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红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美术与设计学院，甘肃 成县 742500）

陇东南是对甘肃省东南部的泛称，实际包括六盘山之余脉——陇山两侧的陇东高原和陇南山地，地域范围纵向贯穿西北黄土高原和西秦岭山地，域内地形、地貌和气候差异较大。在甘肃省“一带三区十三板块”的文化战略中，陇东南为三区之一，即“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在文化上将陇东南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源于陇东南地区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陇东至陇南一线，历史上正是西戎民族群体与关中、中原、西南民族碰撞、融合的重要区域，西戎族群通过陇东南一带的泾、渭、西汉水、白龙江、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进可以向关中、西南扩展，退可以守西北高原，而中原和关中的政权也往往以陇东南一线作为抵御西戎的前沿阵地。所以这一带在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文化交融互补的地区，其民俗文化主要体现了中原文化与西戎文化的融合特征。陇东南一带的民居，在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基础上，结合这里的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经过历代的演变而形成了独特的居住文化，凝结着当地居民的智慧，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我国的传统建筑从基本结构来看，可以概括为南北两大系统，北方建筑多为抬梁式土木结构，南方建筑多为穿斗式木楼结构，而其前身又分别与远古时期人类的“穴居”与“巢居”习俗有关。这也得到考古学文化的印证，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有距今近7000年的干栏式建筑遗迹，且已具有先进的榫卯技术，是对原始巢居的直接继承和发展，[1]这种原始建筑最终演变为南方穿斗式木结构建筑。而黄河流域的大地湾文化中也有距今7000多年的半地穴式建筑遗迹，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批房址，代表着史前建筑的源头，而且通过1～5期的演变，最终从阴暗潮湿的地穴过渡到宽敞明亮的地面建筑。[2]这些半地穴式建筑遗迹中普遍有柱洞、夯土墙体痕迹，说明其结构已初步具备了北方土木建筑的雏形。南北两种居住形式最后随着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分别从高空和地下逐渐演变为地面建筑，但其结构中依然包含着原始居住形式的基本信息。此外，在北方地区窑洞也是远古人类的主要居住形式，黄土高原一带除了地面土木建筑外，还长期流行窑洞式民居。自然洞穴应是原始人类的主要居所，早期的窑穴、地穴式建筑，应与人类的洞穴居住习俗有关。从西北地区的考古资料可知，最早用于居住的地穴式居室应形成于距今8000年左右，具有窑洞雏形的类窑洞式居室约形成于仰韶文化半坡晚期，而真正意义上的窑洞式居室也可上溯到5500年以前。[3]在后来的生活实践中，窑洞式居住形式在适应局部地理和气候因素的基础上仍然在延续。这些不同形式的建筑，是居住在不同区域的远古先民不断适应地域环境和气候的结果，既是人们安居的实用场所，也是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营造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通过独特的造型和装饰，传达出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蕴。

在陇东南一带的传统民居文化中，从陇东南北部黄土高原至陇东南中部、南部的山区，窑洞式、抬梁式、穿斗式是当地民居的三种基本形式，陇东地区以窑洞为主，陇东南中部以一层的抬梁式土木建筑为主，陇东南南部以二层、三层的穿斗式木楼为主。总体来看，陇东南民居建筑与地面的关系是随着居住地域海拔而变化的。这一带民居的区域差异，也反映出我国南北民居建筑的不同之处。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变，以及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虽然地区间的民居文化逐渐趋于融合，但各地的民居依然不同程度地传承了传统民居的基本特征。陇东南区域内不同风格的民居文化，既与当地不同区域的地理和气候因素密切相关，也与当地不同历史时期民族文化的积淀与融合有关，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体现出这一带民俗文化的深厚性、丰富性和独特性。

一、陇东南北部地区的窑洞式民居

陇东南北部地区指六盘山以东包括今平凉市和庆阳市在内的陇东地区，与陕北地区接壤，这一带的民居主要以窑洞为主。窑洞式建筑的出现，是黄土高原地区居民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考古资料来看，窑洞式民居也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以东、太行山以西、秦岭以北的黄河中上游第二级阶梯上，这里属温带半干旱气候区，海拔较高，地下水位普遍较深，黄土堆积厚，多梁峁、台塬，为窑洞式建筑出现并长期流行提供了自然环境基础。窑洞式民居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分布区域相对狭小，在其他地区的史前遗址中较为罕见。[4]陇东地处六盘山以东的西北黄土高原，这里黄土堆积深厚，适宜农耕，早在2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繁衍生息。[5]陇东一带的考古资料表明，自新石器时期以来，这里一直有原始先民居住，并且留下了他们的居住痕迹。从陇东地区新石器遗址中的建筑遗迹来看，这里的原始先民至迟在新石器中晚期已开始居住窑洞式民居，其居室包括地穴式、半地穴式和窑洞式三种类型，这和目前陇东地区民居类型的多样性也较为相似，可见当地原始先民早就能因地制宜地利用自然资源来构建自己的生活空间。

