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庆，郑梓若

（兰州财经大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一、文献综述

幸福感作为人们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整体评价，反映了一种持久且稳定的积极情绪体验，居民幸福感持续提升，将促进社会的繁荣发展。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直接影响居民幸福感，我国各级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主体，因此改善民生、提升居民幸福感成为近年来各级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民生福祉的改善提到了战略高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明确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这就要求我国各级政府树立明确的“幸福意识”，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具体到财政体制方面，我国自1994年1月1日起实行分税制，强化中央政府财政主导地位，弱化地方政府财政再分配能力。这一不同层级间政府财政关系的变动，对政府支出偏好和支出行为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居民幸福感。

针对居民幸福感，早期文献主要从个人幸福的源泉和影响因素进行微观分析。[2]易成栋、任建宇和高璇（2021）研究房价、住房不平等和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从稳定房价和缩小住房差距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3]冷晨昕、祝仲坤（2021）考察住房保障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住房保障能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而且公租房政策、房价调控指标也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有助于推动住房保障的相关政策。[4]陈刚、李树（2012），从政府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和政府质量等指标入手，研究政府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建议从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和福利差距来提升居民幸福感。[5]宣烨、余泳泽（2016）考察公共支出结构与公共服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民生性支出比重越高，居民幸福感越高，但财政分权制度往往会改变公共支出结构，从而影响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6]张俊、肖传友（2019）从地方政府的政绩偏好视角出发，分析了地方政绩偏好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7]梁诚诚（2017）在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居民幸福感时发现，财政透明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U型关系，而财政分权显著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8]张梁梁、杨俊（2015）通过实证得出财政分权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的结论，这也印证了近些年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趋于优化，地方政府会根据本地居民需求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提升居民幸福感。[9]鲁元平、杨灿明（2013）则利用CGSS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财政分权对我国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与大多已有研究结论相左，原因是地方政府更有动力放大投资性支出，将发展的重心放在发展经济而不是关注民生上，进而不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高。[10]寇煜（2020）从财政视角出发，分别从社会、经济、政府、环境四个层面对居民幸福感进行新的诠释和影响研究，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居民幸福感进行测度，深刻剖析在社会、经济、政府和环境四个维度下财政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11]

归纳以上研究成果，会发现财政分权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幸福感产生了影响，但具体是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不同分析方法有不同结论。而多数文献对居民幸福感的测算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居民问卷调查方式，来自对“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的问题调查，根据居民自身对幸福感的认同，从“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幸福”“不幸福”“非常不幸福”等选项中选择，再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采用赋值法来测算居民幸福感。相比而言，通过建立指标体系的方法测度居民幸福感更具客观性和说服力。因此，本文以此测度居民幸福感，再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模型研究财政分权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方向与大小。

二、财政分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

从机理上看，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多支配财政的权利，地方政府会利用财政支配权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生活产生影响。随着近些年“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不断推进，地方政府也对民生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治锦标赛的发生。按国家职能区分，财政支出结构可分为投资性支出、经济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等，民生性支出重点包括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和住房保障等，教育医疗制度的完善和支出的增加会提升个人福利从而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住房保障政策的完善和支出的增加也会通过不断满足居民住房需求从而提升居民幸福感。西北5省近5年的民生支出比重相对较高,各种呼吁重视民生问题的项目文件屡见不鲜，公共支出结构会在政府政策的有效调控下，通过不断满足居民需求，缩小贫富差距，减小收入不平等等方式来提升居民幸福感。基于上述分析，政府行为及决策对居民幸福感确有影响，而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作为政府决策的载体对居民幸福感必然产生影响。

西北地区相对东部地区来说，经济发展较落后，民生保障相对不足，政府支出对居民生活水平影响更显著。国家对西部地区的发展十分重视，力图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来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因此，以西北地区为研究对象更能突出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突出研究意义。“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目标，本文选取从“十二五”规划完成到“十三五”规划完成之间的时段，考察近5年西北地区财政分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以此提出相关结论和建议。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

（一）居民幸福感指标选定

本文选择以下变量来综合测算居民幸福感：一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研究表明居民可支配收入越高，居民的幸福感就越高，因此将其作为测度居民幸福感的指标之一；二是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样，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多少关乎居民储蓄和消费意向，也会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影响；三是居民享受到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务也影响着居民幸福感。本文采用建成区绿化率、城市绿化面积、公共卫生间数量、人均拥有图书馆藏量和每万人拥有图书馆建筑面积来说明居民享受到的公共物品数量与服务质量。居民居住环境越好，享受到的公共物品越多，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幸福感。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源泉，民生性支出中最主要的就是教育和医疗支出，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更凸显了国家和地方医疗条件对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因此，本文第四类指标选择国家行政性教育经费和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作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指标。

用SPSS 软件中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市绿化面积、建成区绿化率、公共厕所数量、国家行政性教育经费、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人均拥有的图书馆藏量（万册）、每万人拥有的图书馆建筑面积（平方米）9个指标进行综合测算。

（二）测度居民幸福感具体步骤

1.数据来源和测算前提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和西北5省2015～2019年的统计年鉴。根据本文研究思路，确认居民幸福感综合得分的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进行主成分分析的前提是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以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和偏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KMO和Bartlett的检验

可以看到KMO＝0.628，Sig.＝0.00＜0.05，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之间有一定相关性，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2.测算过程

