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健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巴金的中篇小说《还魂草》，于1941年12月在桂林写毕，初发表于1942年1月《文艺杂志》第1卷第1期，后收入同名小说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4月初版)。这篇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在巴金的创作生涯中，有其独特的意义，不过尚未引起足够关注。抗战爆发以后，作家积极地以笔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而且高度一致地抒写共同的文学主题，表现出共同的文学风格，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总主题，表现民族解放战争中新人的诞生、新的民族性格的孕育和形成，热诚地渲染昂奋的民族情绪与时代气氛，洋溢着强烈的英雄主义的精神基调”[1]。就在同一时期，巴金完成了“抗战三部曲”《火》前两部的创作，这可谓与时代主旋律相一致的作品。然而，巴金多次表达了对此作的不满，概而言之，就是其“宣传”的气息太重，可见急欲摆脱被文学主潮模式化写作同化的心声。而《还魂草》，就可以被视为突破时代共性的桎梏所做的一份努力。不同于主旋律抗战小说，此作强化了个体的生命体验，对于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担当、自我灵魂的透视、如何塑造健康的人性，都进行了独特的思考。《还魂草》既丰富了抗战题材的书写，对于当下现实亦有重要参考意义。《还魂草》在巴金的整个创作中，其独特的意义也不可忽视，值得深入解读。

一、重复讲述的故事的背后

《还魂草》由写给朋友敏的六封书信组成。作为叙事主体“我”的黎姓作家，在后来的小说《憩园》中，同样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出现。巴金20世纪40年代的许多小说，都是以自己的旅途行踪来结撰的。《还魂草》里的“我”，寄居于朋友开的书店，显然有作家本人的面影，创作此作之时，巴金就暂居于重庆郊外沙坪坝的互生书店。

作为标题的“还魂草”，来自于一则民间故事，讲的是真挚友情的可贵，以此弘扬高尚的道德情操。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一故事，在文本中被讲述了两遍。情节的重复值得重视，其微妙的不同讲述方式，更值得注意。著名文学评论家、耶鲁学派的重镇米勒，发现许多经典小说中都出现了细节和主题重复的现象，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一部小说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注意诸如此类重复出现的现象来完成。”[2]而《还魂草》中这一重复的情节，尚未引起注意。可是，这一重复，既体现出了人物的复杂性，又与巴金本人的思想矛盾息息相关。

关于还魂草故事的引出，是在文本开始，“我”与女孩儿利莎的对话中——“黎伯伯，不要忘记，明天要讲个像《还魂草》那样好听的故事啊！”“哪里有那么多还魂草的故事？你还想听得哭起来吗？”显然，这一故事，“我”已经给利莎讲过了，而且她还听哭了。“我”与利莎的对话，引发了对这一故事来源的追溯：“敏，你该记得还魂草的故事，这是我们大家敬爱的一个年长朋友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3]126可以由此看到，巴金以一种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来营构全篇的企图——年长的朋友应林的孩子之约讲的故事，“我”也讲给了利莎，喻示着美好高尚的道德情操的薪火相传。

与追溯还魂草故事讲述相伴的，则是巴金作品惯有的“友情忏悔”模式——在巴金的生命中不能缺少友人，并且他还常常为忽视友人、不能帮助友人、有负于友人而感到愧疚。其中不乏夸大的成分[4]。在《还魂草》中，“我”就表现出对于辜负友人的忏悔。文中交代，“我”与敏已经五年没有通信了，并且这五年来，“我”一次没有想到过敏。敏则在忙碌的生活中，时常挂念着“我”，可是“我”却经常保持沉默。整个文本的故事，就是在一种对友人有所亏欠的弥补心态中展开的。这种略嫌夸张的自责反省态度，既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的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传统密不可分，又流露出无政府主义为人类福祉无私奉献、受他人馈赠唯恐报偿不力的意识，无不传递出浓烈的道德意味。

