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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研究

2022-01-07王晰巍邱程程李玥琪孟盈

现代情报 2022年1期
关键词:辟谣谣言公共卫生

王晰巍 邱程程 李玥琪 孟盈

摘 要:[目的/意义]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不确定性和特殊严重性等特征,加之公众早期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科学知识的缺乏,造成了公众的恐慌并加剧了初期网络谣言的传播,分析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影响因素有利于更好地制定辟谣策略和提升辟谣效果。[方法/过程]本文基于整合S-O-R理论模型和MOA理论,构建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影响因素模型,运用实证及结构方程的方法针对构建的模型进行验证和分析。[结果/结论]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关系强度动机对用户愉悦感的正向影响作用最强;其次是用户愉悦感对唤起的正向影响作用。作用最小的是唤起对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的影响;感知有用性、愉悦感和唤起这3个中介变量中,感知有用性对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的正向影响最显著。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辟谣;信息传播意愿;舆情;S-O-R理論模型;MOA理论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22.01.009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22)01-0087-10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Due to the uncertainty and special severity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combined with the lack of early public scientific knowledge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caused public panic and intensified the initial spread of online rumors.Analyzing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users willingness to spread rumor refutation information is fovorable for formulating better rumor refutation strategies and improving the rumor refutation effectiveness.[Method/Process]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S-O-R theory model and MOA theory,the influential factor model of users willingness was conseructed to spread rumor refutation information,and the empirical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ethods were used to verify and analyze the constructed model.[Result/Conclusion]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showed that relationship strength motivation had the strongest positive effect on users pleasure.The second wa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user pleasure on arousal.The least effect was the influence of arousal on users willingness to disseminate rumor refutation information.Among the three mediating variables of perceived usefulness,pleasure and arousal,perceived usefulness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users willingness to disseminate rumor refutation information.

Key words:public health emergency;rumor refutation;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will

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定义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公共健康及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与之相关的网络谣言被公众广泛传播。同时,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不确定性和特殊严重性等特征,加之公众早期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科学知识的缺乏,因而造成了公众的恐慌并加剧了初期网络谣言的传播。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谣言“传谣易、辟谣难”的现状,寻求高效的辟谣策略并对网络谣言进行治理、规避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成为舆情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研究问题。

国内外学者从各方面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有学者从网络谣言方面结合谣言的类型,对不同类型的谣言提出了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谣言综合分析模型,分析不同类型谣言在不同辟谣方式下的管控效果[2];也有学者考虑谣言对恐慌情绪的诱发即时性,通过建立谣言和恐慌情绪的双传播模型,研究谣言和恐慌情绪各自的传播阈值及它们的传播规律[3]。从谣言治理的角度方面,也有学者通过构建区块链谣言甄别模型形成谣言自净和可追溯机制,从而为舆情监管部门进行谣言治理和舆情引导提供参考[4];或利用谣言路径树分析谣言的传播路径,构造分数函数计算有效影响节点,从而有效阻止谣言传播[5]。从现有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来看,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而这是决定网络辟谣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在研究中主要解决以下3个方面的研究问题:①哪些因素会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②如何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影响因素模型;③所构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是什么。本文在理论层面上可为网络辟谣影响因素的分析提供理论研究支撑,在实践层面可为舆情监管部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出现的网络辟谣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1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1.1 辟谣及相关研究

辟谣是指谣言传播后为降低谣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引用确实的证据来反驳谣言,并对其进行更正[6-7]。在“辟谣难”和“辟谣失灵”等现实问题驱动学术探讨的背景下,辟谣也常作为科学概念出现在相关的理论研究中[8]。随着社交网络平台应用的普及,谣言传播的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大,对社会影响更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科学的认知,也扰乱了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及时高效的辟谣是重中之重;全方面提升辟谣效果,解决网络谣言的传播,规避潜在的社会风险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学术界目前在进行辟谣相关研究时,通常从辟谣主体、辟谣渠道、辟谣信息、辟谣受众以及辟谣模式等方面进行。现有的辟谣研究的对象有从辟谣主体选择方面[9],也有从辟谣平台运行方面[10],还有从辟谣应对策略方向进行不同的探究[11]。如何促进辟谣信息被用户采纳并产生相应的传播意愿,提升辟谣信息的传播效果,是研究的重点方面。