陇东宁县的阳坬遗址，是一处仰韶文化半坡晚期的文化遗址，清理建筑遗迹33处，其中就包括地穴式、半地穴式和准窑洞式三种。其中的准窑洞式居室，已初步具备了窑洞式民居的特征。以F4为例（图1），整个居室由门洞、洞室以及内部的灶台、火坑、水坑等构成。门洞偏西南，进深1米，高1.6米，宽1.5米，顶部微拱。居室空间为半球体形，半径2.3米，整个底面均有一层厚3毫米的白灰面，涂抹均匀，保存完整，未发现柱洞或其他支承物的基础痕迹。住室周壁和顶部烟炱很浓，是主人长期居住所致。灶台位于洞室的前中部，和门洞相对，圆形，高15厘米，直径90厘米。灶台旁边的火坑中有火烧痕迹，似为保存火种的需要。[6]这种功能齐备的准窑洞式居室，是陇东窑洞式民居的初期形态，为陇东地区窑洞式民居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图1 宁县阳坬遗址F4窑洞居室平面、剖面图

在镇原常山下层文化遗址中，也有一种类窑洞式（地穴式）建筑，由住室、门洞、坑道和房顶等四个部分组成。以H14为例（图2、图3），居室主体是一个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土坑，坑口至下约0.5米是一段直壁“颈部”，以下坑形渐渐扩大成覆斗状。口径2.6米，底径3～3.2米。坑底和周壁修光，底面用火烧烤成红色或红褐色，坑底中部有四个圆形柱洞。拱形顶门洞位于住室和坑道之间，住室和门洞之间为圆拐角。坑道为长条形斜坡竖井土坑，南北长约1.3米，北端宽0.8米，南端宽1.24米，口宽1.1米。坑道坡度20度，出口处有20厘米高的台阶。[7]这种口小底大的地穴式居室在陇山以西的大地湾一期文化中就已形成，所以陇东高原的这种地穴式居室也可能是受大地湾文化影响。这种居室的形制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窑洞式民居，但其因地制宜的构造思维对“天井式”窑洞民居的结构仍然具有启发意义。[8]陇东地区大塬上的“地坑院”式民居，其结构亦有可能受史前时期这种覆斗状地穴式居室的影响，“地坑院”式民居是先挖掘方形竖穴土坑院落，然后在四壁横向开凿窑洞；而这种覆斗状的原始民居，也是先向下挖掘竖穴，到下部后开始横向扩展空间。虽然二者的结构差别较大，但其利用地形开凿洞室的思维方式是相同的。

图2 镇原常山遗址14号房子内部剖面示意图

图3 镇原常山遗址14号房子外部示意图

陇东地区窑洞式民居的形成，除了受本地区土质、森林资源等因素影响以外，也与我国北方地区气候因素的变化有关。窑洞式民居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开始流行，也是此期北方地区气候向干冷化演变的结果。新石器时代北方地区大致可分为三个气候期，即前仰韶升温期（约公元前8000～前5000年）、仰韶最暖期（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龙山降温期（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而仰韶中晚期开始流行的窑洞式民居，也可能与当时人类居室对御寒和保暖性能的要求有关。[4]尤其陇东地区位于黄土高原，相对于平原地区而言，气候更为寒冷，所以窑洞式民居也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在中原地区仰韶晚期的文化遗址中，半地穴式房屋已十分罕见。[9]