通过指标数据描述分析，借助因子分析得出结果，具体见表2。

表2 特征值及主成分贡献率和累计贡献

第一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λ1＝4.152，第二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λ2＝符合进一步分析的要求。碎石图（图1）显示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特征值，说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对居民幸福感影响较大。

图1 碎石分析图

最终测算出来的居民幸福感如表3所示。

表3 西北地区2015～2019年居民幸福感变化

四、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

本部分将检验财政分权及各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下是建立的混合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

其中，下标i表示省份，下标t表示时间，Happinessit代表的是i省在第t 年居民幸福感的综合得分，财政分权指标用Fdit表示，Xit为控制变量，εit为误差项，代表一些可能对模型产生影响的因素。

（二）数据来源

1.居民幸福感（Happinessit）

以往文献中居民幸福感的测度更多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里的问卷调查方式，对不同程度的幸福感赋予不同的分值，例如，问卷结果显示“非常幸福”得5分、“比较幸福”得3分、“一般幸福”得1分、“不幸福”得0分、“非常不幸福”得-1分，以此对居民幸福感进行综合测算，得出一个居民幸福感最终值。与已有大多数文献选定标准不同，本文选取9个与居民幸福感相关的指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5年来西北5省居民幸福感的一个分值。与问卷调查赋分法相比，此方法更具全面性，能有效考察财政分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2.财政支出分权（Fdit）

财政支出分权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分权度选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来表示，该数值越高，说明该省支出责任越重，即本级财政承担更多支出。

3.控制变量（Xit）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选取人均GDP、城镇化率和第三产业比重作为控制变量。GDP是衡量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有效工具，选用人均GDP 来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城镇化率即城镇常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有研究表明城镇化发展带来的规模效应会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第三产业代表服务业，服务业是与居民生活最息息相关的行业，产业比重的提高会带来服务业的完善，从而提升居民幸福感。

各变量数据为2015～2019年西北5省面板数据，财政支出分权指标测度使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财政支出分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人均GDP、城镇化率和第三产业比重数据来源于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分析

本文使用的模型将财政支出分权作为衡量财政分权度的主要解释指标，并且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来说明财政分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财政分权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随着控制变量增多，拟合优度越来越高，最终可以看到财政支出分权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回归系数为426.893，模型结果高度显著，并且拟合优度较高。说明财政分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表5 财政分权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结果

从表5可看出，人均GDP 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为负，但影响较小。人均GDP越高，经济发展越好，并不代表这个地方居民幸福感就越强，例如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往往将更多财政支出放到与经济快速发展的相关项目上，虽然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居民幸福感却降低了；同时，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也可能会提高本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收入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居民幸福感。因此，综合来看，人均GDP 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明显。在城镇化率较高的省份，一般来说经济活动也较活跃，而活跃的经济活动能给本地区带来充足的税源，使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地方政府得以提供更丰富的公共产品，从而使居民幸福感提高。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聚集也说明一部分居民的生活条件改善，更有能力在城市立足，因此城镇化率的提高也意味着居民幸福感的提高。此外，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提高社会发展水平，为居民提供更加种类繁多和优质的服务，从而提升居民幸福感。

（四）结果分析

以上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传导机制与政府行为有很大关系。回到居民幸福感指标体系的建立，可以将测度居民幸福感的9个指标进行大致分类。其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第一类，指居民消费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建成区绿化率和绿化面积为第二类，指生活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国家行政性教育经费、人均拥有的图书馆藏量，指教育保障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代表医疗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此，以下大致从这四个方面来分析。

财政分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消费水平。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居民消费水平取决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并且二者成正比例关系。西北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在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会通过增加保障性支出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随着财政分权度的不断提高，地方政府会拥有更多财权，会相应增加例如社会救助和失业救济等保障性支出，从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关注本地区的就业和资源配置情况，通过降低社会失业率等措施保障居民消费能力。

环境质量是政府必须确保的一项公共服务。面对“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特征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为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对环境的保护，而实际上环境往往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投入品，是居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保障。近些年财政分权也使西北地区地方政府拥有更多地方治理自主权，西北地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增加了环境保护方面的财政支出，引入多种生态文明建设项目，这些财政投入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切实从环境保护方面保障民生，提高了居民幸福感。

从教育和医疗角度来看，地方政府是提供基础教育的主体，基础教育的完善是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更高质量的基本要求。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西北地区农村教学点较多，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十分必要。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各级政府应极力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财政制度是保障教育事业和医疗事业、促进教育公平和医疗公平的基础条件，财政分权制度通过影响公共支出结构对教育医疗产生影响。各级政府应该权衡在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增加民生类公共支出，增加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投入，提高居民幸福感。

图2是西北各省民生性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值。可以看到，五省的民生性支出均占据了各省财政总支出的一半左右，相较于其他方面的支出，民生性支出占据的比例相对较高。政府在拥有更多财权的条件下通过增加保障性支出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图2 西北5省民生性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混合最小二乘法研究财政分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分权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城镇化率和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也会提升居民幸福感，人均GDP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明显。借鉴以上实证结果和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宣传“民生财政”的发展观念。以民生财政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通过强化公共支出中民生支出的比例，以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促进民生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居民幸福感全面提升。优先树立以居民幸福为首要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减少由于经济发展至上理念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以务实的态度实施地方治理，落实“责任式”政府。

第二，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逐步优化公共支出结构。不断提高民生支出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使财政支出结构向民生方面倾斜，确保越来越多居民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目前我国还存在不同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较大的情况，因此应该不断调整各地财政支出结构，通过调整民生性支出等举措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