不过，如此坚执、明确的信念，慢慢地有了动摇。这在还魂草故事的二次讲述中可见一斑。在接下来的情节中，作者好像忘记了“我”给利莎讲过还魂草的故事，应利莎和秦家凤之约，开始了重复的叙述。即又在前述概略的基础上，更为生动具体地讲述了一遍还魂草的故事。起初，在讲到故事里面两位主人公的友情的时候，两位小听众还以为是在拿她们两人开玩笑。可随着“我”的讲述，二人被故事中深挚的友情打动了。值得注意的是，“我”在讲到那个不惜用自己鲜血挽救好友的人濒死的情形时，连自己也感同身受地声音颤抖起来，甚至讲不下去，而两个小听众的眼里，也闪烁着晶莹的泪花。然而，如此煽情催泪的描写，却与“我”对故事的有意加工，密不可分。在“我”的重新讲述中，有了额外添加的成分——故事的结局是光明的，两位好友终于找到了给世界增添无限温暖、普照一切的明灯。而这，被聪明的利莎猜到了。为此，“我”明确地对敏说，为了更容易引起两个小听众的注意力，还魂草的故事当中已经添加了“我”的感情和人为编造成分。

无疑，这次对还魂草故事的“再加工”，暂时对两个孩子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人们应该重视友情，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进而言之，如同无政府主义所宣扬的那样，人与人都和谐友爱地相处，理想的大同世界就会到来。然而，随着故事的进展，可以看到，“我”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反转。

“我”给孩子讲的故事是美丽的，可是现实生活却总是让人无可奈何。理想在现实面前，很快就被击得粉碎！由于居室下面的菜馆主人自私自利，使“我”在煤烟熏染之下得了重病，由此引发了对人性阴暗的认识。而还魂草故事的被启蒙者利莎，显然比“我”清醒，在此后的故事进展中，不断地提醒“我”不要做书呆子(详见下文)。这都传递出隐含作者对于道德理想主义乌托邦的质疑。

这种质疑，在另一个故事的讲述中，可以看得更清楚。“我”给两个孩子还讲了一个“能言树”的故事，同样是关于人类应该无私奉献的主题。可是，“我”已经有了明确的醒悟——“我自己在做荒唐的梦，还把两个孩子也引入了梦中。”[3]157这显然体现出“我”对于理想与现实之巨大差距的明确认识。以美好的故事遮蔽现实的无情，体现出一种对于现实过于理想主义的乐观态度，但是在文本的间隙，则时而流露出对这种乐观态度的解构。

“我”对理想主义最明显的质疑，体现在对居停主人袁先生的态度中。作为大学教师的袁先生，虽是一个乐观和善的人，却会轻易相信人，显得颇为颟顸。这在与楼下菜馆关于煤烟问题的争吵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他让菜馆茶房搬走给他们带来巨大困扰的炉子，双方发生争执，惊动了警署。警察让茶房搬走炉子，对方虚与委蛇地答应，可是袁先生却当了真。茶房故技重施，袁先生还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对方会信守承诺，但在现实面前只能认输。后来，茶房因其他原因搬走了炉子，袁先生故态复萌，以为这终究是自己的功劳。在日常生活中，袁先生也与妻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家开的书店，如果不是精明能干的妻子打理，靠一味乐观的袁先生，是撑不起来的。这一切，无不彰显了作为读书人的袁先生十分迂腐的特点。

“我”虽然把袁先生虽然视为好朋友，但对其言行，则颇不以为然。比如，“我”不同意袁先生带着笑发牢骚——既然对现实不满而发牢骚，就要严肃对待。显而易见，在“我”看来，针对残酷的现实，唯有反抗一途。这与巴金信奉的无政府主义精神，是一致的。巴金一生反对虚伪诡诈、城府甚深的人。而袁先生显然淳朴单纯、没有心机，袁太太也曾以此来形容文中至美的化身利莎。虽然巴金一生把真诚作为人最宝贵的品质，也把真诚与否视为交友的最重要的标准，但“我”还是对真诚的袁先生有所不满——“我”显然反对其无原则的忍让，因为做一个乐观的好好先生，就会纵容丑恶和黑暗的滋长。“安安稳稳地一步一步走那人生的道路”，“良好的公民”，在“我”眼里，分明就是循规蹈矩、隐忍顺从、不思进取的标志。总之，“我”对袁先生对于生活无限度的忍耐态度，颇为不满。

除却无政府主义的感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儒家文化的入世精神，也在对于袁先生委婉的批判性书写中，历历可见。然而，通过还魂草的重复讲述，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悖论——“我”是否想到，既然自己可以充满幻想地为孩子们设计一个无比光明的结局，又为何不同意袁先生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呢？进而言之，支撑现代知识分子生活的动力，是否应该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呢？巴金本人人生旅途中所念兹在兹的“信仰”，就可以做如是观吧？