陇东地区的窑洞式民居，在夏、商、周时期及以后一直在延续，并在历代的发展演变中不断完善，最终宽敞明朗、干燥通风的横式窑洞完全取代了阴暗潮湿的地穴。陇东窑洞的这种发展变化，与周先祖在北豳的生活有关，也有人指出不窋就是从地穴式居住向黄土崖丘横向挖窑洞居住的改进者，他擅长这种挖窑洞的技术，便被称为不窋，其所居的窑洞地带也被叫作“窋”。[10]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不窋的儿子鞠陶（《史记》作鞠）进一步改进了窑洞式民居，继续大力提倡“陶复陶穴”，将窑洞住宅进一步发扬光大。[11]对于周先祖是否改进了陇东地区的窑洞形式，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从考古资料来看，横向式窑洞的形成应是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周先祖不窋在北奔“戎狄之间”的陇东一带时，当地民居形式仍然以窑洞或地穴为主，不窋的名字中可能包含了这个信息。段连勤先生指出，不窋奔戎狄之间的根本原因并非夏后氏衰而去其稷官，其实是商灭夏之际周人受到来自东方的畎夷的军事威胁，而仓皇逃于戎狄之间的，[12]奔者快跑、疾走之意，形象地描述了不窋逃窜时的情景。他率部分族人逃于北豳以后，又处于西戎、北狄和关中以西畎夷的夹缝之中，所以只能谨小慎微地生存。“窋”的读音为“烛”，其含义是：“物在穴中要出来的样子”，[13]1071而“不窋”就是躲在穴中不出来，又形象地反映了他在戎狄之间的生存状态。由此可知不窋北逃北豳后，其所居则入乡随俗，仍为窑穴或窑洞。不窋的儿子在《史记》中名“鞠”，但据皇甫谧说为“鞠陶”，庆阳志书和民间亦称其为“鞠陶”。[14]“陶”在古代用于人名时曰“繇”，如“皋陶”，[13]937由此可知，“陶”或通“窑”。笔者以为，古籍中的人名，多数都与其生活经历有关，有些可能是后人根据其生活经历附加给他的名号。例如，夏禹之“禹”者，是“受禅成功”之意，而殷纣之“纣”，就是天下人因其“残义损善”而名之为纣，周人始祖后稷名“弃”者，是因为“初欲弃之，因名曰弃”。[15]111所以不窋与鞠陶之名，亦与其在北豳居住窑洞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状态有关，鞠陶之“陶”，其实应为“窑”，亦有可能是后人附加给他的名号。

总之，不窋和鞠陶父子在北豳生活期间，其居住形式亦为窑洞或窑穴，周部族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不断适应着新的生活方式。鞠陶的儿子公刘，曾“自漆、沮度渭，取材用”，可见当时的北豳地区森林资源匮乏，因此公刘才到遥远的渭水以南的南山中取木材为用，[15]112当地民族也以节省木材的洞穴为主。所以周先祖在北豳期间也可能对洞穴的居住形式有所改进。周人在居北豳期间，为生存而采取忍让和仁义的策略，与戎狄和睦相处，在文化上相互接触、影响，其先进的窑洞式民居亦有可能对周边的戎狄产生影响。周人从北豳迁居南豳（今旬邑、彬县一带）后，其所居可能仍以窑洞为主，《诗经·大雅·緜》中就有反映：“緜緜瓜瓞，民之出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所以当古公亶父迁岐下以后，才“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15]114由窑洞式居室变为地面土木建筑。周人进入关中以后，其所居豳地改称“义渠”，其地则为义渠戎所居，义渠戎也吸收周人先进的农耕文化，由漂泊的游牧民族逐渐过渡为定居的农耕民族，这种定居生活的窑洞式居室也自然成为他们的居住形式。后来秦人灭义渠戎国，在此设置郡县，义渠戎则为秦民，这一带始终为西戎所居。秦汉以后，陇东一带长期处于中原民族和西戎民族的战乱之中，但陇东高原的这种环保、节能、冬暖夏凉且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窑洞式民居，则世代传承。从陇东地区的一些地方志资料记载来看，至明清时期，陇东窑洞的各种类型都已具备。[16]

近现代以来的陇东窑洞，在继承传统窑洞因地制宜、节能环保等优点的同时，不断吸收地面木结构建筑的装饰因素，丰富着窑洞式民居的布局、结构和装饰，最终形成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陇东窑洞式民居。现代的陇东窑洞式民居也俗称“庄子”，根据地形的不同，选择向阳、近水、近田且少占耕地的崖壁开掘窑洞。窑洞的外形为锥圆形，大小、数量因家庭经济、人口而异，窑洞的组合多为三、五、七、九的单数，以中间一窑为中心左右对称，窑洞间距为一丈以上；门窗为木板隔扇，有一门三窗、一门二窗和一门一窗等结构形式。虽然窑洞的造型相同，但从功能方面可区分为客窑、厨窑、住窑、牲畜窑、储存窑、磨窑等，其中住窑是用于睡觉休憩的主体窑洞，窑内紧靠窗户的主体设施是土炕，占据了窑内的大部分面积，炕的大小根据家庭人口的多少、性别等修筑，大小各异，同时也摆设方桌、木凳等家具；客房则是接待客人的堂屋，不设土炕，摆设桌案、椅凳，悬挂中堂字画，供奉祖先；厨窑空间最大，便于放置家什灶具，内部的灶台与土炕相连，充分利用能源，同时摆放橱柜、案板、水缸之类。窑洞外筑院墙，修筑门楼、鸡棚、猪窝、狗窝、后院等，与主体窑洞合称一庄。[17]163-164

