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臻

民国时期虽然与欧美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在时间上高度重合，但是黄金时代的主要作家却大都没有代表性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也难怪姚苏凤在《欧美侦探小说新话》（《生活》杂志，第一期至第三期，1947年）中感慨道：“近年来的欧美侦探小说之新作被翻译介绍过来的，委实太少了。”他进而提道：“在欧美所公认的第一流近代作家中，为什么只有过伊勒莱昆（Ellery Queen）的《希腊棺材》《中国红橙》……这几种？……即说上述的……也还是昆氏……的较失败的作品。”

《希腊棺材》刊登于著名的《万象》杂志，从第一年第一期（1941年7月）连载到第三年第二期（1943年8月）。此后，由《万象》老板平襟亚创办的中央书店出版单行本（1946年12月初版）。而《中国红橙奇案》（今译《中国橘子之谜》）则由上海春江书局于1943年出版。此外，埃勒里·奎因（即上文之“伊勒莱昆”）在民国时期尚有一些短篇译作。而从年代上看，直到四十年代奎因才同中国读者见面。不过近期笔者的一个发现，使得程小青翻译的另一部奎因作品浮出水面，并且将奎因被引进中国的时间也提前了若干年。

1936年8月6日，《上海报》上刊登了时任编辑匡寒僧撰写的《绅士帽前奏——介绍程小青先生的长篇小说》。其中写道：

关于本报顾明道先生的长篇小说《蓬门红泪》即将结束，与预备接登程小青先生的长篇小说的消息，已经在上次约略向读者诸君报告过了。当时，因为篇幅关系，所以没有作详细介绍（引者按：7月4日《告读者与同文》中提及，预备刊登程小青的侦探小说，但是没有提到小说的名字和内容）。

现在，顾先生的《蓬门红泪》全部仅余三千多字，不多几天，就可以刊完了。这里，顺便再将程先生的小说向读者们介绍一下。

程先生的侦探小说，在本报已经登载过两篇，博得读者的赞美。所以，我们在顾先生的小说行将结束时，就写信给程先生，请他再写一篇侦探小说。虽然程先生教务很忙，但是，不多几天，就接到回信，很直截地答允了。

这次的一部小说，名字叫《绅士帽》，是一部译本。原作者是奎宁父子。奎宁父子是何许人，文名如何，在程先生的“引言”里有详细的介绍。

这里提到的已经登载过的两篇程小青的侦探小说是《白衣怪》和《活尸》，前者刊登时间是1931年11月1日到1932年8月6日，后者是1933年9月1日（？报纸缺失，不确定开始登载时间）到1934年2月28日。两篇都属于霍桑探案中的长篇故事。而所说的奎宁父子自不必说就是奎因父子，从《绅士帽》这个名字也不难让人联想到这就是奎因的处女作《罗马帽子之谜》。

《上海报》是民国时期出版于上海的一份小报，1929年10月1日创刊。由当时蓬莱市场的老板匡仲谋主办，陶寿伯、王雪尘、匡寒僧等人先后为编辑。该报英文报名为The Shanghai Pao，每日一期，每期出版一张，每张版式定为四开四版（也有段时间增刊至八版，每期两张），刊载各种政治言论、新闻报道等内容，综合性较强。日本攻占上海期间，该报受到影响停刊约一年时间，复刊后至少发行至1939年3月31日，其后停刊时间不明。龚建星的《溯影老上海》中提到，《上海报》总发行量约2.5万份，其中上海1万余份，外埠1.5万份。

《上海报》具有一定政治情怀和抱负，提出“监督政府、领导社会舆论、指导建设方针、传播真实消息”等四大使命。除时评、新闻外，该报也刊登连载小说等文学作品，不少出自名家之笔，如包天笑的《上海的解剖》、海上漱石生的《呆侠》、张庆霖的《捉刀六纪》、红薇的《颠鸾艳影记》等。

1936年9月1日，《绅士帽》正式开始连载，第一节是《引言》。但是，这篇短小的《引言》却并非原书的序言，而是程小青自己撰写的，向读者做了一些背景情况介绍：

侦探小说在欧美出版界里可说是始终占领着无上的权威，和把握着无量的群众。自从美国挨仑坡的杜宾创作，继之以集大成的道尔的福尔摩斯案问世以来，五六十年间，风起云涌，作家辈出，真所谓日新月异。每年出版的数量，如果统计起来，那数字的位置一定会使人眩目。老作家如挨仑坡、道尔、华拉斯辈虽先后逝世，而新兴作家继踵而起的却不胜偻指。本篇也是新兴作品的权威之一，主人翁为奎宁父子。据原序上说，老奎宁名叫列却，本是纽约警厅的稽查员。他有敏锐的头脑，坚强的记忆，和透视人类心理的眼光，所以他在任时的光荣的功绩，在最近的半世纪中可称数一数二。他的儿子名叫爱雷，是个侦探小说作家。他有独特的天才，天赋的直觉和丰富的想象力。老奎宁列却的克享盛名，一部分就得力于爱雷。他们父子俩合作的案件很多。本篇是他们得意的心血结晶之一，是由爱雷奎宁写成的。篇中离奇紧张的事实，和勾心斗角的局势，在侦探小说中是不可多得的。好在读者自能领会，我用不着这里多说了。译者附识。

