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汉青

临汾市尧都区正东十几华里，有一村名县底。村有三四千口人，系尧都区汾河东古镇，逢二五八集会，与尧都区大阳镇和襄汾县邓庄镇形成临汾河东鼎市。

此村何谓之古？说来话长。

古名

村名县底，有点古怪。为什么叫此名？源于何时？无从稽考。

在中国,“县”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始于春秋时期。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县”名，产生于古代晋国。公元前544年，晋平公14年，平公母亲悼夫人放食，遇到一位来自绛的老者求于食。问贵庚，老者答曰：“不知纪年，只知经历445个甲子矣！”晋平公认为“绛”这个地方出长寿老人，太可贵了，就将“绛”取名“绛县”。这也是天下第一县。

县底镇现属于临汾市尧都区，查尧都区、临汾市志，此村并无作过县府所在地的记载。但临汾市曾是晋国首都和赵韩魏早期首都所在地，此后两千多年更是兵家争战之地，县既然源于晋，近水楼台先得月，县底村是否古代曾短时为某个县府所在地或备选呢？真难说。

古堡

这个古堡很古，同县底的村名一样，没有人说得清建于何时。我们家族算个书香门第大家族，老辈儿也都说古堡很古，闹不清来历。

整个古堡大约百亩来地，周围一圈两三丈高、八九尺厚的土墙，东倚卧虎山，南傍黄鹿泉河，北临10余米深的东河里沟谷，只有西面靠着县底村，俨然一个古城堡。

1974年，我离开县底村到了北京，后来一直在北京工作。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回乡探亲，见到时任村支部书记吉三记。他说：“汉青，你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见识多，帮着想想咱村有什么发展经济的好路子呢？”

我因为在北京多年做宣传文化工作，了解不少旅游经济发展致富的典型，又出于对家乡的关注，翻阅了不少有关文献书籍，了解到春秋战国和此后两千多年，晋国、韩国、西魏王豹、汉晋平阳侯国、汉赵刘渊等曾设都于临汾，更发生过许多战乱，那时如果建筑一个土城堡，御敌保民，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古堡的规模很大且沧桑，与古代的哪个县府产生联系，也是大概率的事情。临汾就先后有平阳故城、乾城、白马城、卧牛城的筑城历史。明洪武二年（公元前1369年）平阳卫指挥使胡渊主持扩修的平阳主城，外墙包砖，城垣周长达到6797米，高15米，顶宽20米，城角各建角楼一座，护城河宽8米。明正德年间，又增建了周长4000多米的东关土城，规模远超过现在的平遥古城。解放战争时打临汾，徐向前指挥部队采用挖坑道爆破的办法，好不容易才突破城墙，还出了个“临汾旅”，非常有名。在文革期间和后来的城市化运动中，临汾城墙也基本消失了。90年代以后重视文物古迹，临汾城西一段残存的城墙，逐步修建为一个挺有特色的古城公园。

现在，吉三记书记提到此事，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早想过，咱村的古堡就可大做文章。我查阅了一些资料，这个古堡可能有点来历，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古迹旅游景点。”

三记书记看着我愣了片刻，然后说出一句让我至今仍然心悸的话：“没了，古堡平了！”

原来，1975年农业学大寨掀高潮，县底村是当时临汾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战天斗地建设大寨田自然走在前面。地区、县、公社领导和机关干部一起上阵，协助县底全村人民发起了拆掉古堡、填平东河里沟谷的大战役。上千人挥锹抡镢，肩扛车推带爆破，整整奋战了一年半多，终于把古堡消灭，填平了东河里沟谷，增加了一二百亩大寨田。因为这项工程浩大，冬天和节假日也不休息，有几对青年男女还在工地上举办了集体婚礼。

我听完这些，赶紧跑到村东，果然看不见古堡了，过去沟深坡陡长满山花野草、底部有条小溪的东河里沟谷，也变成了平地，一片青青的麦苗随风翻卷着绿浪。

我挺奇怪的一个现象，过去在家乡时，经常挑灯夜战学大寨，或者春节不休息积粪整农田，但庄稼还是长得不好。离乡前的十几个年头，我最大的记忆就是饥饿。改革开放后的这些年，家乡的人民不那么忙了，也不折腾什么亩产“跨黄河”和“过长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了，庄稼倒长好了，彻底告别了饥饿。

我挺喜欢眼前这片平展展长势良好的麦田，只是那些爬古堡看远山、攀河谷摘酸枣的美好记忆，甚至与上千年古迹景点有可能发生关系的神奇希望，只能留在记忆和遗憾中了。

那天，我沿着田埂，迈着沉重的步子，寻找着古堡大约曾经坐落过的位置，转悠了好长好长时间。

古城

县底与“古城”产生联系，则是近日的事情。

我写下这篇《古镇县底》的初稿，因是村志邀写的纪实文章，曾在小范围里征询意见，以期核正。有朋友转发给相关专家，引起了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市政协文史研究员蔺长旺先生的关注。

2021年4月3日晚，蔺先生加我微信后，告说：“卫先生，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实际上县底还曾是高梁城，明洪武十五年平阳府志有载，该志是1980年国家图书馆清理书库时发现的。”

我吃了一惊，回道：“蔺先生好！平阳府志的详细记载能找到吗？请方便发我。”

