能源。应该强调的是，西方的科学革命早于中国近四百年，但西方大学之以科学为教研中心，则与中国的现代大学几乎是同步并进的。中国的大学一开始就具有世界化的性格，因为大学中的科学是具有“普世性”的（蔡先生称之为世界主义），所以中国大学的学科设计与世界先进大学是接轨的，也可说是同一的（科学如物理、数学、化学等是没有国籍的，不分国界的）。这也是中国的大学与海外的大学可以有交流、可以有合作的基础;这也是世界的大学之间为什么会有评比，为什么会有竞争。大学已成为国力（硬实力、软实力）的一个反映。

八、科学的发展与中国的崛起

经济学（哲学）家鲍丁（Kenneth E.Boulding）指出，二十世纪之有特殊意义，在于它在人类史上发生了第二次文明的大转型，而这次大转型的基础动力则是科学（科技）的大发展。鲍丁认为过去科学大都是业余者的工作成果，只有到了二十世纪，科学才变为全天候的专业化的工作，且构成社会有机组成的一部分。无疑地，二十世纪的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正是在制度上使科学成为全天候专业化研究的重地。二战后，大学在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上获得集中性的支持，研究型大学的知识结构已成为社会学家柏森斯（Talcott Parsons）所说的“认知性的知识业”（cognitive complex）。我曾指出，古代的“大学之道”以求“善”为最高旨归，今日的大学之道已变为以求“真”为最高旨归了。无疑地，科学知识的创新在大学中已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加大柏克莱校区校长寇尔（Clark Kerr）极有洞见地指出，大学已是“知识工业”（knowledge industry）的中心。

中國的大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初叶，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就已有一百二十三所不同类型的大学，但在二十世纪中三分之二的时间，因为军事、政治、经济等因素，大学的发展明显地是滞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在中国与欧美国家处于隔绝状态的期间，中国的大学与欧美、日本等大学也是脱节的。“文革”十年中，大学甚至面临存亡续绝之境。1978年，改革开放才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大学的命运。在“科教兴国”的政策下，中国的大学获得了发展的新机。四十年来，环顾神州大地，大学林立。大学在量和质上都有显著的扩增与进步，不少新、老大学在世界约二万五千所大学中已位居三百、二百，甚或百间之列。这可说是亚洲升起、中国升起的大风景中闪闪亮点。的确，大学地位之上升，正显示科研素质之上升，也反映了国力之上升。著名史学家弗格逊（Niall Ferguson）在他一本讲文明兴衰、竞赛的书中说：“自1995年以来，中国（大陆）发明家获得的新专利数量已成长为原来的二十九倍，这是东方崛起的一项表征。”又说：“西方衰退而东方崛起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教育。”

九、科学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

百年前，中国的学术之变，由经学转向科学。自此，经学时代结束，科学世纪于焉开启。科学因而取代经学，登上大学知识殿堂的主位。百年以来，科学的发展虽历经坎坷起伏，但在近半个世纪里，大学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交相辉映，出现了中国现代化前未之见的新貌，而科学亦随大学之上升而上升。时至今天，大学与科学这个共生体已是中国崛起的象征，也是构建中国的现代文明的根本能源。

附：

  “美学的纯金度”

“游艺堂”得香港嘉德的合作，近有将多年珍藏的书画公开展览、出版专集之举，诚香港艺界之一盛事。

“游艺堂”主人唐楚男、蔡克昭二先生，早岁留学英伦，攻研法学，是香港法界资深律师，1989年起涉身艺术收藏。自此一发不得而上，迄今已逾三十年。楚男、克昭对艺术收藏用心之专一，毫不少于律师专业之竭志尽力。“游艺堂”之取名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夫子之语而来。分析言之，志于道，求真也;据于德，依于仁，求善也;游于艺，求美也。真、善、美是三个独立而又通贯之范畴，而此真、善、美三合一的想象，实是“游艺堂”主人信守、向往的人生观与美学观也。香港嘉德所编的《百川汇海——游艺堂珍藏书画集》所收中国近现代书画逾百件，可谓万紫千红、光景无边，我对其中数数幅之画与书，也真有“惊艳”之感。