根据庄子所处的地形地势，又有明庄（图4）、半明半暗庄和地坑庄（图5）等不同的形式。明庄一般为依山劈崖开窑，窑洞外三面空阔，出门视野开阔，光线充足，窑洞口显露于外，所以称为明庄。半明半暗庄为前有高地、后有大山或前低后高的胡同里开挖的窑洞庄院，庄前土不取空，低于正庄面数米开巷道或巷洞，庄面代替围墙，开洞为门。因庄院依附地形而隐蔽，且采光不及明庄而被称为半明半暗庄，这种住宅一般适用于原面或丘陵地形。地坑庄则是大塬一带的窑洞民居，因四周无山崖可依，所以多选择在旧涝池或费坑的基础上向下挖掘方形院落，再在方坑的四壁开凿窑洞，其中一面开凿巷道供出入通行，类似于四合院民居，主窑多面南靠北，左右窑洞类似厢房。如前所述，这种庄子的形成应与远古时期覆斗形的地穴有关，结构独特，但不易排水，所以院中挖渗坑以排水。

图4 陇东窑洞中的“明庄”

图5 陇东窑洞中的“地坑庄”

另外还有三面为崖壁，一面向沟壑的庄子，多为正方形或长方形院落，可以三面开凿窑洞，正面为主窑，面向沟口，左右类似厢房。[18]这种庄院也可处理成半圆形院落，俗称罗圈庄。[17]164还有奇特的所谓“架板庄”，就是窑洞院落依斜坡地势重叠修建，巧妙利用地势和坡度，形成庄上有庄、院上有院、形似架板、酷如楼房的奇妙景观，可谓“窑洞楼房”，远望如云雾之中的洞天神府。[19]改革开放前，陇东农户90%以上都以窑洞为居所。目前，平原区农民大多数住上了砖瓦房，但山区农民居窑者仍较多，现人居窑洞尚有30余万孔。

二、陇东南中部的抬梁式土木结构民居

陇东南中部地区包括今渭河上游的天水市和西汉水上游的陇南市北部一带，也是六盘山余脉——陇山与西秦岭的纵横交错地带，这里和六盘山以东的陇东地区相比，海拔较低，气候相对温暖，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渭河上游地区大地湾、西山坪等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年代上限在距今8000年左右，我国最早的彩陶就出土于这一带，西汉水上游地区也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渭河上游的大地湾、西山坪一期文化，经14C 测定要早于渭河下游关中平原的同类文化遗存。[20]同时这里的考古学文化从大地湾、西山坪一期至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以及后来的周秦文化、汉文化等形成了完整连续的链条。大地湾一期文化层就已发现了炭化黍，由此可知，渭河上游、西汉水上游一带以发达的陶器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表明这里是我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地和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21]在这里的考古文化遗址中，从大地湾一期开始，就有发达的居住文化遗存，而定居和种植正是农业文明有别于游牧文明的重要方面。

图6 由窑穴向地面土木结构民居的发展演变过程

大地湾一期的圆形半地穴式房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时代最早的一批房址，代表着史前建筑的源头；二、三期半地穴式方形、长方形房址，系仰韶文化早中期的主流建筑；四、五期大型房址，则是目前所见我国史前时期面积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房屋建筑，充分展现了仰韶先民卓越的建筑成就，开创了后世宫殿建筑的先河。[2]大地湾一期的房址中，以圆形半地穴式为主，面积约6～7平方米，地面平整，为经踩踏形成的硬土面，且有红烧土和木炭痕迹，有不规则斜坡门道，穴壁外侧地面有柱洞。也有少量地坑式房址，其形状亦为口小底大的覆斗形。可见一期房屋处于地穴式向半地穴式演变的过程中。到二、三期，房址一般为方形或长方形，大小不同，体现了氏族社会聚落的等级差异。小型房址面积10～20平方米，中型房址面积25～30平方米，大型房址面积达60平方米左右，柱洞达20多个，内设灶坑、土床、地穴、斜坡门道、台阶等，墙面用草泥抹光，地面铺料礓石末，属于有墙体的半地穴式土木建筑。到四、五期，不仅聚落进一步扩展，面积进一步扩大，出现了面积达420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而且房屋建筑已演变为地面建筑，墙体为夯筑的围墙，完全脱离了穴壁，一般中小型房屋结构方面也出现了“吕”字形或“凸”字形套房，房屋的功能进一步分化，地面更加坚硬平整，墙面开始用白灰涂抹，生活设施齐备，而且形成了以大型宫殿为核心的聚落组合形态。[22]大地湾文化经过从一期至五期的发展演变，不仅表明大地湾先民已具有完善的社会组织，而且其建筑也由地坑、地穴、半地穴等原始居住形式逐渐走向地面，演变为地面土木结构建筑（图6），为这一带抬梁式土木结构民居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大地湾地处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的渭河上游河谷，是西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中心之一，其发达的农业文化向周边辐射，所以大地湾一期原始地穴式居室不仅影响了渭河上游周边地区的同类居室，亦影响了陇东地区的地穴式居室，也可能是后来西北地区考古学文化中流行的偏洞室墓葬产生的原因之一。[23]