第二天，蔺先生发来一张明洪武十五年刊印的地图，图中明确标注高梁城在卧虎山西麓，旁边靠近黄鹿泉，大致在县底村附近。蔺先生还特别指出，过去有些说法，认为古高梁城在临汾城西北汾河边的高河桥和高河店村一带，是值得商榷的，明显与这幅600多年前的平阳府志和地图不符。

查考史料，高梁城的历史很遥远，至少远到了春秋时期。那时候，还没有现今这临汾城，即使叫做平阳的古城也还在汾河的西边，平阳城建在现址是北魏时期的事。而在此之前，高梁城就活跃在史书中了。

《左传·僖公九年》记载：“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去，因为立君之事互相残杀，发生了严重的内乱。齐桓公为稳定大局，兴师伐晋。不过，大军到达高梁城时，秦穆公已经护送夷吾回国继位，只好罢兵还齐。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又载：“晋公子重耳杀怀公于高梁。”公元前636年，晋惠公病死，在秦国作抵押的公子圉偷偷跑回去了做了国君，这就是晋怀公。晋怀公一上台，就和秦国反目，惹恼了秦穆公，派人找到了重耳，愿意护送他回国做晋君，并将女儿嫁给了他。秦穆公率领大军护送重耳回国，一路攻城夺隘。晋怀公见大势已去，连忙逃到高梁城避难。重耳回到绛城（今翼城）做了国君，这就是后来称雄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晋文公一是不放心卧榻之侧的前君，二来为报答秦晋之好，派人到高梁城杀了那个忘恩负义的晋怀公。

蔺先生说：“好像还有记载，楚怀王逃亡也是在高梁城被捉的。公元前297年，楚怀王逃走。秦伏兵断绝了其通往楚地的道路，欲留住逼使割地。楚怀王非常愤怒，于是逃到赵国。赵国怕牵连事端，不让楚怀王入境。楚怀王又企图逃往魏国，在高梁城被秦国追兵捉住，只好再次进入了秦国，不久郁闷而死。”这一历史记载还有待查考。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也有记载：“潏水（今洰河）即巢山（今卧虎山）之水也。水源东南出巢山东谷，北迳浮山东，又西北流与劳水合，乱流西北，迳高梁城北，西流入于汾水。又南，迳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

从这些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高梁城系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一个城邑，到北魏时期已成故墟了。

但高梁城到底在临汾的什么位置呢？是否如蔺先生确定在县底呢？通过相关资料来看，蔺先生的观点不无道理。

高梁城历史上的记载，基本上是春秋战国至汉初。到北魏时期郦道元写《水经注》时，高梁城已成故墟。而最具方位依据的，除了明洪武年的平阳府志和地图，只有《水经注》。

且看，郦道元写潏水（今洰河）而不是源于黑山的劳水（今涝河）时，才提到“迳高梁城北，西流入于汾水。”说明古高梁城靠近巢山（今卧虎山）和潏水。“又南，迳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一句，也是说源于“巢山之水”的潏水，这是否指的是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还成河流，途经县底村南侧流向西面杜村一带的黄鹿泉河呢？

蔺先生说，完全有这种可能，古代水流量远比现在大，可看作“潏水”的支流。明洪武年地图特意标示出黄鹿泉河流，且看上去比较宽阔，何况距今1500年前的北魏呢！县底和翟村一直有传说，很早以前的黄鹿泉，曾按照古俗，油锅里捞钱“七三”分水，县底七，翟村三，直到1970年。如果黄鹿泉水量太小，何至于如此大动干戈。

再者，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还写道：“汾水又南，迳白马城西，魏刑白马而筑之，故世谓之白马城。今平阳郡治。”现在的高河店村和高河桥，距离当时的平阳郡治白马城（即今临汾城）只有两公里左右，且水从东南巢山往西北而来，先傍经白马城东北侧后再到高河店村和高河桥，为什么郦道元说“潏水”时提到了已为故墟的“高梁城”，而不说途径当时修筑不久且颇具规模的平阳郡治白马城呢？从地理和情理上看，似乎难圆其说。只有一种情况：郦道元说到源于巢山的潏水时，顺便提到巢山附近历史上曾存在但现已成故墟的高梁城。至于白马城，下面记述汾水时再说吧。

此外，高梁城何以名高梁城呢？“梁”系山梁之“梁”，而非米粱之“粱”。顾名思义，应该是建在高梁上。县底地处卧虎山西麓，可谓高梁上。村东建于高梁上的古堡，前面“古堡”一章中已有记述，挺大规模、说不清来历的古堡子，是否就是“高梁城”的整体或部分遗址呢？仅从名字上看，似乎比地处汾河边平川上的高河店村和高河桥更恰当些。

还有，明洪武年《平阳志卷第五》临汾县的“古迹”一章中，明确记载：“刘元海故城在今治城西南二十里，遗址尚存，今名金店村。”“高梁城在故城东三十七里。平阳志云，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杀怀公于梁郡国，志云即梁之墟。”

从百度地图上导航，县底村步行到十六国时期汉赵开国皇帝刘渊（字元海）金殿故城（旧名金店村，今名金殿村），有18.3公里，约37华里。县底村也在金殿村正东。

以上种种，都可佐证蔺先生高梁城位于县底的观点。

蔺先生还说：“据相关资料，高梁临近武遂，而武遂恰位于县底东北不远处，可资佐证。”据《山西通志》“府州县志四”中说：高梁，“战国为韩武遂地”。武遂遗址今名辛城，西距临汾市25公里，东离浮山城8公里，位于临浮公路北侧。武遂城以青龙堡为中心，八方城堡环拱，形成一个城堡连环的防卫群体，民间有八卦城之说。

