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敌

观吴虞日记，在成都及进北大之前几乎所有关于北大、《新青年》方面的消息，吴虞都是从其堂弟吴君毅处获得，时吴君毅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并在北大兼职讲师。吴君毅自言和马幼渔关系极好，则他所告知这些消息多少会出于同情甚至维护“章门弟子”立场，更不会有贬低马幼渔等人的内容。不过，吴虞到北大后即以亲身经历对《新青年》同人有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其日记不再是单纯的记言记行，而且有思想道德方面的评判。如下面一则：“休息少顷，同君毅往中央公园来今雨轩看牡丹。晤马幼渔、马寅初、蒋梦麟，茗饮久之。幼渔、梦麟意见极反，而外面周旋，仍絲毫不露，足见江浙人之内心也。”（1921年5月7日）

这是吴虞到京当天第一次见到马幼渔等北大教授，而蒋梦麟以北大代理校长身份来见吴虞，也可见北大校方的重视。

接下来十几日，吴虞在吴君毅的陪同下，连续拜见北大及《新青年》同人，每天都要外出甚至有数次饭局或饮茶等雅集，对此马幼渔的介绍起到很大作用。吴虞自然在日记中记下对北大同事的印象，特别是他5月10日第一次见到胡适后的印象：“胡适之颇能谈，富于文学趣味者也。”由于是首次会面又是在宴席上，吴虞和胡适并未有机会深层次交流，直到数日后吴虞去胡适府上拜访，两人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且看吴虞日记中的有关记录：

旋同石生访胡适之，谈极久。适之借予《札移》《大学书目》及其《中古哲学史讲义》。推崔东壁为中国第一大胆人，甚不以朱逖先信仰古文家为然。谓今文家已推到之古文家，而逖先犹信之，如何要得。又谓幼渔、夷初皆肯看书，而口、笔二者均不行。予谓国文如何讲法？适之言：“总以思想及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为主。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

适之近著《章实斋年谱》，又拟刻《辨伪丛书》。其思想活泼，殆少其匹。向不回看朋友，特对予申明。（1921年5月13日）

这是一段理解胡适思想极为重要的文字。对于仅仅是第二次见面的吴虞，胡适不仅大谈特谈学术，而且毫不掩饰对“章门弟子”的不屑和轻视：朱希祖思想保守，马幼渔、马夷初不但文章不行，讲课也不行。胡适指责朱希祖思想保守，仍信仰古文家，其实就是在指责其师章太炎，因章氏乃信奉古文之最后一位大家。而对“二马”的轻视性评价，也许是在告诫吴虞，如要在北大站稳脚跟，必须在著述和讲课方面都很过硬。吴虞显然明白了胡适的言外之意，所以马上问胡适如何讲授国文。胡适的回答很有意思，就是“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其实胡适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而且《新青年》同人那时多少都是如此，即批判有余而建设不足，这也是中外所有文化启蒙或革命时期在初始阶段的必然，当然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胡适回答吴虞之问时已是1921年，距离他和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已经数年之后，为何还是要以“捣乱”为主呢？事实上胡适此时已经开始“整理国故”也就是开始从事“建设”了，因此他的回答多少有些开玩笑成分，但也不排除胡适对于如何整理旧文化、建设新文化，还是没有完整的设计。从他之后不久马上支持顾颉刚的“疑古”思想来看，所谓“疑古”从本质上看多少还是有些和正统理论“捣乱”的成分在内。也是在这次和吴虞的对话中，胡适认为中国古籍也就是《诗经》之后才可信，之前的周公、武王等人均不可信，所以顾颉刚的“疑古”学说在此已露端倪。

吴虞到北大后，一方面深知要与同事特别是马幼渔、胡适等要搞好关系，一方面也明白自己在北大势单力薄，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故很多事情吴虞只是冷眼旁观并不介入，至多日记中记下自己的看法而已。如下面一则：“据云，适之休假，乃蒋梦麟之要求，盖畏之也。汤尔和、蒋梦麟、马夷初现排斥尹默，非去之不可，暗潮甚烈。”（1924年8月13日）