西山坪、师赵村与大地湾应为渭河上游流域的同一文化谱系，其建筑遗址的跨度亦达3000年之久。在师赵村第七期文化中发现了一批保存完好的齐家文化房址，为考察大地湾四、五期文化以后渭河流域房屋建筑提供了参考。但师赵村这批齐家文化房址，均为方形或长方形硬土面或白灰面半地穴式单室，面积一般在5～6平方米，穴壁坚硬，地面经夯实烘烤，平铺草泥土。[24]和大地湾四、五期建筑相比，从形制到技术，似乎又回到大地湾二期房屋的水平。这种情况的出现，笔者认为亦与渭河流域一带齐家文化时期气候的变化有关。在距今4000年的齐家文化晚期，甘肃中部地区的气候出现了急剧变化，进一步向干冷的草原荒漠气候演变，农业经济体系解体，畜牧经济占据主要地位，大型的聚落消失，代之以小而分散的居址。[25]此期面积小而半地穴式的房屋结构，更有利于保暖，同时也体现了气候变化对经济、文化的影响，间接反映了当地居民由发达的农业文化向游牧文化的过渡。

总之，以大地湾遗址为核心的陇东南中部史前建筑经过近3000年的演变，最终形成了这一带土木结构建筑的基本形态。在此基础上，随着南北民族文化的交融，受南方木结构建筑影响，这一带民居在保持北方土木建筑特色的同时，木构架和装饰也逐渐成为建筑的主体部分。夏、商、周时期，陇东南中部一带的民居形态应该仍以地面土木结构建筑为主，但相关的考古资料较少，这是由于地面木结构建筑难以长久留存的缘故。在礼县西山早期秦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部分西周时期的房址，既有地面式，也有半地穴式，有门道和台阶，柱洞较多；[26]在大堡子山遗址也发现了一处大型府库类建筑，夯土围墙，从数量众多的石块柱基来看，亦为两面斜坡顶的大型木构架地面建筑，但未发现瓦片堆积，估计应为茅草屋顶或木板屋顶。[27]春秋及以后的一些文献资料中也透露了部分信息，《诗经·秦风·小戎》中就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的诗句，此“板屋”就是《毛传》所云之“西戎板屋”，也就是“土墙板屋”，反映了这一带地面土木结构民居的基本特征，陇东南中部一带是先秦时期秦人与西戎民族聚居的核心区域，所以这也反映了先秦时期天水、陇西一带民族的居住习俗。[28]所谓“板屋”，笔者认为就是指以木板覆盖屋顶的建筑，这是相对于原始以树叶或茅草盖顶的草屋或茅屋，以及中原宫廷贵族的瓦顶屋而言，也是当地民居由地穴、半地穴过渡到地面以后，对传统居住形式不断完善的结果。秦汉以后，这一带的民居依然为土墙板屋形式，《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屋。”“以板为屋”者，也说明当地民居在夯土围墙的基础上，木料和木板的比例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突出。《南齐书》记载：“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这里描述的正是居住在西汉水流域的氐人的居住习俗，先秦时期氐人与早期秦人在西汉水流域杂居共处，所以板屋也是先秦至秦汉时期整个陇南北部一带的民居形式。[29]

《水经注·漾水》记载：

汉水又东迳瞿堆西，又屈迳瞿堆南，绝壁峭峙，孤险云高，望之形若覆唾壶。高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开山图谓之仇夷……郡居河池，一名仇池，池方百倾，即指此也。左右皆白马氐……汉水又东合洛谷水……洛谷水又南迳虎馗戌东，又南迳仇池郡西、瞿堆东，西南入汉水。[30]

这里的“瞿堆”就是西汉水流域的仇池山，“洛谷”就是今陇南北部西和县的洛峪镇一带，“洛谷水”就是今洛峪河，氐人就是西戎族群中的白马氐。魏晋时期白马氐人以仇池山一带为核心建立了仇池国政权。洛峪河是西汉水的重要支流，而洛谷一带不仅是白马氐聚居的核心区域，也是通往仇池山的枢纽和重镇。总之，“土墙板屋”式的土木结构民居，是先秦至魏晋时期陇东南中部地区民居的基本形态。