就蔺先生的观点，我问询了临汾市著名作家、学者、山西文史馆员乔忠延。他说：“有此一说。印象中还有一说，县底是原襄陵城旧址。”

我又吃一惊。久居京城，对自己村镇的历史真了解不够。百度“襄陵县”，在“历史地名词典网”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西汉置，属河东郡。治所在今山西省襄汾县北十五里古城庄。三国魏属平阳郡。北齐废。隋大业二年（606年）改禽昌县治，属临汾郡。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东南十八里县底镇。唐属晋州。北宋天圣初移治今襄汾县西北三十三里襄陵镇。1954年与汾城县合并为襄汾县。”

上边提到了禽昌县，我再搜索“禽昌县”的百度百科：公元42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擒获了西夏国主赫连昌，为炫耀武功，广筑禽昌城，分开平阳郡置禽昌郡于吉县。北齐改郡为县，徙治于曲亭。80年后，徙治于乔李。“到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又废襄陵入禽昌。周平齐（577年）因县治偏北，从禽昌城徙治于废襄陵故城（今临汾城东南的县底）。隋大业二年（606年）废禽昌恢复襄陵县旧名，将县治南徙于古城庄。此城归禽昌约百余年，禽昌县治此城约30年。卧虎山下一带地方直至金朝时仍属襄陵县。”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建国前，临汾一直是兵家争战之地，城头变换大王旗。许多史料档案很难完整保存，学术观点产生分岐和争论是很正常的。

县底与古代的高梁城、襄陵城和禽昌城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论证。

古都

过去我曾想，把自己的家乡县底村与县府沾边，与春秋战国时期相联，也许有点高攀，或者有点牵强，但怎么也没想到居然还能与尧时期的古都有关。

那是2017年底的一天，我在北京民族饭店参加一个尧文化的学术活动，遇见何弩（本名何努）先生。

何弩先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近20多年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专项”，成就卓著。2015年6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山西陶寺遗址考古发布会。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宣布，“尧都平阳”正在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证据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2017年12月8日，在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上，陶寺遗址作为唯一一个中国考古项目，获“重大考古研究成果奖”。

我特意走向何弩先生，感谢他为老家临汾尧都做出的卓越贡献。

何弩先生问：“你是尧都区哪个村？”

我说：“县底村。”

何弩先生眉毛一扬：“哦，县底村呀！根据我们的考证，县底村是尧都陶寺的副都，还有一个在曲沃。”

我有点不大相信地问：“县底能是尧都的副都？不可能吧？”

何弩先生说：“我们有考古依据的。”

那天活动的组织者，是学者型的临汾市原人大主任、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合心先生。近20年来，刘合心先生坚持推动尧文化和晋南地区的中华文明根祖文化研究，撰写出版了《源头集》《历史的星空》等10多部很有文化价值和审美情趣的著作，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同他提到此事，刘主任说：“何弩可不简单，20多年挖掘考证尧都，不会随便说的。”

后来与一些相关人士聊起这个话题，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县底村地处尧都区的卧虎山西麓，南面20公里左右邻近襄汾的陶寺，北面10多公里大阳镇北郊村的涝河岸边，建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尧陵。1984年中国考古研究所专家考证，陵丘属人为形成，再根据尧陵附近发现陶片推测，4000余年前人类曾在此活动居住，这与当地传说葬尧时人们掬土成山成陵相吻合。

从地图上就会看到，县底处于陶寺尧都和北郊村尧陵之间。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太史公即写《史记》的司马迁，翻成现在通俗的话：学者多称赞五帝，上古久远的事了。然而最可征而信的《尚书》，记载的只有尧以来，而不记载黄帝、颛顼、帝喾等。诸子百家虽提到黄帝，涉于神怪，不是典雅之训，所以当世缙绅们都不愿多说，不可以取以为证啊。

那天从民族饭店回到家后，我曾特意向县底村书记刘红生和村长毕宝玲通报此事，记得还挺认真地说：“以后再有大的挖掘工程，注意看有没有古陶片之类的东西，好好保护啊！”

古音

县底古镇之古，还表现在一些古字古音的使用。

许多爱好古典诗词的人会发现，一些著名诗人的诗句怎么会不押韵呢？

比如唐朝诗人杜牧那首脍灸人口的《山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车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同朝代的韩翃也有一首著名的《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两首诗中的“斜”，按现在读音读“xié”，明显与其他的韵脚押不上。其实，在古代人的读音中，这个“斜”读“xiá”，完全押韵的。而在县底镇的方言中，就保持着这个“斜”字的古音读法。如说“日头斜了”“这条胡同有点斜”，都读“xiá”。

县底一带的方言中，还保留了许多古音古字。如“予”字的使用，这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给”不用“给”而用“予”。如“你把碗予我。”古代的训诂书《广雅》中：“予，与也。”如《诗·小雅》：“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荀子·大略》：“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师旷。”

“孰”用的也很普遍。县底一带的方言里，“孰”就是“谁”的意思，用“孰”不用“谁”。“孰呢”就是“谁呢”的意思。看看《战国策》：“吾与徐公孰美？”韩愈《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也是“谁”的意思。

