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君

《红楼梦》是本什么书？很多人都会说：当然是本小说。这似乎不是问题。但实际上，却并非所有的人都拿它当小说来看。甚至有那么一阵子，《红楼梦》在一些人那里，已经脱开了文学领域，有的把它当成了历史典籍，有的当作了政治教科书，还有的，竟要把它排在“十三经”之后，当作“第十四经”。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居然有人拿来显微镜、显影液和译码本，试图从这部“秘密档案”的字里行间、天头地脚甚至纸背脊缝中，勘破本为臆测之“迷局”，解析实属虚无之“隐语”。他们专一去找寻所谓的“微言大义”，以致穿凿附会为新说别解，而曹雪芹披肝沥胆创作出来的“文学”，却反被置诸高阁了。一时之间，小说《红楼梦》研究，竟被强行拉进了历史学或政治学领域，作者也被有些人分析得如同一个“设谜者”或“阴谋家”，笔底波诡云谲，高深莫测。这就如同看那幅《蒙娜丽莎》，置其画作本身的艺术鉴赏于不顾，偏去揣摩演绎什么“达·芬奇密码”，以此来满足一些人的猎奇心理。

不可否认，《红楼梦》的确是一部内涵丰富、涉及领域广泛的作品。它所反映出来的皇权制度下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现实，深刻而又生动;书中写到的建筑、园林、服饰、饮食、医药、诗词等诸多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堪称一部中国古代文化的活教材，要想把它阐释明白，并能有所建树，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底，远非一般只会“讲故事的人”力所能逮。《红楼梦》有政治，却并不等于在“讲政治”，有历史，也不等同于历史学，它所涉及的内容再怎么丰富，也非“博物志”，说到底，它仅是一部小说。作为小说创作，其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便是艺术的描写与文学的虚构。书中的一系列人物和故事，并不是从现实中直接照搬过来的，什么大观园、荣宁二府，什么贾史王薛、正副十二钗，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作者的“心生之物”。但他也绝非凭空捏造，而是凭着自己以往的生活经验，依据现实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用文字创造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真实世界”。但不管怎样“真实”，作品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却绝不能与现实中的“真人真事”直接画等号，二者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关于这一点，评注者脂砚斋早已说得明明白白了：“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書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这段批语，红学家冯其庸认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典型论”。而书中写到的那座“大观园”，显然既不坐落于北京，也未曾建在南京，它只存在于《红楼梦》这本书中，因此，根本无须做什么“田野发掘”。这一点，不正是小说鉴赏的一般常识吗？所以说，书中那些文字，皆为“小说家言”无疑，没有必要做艺术鉴赏之外的揣测或过度解读。对此，脂砚斋似有先见之明，书一问世，便对可能的“好事者”提出了告诫：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听罢红楼十二支的“枉凝眉”，作者这样写道：“宝玉听了此曲，散漫无稽，不见得好处，但其声韵凄惋，竟能销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问其来历，就暂以此释闷而已。”甲戌本上，脂砚斋写下这样一条眉批：“妙。设言世人亦应如此法看此《红楼梦》一书，更不必追究其隐寓。”并强调，“此结是读《红楼梦》之要法。”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但某些后之来者，却偏是置若罔闻，非要钻到犄角旮旯里去，非要把一本小说拿过来反着看，倒着看，似乎书中字字暗藏玄机，句句别有他意，弄得人云里雾里，反不知如何去读这部小说了！

小说就是小说，再伟大的小说也只是虚构的文学作品。小说家的本事，就是要把自己编排出来的故事、人物说成实有其事，让人信以为真。一部小说，作者写此而不写彼，这样写而不那样写，没有别的原因，只在于艺术创作本身的需要。就《红楼梦》而言，它不循守之前章回体小说的固有模式，采用了一种新的叙事方法，其原因，正在于内容“独创”的需要——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都是在已有的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红楼梦》的故事，则为作者所独创，与其他几部小说相比，从形式到内容，都截然不同。书一开篇，作者便说，全书刻于大荒山无稽崖补天石上。这分明就是在告诉读者，书中故事本为虚构。而说它“假作真时真亦假”，则又在暗示读者，书里面的人物和故事虽属编造，但此等人，此类事，人世间却不乏其例——这不正符合现在所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理念吗？