而在文本最后，“我”对袁先生的态度，也有了反转。在敌人轰炸过后，书店所在的楼房全塌了。这时，袁先生坚定地表示，一定要设法把书店在短时间内恢复起来，对于未来持明显乐观的态度。前面，“我”一直在讥讽袁先生不切实际的乐观。而在这里，则显然不一样，“我”是被其不屈服于敌寇淫威，重建家园的坚毅的决心打动了。这还表现在，将利莎和家中其他人送走后，“我”毅然留下来，帮助袁先生重建书店，与其共渡难关。由此可见，尽管袁先生的盲目乐观，引起过“我”的非议，但是在民族艰危时刻，他积极地面对困难、不懈奋斗的精神，显然鼓舞了“我”。而这种积极和坚定的态度，与巴金在抗战中一直坚守文化人的岗位，兢兢业业地从事写作、编辑工作，是完全一致的。

“我”对袁先生看法的改变，也是巴金对知识分子本身的态度矛盾纠结的体现。他虽然有些好友在大学从教，比如沈从文，但是对于学院派知识分子，一直持有十分不屑的态度。在他眼里，这些人只会夸夸其谈，纸上谈兵，一接触实际问题，则难免碰壁。在1930年代小说《沉落》中，就出现过这样的一位典型人物。可以看出，“我”在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看待袁先生的。而最后，在民族危难关头，“我”和袁先生暂且消弭了矛盾，也许在作者的心目中，许多知识分子还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情怀是其特有的操守。

可以看出，“我”对袁先生的复杂态度，与自身有很大关联。“我”虽然对袁的不切实际予以针砭，但是对自己以缥缈的理想主义来应对现实危机，同样不乏警醒。而在民族危难时刻，同样作为知识分子，又必须要有强烈的必胜信念作为日常行动的支撑，此时二者又是一致的。

以上情节，无不折射出，充满矛盾的“我”，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运用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一手法的目的在于，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来揭露表象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来展示人们扭曲、隐藏现实的种种行径，尽管他们这么做并非出于恶意，也非有意识为之。”[5]在《还魂草》中，巴金也许未必就明确自己选择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但是，这个叙述者的出现，对他来说，又实属必然。这也是作家巴金的宿命，因为他从来不想做一个文人，为了人类更幸福安乐，世界更和谐美满，他要投入到现实中去，去改变一切不符合他理想目标的现状。而生活却让他领会，这同样很不切实际。随着抗战爆发，人生辗转漂移，理想与现实反差巨大，巴金也产生了深深的困惑。这样的困惑，也许会在同仇敌忾的背景下有所缓解，但是却不会永久消失。

综上所述，还魂草故事的重复讲述，讲述方式的不同，使文本内部出现了裂隙，这既体现出人物的内在矛盾，又是巴金心灵纠结的折射。

二、主体间性中的“我”与利莎

袁先生的女儿利莎，是《还魂草》不遗余力讴歌的人物。“我”认为，利莎的优点更主要体现在纯洁善良、维护正义的一面。可以说，正是利莎，为“我”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巴金对圣洁的女性的描写，其来有自。中国女性长期处于被压迫欺凌的地位，令从小就秉承“五四”人道主义情怀的巴金，对于底层女性充满悲悯。此外，他对俄国民粹主义女英雄苏菲亚、妃格念尔，都极为崇拜，还奉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在早期创作中，许多女性形象，都是以这些人为范本刻画出来的。所以，巴金笔下经常出现圣洁的女性形象。

巴金对于利莎(兼及其好友秦家凤)这样的美好女孩子的赞美，也与文学传统密不可分。比如，在现当代许多作家的潜意识中，大概都受到贾宝玉所谓“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的影响，从沈从文的《翠翠》，再到孙犁的《山地回忆》，一直到贾平凹的《带灯》，作品中的女孩子几乎都是一尘不染，集各种美好品德于一身的人物。

初看起来，《还魂草》对于利莎的无尽赞美，颇具巴金早期小说较为矫揉造作的风格，比如：“我望着她那一开一阖的小嘴，望着她那发光的黑眼瞳，望着她那天真的笑脸，望着她头上那只微微摇动的红蝴蝶，我觉得接触到一个孩子的纯洁的心灵了。”[3]126当“我”得病时，利莎就是我的“良方”。类似这样的描写，所在多有。这些很煽情的文字，很可能使人对利莎这一形象，产生华而不实的虚幻感。不过，细读全篇，可以发现“我”与利莎交往的一些隐含意味。