中国的近现代是中国文化三千年来未有之巨变的年代，西方文化排围进入中土，其影响面之广深，远逾汉代之佛学东来，而中国更从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大转型。作为中国美学代表的书画艺术群体，大都居于沿海大城市，正处于文明转型、文化碰撞的风口浪尖，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交错存在的古、今、中、西四维向的挑战。他们所感知的不只是古、今之异，亦且是中、西之别。这是中国清末之前的画家所未尝一遇的机缘与挑战。任何有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画家，便不能不对此一机缘与挑战作出群体性或个体性的回应。而在回应中，就出现了中国画学史上空前的众声喧哗的种种画学主张。惊新而西化者有之，好古而固守传统者有之;有的主张国画革命;有的主张传统维新;艺坛绝大多数对于中、西、古、今四维度的挑战，则倾向于两个方面的探索，即：如何采取西方的美学观而消融之，如何挖掘古代美学资源而开新之，此即梁启超所说：“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百五十年来，中国近现代艺术园地所展现的是繁花开放、大师辈出、一片充满生命力的景象。“游艺堂”所藏京津画派、海上画派、岭南画派的画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画学光谱的面貌。从这些作品中很可欣赏到三个地区画派（此集中，岭南画派有较多代表性作品）的风格与趣致。但在这里，我想说，一幅画之有价值或能使我有“惊艳”之感的，主要还是看画作本身具有的“美学的纯金度”。这与画之派性或画作所“宣示”的思想性关系不大。同一画派中，有的画家的画不凡，有的画家的画一般。讲到底，绘画艺术是个人的，是纯个人的美学创造。大画家且往往超越画派之门域，高标独举。当然，大画家所作之画，也并非幅幅都具有“美学的纯金度”，一生中画出有代表性的杰构，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建议大家从这个观点（如你同意）去观赏“游艺堂”的书画，看看哪些幅令你喜爱，哪些幅更令你感到惊艳？！

写到这里，我必须说明，我上面所谈的是近现代的中国绘画，现在我要谈谈中国近现代的书法。书法亦是“游艺堂”珍藏的一个重点。最主要的是，中国书家不像画家，他们所面对的只有古、今两维，而没有中、西两维的问题。在西潮东来的艺术文化中，没有中国书法的参照物，中国书法不像中国绘画，完全没有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此所以书法是中国最纯粹的艺术形式。

当然，中国书法是有变的，那是因近现代的中国正逢从农业向工业（以科技为主）的文明转型，两千年来与书写相依共生的毛笔逐次被钢笔、圆珠笔、电脑取代;不过，这一书写工具的转变，所取代的只是毛笔书写的“实用性”（日常生活中的传意、沟通之功能），而毛笔书写的“艺术性”则不但不减反而更专一了。毛笔长在，书法永存。

百余年来，中国书法无古、今之争，亦无中、西之争，唯一之争是所谓的碑、帖之争。其实无论康有为之尊碑，或沈尹默之尊帖，在中国书学史中，恐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中国书体多样，写篆、隶，碑学为胜;写行、草，则帖学为胜。不同书体，宜有不同的美学表现。其实，真正的书家，使笔运心，必不受碑、帖论争所拘牵牢樊。默读“游艺堂”珍藏书法之余，读者当有会心。

论书法，不可不说，中国书法可能是唯一的艺术，其价值与书写者的身份如影随形，不可分离。因书法之精卓而使书写者成名的是书法家的书法，这在书学史上是百不一遇的。而世上所见到（也是难得一见）的书法常多是名人的书法。书法未必特别出色，却给人有别样的吸睛魅力。书因人而美，爱屋及乌，此是世人所说的“名人效应”。言书法之独立自有的艺术价值，讲到底，书画同源，还是要看一幅书法之是否具有“美学的纯金度”。当然，我必须强调，百千年来，名留千古的书法，常出于千古留名的名士之手。人因书而名，书因人而名，人书俱美矣。王羲之與《兰亭序》、颜鲁公与《祭侄文稿》及苏东坡与《寒食诗帖》都可作如是观。“游艺堂”展示的中国近现代书法，虽非尽收精华，堪称大有可观，读者不妨于其中自己寻判，人之美者，书之美者，更或人、书俱美者，这应是一次书法美学的探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