由于上则日记中提及“马幼渔来”，所以吴虞此处所言可能系马幼渔主动告知，如此马幼渔的态度似颇中立，但也不排除吴虞已从他处获知有关信息，而马幼渔所言不过验证此事，所以吴虞才说“暗潮甚烈”。至于这里的“暗潮”，既指浙籍文人与胡适之间的矛盾，也有浙籍文人内部的争斗。查当事人胡适此时日记及相关书信，似并未有这方面的信息。钱玄同这一时期日记（该年5-10月）基本没有中断，且钱玄同这期间和胡适、马幼渔、沈氏兄弟等有多次来往，但其日记中没有任何关于“暗潮”涌动的记录，说明要么钱玄同确实不知，要么他对这些争斗不以为然，不愿记入日记。不过，沈尹默受到排挤倒是有些征兆，据《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4月23日报道，北大国文系等六个系改选系主任，国文系马幼渔以八票当选，而沈尹默得三票落选。但其他几个系却有以两票当选者，三票当选者也有三个系，胡适即以三票当选英文系主任。但究竟是沈尹默自己主动放弃还是另有他故，此中当有待发之覆。

“一时半至三时半，在北大上课，买《语丝》一张，阅《礼的问题》，空洞已极，不愧新文化大家之作也。”（1924年12月1日）这是吴虞日记中少有之对《语丝》的讽刺性评价。首先吴虞是“买”了一份《语丝》，说明无论周氏兄弟还是孙伏园等“语丝”诸人，都没有将《语丝》寄赠吴虞，这也说明了“语丝”诸人对吴虞的态度。吴虞之前就对《新青年》上刊登新文学作品太多表示过不满，如今再次表示对“新文化大家”的嘲讽，说明他其实对“五四”新文学既不能真正了解，也缺少从情感上认同的基础。尽管他也写有白话文章，但无论从内心还是出于习惯，他还是更愿意用文言写作。吴虞对此不满，只能说明他对周作人及其代表的新文学运动之不满，昭示出他与胡适、周氏兄弟等真正从事新文学者的重大分歧，对此他日记中还有佐证：“近略酬酢，觉欧美留学生及新人物，于中籍知识寥寥，大多酒食征逐权利嗜欲之念而已。窃谓以此等人而谋国事之治安，殆俟河之清也。开课后仍以看书、静养为是，不必役役交游，反令人不快。”（1925年2月8日）

这里吴虞对中国留学生的指责限于“欧美”而不及于留学日本者，显然和他自己曾留学日本有关。不过只要不涉及自己，他也不会就对留学日本者宽松，甚至对浙籍文人的靠山章太炎也有抨击：“林公铎来谈，云太炎有王菉友稿本，其著书虽诋王菉友，而暗用菉友稿本，改头换面而出之。其《文始》一书，则用陈兰甫之条例也。”（1925年2月10日）“林公铎来谈，极言刘半农之无耻无学，任教授一年半。因学生不上渠课，尹默乃运助出洋，实非例也。”（1925年7月31日）这林公铎也是浙江人，和章太炎大致同时代，甚至算是章太炎的半个弟子，他性格怪异，常发一些大胆古怪议论，他对章太炎有不敬之词一点也不奇怪。不过，这里所说章太炎有两件“抄袭”古人之事，恐怕还是他故作惊人之语。查章太炎著作，确实有多少诋毁王菉友（即王筠）之语，如他在赞扬段玉裁《说文》研究的突出贡献时就以王菉友等为参照：“段氏为《说文注》，与桂馥、王筠并列，量其殊胜，固非二家所逮。何者？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义所由生，此段氏所以为桀。”

陈兰甫即陈澧，广东番禺人，晚清著名学者。《文始》一书是章太炎文字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如果说章氏此书受到陈澧影响也许不错，但说章氏抄袭就有些过分。吴虞将林公铎上述言论郑重记入日记，说明他即便不完全相信林公铎所言至少也是半信半疑，也说明他对章氏及其弟子在当时的影响多少有些不满罢。