1.2 S-O-R理论模型

刺激—机体—反应(Stimulus-Organism-Response,S-O-R)理论模型,是由环境心理学家Mehrabian等[12]提出的一种用于探究个体相关的各种刺激因素(S)对个体的认知或心理反应(O)的作用,以及随后对情绪反应促进的行为反应(R)的预测的理论模型[13]。S-O-R模型多应用于探究消费者购买行为,近年来也常应用于探究用户信息行为。国外有学者应用该模型考察消极信息相关事件、社交媒体疲劳、感知信息过载和社交媒体中断意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帮助社交媒体管理者制定独特策略,解决社交媒体用户的特定需求[14]。国内有学者利用该模型探讨影响政务微信用户持续使用行为的关键因素及作用机制,为我国政务微信服务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持[15];有的学者探究虚拟学术社区知识交流与知识共享行为,分析得到主要影响因素路径,对虚拟学术社区在机制建设方面提供了可行的建议[13];也有学者基于S-O-R模型,对用户社会化分享意愿的作用机理进行探究[16]。可见学者们广泛应用S-O-R模型进行用户行为研究[17],因此,本文将采用此模型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用户辟谣信息传播行为的意愿进行研究。

1.3 MOA理论

动机—机会—能力(Motivation-Opportunity-Ability,MOA)理论是由MacInnis D J等在1989年提出的[18],为解释个体信息行为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19]。MOA理论包含动机、机会和能力3个因素,从广义上来讲,动机(M)指激发个体表现出某一行为的推力;机会(O)是使一个人行为受到影响的情境或外部驱动因素;能力(A)是指个体行动的潜力,包括个体在自我知识和技能等方面表现出的自信。迄今为止,该理论已经在管理学科的很多方面得到应用,主要指通过心理和情景等多方面对个体行为进行解释[13]。国外有学者以MOA理论为基础,探究销售人员使用社交媒体的驱动因素[20];国内有学者基于MOA理论对用户的健康谣言分享意愿进行研究,为解释人们的健康谣言分享提供了依据,并为干预健康谣言传播提出对策建议[10];有学者基于MOA理论构建学术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意愿影响因素模型,解释学术社交网络用户的知识共享意愿和指导学术社交平台建设[21];也有学者采用MOA模型框架,深入研究受害人诈骗信息接受意愿及其诈骗信息分享行为过程中不同影响因素间的作用机理[22];以及对用户的健康谣言分享意愿进行研究[23]。MOA模型在用户知识共享及信息分享方面研究的广泛应用,说明采用此模型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用户辟谣信息传播行为进行研究同样具有适用性。

2 模型构建及研究设计

2.1 用户辟谣信息采纳及传播意愿影响因素假设

2.1.1 刺激—动机层面

在以新冠疫情为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及辟谣信息的传播离不开用户之间信息的交换。有学者通过构建信息交换模型验证了信息交换对用户行为和情感方面具有正向影響[24];也有学者通过调查探究发现了该动机对于用户知识交流与知识共享的正向影响[13]。新冠疫情期间在信息交换这一信息交流过程中,用户向其他用户传递自身所拥有疫情相关信息的同时,也从其他用户处获取自己所需要的有关疫情的信息,从而通过信息交换弥补自身信息空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交换动机正向影响用户感知有用性。

关系强度这一概念最早由Granovetter M S于1973年提出,认为关系强度对探究群体间关系及行为具有重要性[25]。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进行信息交流的用户应更倾向于同亲近的亲人和朋友进行交互,更易产生交互欲望和交互过程中的愉悦感。唤起是指由于关系强度这一动机的刺激,用户产生的一种情绪激发。社交网络中用户间关系是影响用户交互行为的重要因素[26],相比于一般的熟人用户更倾向与他们的亲人和朋友进行联系,相互熟悉更容易融入并参与到朋友群体的互动中[27],唤起用户间的信息交流。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关系强度动机正向影响用户愉悦感。

H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关系强度动机正向影响用户唤起。

2.1.2 刺激—机会层面

已有多项研究表明,信息质量正向影响用户的感知有用性。有学者研究证实了信息质量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并对虚拟学术社区中知识交流与共享进行了探究[13];也有学者基于这一假设验证了政府电子信息质量与公众持续使用意愿之间的关系[28];还有学者在探讨信息质量、感知有用性与持续搜寻的关系中,验证了信息质量对感知有用性的正向影响[29]。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质量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