“荷”似乎是很古典、文雅的用字。如陶渊明《归园田居》：“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诗中的“荷”就是携带的意思，现代人已经很少这样说了，通常说“带”或“拿”。但是县底镇的方言中仍一如既往：“你把锄荷上。”“出门多荷点钱。”都是携带的意思。

䀇，读“gu”。《说文解字》：“器也，从皿从缶。古声。”很古老的字，现代人更少使用。这种形状类似火锅、烧木炭的铜、铁“火䀇子”器皿，可以在餐桌上蒸煮菜蔬。县底镇所在的临汾一带，这种器皿、这种读音、这种吃法，自古至今，一如既往。

这里的人们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把母亲称呼为“奶奶”或“奶”，而把奶奶（祖母）称呼为“nüe”，即“娘”的变音。这么基本的称呼，竟然正好与其他地方相反。

我在上世纪90年代，曾就这个话题与临汾的著名作家、学者乔忠延先生探讨过。我们的观点是，似乎临汾这里的称呼更接近于古时的本义和源头。临汾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其使用语言是很古老的。一个幼儿呱呱落地，首先要寻找“奶”（乳房），哪个儿女不是叼着母亲的两个奶头、吃着母亲的奶汁长大成人的呢？而吃祖母的奶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每一个儿童的眼里和心目中，慈祥可亲的祖母无疑是最美好的女人，那不就是“良”“女”嘛？

此外，县底一带人称呼爷爷，读音为“yaya”(呀呀)。称呼太阳，也是爷爷和“yaya”读音，如太阳出来了，说成“爷爷(yaya)出来了”；太阳充沛的地方，发音为“爷爷(yaya)窝”。而称呼尧，一直以来是尧王爷，读音和太阳差不多，或有时混同。万物生长靠太阳，尧天舜日源头长，爷爷的称呼竟与这些相同或相近，这似乎是更古老的读音了。

县底镇翟村人杨春泰先生撰写了《卧虎山麓方言》一书，对县底一带的方言有系统研究，其中也谈到这里的古音现象。

中国的汉字和读音，是由象形、形声、表意逐步演变形成的。县底镇距离陶寺尧都遗址只有20公里，临汾又是中国古典诗词著名的“平水韵”的发源地，这里的古字、古音是否有助于中华文化的溯源呢？值得探讨。

古建

山西号称“中国历史文化博物馆”，保留了许多华夏文明的人文遗迹。据权威资料统计，山西明以前地上的古建筑，竟占了全国82%，其中包括全国仅存的4座唐代建筑。尧都区更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古迹、古建、古宅留存不少。如全国仅存的8座元代戏台，尧都区就独占了3座。

县底这个古镇，也曾经拥有不少古迹、古建、古宅。明清以来晋商兴盛，村里有不少人在北京、太原、西安和临汾城做生意，村里的建筑、民宅都比较讲究。临汾河东旧有歌谣：“金城隍，银北席，另有翟村和县底。”说的就是这几个村古建很多，规模宏伟。

上世纪30年代，县底村还有长长的村墙和东西南北四个大门楼。尤其北门楼，宽大恢宏，有两层楼阁，供奉着神像。村西有娘娘庙、火神庙、三义庙和三座砖塔，村北有财神庙和戏台，村东有城隍庙、祖师庙和戏台，村南有三级神殿院和戏台的寺庙，另有土地庙四座。村里有范家胡同、赵家胡同、卫家胡同、任家胡同和固本堂等有名的家族院落群，并不逊于今天许多地方的古建民宅。如卫家胡同口有精致气派的牌楼，匾额上书“爰得我所”，两边楹联是“门外桑麻春百亩，室中弦诵月三更”。胡同往里100多米丁字口，还有一座高大宽敞的门楼。这些砌筑着黄河流域华夏文明的古建，这些经历了千百年风雨洗礼的古宅，可惜都在远烈于古时的近代战火和动乱中损毁殆尽。

村东紧依着卧虎山，此山形似卧虎，神话传话众多，自古有“八宝”名胜：黄鹿泉、马刨泉、珠砂洞、满水井、酸枣木角柱、羊豆芽檁子、聚宝盆、锯解石。这“八宝”名胜的传说，多与李世民等古代人物有关。如黄鹿泉，相传是隋末的浮山县令曹晋原，为解决家乡县底镇的旱情，在卧虎山上寻找水源，忽然一只黄鹿蹦跳而出。曹晋原一箭射去，黄鹿却没了踪影。曹晋原循踪拔出箭来，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是为黄鹿泉。唐武德年间，李世民和刘武周在县底镇一带发生大战，李世民遭遇埋伏，幸遇曹晋原救驾。战后，李世民封曹晋原为无佞侯，在卧虎山顶修建了无佞庙(后来老百姓叫浮山爷庙或浮山庙)，山下赐名封侯村。封侯村邻近还有侯村和西侯村，大概都与此有关。

2002年，著名电影演员斯琴高娃参加海淀区文联的活动，听我讲话，问道：“卫主席是临汾人吧？”我说：“是，尧都区县底镇的。”斯琴高娃睁大眼睛：“我就是县底镇侯村人！”我乐了，细一问，原来她父亲段青山是抗战初期从县底镇侯村出来参加八路军的，许多亲戚现在还在老家。