这一连载一直持续了近一年。这期间局面动荡不安，日军侵华的脚步越来越快，《上海报》所在的上海和程小青所居住的苏州（当时程小青在东吴大学附中执教）也未能幸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准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苏州也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8月14日，《上海报》刊发停刊前的最后一期，头版头条是《下大决心保卫上海》，第4版上刊登了《绅士帽》第十七章的开头。

面对紧张的战争局面，程小青举家仓促离开苏州，之后历尽艰辛，辗转来到安徽避难。根据《上海报》1938年8月2日刊登的《程小青绕道来沪》中称：“据程君云，去岁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鉴于局势之紧张，乃拼凑得现金二千余元，一家八口逃难他乡，先至南浔，旋又至安徽黟县。当时，因天气已冷，乃将夏季衣服尽遗于南浔，免得途中携带不便。乃不料南浔房屋付之一炬，所有衣服损失净尽。”根据《程小青生平与著译年表》，程小青一家离开苏州是在1937年8月17日。另据1938年5月5日《上海报》刊登的《程小青君來函》显示，程小青一家于1937年11月11日离开南浔，在那里待了三个月不到。

《程小青绕道来沪》又提道：“当日军到苏后，曾赴程宅搜索，得军帽一只、军衣一袭、刺刀一柄。日军乃欲烧屋，然因无火种，故得以保全，此亦不幸中之大幸。”虽然家宅还在，但是早已被洗劫一空，真是有家难回。这期间还出现了藏于东吴校内的数万言手稿被人无端拿走的情况（《程小青重返东吴》，《晶报》，1938年7月22日）。1938年7月底，时局稍有安定，程小青辗转来到上海，一边在上海重建的东吴附中教书，一边从事创作和翻译。

大约在安徽避难时期，程小青开始继续翻译《绅士帽》。1938年春天，程小青在给《苏州明报》社长孙筹成的信中提到，曾托人将《绅士帽》的续稿带到上海交给《上海报》。1938年7月《上海报》复刊，同年9月1日《绅士帽》开始继续刊登，一直连载到当年11月27日方宣告终结。

程小青在极为仓促的情况下离开苏州到南浔，又从南浔到黟县，途中甚至为了方便而尽数丢弃夏装。可程小青却带了这本《绅士帽》的原文书，并且一直挂念将它翻译完整。这其中固有因为连载任务未完成而抱有的责任心，但是也不可不说程小青对这本书有着特别的喜爱。当时因为刊物的缘故或者译者本身的缘故，译文“烂尾”的情况时有发生。《绅士帽》在如此严峻的外界条件下竟然得以翻译完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此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绅士帽》中的“挑战读者”被删去了。是程小青没有意识到“挑战读者”的重要性吗？《绅士帽》也没有翻译原书的序言，可能程小青将它们都作为J.J.McC插入到作品中的内容而删去了。可能这时候程小青还没有阅读过奎因其他的“国名系列”，不知道“挑战读者”是这个系列的主要特色之一。不过，到了后来翻译《希腊棺材》时，原书中的“挑战读者”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

还有个问题是，为什么后来这么一部“不可多得的”侦探小说消失在人们视野中，即便在《希腊棺材》和一些奎因短篇都结集出版单行本之后，还是默默无闻地躺在故纸堆中呢？目前还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能够想到的解释是，或许因为避难离开苏州的时候，大部分文稿都没有带走，之后又因为日军的搜宅而毁掉了，程小青本人没有了主要的稿件（只有后来翻译的少部分文稿），而搜罗完整刊登《绅士帽》的各期报纸也难度很大，所以最终这部小说没有出版单行本。类似的例子是，1939年3月29日，《上海报》上刊登了程小青的广告，征求该报上刊登的《白衣怪》和《活尸》的剪报，以及之前出版的单行本《倭刀记》（不知是否成功，但是这几篇故事后来都收录进世界书局的霍桑探案丛书）。另一方面，《绅士帽》刊登在《上海报》这样一份小报上，它的名气不算大，发行数量不算多，而且也不是文艺刊物，故而鲜有人提到这部奎因的作品了。

尽管如此，通过这次发现，我们知道了奎因的处女作《罗马帽子之谜》在民国时期有过译本，而且从目前资料来看，还是奎因首度被引入中国。而这中间又穿插着关于程小青的一段“離奇紧张的事实”，如今看来不禁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