社会影响反映了用户感受到的来自于朋友、家人、同龄人或其他人的影响[30]。信息系统研究认为社会影响对用户的采纳具有重要的作用[31]。社会影响对于感知有用性的正向影响已在多项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有学者在进行社交媒体用户转移行为研究时,验证了社会影响正向调节感知有用性对转移意向的作用[30];还有学者通过建立研究模型得出社会影响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32]。在本文中,社会影响是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用户辟谣信息的采纳及传播意愿会受到周围人群,尤其是亲人和朋友等亲密的人以及权威人士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影响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

2.1.3 刺激—能力层面

自我效能感指一个人在特定情景中从事某种行为并取得预期结果的能力,它在很大程度上指个体对自我有关能力的感觉[33]。本文的自我效能感是指用户对自己采纳辟谣信息后成功对辟谣信息进行传播的能力进行评估,是基于用户自身对新冠疫情期间谣言及辟谣信息的了解程度以及疫情相关的科学知识水平进行辟谣信息传播的决策能力。目前已有多项研究验证了自我效能感和科学知识水平对用户信息传播意愿的正向影响[34-36]。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辟谣信息传播意愿。

H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科学知识水平正向影响辟谣信息传播意愿。

2.1.4 有机体层面

在S-O-R模型中,用户会因外界刺激而产生一些心理情绪,如感知有用性。本文中感知有用性是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用户接收到的辟谣信息对用户来说是有帮助的,能够达到辟谣信息传播的效果。感知有用性对用户意愿的正向影响已被多项研究所证实[13,28,30]。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8: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辟谣信息传播意愿。

愉悦感是用户在从事某项活动时自身所感知到的愉悦。本文中愉悦感是指用户在同他人进行辟谣信息传播及交流过程中,能够感知到的愉悦情绪。唤起是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用户同他人对辟谣信息的交流能够唤起用户采纳和传播辟谣信息的意愿。目前,已有多项研究验证了愉悦感和唤起对于用户意愿的正向影响[25-27]。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9: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愉悦感正向影响辟谣信息传播意愿。

H1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愉悦感正向影响用户唤起。

H1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唤起正向影响辟谣信息传播意愿。

2.2 用户辟谣信息采纳及传播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根据有关S-O-R模型和MOA理论知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用户辟谣信息采纳及传播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在原始S-O-R模型的基础上,引入MOA理论构造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用户辟谣信息采纳及传播意愿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该影响因素模型将用户动机、机会和能力三方面作为影响因素刺激,作用于有机体用户,从而影响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

2.3 调查问卷设计

为了对构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影响因素模型进行验证,确保实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笔者参考国内外学者已有相关研究,设计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影响因素调查问卷。问卷由问卷说明、用户基本信息、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影响因素3个部分组成,共计10个变量,每个变量设计3~5个问题,共40个问项。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为7个等级程度,受访者根据自身真实情况进行选择。问卷中每一个问项均参考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设定,问项中存在轻微的措辞修改以适应本文研究背景及用户的理解。

本次调查研究通过线上问卷发放进行数据收集,为保证问卷数据收集效果,在问卷正式发放前选取了30名受访者进行试调查。受访者应对新冠疫情期间产生的谣言和辟谣有一定的了解,以保证调查有效性。根据所收集的试调查数据结果,通过数据分析可知,此问卷能够有效收集本研究所需数据,保证数据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帮助本研究进行模型验证。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04份,收回204份,有效样本200份,有效问卷率为98.04%。

3 数据结果分析

3.1 样本选择

本文以新冠疫情为例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的影响因素。考虑到用户主要通过互联网接触谣言和辟谣信息,根据2021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37],我国网民主要集中在20~49岁,职业主要集中在学生,因此本文将大学生作为主要调查对象,同时兼顾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

从调查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研究调查年龄段在18~25岁的占59%,26~30岁的占34%,即18~30岁的共占93%,样本具有代表性。67.5%的受访者在新冠疫情期间有过帮助他人辟谣的经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證。从调查问卷采集结果来看,在有效的200份样本中,有135人在新冠疫情期间有过帮助他人辟谣的经历,占比67.5%,可见用户具有辟谣信息传播意愿的比例不高,用户传播辟谣信息的意愿尚未普及。因此,对于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的研究具有必要性。