不错，作者确有“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语，但其实，这其中之“味”并不难解。所谓“其中之味”者，无他，所指的就是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小说所要表达的题旨。试问，世间流传的文艺作品，哪一部没有自己的“其中之味”呢？我们读诗歌，就要体味语言中的诗情画意，感受作者的喜怒哀乐;读小说，就要保持一种文艺心态，去领会故事的思想内涵，玩味人物的性格特征;听戏，更要有一颗体察人情世故的平常之心。只有自己的阅读心态正常了，眼中的作品才正常，也才能解得出符合实际的“其中之味”来。

曹雪芹之所以能够写出《红楼梦》一书，正是缘于他自己在现实生活里，也曾经作为“红楼梦中人”生活过，而梦醒时分，家道已然中落，昔日的荣华富贵，转眼便化作了一地烟尘。正是过往的奢华、优渥，正是眼前的落拓、困窘，才让他有了刻骨铭心的感悟，他才能够写得出沐浴天恩的元妃省亲、铺排张扬的秦卿丧仪，写得出凑雅趣才结海棠社、展俗情大设螃蟹宴，写得出黛玉投亲、金钏跳井、大观园抄检、宁国府获罪等一连串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则又无不遵循着由盛转衰这个“其中之味”去展开。这里，我们不妨试举一例。第十六回的题目是“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秦鲸卿夭逝黄泉路”。首先让我们来看文字上的对应关系：“贾元春”对“秦鲸卿”（一个是恩宠荣极的皇妃，一个是即将殒命的公子哥），“才选”对“夭逝”（一喜一悲），“凤藻宫”对应的则是“黄泉路”（一个人间天堂，一个阴曹地府）。不难看出，在这里，总是喜对着悲，而且先喜后悲。前面写到了“贾元春才选凤藻宫”，荣、宁二府上下无不欢喜，正在“言笑鼎沸不绝”时，作者忽然笔锋一转，接着却又去写秦业被不肖之子秦钟气死，秦钟随后也病势转重。于是，这里贾宝玉就愁闷起来，便将“贾母等如何谢恩，如何回家，亲朋如何来庆贺，宁、荣两处近日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作者采用这样一种叙述方式，固然有省略笔墨之意，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暗示乐极生悲吧。果然，被选进“凤藻宫”的贾元春不久也同样走上了“黄泉路”。如此一来，这样的“其中之味”，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整部《红楼梦》，特别是前八十回，此类笔法比比皆是。宝玉初见北静王，无论对宝玉来说，还是在众人眼中，都算得上是一件十分隆重的大事，但作者却偏偏要把见面的场地安排在发丧的路上，你道喜耶悲耶？上元佳节，正当荣府阖家兴高采烈猜灯谜的欢乐时刻，作者忽然笔锋一转，却去描写贾政因“悲谶语”反而“愈觉烦闷”，以此来作为这一章的结尾。第四十三回也是如此。上半段写贾母为凤姐操办生日，合府上下好不热闹，下半篇却写宝玉因这天是金钏的忌日，便赶着去祭奠，撮土为香拜祭，同一章节，一个庆生，一个祭亡，你道巧也不巧？而在第六十三回，这里正“开夜宴”寻欢作乐，酒酣耳热，醉作一团，那里却忽见几个丫头惊慌跑来，一路大呼小叫：“老爷宾天了。”于是乎，喜宴顿时变成了丧席……荣中寓衰，福里藏祸，欢喜开篇，哀伤收场，喜必转悲，悲喜交织，这正是《红楼梦》叙事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作者所谓其中之“味”，也就寓于这样的结构之中了。此等笔法，正如王船山在他的《薑斋诗话》中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可见，解得这个“其中之味”，便是参透了作者的良苦用心。所以，对于《红楼梦》的研究，绝不能抛开作品本身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审美于不顾，以为《红楼梦》的学问，全在红楼之外。