至于林公铎对刘半农的攻击，说明刘半农确实曾因没有留学经历遭致他人攻击，甚至有传言说他因受到胡适轻视才愤而辞职留学。类似传言不管真假，倒是从一个侧面说明新文化运动内部的矛盾，而吴虞写此则日记之时，刘半农已经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正在回国途中，准备到北大担任教授。大概此事林公铎已经获知，才对吴虞大讲特讲刘氏往事。

以下再讨论吴虞对胡适和钱玄同的评价及态度变化。此二人在吴虞初在《新青年》发表文章之时，是除陈独秀外对吴虞评价最高者，钱玄同甚至亲自为《吴虞集》的出版校订标点。至于胡适，不仅早在吴虞来北大之前就为吴虞女儿留学美国写了介绍信和担保，而且对吴虞在四川的处境表示过同情，为此吴虞曾写信表示“又承介绍女桓。且为担保，感荷无量，叩头叩头”。这绝不只是客套，而是真诚地表示感谢。之后胡适又为《吴虞集》出版做了很多工作，其所写序言更是因“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一句而直接让吴虞生前就已“盖棺论定”，确立了在历史上的不朽地位。按说吴虞对他们理应感激且关系友好，但吴虞对他们的好感并未持续很久。很快，吴虞就把其女儿对胡适的“酷评”记入日记，结合之后他对中国留学欧美学生的看法，意味着他对女儿的评价还是有所认同：“桓女来信，……胡适之近年对于哲学没有什么表现，只是从事文学，恐怕他文学的根底比哲学的厚，所以兴味要浓一点。现在讲哲学的人，自然大半师罗素。罗素的自然科学很深，不是胡适之比得上的。”（1921年7月29日）

不久，其堂弟吴君毅又谈到胡适，对其多有不敬之词，吴虞还是照样录入日记：“胡适之为人极圆滑而假，不可信。此后凡对人皆宜圆滑慎防，勿说落边际之语。……予皆赞许。”（1924年5月1日）此处吴虞一句“皆赞许”说明他对胡适已有反感。果然就在次日，吴虞在日记中再次表示对胡适的不满：“前年桓、棱事，潘大道令胡适之作书与我，我当时批示桓。而道乃以予所批示示适之，故适之对予不满。此后笔墨宜慎，不可随便写。”（1924年5月2日）

据冉云飞所言，没有任何资料证明胡适对吴虞逛妓院有什么批评之辞。至于在吴虞女儿教育问题上，他和吴虞之间有不同意见，本也正常，其实胡适仅仅建议而已，却招致吴虞不满，说明吴虞缺少雅量。从此吴虞日记中对胡适就多有贬斥嘲讽之语，尽管在读书治学方面吴虞还是常受后者影响。

1925年1月1日，段祺瑞政府邀请“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参加所谓的“善后会议”，胡适为被邀者之一。尽管不少朋友反对胡适参与，但胡适认为开会讨论总比武力对抗要好，还是坚持要去。在这些友人中马寅初、陶孟和和顾孟余不仅拒绝参加，还发表言论痛斥段祺瑞政府。如顾孟余就破口大骂道：“孟余无似，未至化豚，岂能伴公等入豚牢耶！”對此吴虞不仅把顾孟余的原话记入日记，而且发表议论说：“胡适之被唾骂，有此三人不干，尚可挽回北大教授面子。特胡博士难堪耳。”其幸灾乐祸之态度溢于言表，也可看出吴虞内心对胡适的真实一面。

