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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的挚情

2022-01-18黄维樑

书屋 2022年1期
关键词:新亚金氏剑桥

黄维樑

重读金耀基先生的《剑桥语丝》,此书先后印了总有五六版,论印次则更多。书中十多篇文章叙事、写景、抒情、议论兼具;剑桥大学这俊秀的主角之外,牛津、哈佛、海德堡以至M.I.T.也在书中作“友情演出”;宏论卓识之外,诸校的正史、逸闻加插其中,文笔雅健;文字之外,其中一个版本还有Mackenzie等的插图,真是本十分丰美的书。

写作《剑桥语丝》时,金耀基刚过了四十岁。我想他从青少年开始,已知道什么是创作的美学要求。这位社会学学者、教育家,也是位作家。好的作家要“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要“寓情于景”,要“情景交融”,要用“形象思维”,这些他全会了,全用了。

亚里士多德认为作家创造比喻是天才的标志,宋代的陈骙则说:“文之作也,可无喻乎?”金耀基描述剑桥与牛津时,引述牛津十九世纪著名诗人麦修·安诺德(Matthew Anrold)赞美他母校的比喻:“那座甜蜜的都城,她的无数如梦样的塔尖!”金氏笔下的比喻,如串珠出现:“真的,一排排,一行行,像石笋般挺秀的塔尖布满了牛城的天际,远远向上望去,每支石笋都似挺立云端的神像;牛津直似一座万神聚合的天城!假如牛津景色的精华是云端的塔尖,那么剑桥的精华便是飘过剑河美如彩虹的座座天桥了!如果说牛津是天城,则剑桥必是仙乡了!”

细说也好,概括也好,金耀基金笔一挥,辞采耀目的文章是有充分的史料基础的。从名为康桥到名为剑桥,这所英国古老名校吸引了无数中华知识分子,徐志摩、陈之藩、金耀基、吴霭仪的剑桥大学书写中,金氏《剑桥语丝》的知识含金量最大。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剑大作一年的访问研究,除了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本行的书之外,剑大的正史、稗史读了多部,因此笔下除了感性的体验之外,还多有知性的记述和议论。书中对剑大以至牛大的杰出教授和校友,其正事和轶事,道来如数家珍;剑大以至牛大的科学家、哲人、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建筑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列出来的名单,可摆满二大的名人堂。对钦佩的剑桥人,金氏几乎表示了“英雄崇拜”的情怀。金氏在台湾大学受教育,后赴美深造,之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教,学贯中西,谙熟西方文化;剑大一年,他完全没有“文化震荡”之感;身在英伦,一无“离散”(diaspora)的“太息啊不乐”之情。他全情体验、拥抱剑桥,其深情比起“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的徐志摩并不稍逊。

董桥任《明报月刊》主编时,刊登金氏的剑桥散文,则有“金体文”一词,以称其特色文体。金耀基的学术著作,论中国的现代化、大学的理念等,这些是他作为社会科学学者的当行本色;其“金体文”创作,则为金氏增色。我认为应另增一色,就是他的另一种“金体文”:金体书法。他的书法是一种“秀金体”(宋徽宗有其“瘦金体”),秀雅俊逸,笔法中回锋之蕴藉、撇捺之曼妙多姿,令人赞叹。

现年八十多岁的荣休讲座教授,不休地工作,没有一日加班不超过八小时的,终于完成这半部回忆录《人间有知音:金耀基师友书信录》(以下简称《书信录》)的编撰:有回忆录的书写,兼有述评师友的内容,这真是创意丰盈的一部书册;它既是优雅的散文,也是当代文化人的传记材料。

在这本书里,钱穆(新亚书院创办人)、李卓敏(港中大创校校长)、饶宗颐、余光中、杨振宁等学术、教育、文学各界人士,一共逾百位,在金教授的记述中各显丰采。这些记述,不是太史公的列传,不是鲁迅写《阿Q正传》,或许可称为别传。这使我想起余光中的著名散文《沙田七友记》,所记的方式也可说是别传。非常难得,两种别传中都有我。

金公与蔡思果互为知音,彼此稱赞对方的散文:蔡说金篇文字精妙,思想高超,信为传世之作;金谓蔡的散文一看入迷,不能释手,对他从容不迫充满机趣的笔调甚为心折。蔡思果也是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书信录》引他的翻译论述;下面的语句是我初读的,颇使人心惊:译老英文最难,像攀登景阳冈,老虎多,风险大,要有武松的体魄,才不会送命。

刘述先和金耀基都是台湾大学的校友,在中大新亚书院共事,二人合作无间。金公表扬刘氏在西方英语世界推扬儒学,也谈到刘氏与唐君毅先生之间的不惬,但金公对此始终不甚了了,述先在我面前也未多说,述先始终肯定唐先生的学术地位。我想,这大概就是一种不和而同了,同指认同其学术地位,难得有此器量。和众多新亚人一样,刘述先可说的严肃事和有趣事甚多,全书人数逾百,金公只得惜墨如金,不能人人详写。