“我”与利莎熟识，始于她缠着“我”讲故事。从“我”所讲述的歌颂人间一切纯真美好的感天动地的故事中，实际上也能看到利莎的影子。利莎与故事之间，形成了微妙的互文关系——故事中浓郁的理想主义在现实中的对应物，就是利莎。不过，更要重视的是，利莎与“我”之间，构成了另一种互文关系，即她是“我”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提醒者。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可对“我”与利莎之间的关联做进一步的阐释。

主体间性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美学的重要概念，这个概念建基于西方思想家对于人类生存的全新理解。现象学的鼻祖胡塞尔，率先提出了主体间性这一概念。从现象学还原的角度出发，胡塞尔指出，解释与描述这两种人类的基本活动，可以在个体意识之间互相转化，进而形成主体间性。海德格尔在胡塞尔研究的基础之上，以“交谈”为中介来确认主体间性——主体间性可以被理解为解释者和倾听者间的对话交流。存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萨特，一直把他者视为关照自我的重要镜像。在他心目中，他者即自我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基础，自我必须通过他者，才能获得关于“我”的真理。二战后崛起的著名心理学家拉康，以语言学来重新诠释弗洛伊德学说，其中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即提出应从自我概念形成的过程入手，超越笛卡尔的主体规定性，进而把主体性确认为在对话过程中形成的主体间性。当代交往理论的旗手哈贝马斯，则把主体间性作为人类进行良好对话、沟通、交往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从以上这些思想家的阐释，可以充分领略到，主体间性这一理论突破了单一主体的局限性，目的就在于在各个主体之间建立新的范畴，即在人类的关系当中，去寻觅存在本身的真谛。职是之故，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并不应该处于主体征服客体的主、客体分离状态，而是应该成为主体之间的和谐共在。总之，主体间性哲学倡导人类应该从“主体间”这一关系中，去发现和建构主体存在的本真的状态。在本真的状态下，主体必然在间性中存在，即必然在交往和对话中存在。

“我”与利莎，充分体现了主体间性互为主体的对话性特征。一方面，“我”作为成人，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为利莎带来真善美的教诲；另一方面，利莎则从凝聚着真善美特征的童心出发，予“我”以宝贵的启迪。

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看到，《还魂草》之所以对利莎不吝赞美，并非一味地矫情，而是因为“我”正是在利莎不断的警醒中“成长”。比如，袁先生显然是一个书呆子似的人物，“我”对他嘲讽有加。但是，当我沉浸在书本的世界，以逃避喧嚣的世俗生活时，利莎同样告诫“我”，不要成为书呆子。再如，“我”是以非常坚定的态度，来批评袁先生在生活中的隐忍态度的。但是，当书信的受述者敏告诉“我”要忍耐时， 作为对畏友的尊重，“我”也学会了忍耐。就在楼下的煤烟与汽车的尘土，严重侵扰生存环境的时候，“我”也选择了沉默和忍耐，为此遭到了利莎严正的批驳，说“我”太能忍耐了。当“我”辩解说，人活着就要忍耐时，更是遭到了利莎的反驳。此外，在“我”发牢骚，认为人们一般都自私自利的时候，利莎就以其自身为例，认为“我”说得不对。 “我”为此深受感动，显然接受了她的意见。即使利莎像一个大人似地吩咐“我”做事，“我”也不以为忤。显而易见，“我”对自身的弱点和矛盾，只有靠利莎的提醒，才能认识得更清楚。

凡此种种，都不妨可以说，利莎应被视为“我”的另一个自我。虽然利莎也未见得说得都对，但是无疑这是作者在主体间性，即两个自我主体之间的对话交流中，随时提醒自己：一是要随时准备警醒自我，不要以真理的掌握者自居，从而避免盲目骄傲自大的弱点；二是凡事不可走极端，要允许别人有辩驳的权利。在文本的隐在层面，“我”对袁先生有些矫枉过正的批评，抑或“我”并不自知地摇摆不定时，利莎都会随时出现，以另一个自我的身份，成为“我”的重要的监督者和提醒者。