上世纪60年代，黄鹿泉水仍然自上而下灌溉着翟村、县底村的田地。不知哪一年，两村人按照古俗热油锅里捞钱分水，县底分得七成。1970年，黄鹿泉水近于枯竭，翟村和县底村争水，上千人拿着铁锨、镐头和枪支，气氛非常紧张，血案一触即发。在这关头，县底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赵希胤站了出来。赵希胤是当时临汾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多年来在县底村民中的威信一直很高。他极力阻止了即将发生的战斗，并动员县底村做出了让步，黄鹿泉从此不再下流县底村。

上世纪30年代，卧虎山上还古树参天，庙宇巍峨。每逢正月十五，周围四面八方村民打着“威风”（威风锣鼓）来此“朝山”，终点就是规模宏伟的古刹浮山庙。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鬼子为修碉堡堑壕和消灭抗日武装，将山上的古树砍伐殆尽，千年古刹也遭炸坏。

近几十年，县底镇十分重视环境绿化和古建的保护。我高中同学郭延山，多年担任卧虎山麓翟村的支部书记，他们支持和组织村民绿化卧虎山，已见成效。该村村民陈志强1960年出生，高中毕业后即从事义务植树，常年一家独居卧虎山上，挖深井引水喷灌，为绿化荒山、改善水土做出了卓越贡献。并走县串乡，为绿化事业出力献策。曾被评为“临汾市十杰青年”“山西省乡土人才”“山西省林业模范”。现在的卧虎山，已是松柏成林，一片郁郁葱葱。山顶还新修了庙宇，当然已不复当年浮山庙古刹规模。

村里的古建、古宅自然也难幸免。解放战争打临汾时，我四爸卫登嵩家的高宅大院被征用来存放爆破临汾城墙的巨量炸药。看守炸药库的战士抽烟不小心，火星溅到炸药上，当场炸死6个人。四爸家院子全部化为乌有，在外经商的七爷卫子珍和本家卫自强家等几个院子也被炸塌。我们家隔了几个院落还遭殃及，屋脊和屋檐震落摔碎。四爸心里太苦，不久去世。四妈着急上火，眼睛也瞎了。上世纪60年代，村里的小学占用的还是娘娘庙和火神庙，后来随着学校的就地升级改造，古庙拆除后建成几排教室，“娘娘”和“火神”也上西天了。

我们家的房子，就建于清康熙年间。西北角有一座十几米高的碉楼，也是全村的制高点之一。日本鬼子曾占据了我家碉楼七八年，抗日战争结束时惨遭摧毁。院门楼相当壮观，砖雕、石雕、木雕精湛。高高的门楣上悬一帧“耕读传家”砖雕。两侧高大的反八字影壁，分别是左图右史，雕绘着栩栩如生的图像，下有两尊石狮和雕花石门墩。1958年，公社机关占用我家房屋，将石狮子拉走埋到了村外，至今不知所踪。文革期间，院门楼被县底中学的红卫兵盯上，义正辞严地说：“你们门楼上的这些东西都是四旧，还不砸掉！“家人赶紧用泥糊上。到了80年代初，院门楼在新农村运动中遭拆除。

记得90年代，我曾随团参观了门头沟爨底下村，此村在北京以古建民宅著称。转完后，我说：“这比我家的门楼差多了。”

古俗

4000多年前，尧定都平阳，划定九州，协和万邦，平章百姓，成为华夏文明最早的发祥地，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县底作为尧都古镇，祭拜祖先、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等，保留了许多古俗。

我爱人和女儿第一次回家乡，适逢春节，看到家里老人和亲戚，吃饭前端着盘子毕恭毕敬地祭拜祖先，挺惊奇。我说：“我从小就是在这种习俗中长大的。”

山西庙宇道教、儒教等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背景的神仙居多，临汾尤盛。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动土奠基，立木上梁，祭拜祖宗、财神、灶神、土地神、娘娘、龙王爷、尧王爷、伏羲、女娲、黄飞虎、鲁班等各路神仙，五花八门，虔诚庄重。小时候淘气，春节到邻院玩耍，看到院里桌上插着柏树枝的供神牌位，拿起柏枝就跑。本家奶奶迈着小脚，边追边喊：“这色子娃，快放下！”现在想来还后悔。

说起红白喜事，县底一带更加讲究。相传洞房红烛的来历与尧有关，尧都区姑射山的仙洞沟就有许多传说。结婚披红挂彩吹吹打打坐花桥，老少不论闹洞房，更比别的地方红火热闹。我席村姥爷家有一抬大花轿，谁家要娶媳妇，就来租赁。后来坐花轿逐步改成骑马、骑自行车、坐轿车了。

办丧更是人生中盖棺定论划句号的一件大事。县底镇自古至今尤重此俗。民国初年，县底村曾经发生过一桩“刘德成活闹七”的千古奇事。

住在县底村东南头的鼓乐班艺人刘德成，家境殷实，有女无儿。有一天，他寻思自己死后无人给他摔瓦罐，更怕没人给他风风光光地办白事，便起了活着看别人给他做七的念头。经过一番筹划准备，闹剧就此上演。一传十，十传百，这事传到了临汾县政府。县知事刘玉玑将刘德成抓捕到县衙，打罚其捐公益款500大洋。卖房卖地凑齐公益捐后，家里陡然间一贫如洗，刘德成连心疼带悔恨一命呜呼。妻女四处跪求邻友施舍，才买了口薄皮棺材草草下葬，荒唐闹剧演成了凄惨悲剧。