3.2 信度效度检验

为了分析调查问卷得到的样本数据的可靠性,本研究通过SPSS 25.0软件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影响因素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数据整体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如表2所示。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为4 620.609,相应的概率显著性Sig为0.906,可知各变量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也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计算Cronbachα一致性系数进行各因子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如表3所示,各个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均在0.7以上,表明其具备内部一致性。

3.3 验证性因子与模型检验

为了验证理论模型与实证数据是否一致,探究模型与数据的内在适配程度,本文借助AMOS 25.0和SPSS 25.0软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来进行验证性因子以验证理论模型的真实性和适用性。通过计算,修正后的各项指标如表4所示。由数据结果可知,各项CR均大于0.7,AVE均大于0.5,表明各个因素均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本次研究采用AMOS软件进行结构方程建模,并验证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根据本研究的假设,在概念模型提出的基础上运用AMOS建立待验证的完整结构方程模型。将数据代入,得到如图2所示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的适配度指标如表5所示;区分效度如表6所示。结合各图表中的指标值,各指标总体来看均符合标准,模型适配度较好。

3.4 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

本文对各因子之间路径系数值进行估计,如表7所示。因此,本研究提出的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影响模型得到了验证,提出的11个假设都得到支持[38]。

4 讨论分析

从本文上述数据分析结果可知,本文所提出的11项假设均得到了支持。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有机体层面正向影响最大的是关系强度动机正向影响用户愉悦感,β为0.698;其次,是愉悦感正向影响用户唤起,β为0.452;以及关系强度动机正向影响用户唤起,β为0.365。对于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影响最大的是感知有用性,β为0.380;其次,是科学知识水平,β为0.265。

4.1 刺激—动机层面对有机体的影响

本文所涉及刺激—动机层面,包括信息交换动机和关系强度动机。基于上述对相关假设的验证分析,可知假设H1信息交换动机对感知有用性产生正向影响,β=0.322,p<0.001;假设H2关系强度动机对用户愉悦感产生正向影响,β=0.698,p<0.001;假设H3关系强度动机对唤起产生正向影响,β=0.365,p<0.001。本研究信息交换动机对感知有用性具备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这与以往研究信息交换会产生正向影响,但路径系数不是很大的研究结论一致[13]。同时,关系强度动机对有机体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以往基于主题细分的社交网络用户间交互特征分析的关系强度对网络用户的影响研究结论相同[26]。

数据结果表明,在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信息交换动机带给用户的感知有用性会促进用户间有关辟谣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在所有的正向影响中,关系强度动机对用户愉悦感的作用最为显著,这说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用户在同自己亲近的亲人和朋友沟通交流时,对辟谣信息的讨论更轻松,让用户感受到愉悦,并在某种程度上会促进辟谣信息的传播。无论用户间的关系强度如何,他们进行信息交换的前提是存在可供用户进行交互的平台或媒介。因此,政府及媒体应打造合适的线上平台,保障线上用户间的网上辟谣信息交互;线下则通过加大辟谣信息的宣传力度,提升用户对该事件及辟谣信息的关注度,促进用户间的信息交互,从而实现更好的辟谣效果,更好地解决以新冠疫情为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的“信息疫情”,即数字时代下谣言的巨大负面影响[39]。

4.2 刺激—机会层面对有机体影响

本文所涉及刺激—机会层面,包括信息质量和社会影响。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假设H4信息质量对感知有用性产生正向影响,β=0.293,p<0.001;假设H5社会影响对感知有用性产生正向影响,β=0.314,p<0.001。在前人的相关研究中,这一研究结论在虚拟社区学术知识交流与共享[13]、政府电子信息用户使用意愿[28]、以及社交媒体用户转移行为[30]等主题中均得到了有效验证。本研究则验证了这一结论在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研究中的适用性。

数据结果表明,若辟谣信息发布时间及时、信息内容逻辑清晰、辟谣信息论据充分,并结合相关的图片和视频等多媒体信息形式进行辟谣,则辟谣信息的质量能够得到提升,用户更倾向于相信这类辟谣信息内容,此类辟谣信息对用户来说则更具有说服力。辟谣信息传播者所体现的社会影响,同样影响着用户对辟谣信息有用性的感知。一方面,政府应注重让权威人士或专家通过官方平台进行辟谣信息的发布,从而提升辟谣信息的可信度。公众则应带动他人了解相关信息,提升自身对辟谣信息的关注度;另一方面,网信监管部门还应完善辟谣信息质量管理监控机制,在保障辟谣信息质量的同时,提升用户对网络上所获取的辟谣信息的信任度,从而更好地提升用户对于辟谣信息的传播意愿。