再看钱玄同。吴虞到北大后与钱玄同的交往尚算密切，但也谈不上深交。不过刚到北大的吴虞对于钱玄同还是很有好感，在日记中有关见到钱玄同及相关事宜，吴虞都会记入日记，反观钱玄同日记中则很少有关吴虞的文字，当然这也和钱氏日记多有缺失有关。1922年11月27日，吴虞去北大上课见到钱玄同，当请他题字，果然三天后吴虞日记中就有“今日将请钱玄同书之宣纸两张交高福手”的记录。吴虞到京后因为不善交往，又是一人独处，就开始了所谓的“邪狭之游”，并与一个名叫“娇玉”的风尘女子往来密切，这就是他在北大声誉下降乃至受到批评的开始。彼时文人偶尔有风流韵事不足为怪，如今吴虞不仅也有“嫖妓”行为，且还将此事写成诗歌，又是发表在报纸上，又是向胡适等友人四处散发，这就无形中触动了钱玄同等品行端正者的敏感之处。钱玄同本来就对师友同事关系不甚看重，也不太在乎是否得罪人，所以决定“和他开开玩笑”，遂化名“XY”写了一篇《孔家店里的老伙计》，于1924年4月29日发表在《晨报副刊》上。钱玄同在文章中说：“‘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做了二十七首臭肉麻的歪诗，忽被又辰君发，写了几句‘冷嘲的介绍话，把它登在四月九日的《晨报副刊》上，拆穿该‘老英雄（？）欺世盗名的西洋镜，好叫青年不至再被那部文理欠亨的什么《文录》所诱惑，我是极以为然的。”“那部什么《文录》中‘打孔家店的话，汗漫支离，极无条理;若与胡适、陈独秀、吴敬恒诸人‘打孔家店的议论相较，大有天渊之别。我有一个朋友说：‘他是用孔丘杀少正卯的手段来杀孔丘的。我以为这是对于什么《文录》的一针见血的总批。”

钱玄同此文嬉笑怒骂，很有鲁迅杂文风格，发表后影响很大，吴虞一时成为众矢之的。之后钱玄同又发表了《〈吴虞先生的来信〉的“读后感”》以及《答浭生君》等文，对吴虞继续批判。吴虞为此曾撰写所谓的“八条”予以反驳，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应，此即为所谓的吴虞“艳体诗风波”。

虽然郁达夫认定此事系钱玄同所为，但吴虞还是半信半疑，日记中也未有确认这“XY”就是钱玄同的文字，只是从此出现了很多对钱玄同的不敬之词，例如其日记中这样一段同事攻击议论钱玄同的文字：“昨夷乘言，幼渔、公铎、兼士皆与玄同冲突过。公铎骂其卑鄙，陈介石骂其曲学阿世，孟寿椿言其出身微贱，傅斯年言其音韵学最使人头痛，潘力山言其前谄事黄侃，后痛诋黄侃，又谄事陈独秀、胡适之。玄同常到蔡孑民处，当时人讥之曰：又到蔡先生处去阿一下，其人格尚可言哉！”（1924年5月5日）

之后，吴虞不仅在课上大骂钱玄同，而且日记中开始有这样的文字：“玄同今日向予点首，小人可笑也。”（1924年6月11日）“阅《苏诗总案》，卷三十三记党人攻排，令人骇叹，如钱玄同辈得志，亦定为贾易、舒亶也。”（1924年11月14日）这贾易、舒亶为苏轼同时代人，曾参与对苏轼的弹劾或攻击，故受到后人贬斥，吴虞把钱玄同与他们相提并论，对钱氏的不满显然溢于言表。

好在这“艳体诗”风波终于慢慢消散，吴虞在北大任教的日子也就要结束。1925年6月25日，吴虞在马幼渔处再次见到钱玄同，时钱氏因从车上摔下致左臂骨折。大概是知道自己快要离开北大，或者也是觉得钱氏既然受伤就不好再攻击他，吴虞终于没有在日记中写下对钱玄同的不满，只是简单记为“玄同因坠车折却左臂”寥寥数字。不过，1926年元旦，已经回到四川的吴虞给北大多位同事寄贺年片，日记中罗列了一大串人名，却没有钱玄同的名字，大概吴虞对于钱玄同，还是没有给予最终的原谅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