《书信录》中的陈方正又是一位人物,金教授形容他科学与人文双修,我们也可以说他一个人而具两种文化(a man of two cultures)。本来是物理系教授,后来却成为大学的秘书长,更当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金公列举陈所长的种种建树,怀念如何在中大改制时风雨满天的日子里成为知交,还赞扬陈方正近年为其先父陈克文先生设立近代史讲座,又整理出其父亲的日记两大册,金公曰:亦可谓极尽人子的孝思矣。我对陈教授则有一种知遇之情。1976年我从美国取得学位回母校教书,属于新亚书院;陈先生属于联合书院,大概看过我的一些文章,就请我为联合的学生讲述爱尔兰诗人叶慈(W.B.Yeats),此外对我还有一些厚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香港与内地开始频繁交流的岁月。身为新亚书院院长的金耀基,为交流活动搭建金桥,如朱光潜与钱穆等耄耋学者就曾交汇于此,并“在交汇时放出光亮”(借用徐志摩诗句)——虽然已是微弱的晚霞之光。陈先生同样促进种种交流,1984年,巴金应邀来中大领受荣誉博士学位,就是他建议和策划的。这中间有一段插曲。中大一向为荣誉博士学位获得者写一篇赞词,对巴金也如此。当时余光中先生是中文系教授,以教现代文学为主,赞词应由他来写,然而,有变卦。距离典礼只有一个月,陈先生只得临危自命,自己执笔。说陈方正科学与人文双修,这篇情辞并茂的赞词是个好例子。

这里说的故事,还有赞词,都收录于陈氏2016年中大出版社推出的文集《当时只道是寻常》,此书由金公题签,并撰写推介词。后,我在扬州市图书馆新书架上不经意看到此书的内地版本,书名作《用庐忆旧》;颇惊喜于扬州文化深厚,图书馆收罗广阔,特地为书拍下了照片。

耀基先生卸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至今十多年,一直有重要活动——挥毫。本来他已是散文名家,董桥称其剑桥与海德堡篇什为“金体文”。本来他已常为书刊和建筑物题字,现在有另一种“金体文”了。

在是次“金耀基八十书法展”所见,楷书、行书、行楷俱备,大中小字都有;对联、佛典、诗词、今人隽语以至金氏本人的散文(包括《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和《海德堡语丝》)名段,多元并展;以百幅计的墨宝,蔚为大观,而且都是“八十后”作品。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其创作看来有“八零后”的刚健魄力,其实不只刚力,还有柔力;即是兼有hard power和soft power。金教授青壮年时打网球,大概因此练就其刚力;柔力呢,是天生所有,也可能是为人、为学、办行政所磨炼出来的吧。他自言王羲之之外,汲取历代各家之长,而受敦煌壁画“文殊变”“普贤变”的飞天笔法影响很大。当然,一如所见,其笔触间尽现“己意”;换句话说,他“取镕经意”后“自铸伟辞”(《文心雕龙》语)了,其笔画秀劲,结体与行气均善,满有飞天的潇洒飘逸,不同篇幅如汉高祖的《大风歌》、汉武帝的《秋风辞》、李白的《独坐敬亭山》所见,其“飞”字笔画变化,各尽其灵动姿态。他的书法已成一家,可谓:“飞天妙气韵,金体逸风神。”

金耀基教授近些年在港、沪、京三地先后举行过书法展览,又中文又英文先后出版了三本书,第四本出来了,是牛津出版社的《最难忘情》。这位“八十后”老校长真“牛”,我读这册新书也真“津”津有情味。

新书写的多是故人,如高锟、丘成桐、许倬云等。金耀基最能婉转地乐道友人之善。他美言许倬云的“剖析锐利和博知多识”;许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呢,金来一句“不论你同意或不同意……”。金教授和丘成桐交往多年,认为这位杰出的数学家“充满诗情”;一般人认为数学枯燥抽象,丘的“弦论”却是“美妙神奇”,形容丘成桐,金公想起浪漫诗人济慈的名句“美是真,真是美”。

金写高锟最为深婉动人。2009年高锟获颁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其发明的光纤“型塑今日网络社会基础”;“现时全球光纤十亿公里长,可围绕地球二万五千周”,“文字、音乐、照片和录像,不足一秒可传递全球”。然而,荣誉公布时,这位科学家的老人痴呆症状显著,惘然难以知其荣耀了。高锟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九年,其中有七年金耀基任副校长(金后来担任中大校长)。共事多年,金深知高办学的贡献,更认为在人格方面,高是“中、西文化意义中的君子”。

1985年金耀基发表《最难忘情是山水》一文。现在老校长最难忘情的是什么?是親人与友人,以及相关的学术文化。本书“时有珍珑美句”,“赞匠人、匠心,赞工匠之艺术造化”,是金氏晚霞绚丽之作,近些年金教授这几本书最能为“这个世界增添光辉与温情”。

在新冠病毒的阴影中,总有人慨叹“藤校”已变为“电大”,更怀疑大学存在的价值。在这非常时期,我读到金耀基教授刚出版的《大学之理念》。此书收录金氏1977年以来所写论述大学的功能、理想、制度、发展等十多篇文章,它风行各地,有多个再版和增订版。

作者受教育于台湾和美国,参访过欧美和内地各大名校,博览中外议论大学的著述,先后就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中大校长,本书是金氏综合理论和实践的思维结晶。作者指出,现代的大学由德国先领风骚,英美等国增益发皇,中国的大学是“横的移植”。他讨论:大学是学术象牙塔还是社会服务站?大学里教学和研究两者如何兼顾?大学变得愈来愈大,以至有multi-university(综集大学)和mega-university(超大大学),对庞然的黉宫如何经营如何保持素质?金耀基承认西方的韦伯(M.Weber)等众多学者“阐发大学之妙旨精义”影响了他的思考,蔡元培的“大典”和“众家”论、钱穆的“明德亲民”说,对他也很有启发。

大学之外,金校长对“现代化”理论深有研究,甚有建树。我曾不止一次目睹金教授手握烟斗,神情认真,炯炯目光专注,讲述对大学这建制的肯定和赞美;他在本书中写道:“大大学之于中国现代文明秩序之建立,尤攸切相关。”

大学的存在价值自然无可怀疑。非常时期难免有“电大”的权宜设置,而“电大”也实在有有其角色功能。不过,在弦歌声中,杏坛传道,同窗论学,亲切互动的大学风景,才真的美丽呢!金校长在本书中把大学称为“这美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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