以利莎作为构建另一个自我的主体，也不难理解。巴金本人，从创作起点开始，就一直葆有未泯的童心。收入个人首部散文集《海行杂记》的《繁星》，便在美轮美奂的海上旅途中，从童心的角度书写母爱。这也可视为巴金总体创作的深层隐喻——敢于说真话，以维护人类的正义与理想为使命，都是发自童心，即本心和初心的。可以说，正是这代表真善美的童心，始终支撑着巴金的创作。

所以，虽然利莎这一人物形象，很容易给人带来滥情化的表象，但是从主体间性的视野出发，利莎具有重要的启示：在儿童的世界中，具有成人所缺乏的宝贵特质。为此，成人需要时时提醒自己：还原童真的心态，体验儿童的纯真，以培养自身的纯真。

三、敬畏生命视野里的抗战书写

以“五四”为发端的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主要标志，就是充分解放被封建社会严重桎梏的人性。尊重人和爱护人，维护人的尊严和珍视人的权利，是一切有良知的作家创作的基本出发点。不过，随着政治思维对于文学领域的强烈渗入，人性的因子渐有流失的趋向，这在抗战文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还魂草》以其鲜明的重视人性、敬畏生命的特征，对此有所纠偏。

茅盾曾在抗战爆发一年后，对抗战文艺题材单调与贫乏的现象，予以剖析：“文坛上的主要倾向是着眼于一个个的壮烈场面的描写。……这样的企图再加上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构思去体验等等原因，就不自觉地弄成了注重写‘事’而不注重写‘人’的现象。”[6]主题与观念先行，自然就易于忽视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导致优秀作品稀少，“差不多”现象盛行。实际上，这也是困扰整个抗战文学创作的问题。

应该说，巴金作为久已成名，且以创作积极参与抗战的作家，对抗战文学存在的问题，是有所警觉的，正如他曾认为《火》作为宣传之作是失败一样。这表明，巴金绝非像他本人所常说的那样，不重视艺术性。其实，巴金在创作之初，就呈现出两种典型性的写作姿态，一个是表态性的，一个则是体验性的。表态性的写作即为配合时代主旋律而作，而体验性的则在写作中充分注重个人体验。随着对于《火》这样的抗战文学作品的不满，在体验性的创作维度中，巴金自然而然地调动起生命个体的感受，着眼于对人性进行深入的探索，这就突破了茅盾所说不重视“人”的抗战文学的桎梏，丰富了抗战书写。与此同时，巴金也在悄悄地完成个人风格的蜕变，即把重大的关于人性的、战争的主题，用相对深沉、含蓄的手法传递出来。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还魂草》成为巴金1940年代创作风格转变的前奏。

总的来说，巴金的抗战体验性书写，在《还魂草》中的呈现，具体表现为：文本除却对于残酷的轰炸的描写(集中体现于第五封信对秦家凤遇难的书写)，以及偶尔穿插着躲空袭的记叙，没有涉及具体的抗战场景。总的来看，这是一篇强调战时个体生存体验的小说。关乎战争，但又超越了战争，这就使文本充满了张力。

在构筑全文的六封信中，第一封集中书写“我”的生存环境，比其余五封，文字都要多出数倍。其中，有几段文字描写街景店铺，人情世态。对这万花筒般众生相的全景描述，笔墨不乏琐碎。显然，巴金已经把日常生活和生活中的人，作为创作的聚焦点。对于在20世纪40年代的乐于书写凡人小事，巴金自己曾说：“我其实是欣赏这些小人小事。这一类看不见英雄的小人小事作品大概就是从《还魂草》开始，到《寒夜》才结束。”[7]这与在抗战时期创作旨趣迥异，但是以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突破英雄叙事的张爱玲，可谓异曲同工，惜乎对于巴金这方面的贡献，迄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正是在看似琐屑的文字中，巴金书写了日常生活的美好。通过这种表面安谧祥和的生活情态，隐现着对凶残敌寇的谴责。比如，可以给女性增添美丽的来自上海的时尚商品，如今却只能寂寞地躺在受过敌人炸弹蹂躏的商店橱窗中；大街上带着闲适表情的男女青年，发出愉快的笑声。这反差鲜明的书写，以含蓄的方式在暗示，残暴的敌人即将制造更大的灾难，破坏中国人民美好的生活。

更值得注意的是，巴金突破了敌我冲突叙事的桎梏，更关注战争期间国人之间的关系，更聚焦于探讨人性的冲突。文中对“我”损害不浅的两场病，与敌寇入侵没有直接关系，而主要是无良自私、没有公德的同胞造成的。可以说，他已经开始自觉地解决茅盾所指出的，抗战文艺因为忽视人所带来的问题——从国民性乃至人性角度，更为深入地切入抗战主题。