刘德成筹划活闹七之事，传到了我的老舅爷、时任县底高等小学的校长杨昌鑫先生耳中。杨昌鑫（1869—1938）字秋荪，号笨伯氏，又号卧虎山人，县底镇翟村人，是一位集诗书琴医于一身的多才人杰，一生从事教书育人和治病救人，有大量诗作、书画和轶事流传海内，被后人尊奉为清末民初临汾学界泰斗。有一年，山西督军阎锡山前来临汾督察军务民生，看到临汾第六师范学堂的学生演出的古装蒲剧，兴之所至，出一上联“学生学生又学旦”，求对下联。此联巧用谐音字，出得非常精妙，满场文武官员和各界名流竟无人对出。适逢杨昌鑫先生为该学堂一老师诊完病，在后面观看演出，稍加沉吟，对一下联“督军督军且督民”，交一时任永和县官员的河西兰村人苏兆瑞呈上。阎锡山和众官绅名流一看，拍案叫绝。阎锡山感叹道：“陶唐故里，端的是一方藏龙卧虎之地，潇洒士林，不乏高手！”苏兆瑞告之：“此乃杨昌鑫先生所对。”阎锡山闻之，立马起身，因为他早闻其大名。随后追寻已离场的杨昌鑫先生，请其前排就坐。早些年，桑道之和县底镇杜村人、原临汾市群艺馆馆长赵成林都曾撰文，对“一代人杰”杨昌鑫先生的事迹有详细记述。杨昌鑫先生还创作了《山西米粮歌》和《尧庙会大风歌》，分别生动记述了光绪三年山西大饥荒和民国十九年尧庙刮黑风的情景，影响广泛。

杨昌鑫先生立即安排数位学生，分别部署到刘德成活闹七活动的各个现场，为其搜集素材。整个闹剧收场后，杨昌鑫先生很快撰稿写了一首《刘德成活闹七》的长篇叙事诗。他通篇用三三四字词组十字句的语言形式，几乎句句押韵，十分工整，富有节奏，既有叙事张力，又朗朗上口。加之诗的语言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刘德成活闹七的荒唐离奇众生相，以及县底古镇丰富多彩的风俗人情。如铺垫刘德成筹备闹七的场面：“德泰魁买海味先把账记，乔积善铺儿取零碎东西。买青菜东河里照顾老毕，外路人担得多能卖力气。合心子送豆腐不知和气，赶来时割下了吵得不依。”描绘刘德成接受亲戚奔丧情景：“刘德成穿衣服活活装死，手中拿旱烟袋坐的圈椅。有亲戚换素衣向上来祭，哭一会儿眼无泪光是鼻涕。”扫描参加闹七的各色人众：“牛春勋坐库房光管收礼，赵迪昌嘴会说应侍亲戚。任锡宗写得好他把账记，王五爷是村长扭东摆西。”记叙同时段南神庙戏台的场景：“南神庙唱的是弦子腔戏，杨昌鑫作对子真是出奇。生装死死装生生死有地，哭带笑笑带哭哭笑不离。”抓取鼓乐班表演的精彩镜头：“小和尚敲镫镫再抓铜器，有胎子打鼓儿眼合头低。有隆祥会吹笙接音换气，老觉林吹唢呐常荣啸笛。”“金山子耍大刀满面杀气，赵武娃耍杆子武艺出奇。梢子棍折腰拐都要练习，扔蛋子并镲儿比比高低。”

这桩奇事随着这首奇诗，很快传遍了省内外，甚至到了京城。100年过去了，还经常听人提起，以致有人说前些年冯小刚电影《非诚勿扰2》里的李香山人生告别会，可能就是借鉴了过去刘德成活闹七的奇案。

县底还有一个古俗，名字都爱起一些狗娃、猫娃、臭猴、狗蛋、小丑等挺不讲究的名字。用老话儿讲，说是起个狼不吃、狗不叼的赖名儿好管，好养活。我大妹妹上六年级时，教她语文、数学的两个老师都挺好，就是名字起得不太雅，一个叫茅勺，一个叫屎蛋。有人开玩笑说：“这俩伙计真是臭味相投，怎么就‘臭’（凑）合到一块了儿！”

这样问题就来了，比如小丑、狗蛋，按现在来说似乎大不雅的名字，县底村居然有好几个。这是否会重名闹混呢？不会，村里人不乏机智。“小丑”“狗蛋”用前后字的轻重读音、拉长翘声，或后面带“儿”与“子”来区分，如“狗蛋子”“狗蛋儿”“狗蛋！”“狗蛋——”等，谁也不碍谁。

名字起得俗，没少闹笑话。县底村曾发生过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真实故事。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一天，村里干部张青云通知三个人到大队，好像是上洰河水库工地干活。哪三个人呢？一个是县底五队叫“抓住”的社员，是不是这两个字未经考证，反正就这么叫。另一个是县底二队叫“崩喽”的社员，因其后脑勺长得长，北京普通话叫“锛儿头”，临汾一带叫“崩喽”。第三个人是住村子东北头三队叫“小四”的社员。小四人长得矮小，可能小时生过病，脑子有些不太够数。有一次跟人打架，让人摁在了肚子底下。他明明饱受着人家拳头，却瞪着眼睛冲上边喊：“还敢哩么？”