从一些考古资料可知，瓦顶建筑至迟在商代前期已出现，在河南省郑州商城遗址出土了商代早期（距今约3500年）的陶质板瓦。[31]西周时期，宫殿建筑的顶部已全用瓦覆盖，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发展，秦汉时期已趋于完善。[32]瓦顶民居应是在秦汉以后才逐渐流行。[33]但由于民族文化传统、地理气候、阶级差别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差异，瓦顶、茅草顶、石板顶、木板顶以及窑洞在历史上很长时期内是同时并存的，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发展中地区，至今依然有原始的板屋和茅屋。

陇东南中部地区的民居，随着历代的民族融合与发展演变，最终形成抬梁式一层土木结构建筑。其普遍特征是，后背、左右皆为夯土围墙，左右山墙为硬山式，后墙中有柱洞，前部则是青砖或土砖砌成的墙体与柱子、门窗的结合面。主要的木构件有柱子、栿子（纵梁）、侏儒柱（当地俗称麻柱子）、檩子（横梁）、椽等，前后柱通过榫卯结构托起栿子，栿子是所有木构件中最主要、最庞大的构件，正中间上部榫接侏儒柱，侏儒柱上托脊檩，栿子两端的凹槽承接边檩，正中间的脊檩称为“中檩”，是所有木构件的核心，象征家庭的主体，礼仪性突出。木椽斜搭在脊檩与边檩上，上覆盖棚板或竹笆，再用草泥和砖瓦处理屋顶，形成两面斜坡瓦顶。正房的进深一般有“丈四六”（约5米）、“丈三六”（约4.5米）、“丈二六”（约4米）等几种尺寸，间隔为3.5米左右，左右厢房和倒房进深多为“丈二六”或“丈一六”（约3.5米），间隔为3米以下。这种抬梁式结构的民居，另一显著特点是只有前后柱而无中柱，正三间连通为客厅，宽敞明朗，左右用土砖墙隔出耳房（东侧一间为厨房，西侧一间为子女卧室）。组合形式也体现出四合院布局，正房多面南靠北。以五间、三间组合形式最常见，正房多为五间组合，左右厢房、倒房多为三间组合形式。一般贫民家庭的正房较为简易，廊檐浅，走廊窄，门窗以两扇组合为多，无装饰图案（图7）。而富户人家的正房较为讲究，廊檐深，走廊宽（可达3米左右），走廊上有明柱。正房门窗则以“四门八窗”结构为多，门窗、门楣、明柱等部位有精美的木雕图案，多通过谐音和双关的手法表现诸如耕读传家、富贵吉祥、子孝孙贤、福禄寿喜等儒家伦理文化寓意（图8）。

图7 陇东南中部贫民家庭民居

图8 陇东南中部富户人家民居

陇东南中部地区民居的地基不仅走出了地面，也多建在高出地面的房基上，而且越到后期，房屋地基越高，家庭经济越雄厚，房屋地基亦越高。这种从史前时期就开始的房基演变，是一个由低到高的缓慢过程，体现了人类建筑理念的演变与技术的进步。目前随着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陇东南中部这种传统的土木结构民居也适应时代发展而产生了很大变化，墙体已抛弃了旧式夯土墙，用红砖水泥加钢筋砌成，而木构架仍保留传统特色，形成砖木结构。窗户也多为宽大的玻璃窗，室内更加宽敞明亮。

