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世界的起点

以往人们一般将“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或“工业革命”等，视作近代世界的起点。但这是已经受到普遍批判的“西欧中心论”的看法，人类历史发展，不是某一种文明的独力作为，而是多种文明的合力推动。这在近代世界的起源上，同样如此。近代世界的主体力量，并非西欧一种文明，同样还包括阿拉伯文明、俄罗斯文明与中华文明。相应，这四种文明的角逐，而非西欧文明的一枝独秀，才构成了近代世界的整体图景。

蒙古帝国的瓦解，为四种文明的竞逐画出了同一起跑线。蒙古帝国像一阵历史的狂风席卷了亚欧大陆，突破了以往不同文明区域交流的模式，首次将亚欧大陆联系在一起。但蒙古较少的人口、落后的文化，使他们无法对被征服文明开展整体性、深层次的文明整合，而是采取融入被征服文明、因俗而治的被动管理。这便促使蒙古帝国虽然疆域辽阔，但内部松散，元朝和四大汗国之间，缺乏实质性的政治合作。十四世纪中期，蔓延于亚欧大陆的瘟疫，极大地削弱了蒙古帝国的统治根基，面对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蒙古帝国逐渐土崩瓦解。

蒙古帝国的瓦解，为中华文明、阿拉伯文明的复兴提供了历史空间，为西欧文明解除了长期威胁，为俄罗斯文明的整合与形成提供了历史前提，四种文明从而开始复兴、崛起，纷纷竞逐蒙古帝国瓦解的权力空间，构成了近七百年世界历史的基本脉络与整体图景，标志着近代世界的开端。如果要為这一事件寻找一个具体时间的话，作为蒙古帝国的宗主国，元朝灭亡的1368年，可以作为合适的标志。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明朝的建立，开启了近代世界。

因此，明朝便与以往中国的任何朝代都有所不同，明朝已不再仅属于中国，还属于世界。近代世界的暴风骤雨，已经开始冲刷着这个古老的文明，明人虽然对此尚无明确的认识，但却润物细无声地受到了全方位的影响与渗透。

但另一方面，独处于东亚相对封闭空间的中国，长期远离亚欧大陆交界地区的纷扰喧嚣，在宽广而充足的地理空间下，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保持了长期的经济领先，建立起庞大的国家体系，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发展，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道路与发展模式，任何的历史冲击，对于具有悠久传统、庞大疆域、多种文化的中国而言，都在无形之间被悄然稀释与淡化。与西欧文明、阿拉伯文明、俄罗斯文明在近代时期狂风暴雨的冲击之下文明体系开始呈现巨大变化，野蛮生长，疯狂扩张不同;近代的历史风雨传至东亚之后，已然是不绝如缕的蒙蒙细雨，明代中国虽然开始生产出新的历史萌芽，但整个大地，依然笼罩在旧时的风月之下，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容颜。明代中国，就这样亦新亦旧，既有别于往日，又不同于西方，若即若离地徘徊于传统与近代之间。

“他”的故事与历史的叙事

历史是文明的载体，也是一个民族最深沉的记忆。清代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中西古代历史学都以叙述为特征，通过讲述典故、阐明道理、惩恶扬善，从而传承文化传统。英文“History”即“人类故事”之意。近代西方女权主义者鉴于这个词所可能蕴含的“男人的故事”本义，于是又创造了新词“Herstory”，以纠正语言中的“性别歧视”“性别暴力”。

近代历史学受到科学潮流的影响，逐渐将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理论、方法引入进来，以建立客观的历史解释体系为目的。虽然看起来更可信了，但却不那么可爱了。不过，历史学本身的人文性、大众对历史叙事的要求，都使叙事传统在当代历史学中仍不绝如缕，当代西方史学甚至有复兴叙事传统的趋势。中国古代拥有最为发达的史学传统，但由于文化断裂的缘故，在当前，二十四史的写作模式，无论对作者还是读者来讲，都存在巨大困难。但在此之外，中国古代民间还存在另一通俗讲史传统，用白话形式将历史故事化，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知识向民众的传播。宋元时期已有讲史话本，明清更形成了成熟的历史小说。

当代中国正处于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历史知识的转化与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中华文明长期保持了领先地位，若鉴于一百年的武力不竞，及由此而带来的国力衰退，就对中华文明进行根本的质疑与颠覆，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种十分短视的行为。复兴的中国将再次成为决定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复兴的中华文明也将会对现代文明实现深层次改造，促使世界文明道路的改变。

经世致用，一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明代阁臣徐阶曰：“文章贵于经世，若不能经世，纵有奇作已不足称。”在继承中华文明优秀遗产，将之与现代文明相结合，从而构建新型中华文化体系的时代潮流中，历史学家将中华文明的内涵完整而准确地揭示出来，以供国家、民众参考之用，便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影响的工作。而其中需要重点挖掘、借鉴者，便是关系治乱得失的重要关节。正如朱熹所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又如黄庭坚说：“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开启了中国近代的大门，与其他文明一起出发的明朝世界，相应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大关节与主角色，形塑着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脉络与发展道路。

从“三上书”寻找心灵的安放

宋代重文轻武，虽然积贫积弱，国力不竞，但文化却繁荣昌盛，文人辈出。一时之间，向学之风十分盛行。欧阳修不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北宋名臣。在政务倥偬、案牍劳神之余，却仍然写下众多的名篇佳作。欧阳修将之归功于“三上”。他很钦佩上司钱惟演的向学精神：“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又指出宋垂同也是这样：“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至于他自己，欧阳修也承认“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

文忠公此一良法，不仅是劝学宋人的告诫，对于现代人来说，更是安顿心灵的方式。从田园牧歌式的古代社会，到忙碌紧张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忙于各种工作，在一片喧闹的背后，独处变成了一种奢侈，内省成为一种奢望。作为人最可宝贵与珍惜者，自觉思索生命的意义，越来越被我们漠然而放弃。即使以思考为本务的知识分子，也终日在既定的工作链条上忙碌异常。遑论古代，即使并不遥远的十九世纪，在那个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代，康德每日漫步于林荫小道之上思索生命与知识的真谛的背影，对于现在的我们，看起来也已经那么地远。

相同的困境同样缠绕着我。艰巨的科研任务、繁杂的事务工作，常常令我有超负荷的感觉，做学问逐渐变成一件苦差事，这真是有违于选择这一行当的初衷。而每天属于我的时间，只有在地铁上、在床头边，只有在这时，才可以有些飘离而不现实的思考。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一本颇值赏玩的小书，那便可以在夜深人静时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之中。这种书量不能大，不能重，否则不便携带与翻阅;又不能过于艰深，否则读起来会很累，背离了初衷。个头小巧，介于学术和通俗之间的书籍，便是最合适的了。按照文忠公的提法，不妨把这种书叫作“三上书”。

本书的写作，便是这样的一种尝试，所希望达到的，不仅是知识的传播，更是心灵的互通，从而在忙碌的世界，勾画一个遥远的时空，寻求自在的自我。

（赵现海：《十字路口的明朝》，天地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