话再回到前边，村干部张青云人长得非常魁梧，个头足有一米八，说起话来声如洪钟。那天，他在大喇叭里是这样喊的：“抓住——小四——崩喽——”并按惯例连着喊了三遍。那年头，运动挺多，平常人都有根阶级斗争的弦儿，何况小四。据说小四当时正在地里锄草，听到这三遍喊声，锄头一撂，朝东北边山里南乔村方向，头也不回一溜烟儿没命跑去。直到几天后，村里人才在六七里地外的城隍村，把死活不敢回村的小四杀猪般地拽回来。

古风

几千年来华夏文明的熏陶洗礼，县底镇传承着重文、重仕、重艺、重商、重信义的浓浓古风。县底镇一直到今天，仍把教师、医生尊称为先生。我家上世纪80年代搬到新院子，原来老院子的西房空了出来。村里中学有位外乡老师通过别人住了进来，父母未曾收其一分钱。老西房曾经放了过去祖父和父亲的一些文学、历史、医学线装古藉，后来发现少了许多。弟妹们曾要去找那位老师问询，父亲拦住说：“算了，先生也是喜欢书，不要找了！”

县底镇一带无论男女，凡读过书的都喜欢练字儿，因此出现了许多书法篆刻家及爱好者。如近五六十年县底村的赵荣德、任学毅、卫光裕等老先生，正楷书法都写得端庄潇洒。我祖父和父亲，在《本草纲目》《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线装书空白处的眉批和批注，十分绢秀的蝇体小楷，颇见功夫。我担任北京市海淀区文联主席多年，认识不少著名书法家。一次书画笔会，我拿出祖父的墨迹，张书范、孟繁禧、周持、刘俊京等北京书法名家颇为赞赏。临汾这里的人讲究书法不是偶然的，或许也是一种传统和风气。晋朝的卫夫人就是晋南人，书法很了得，据说是书圣王羲之的老师。上世纪90年代，我与海淀区的书画家来临汾艺术交流。海淀区的书画家很有实力，其中有许多是北京的名家，他们还是非常赞赏樊习一、单华驹、裴玉林等一起切磋艺术的临汾书画家。同行来的海淀区美协主席杜希贤教授，老家也是尧都区人。

临汾一带古建众多，且颇精湛。当地有许多能工巧匠，擅长古建的设计、搭建、砖雕、石雕、木雕等技艺。小时候，看到乡亲叔伯们，刻塑瓦当、脊兽、檐角兽，那娴熟的技艺和专注的神情，让我记忆深刻。

临汾一带的戏剧更是兴盛，当地的蒲剧、晋剧、碗碗腔、上党梆子、北路梆子、眉户腔、道情戏等门类众多。全国仅有的8座元代戏台，尧都区独占了3座并非偶然。元曲四大家中的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均是山西人，前两者生活在临汾为中心的晋南。元代平阳还涌现出了石君宝、孔文卿、赵公辅、狄君厚等著名戏剧家。广胜寺水神庙的“尧都见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元杂剧表演壁画，蜚声海内外。上世纪80年代中国首届戏剧梅花大奖评选，临汾蒲剧院的任跟心和郭泽民荣获10位大奖中的双奖，轰动全国。这项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戏剧最高奖，山西是全国获奖最多的省份。中国戏剧家协会曾命名临汾、运城为“梅花之乡”。2009年，由临汾剧作家孙岩创作、临汾蒲剧院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剧《尧颂》，曾经在京城引起很大反响。我曾与中国文联戏剧家协会几位同志一起吃饭，他们知道我是临汾人，夸赞说：“你们那儿是中国戏剧的圣地！”

受此艺风的熏陶，县底镇的老辈们都喜欢看戏、听戏。对王存才、孙广盛、王秀兰、闫逢春、张庆奎、杨虎山等临汾一带的蒲剧名角儿，许多人耳熟能详。每逢县蒲剧团来到南神庙戏台唱戏，是全村人最欢乐的节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带曾流传有“误了收秋打夏，别误存才（王存才）挂画”“误了吃肉喝酒，别误存才杀狗”“广盛的走，存才的扭，三狗的乱弹再没有”等通俗说法。父亲曾讲过一个小故事，说是蒲剧名角孙广盛到县底戏台演戏，戏间到茅厕小解，一戏迷紧跟着进来，觍着笑脸问：“广盛哥，你尿哩？”孙广盛扭头一乐：“可把他妈儿的，尿还问呀！”

每逢春节正月初一到二十，县底村民总会自发集聚在娘娘庙、南神庙或固本堂，敲打威风锣鼓，共同切磋技艺。威风锣鼓相传来源于尧王嫁女，这一春节“打威风”的传统料想也是源远流长。1990年，尧都区的威风锣鼓曾经打进了北京亚运会开幕式，被海内外媒体赞誉为“最震撼人心的一幕”。后来，又被张艺谋邀请进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申奥片。近些年，我的初中老同学赵耀星还组织县底村的威风锣鼓队，到邻近村镇企业助兴演出。我高中同学郝福记曾在乡镇任职，退休后也是尧都区锣鼓协会活动的热心组织者。