在小说的开始，对于“我”所乘坐的汽车司机不顾乘客的安危，予以批驳，也折射出职能部门管理不善的问题。全文还多处提及汽车所带来的灰尘，对普通居民日常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而使“我”更为痛苦的，则是每日要受楼下菜馆煤烟的肆虐。汽车与煤烟给“我”带来的双重困扰，对“我”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我”得了两次病。第一次得病，引发了“我”对无良商家的无比愤慨，甚至由此上升到对人性阴暗意识的诘问：“为什么人对人这样残酷呢？难道我们同他们中间又有过什么仇恨？”[3]140-141“我”由生病引发的对人性之恶的认识，似乎有些苛刻。但毋庸讳言，国人在公德心的培养方面，确实有很多欠缺。明目张胆地侵犯他人权益，直接威胁他人健康乃至生命安危，确乎不是一个小问题。

“我”第二次生病，比第一次要严重得多，这主要是通过在发烧中做噩梦来传递的。有论者注意到，巴金擅长写梦，“前期部分作品用以宣泄人物的激情和理想，图象清晰，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后期作品用以发掘人物的潜隐心理，图象相对模糊紊乱，增强了真实感。”[8]《还魂草》可以说是巴金进入抗战以后，针对以往创作不满的调整，可视为前后期创作的转捩点。这段梦境描写，用象征的手法，充分挖掘人物的潜意识。“我”的呓语，是抗议也是自省——既有对他人危害人类安全之恶行的谴责，也有对自己绝不应该做不利于他人之事的提醒。

总之，汽车的噪音、灰尘，与菜馆的煤烟，构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两大劫难。整个故事的发生，既有战时环境的大背景，更有这种直接关系到人之生存的小环境。而后者，却是与每个个体生命的安危息息相关的。

此外，在整个文本中，“我”在很多时候，是通过疾病来感知世界的。病体的敏感，使“我”对于世界的认识更为深切。在病中，让“我”认识到国民性的重大弊病，即只顾一己之私，随意侵犯他人权益；也是在病中，让“我”更加体认到葆有童心的孩子的美好。在此意义上，对利莎与秦家凤善良体贴的种种举动，对于治疗“我”之疾病的功效，就更不可全然视为矫情的书写了——真善美的永恒存在，难道不是治愈人类顽疾的神奇药方吗？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医生和医院的形象以及由此关联的医学内容，不时地被作家和文学作为想象资源，作为一种承担着历史与美学内容的‘意义载体’，进入文学的想象与叙事中，对某些重要文学主题、意象和叙事模式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参与和影响作用，并构成为一种有意味的文学史现象。”[9]《还魂草》的主旨，即针对人性的痼疾，以及如何培养健康的人性出发的。疾病显然联结着作者对国民性乃至人性痼疾的认识——“我”的肌体的疾病，是由恶劣的环境导致的，而恶劣的环境，则是由人直接造成的。总之，巴金是从敬畏生命的角度来书写疾病的，体现了博大的人文情怀。

写作此文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正在肆虐。病情成因复杂，但是环保重视不够、人们饮食不当，已是公认的主要因素。在此意义上，《还魂草》即使对于今天来讲，亦不啻为振聋发聩的警醒。

四、结语

从巴金对《火》的不满，到《还魂草》的写作，可以把后者作为其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转捩点。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激情化和理想主义色彩，但是至少，巴金在有意识地尝试对于抗战主旋律创作模式的突破。从《还魂草》也可以看到一直困扰着巴金的问题，即作为一个终生关注人类命运这样重大问题的作家，他一直具有高度的道德理想主义诉求，然而现实却总是令其难以达到真正的心理预期，这就使他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逡巡不定。《还魂草》就充分折射出知识分子对于在抗战中如何践行自身使命感的困惑。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可以看到，在“我”与利莎的交往中，“我”把对方作为第二个自我，不断警醒自己的意图。从敬畏生命、改善人性的角度，文本书写了“我”因为环境恶劣而两次生病的经历，由此引发了整个故事的走向。可见，巴金对于人的生存境遇问题的关注，在《还魂草》中占据了主体地位。总之，《还魂草》的艺术探索与人文关怀，都令其在巴金的创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应予以足够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