三、陇东南南部的穿斗式木楼民居

陇东南南部地域范围主要为西汉水下游、嘉陵江、白龙江流域的陕川甘交界地区，具体包括武都、文县、康县全境以及宕昌、徽县、成县南部等，这一带地理环境和气候与陇南北部相比，亦有较大差别，多深沟大山，河谷深切，气候相对温暖湿润。据相关考古资料，陇东南南部一带的白龙江、嘉陵江流域也有仰韶文化早期遗存，更是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的覆盖区域，陇东南南部的考古学文化，系陇东南中部地区仰韶文化南迁的结果，其原因亦与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降温事件和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有关，[34]但这一带很少进行系统的考古挖掘，所以关于这一带远古时期建筑形态的资料相对匮乏。在白龙江流域大李家坪遗址的考古资料中，发现有灰坑和窑穴遗址。[35]在白龙江流域的其他一些遗址中，红烧土层有的呈断断续续的平行凝块状，显然是半地穴式房址建筑处，地面铺有草泥，经火熏烧成硬块，斜门道亦如此。[36]另外，临近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也可以提供参考，在相邻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纳浪乡大族坪、石坡齐家文化遗址中，就有方形的半地穴式房屋遗迹，居住面加工考究，白灰涂层光滑坚实。[37]这种房屋形制与前文所述师赵村齐家文化时期房屋形制极为相似。西部洮河流域的考古学诸文化是受东部渭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影响的结果，这里的房屋建筑很显然是受渭河上游的影响。同样，南部西汉水、白龙江、嘉陵江流域考古学文化也是受渭河流域影响的结果，白龙江与洮河仅一山之隔，在文化方面应属于同一谱系。所以陇东南南部地区的史前建筑，应和临近甘南地区的史前建筑相类似，其基本形态受渭河上游一带史前建筑的影响，但在时间上还应相对滞后。由此判断，直至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甚至寺洼文化时期，建筑仍以窑穴式、半地穴式为主。相信随着陇南、川北地区考古工作的进展，这一带史前建筑的基本形态将会越来越明确。

从陇东南南部一带历史上的民族迁徙以及地理环境综合考察，这里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带，是民族迁徙的通道，西北高原的氐羌人早在史前时期就经过这里向南发展，陇东南南部以及川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就是这一区域民族迁徙的证据，这种迁徙一直延续至秦汉魏晋时期。南北民族文化在这里融合，这种文化融合也肯定会体现在民居建筑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陇东南南部地区是白马氐建立的仇池国政权的势力范围，仇池国灭亡后，白马氐又先后在陇东南南部地区的今武都、文县一带建立了武都、武兴、阴平政权；同时，羌人也在宕昌、舟曲、岷县一带建立了宕昌国，他们在南迁的同时，也将其文化习俗广泛融入陕、川、甘交界地区。所以，《南齐书》中记载的仇池一带氐人“土墙板屋”的民居，就是后来陇东南南部地区民居的早期形态。

由于地面木结构建筑遗迹难以长久留存，所以对陇东南南部地区远古时期民居木构架建筑形式无法获取相关信息，但晚近时期的一些地方志中，对这一带明清以来的建筑形态有较为具体的记载和描述。清道光年间《龙安府志》记载“番民（此处所言之番民，即白马藏族）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二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二、三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这种独特的“板屋土墙”应该是白马氐后裔白马人聚居地区传统的房屋形制，其源于古代的西戎和氐人，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西戎板屋”。[29]陇东南南部一带在魏晋时期一直是氐羌人聚居的区域，所以这里的民居建筑形制，是传统的氐羌人民居的延续，后与汉文化的长期融合中，逐渐吸收了汉族民居的因素，但依然保留了氐羌人土墙板屋的民居传统。在陇东南南部的文县白马村寨，以及宕昌县官鹅沟、大河坝一带的藏族村寨，至今依然有这种古老的板屋存在，屋顶全用木板覆盖，上压石块固定，当地居民称之为“踏板房”（图9、图10）。直至新中国成立前，部分白马藏族同胞的“踏板房”还用藤条来绑扎固定木构架，体现了南方巢居的一些原始因素。[38]

图9 文县白马藏族村寨的“踏板房”

图10 宕昌县藏族村寨的“踏板房”

随着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的融合，陇东南南部无论汉族还是藏族民居，目前基本都以二层的土木结构木楼为主要形式，三层的旧式民居已十分罕见，可能是随着社会进步与发展，人畜共居一楼的环境已不适应当代人的生活需求，但其基本结构形式依然延续了“土墙板屋”式木楼的形式，只是层数由三层变为两层而已。

在建筑结构方面，后背及左右为夯土围墙，左右山墙与屋顶结构为简易的悬山式，前部为柱子、门窗以及隔板组合的纯木结构，屋顶也多为两面斜坡的瓦顶，而没有了木板顶。主要构件有柱子、檩子（梁）、穿枋、椽等，每间房屋间隔处有5根柱子，最中间为中柱，前后两边分别为明柱和后柱，界于中柱、后柱和明柱之间的为二柱；柱子用一种特殊的构件“穿枋”纵向连接起来，成为有机整体，体现了“穿斗式”民居建筑结构的独特性；檩子分为中檩、二檩、檐檩，中檩为屋脊处的檩子，檐檩位于前后两檐处，二檩界于中檩和檐檩之间，由二柱撑起，檩子共同承载木椽，从而使整个木架形成一个更加密集、稳定的整体。这种建筑形式不仅结构独特，造型美观，而且更符合稳定的力学原理，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图11）。上下两层中间有许多阁楼木，阁楼木上铺木楼板，将上下两层隔开。下层为主，高度在2.5米左右，用于居住；上层为辅，高度在2米左右，用于存放粮食杂物。