2018年和2020年，我同北京的一些文化和企业界的朋友，参加了两届临汾市和尧都区举办的尧都文化旅游节活动，祭国祖，听古乐，看《尧颂》，逛古迹，古色古香的一系列活动精彩纷呈。一行见多识广的北京朋友，都赞赏不已，说临汾不愧是华夏古都。

2018年以来，县底村连续举办了几届“县底物资文化交流大会”。我从一些网媒上看到，规模不小，有威风锣鼓、秧歌、戏剧、歌曲等表演比赛，传统文化气味颇浓。这也是古风的传承，值得称道。

此外，临汾的剪纸、印染、版画、花馍等民间艺术，也是根基深厚。小时候，看母亲和邻家婶婶们巧手制做的各种花馍和窗花，我曾趴在炕上看个不够，有时竟觉得它们好像是活的会动。

山西人经商做事更重诚意、讲信义。这也是晋商能长盛600年，曾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并称世界三大商帮的根基。县底镇显然秉持了这一古风传统。建国前，县底镇曾有德泰魁、乔积善、万顺卫、卫生堂、四海通等商铺、药店、旅店、染坊等字号。如今，已发展到200多家商店，50多家饭店。几百年来，县底镇在外经商和开字号的很多。享誉京城的六必居酱菜园，就是临汾赵氏三兄弟开办的。经过几百年传承，上世纪40年代仍由尧都区三家人合办。其中一家来自县底镇贾墙村，是我家亲戚。50年代公私合营，六必居变成了国营企业，原来三家股东每年仅给少量股息，到1966年还停止了。看到亲戚家生活恓惶，80年代初，我曾拿着股息凭证，从海淀骑车来回奔波于大栅栏的六必居总店和位于南苑的六必居厂部，以及多个相关部门，直至找到当时的北京市长。但因涉及到全国性政策，最终不了了之。

县底人重诚意、重信义的古风，祖父、父亲的身上就很能体现出来。吾家是中医世家，曾在县底镇街上设有药铺，名“卫生堂”。祖父讳名卫宝彝，字商珍，系平阳河东名医。我并未见过祖父，但父亲讲述过祖父许多高风亮节的医德轶事。凡有乡亲求医问诊，可赊账拿药。确实没钱，亦可销账。在祖父眼里，只有患者和非患者，一律尽心行医。抗战期间，晋南的抗日游击队司令“景疯子”景仙洲和“姚神仙”姚登山，曾与祖父结拜兄弟。有一年，驻守临汾城的日本宪兵队长母亲病重，听说祖父医术高超，派人和保长找到祖父说：“如果进城看好病，可免收县底村一年赋役。如果不去，将全村连坐。”祖父听了一笑说：“医者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皆一视同仁。”进城后守诊三天，治愈了老太太的伤寒病。日本头子安排人挑了几担食盒送祖父回村，村民闻讯到村口敲锣打鼓迎接。

父亲讳名卫登峤，也秉承了祖父的医德医风。我在家10多年，经常刮风下雨的深更半夜有人敲门窗：“先生，先生，娃烧得不行了！”父亲本是个慢性子，此时却会马上起身。母亲则默不作声寻找衣服。有时出诊邻村，连着几天才能回来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县底一带还有野狼出没。一次，父亲回来路上，玉米地里蹿出一只野狼，蹲在前面不远处，绿幽幽的目光瞪着父亲。有经验的父亲并未回头奔跑，而是不慌不忙地解下医药箱，拿着长箱带做个圈套状，来回晃来晃去，野狼见状才跑着离开。

文革期间村办“合作医疗”，父亲丢掉铁饭碗回村行医。经常很晚守在合作医疗站，吃不上晚饭。那时，家里兄弟姐妹5个都上学，生活过得清苦。一天夜里，我去唤父亲回家吃晚饭，合作医疗站药房只有父亲一人在整理药品。我见桌上有一大叠包药的草纸，抽出几张说：“我拿几张当演算纸吧？”父亲正色制止道：“这娃，这是公家的，咱不能拿！”

县底村民的大义，在一些特殊事件上更能体现出来。晋南人喜欢吃面食。1970年，在集体经济不富裕的境况下，县底大队购置了一台大型磨面机，装在新建的两层楼内，方便全村几千人和四周村民将小麦磨成面粉。一天中午，社员“歪脖脖”范金海让别人回家，他一个人楼上楼下值班看守工作的磨面机。在给皮带上黄油时，一不小心，胳膊卷进了机器，右手被切断。范金海强忍着剧痛，血糊糊地爬下楼，艰难地关掉了空转的机器闸，然后昏迷倒在地上。那时，县底大队是临汾地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当各界人士和领导称誉其是“麦贤得式的英雄”，问他当时的思想活动时，范金海说：“没想那么多，村里有台大机器不容易。”此后，人们发现失去一只右手的“歪脖脖”范金海，脖子似乎更歪了，但村里人一致评价：“老范人真正！”

细想起来，县底镇这种勤劳、善良、纯朴、敦厚的古道热肠、古风仁心，似乎与生俱来，普通而又普遍。战乱和三年大饥荒期间，村里陆续有河南、山东等地逃难而来的老百姓，县底人从无排斥，从无歧视，一视同仁。

如今，古镇的窗口已经照进了2021年的阳光。不少年轻人的手机屏幕上，时而会蹦出人工智能、物联网、纳米技术、量子通信、独角兽等色彩斑斓的时代新潮字眼。但我还是希望我的家乡——县底镇，继续保持一些“古”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