4.3 刺激—能力层面对有机体影响

本文所涉及刺激—能力层面,包括自我效能感和科学知识水平。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假设H6自我效能感对辟谣信息传播意愿产生正向影响,β=0.251,p<0.001;假设H7科学知识水平对辟谣信息传播意愿产生正向影响,β=0.265,p<0.001。在前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交网络信息冲动分享行为的效应分析中,认为自我效能与认知失调是中介作用,并起到正向影响[34,35]。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用户是否具有传播辟谣信息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受用户对该事件的了解程度和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是否相信自己能够为他人准确辟谣影响。人民网指出“阻止谣言传播的根本途径是提升公众的信息素养”[40]。因此,在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一方面,政府及媒体应重塑良好的信息传播环境,如实、客观地报道事实真相;另一方面,公共卫生领域还可联合具有醫学专业素养的专家和权威机构,帮助提升公众的健康信息素养,并完善信息素养相关政策,向公众普及谣言识别工具。通过从多方面和多渠道提升用户信息素养,促使用户的自我效能感及公共卫生医学科学知识水平得到提升,从而更好地识别和判断辟谣信息,提升辟谣信息的传播意愿。

4.4 有机体层面对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影响

有机体层面对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的影响,包括感知有用性、愉悦感和唤起。基于上述对数据分析结果,可知假设H8感知有用性对辟谣信息传播意愿产生正向影响,β=0.380,p<0.001;假设H9愉悦感对辟谣信息传播意愿产生正向影响,β=0.249,p<0.001;假设10愉悦感对唤起产生正向影响,β=0.452,p<0.001;最后是假设11愉悦感对唤起产生正向影响,β=0.166,p<0.05。同前人相关的研究进行比较,发现同其他研究一样,感知有用性、愉悦感和唤起均作为中介变量对用户的意愿及行为产生正向影响[13,26,28],本研究对于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的探究中,此结论同样适用。

上述数据结果分析表明,感知有用性对用户传播辟谣信息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因此,联系上述刺激层面,应着力激发用户的信息交互动机,提升辟谣信息质量及其社会影响。一方面,在提升用户感知有用性的基础上,提升用户对辟谣信息的传播意愿,在面对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应选取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相关专业人士,从多平台、多渠道向公众发布辟谣信息;另一方面,应从多方面提升辟谣信息质量和辟谣信息可信度,提升用户信息素养。政府和媒体等也应着力帮助公众更好地辨别谣言,从公众层面解决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的“信息疫情”[39],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健康。

5 研究结论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基于S-O-R模型和MOA理论构建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影响因素模型,结合新冠疫情期间产生的谣言和辟谣进行实证研究。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关系强度动机对用户愉悦感的正向影响作用最强;其次是用户愉悦感对唤起的正向影响作用。作用最小的是唤起对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的影响;感知有用性、愉悦感和唤起的3个中介变量中,感知有用性对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的正向影响最显著。本文的研究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用户辟谣信息传播意愿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基础和影响因素模型。

本文的实践价值在于可以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辟谣提供一定的基于实证方面的指导。一是从用户层面,针对公众对相关知识水平的缺失,应注重加强对公众科学知识的普及,用户应有意识关注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谣言及辟谣信息,不盲目听信谣言,做到不传谣不信谣,并在能力范围内积极为他人辟谣,更好地传播辟谣信息,提升自身的信息素养,自觉维护社会稳定。二是从政府提升辟谣效果的监管层面,可从影响用户感知有用性的3个因素即信息交换动机、信息质量和社会影响出发,提升用户对辟谣信息的感知有用性,最终激发用户对辟谣信息传播的意愿,达到高效辟谣、稳定社会和民生的目标。

本文在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样本选择上,主要调查对象为青年学生,样本数据来源和群体相对单一。在未来的研究中,将再次针对青少年和中老年进行样本的收集和数据分析,并同本研究结果进行比较研究以提高研究所构建模型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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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沫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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