图11 陇东南南部“穿斗式”民居的木构架

房屋之间的分割形式一般为单间分割，而非正三间连通式。组合结构方面也多四合院式（图12），一般正房与左右厢房都为三间组合形式（非四合院的民居则多以五间、四间的组合形式为多，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地基情况而定），正房台基较高，主次分明。正房进深一般为4米左右，间隔为4.5米左右。倒房或厢房的下层往往留出屋宇式大门，大门与房屋有机结合。这种结构在整体组合方面比陇东南中部四合院要紧凑，四面房屋紧密相连，将院落紧紧包围在中间，二层的木游廊相互连通，组合巧妙，给人以安定舒适、通畅幽深之感。门窗也很讲究，全为木板结构，正房多为八扇门组合，厢房多为六扇门组合，而且部分门窗还有精致的雕刻图案装饰，二层的木游廊上也有精致的木栏。总之，和陇东南中部民居相比，更体现出纯木结构的“板屋”特征。

图12 陇东南南部的四合院式木楼民居

白龙江上游一带的木楼式民居，由于当地气候相对干燥，所以屋顶不用木板作瓦，而在木板之上又覆盖一层厚厚的三合土，更有利于保暖，同时也体现出古朴自然的地域特色。有些居住在高山陡坡地带的藏族同胞，则因地制宜，将陡坡削成上下两层平台作为地基，上层建正房，下层建“凹”字形的廊房。正房屋顶以木板盖顶，修建得较精致，用于住人；廊房屋顶用三合土覆盖，相对粗糙，用于圈养牲畜、堆放柴草杂物等。廊房屋顶与正房地基等高，上面晾晒粮食、衣物和蔬菜等。凹形廊房与正房地基围成一个天井式小院落，院内设木楼梯通往正房，廊房正中开大门，整体视觉如楼房一样，极具民族特色，也体现出当地藏族同胞的智慧。[39]

总之，陇东南南部木楼式土木结构建筑形式的形成，正体现了南北建筑文化的有机融合。和陇东南中部、北部地区相比，陇东南南部地区相对湿润多雨，木楼更有利于应对潮湿的气候。所以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当地居民在“土墙板屋”的基础上，将南方干栏式建筑的理念和穿斗式建筑的结构有机融合于其“板屋”中，从而形成了这一带独特的民居建筑形式。

四、结语

民居建筑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和宫殿、官邸、庙宇、祠堂等官方性质的建筑相比，民居建筑最能体现因地制宜、就近取材、抗震防灾的生态观，也最能体现崇尚自然、朴素和谐、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和文化精神。[40]陇东南一带的民居建筑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形式，也与这一带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从陇东南北部的陇东高原到陇东南中部、南部的西秦岭山地，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气候等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历史上的西戎等民族因地制宜，在这里建造了各具特色的民居样式。在后来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又不断吸收融合中原汉族与南方民族的民居文化因素，使陇东南一带民居在保持传统形态的同时又不断发生演变。当地各民族同胞在继承传统建筑优势的基础上，经过世代居住经验的积累，充分挖掘地域资源优势，扬长避短，最终构建出适合本地区自然条件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居样式。

当代陇东南民居不断吸收现代建筑元素，区域之间的差别正在缩小，陇东高原一带的民居也多以地面木结构建筑为主，窑洞已沦为地方民俗文化的符号，陇东南南部和中部地区的新式民居也有趋同的倾向。目前农村地区已大量修建钢筋水泥结构的小楼房，这些新式民居的建筑理念大多受到现代城市化建筑的影响，传统的民居正在远离老百姓的生活。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农村的文明进步创造了条件，值得肯定。但与此同时还要兼顾文化传统，传统民居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但也有其“天人合一”的优越性，有其科学合理的因素。陇东窑洞具有冬暖夏凉、不占耕地、节能环保的优越性；陇东南南部木楼则具有空间充足、抗震性强的优势；陇东南中部民居也有结构单纯、取材便利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传统民居的结构形式和审美特色，也是民族文化的符号，是民族的群体文化记忆。从实用功能看，新式民居的通风、采光和卫生条件均优于传统民居，但从另一方而看，目前的新式民居缺乏个性，形式单调，其群体组合千篇一律，乡土文脉大都丧失。[41]所以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将现代科技文明与传统民居文化有机融合，是目前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重视的课题，在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建设中，陇东南一带的民居建筑也应充分挖掘传统民居的优势，巧妙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融合现代建筑理念，更有效地传承和弘扬陇东南悠久深厚的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