推究起来，此等“学术”，正是世风浮躁的一种体现。它导致了一些人以奇为尚，以怪为荣，甚至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其实，学术研究与新闻“揭秘”，与娱乐“八卦”，且不说在内容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便是在传播学上，也根本就是两码事。考古界有句话说得极好：“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文艺理论也应如此，万不能以一种娱乐心态去替代严肃扎实的学术研究，或者反过来说，学术研究万不可娱乐化。现在，许多人在《红楼梦》的研究上，以别解他说为时髦，不肯沉心潜意，埋头钻研，只想借“红”走紅，一鸣惊人。就说那门“新学问”——“红楼探佚学”，考其“探佚”二字可知，探者，试也，佚与“逸”通，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谓红楼探佚，就是顺着《石头记》前八十回故事发展的走向和评注者提供的线索，去推测后面三四十回（有人说后面还有三十回，有人说有四十回）的故事内容。其实，虽说故事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但优秀的作家，笔下往往出其不意。我们熟知的美国小说家欧·亨利，他的小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结局不落俗套，常常出人意料之外。其实，那种看了开头便能猜出结尾的故事，多半都为平庸之作。传说，杜甫有一首《曲江对雨》，曾书于院墙上，颔联是“林花著雨燕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其中那个“湿”字已剥脱不见。苏轼、黄庭坚、秦观、佛印四人游玩至此，欲补其字，东坡曰“润”，山谷曰“老”，少游曰“嫩”，佛印曰“落”，后来查到原著，方知乃一“湿”字，四人无一猜中。《红楼梦》的故事线索，尽管有脂砚斋、畸笏叟的片言只语可作参考，但若想与作者的意图、构思、文笔真正合上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说，这个“探佚学”不但毫无风险，简直就是好玩。你道此话怎讲？因为如何去探，向哪个方向探去，究竟探出一个什么结果来，全凭这“探子”的一张嘴，别人根本无法判定对错。能够评判对错的，应该是曹雪芹本人或看过全书的脂砚斋、畸笏叟，但他们早已都作了古，如今再也开不得口了。当然，缺失的那部分原稿也可以印证探佚之对错，但原稿早已不见了踪影，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如此一来，这些探佚者还何忌之有呢？况且，说起这部分原稿，现在几可断言，如果《红楼梦》的后几十回曹雪芹确已写完的话，那么，人们永远也盼不到在古墓里出土的那一天了。何以如此说？理由很简单，即：祖宗不敏，当时只拿《红楼梦》当“说部”去看，并未奉为瑰宝，有“俗人”去读它，也只为了消遣，“正经”的儒者、学究、官员，无不视其为一部淫书，所以，那时的《红楼梦》，不过就是个地下手抄本罢了。这样的书，生且不能公开陈列于书案之上，死后又怎能与人同穴于地下呢？而那些把珍宝打包墓藏的帝王将相们，在椁室里有限的空间摆放金银珠宝尚嫌地方狭小，这样一本“稗官小说”，又不是什么宝典秘籍，再怎么附庸风雅，到了那一刻，墓穴里也是不搁它的！退一万步说，就算有哪位“娱乐至死”的老爷太太，阴间还想解个闷儿，弄部《红楼梦》放进了梓宫，但偏又遇着那些蛰伏其间的阴类恶物，一个个大字不识，怎知此书的妙处？只把那些册页你撕我咬，吞下肚里，当作美食享用了。但话又说回来，《石头记》虽为残本，其毕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经典之作，残缺也是一种别样美。《石头记》恰因无结尾，才让人们浮想联翩，以致续书不绝。但尽管如此，对其研究，如果要靠那些旁门左道去吸引大众眼球，多半也就与学术无关了。任何学术，一旦要靠娱乐的方式来寻求发展，恐怕就离寂灭不远了。

走笔至此，忽然想起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此人是继乔伊斯之后，被认为美国最重要的现代派小说家。在他的笔下，完整地虚构了一个约克纳帕塔法县。他还煞有介事地为这个县画了一张地图，并在地图下方注明面积和人口。福克纳的小说，大多都是以这个县作为故事背景。有研究者指出：“总共，属于约克纳帕塔法体系的有十六部小说以及《野棕榈》的一半，到底有多少个短篇就很难统计了。”与曹雪芹很相似的一点是，福克纳的作品起初也是读者很少，但自从他194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人们便写了大量的评论，去研究他的作品。但你若翻翻那些论著，竟没有一篇是考据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没人琢磨该县究竟是在密西西比的哪个方位，书中的人物可与现实中哪个人对上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