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霞

(内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四川 内江 641100)

《(嘉庆)威远县志》(以下简称“陈《志》”)成书于嘉庆十八年(1813)[1]，由乾隆己酉进士，威远县知县陈汝秋总纂。陈汝秋，江苏宝山县人，原名玉海，字颖夫，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回乡待铨。受聘主讲浙江温、台各府书院[2]。嘉庆三年(1798)十二月铨知威远。五年五月，因公调省，卸事。七月，回任。六年七月调入内帘，九月回任。七年十月，调署酆都县。九年，接任石砫同知。十二年，委管拉里(今西藏嘉黎)粮务[3]31。嘉庆十六年四月自拉里返威远知县任。二十年(1815)正月卒于威远县署[4]。正是在这最后的几年中，陈汝秋完成了县志的编纂。这部县志，是现存威远县古方志中最简略的一部，不足10万字。全志六卷，包括天文志、地理志、建置志、官师志、赋役志、人物志和艺文志7目。笔者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陈《志》虽是在《(乾隆)威远县志》(以下简称“李《志》”)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但其内容和体例又别具一格。本文拟从陈《志》的体例、内容和不足等方面来展示其独有的特点，挖掘其价值，以便于研究者了解、利用。

一、陈《志》的体例

嘉庆四年(1799)，陈汝秋受代归。嘉庆五年(1800)，省垣开局纂修《通志》。邑令陈汝秋奉命修纂县志，但屡调他任，一度中辍。直至嘉庆十六年，才约集训导贾开第(四川江安举人)等人设局开修。越二年，成书梓行。

在修志之前，陈汝秋取“前《志》”校订时，发现该志的一些问题：

表古今沿革，考据多疏，则讹以承讹也。疏河道源流，端委未悉，则辨之未辨也。封域之四隅四正，步换形移，则按图多爽也。道途之或近或远，此赢彼缩，则计里未均也。至若别风淮雨，伪体滋多，俗喭村谣，俚词错见，此则校雠之未精，而择言之未雅也。[1]

概括而言，前《志》的问题一方面表现为沿革、山川、疆域、四至等内容考证粗疏、不够准确；一方面表现为校勘不精审，语言不典雅。这里所谓前《志》，应当指李《志》。因为“新修方志，第一步是搜集相关文献。这些文献之最要者，当为本府县的前代志书”，而“威远县古方志现仅存三部，最早的是乾隆四十年(1775)李南晖《志》”[5]。了解前《志》的优点与不足，对于新修志书质量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陈汝秋确定了新志的编纂思想。

李《志》问世已四十余年，其间史事，亟需增补。倘若仅增补新内容，只需在李《志》基础上将其见闻补入相应位置之后即可，但陈汝秋认为“今修方志，罕有师其意者，其不改前书而但增事实，可谓续而不可谓修也”，所以，他对李《志》进行了批判地继承。

陈汝秋在《威远县志总论》中说：“前《志》载天文、地理、建置、官师、食货、典礼、人物、艺文八志，位置亦颇得当，而有未尽合者。今改食货为赋役，删典礼以从学校、坛庙，其诸节目，以类相从，为七志。其七志所不能收者，则为外纪，亦归余于终之义也。”可知陈《志》是在李《志》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后，确定为七大门类。又如：“作方志者，班分类附，非无本也。古人著书，于一篇之中有分题，则标篇题于首而列分题于后，如《尔雅·释天》一篇，后列四时、祥灾、岁阳、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名，以类相从，此其例矣。”可见，陈《志》在七类下还相应地设了分目。这些论述，并非有多大创新，但也看出陈汝秋修志时的理性思考。

如上所述，陈汝秋之所以效仿李《志》的分类，是因为他认为，其八志“位置亦颇得当”。实际上，为什么设置“八志”，李南晖在《修威远县志定篇目次第说》中有详细的解释：

夫万物之生本乎天，仰以观于天文，志《天文》，次第一。万物之生载于地，俯以察于地理，志《地理》，次第二。万物之兴废，关乎人事，一代之创建，各有时宜，志《建置》，次第三。万国之天地，主之者君，一邑之天地，主之者长，志《官师》，次第四。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志《食货》，次第五。为之足衣食，必为之讲礼让，志《典礼》，次第六。教养既备，则风会自开，而人材出矣，志《人物》，次第七。人文既盛，则精华自启，而著述繁矣，志《艺文》，次第八。八者为纲，其目各以类从，纲举目张，伦序有体，而志定矣。[6]

李南晖所论自然是从封建正统论出发的，一切都围绕天地君亲师而论，这也正体现了地方志这种文献的存史、资政意义。李氏的分类，各门目名称并非原创，分为八门也与他精于《易》理有关，但无论如何，门下分目，以类相从，这种逻辑思维是很清晰的(即使有些类目隶属不尽合理)。所以，陈汝秋在门的分类上并没有做很大更改，只是在二级目方面作了大一些的调整。

从数量上看，陈《志》只有40目，而李《志》有93目,13附目，可见陈《志》在目类的调整中，删减、合并较多。通过比较发现，相较李《志》，陈《志》各门类划分简明得当，类目领属更加清晰。下面依序考察。

陈《志》卷一《天文志》只有“星野”一目，但李《志》“天文”一门后，还载有星图、气候、占验、祥异等目。陈汝秋认为，老农们所熟悉的谚语歌谣、田功播种等信息都不记载，却去“节序公家言”，记载祥异，占验吉凶，其意义不大，更何况一乡一邑的气候又不能完全地反映出四川的天象,但星野可以。所谓星野，“指与天上的星象相对应的地面区域”[7]179。天上的觜宿和参宿，对应着地面上的威远县区域，可较为直观地反映威远县的地理位置，所以《天文志》有必要保留“星野”目。《(光绪)威远县志三编》的“天文”类也只保留了“星野”目，正是对陈《志》的继承。这种删减，体现出修志者的用心，也使“天文”类更能反映出威远县的地方性特色。

陈《志》卷二《建置志》，其目类数量相较李《志》中的18目,5附目，删减一半以上，只延续了城池、公署、学校、书院、坊表、坛庙、寺观、乡场、桥梁和铺司等10目。由于历史久远，著建置时有移易增裁，守土者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修废举坠。陈《志》与时俱进，只根据现存者进行了详细记载，对自正德七年至乾隆三十五年期间的建置省略较多，这样做的好处是实事求是，坏处是不利于读者了解历史变迁。

陈《志》卷三《官师志》，包括知县、教官、典史和武秩四目，将李《志》的宦迹、杂术删去。威远自隋设县，传者仅唐和义一令。宋元以前，年代久远，无根据可寻。明代也多阙略。胜代官师传者寥寥而无年甲，历代为官者的履历记载皆不详细，所以陈《志》将“宦迹”目删除。至于“杂术”目，李《志》列阴阳学、医学、僧会司、道会司四目，虽然可能有卓然表著之人，但是列入《官师》不合正统思想，所以也删去。陈《志》通过删改，使《官师志》类目更清晰，也更能突出方志的体裁特点。

陈《志》卷四《赋役志》，李《志》对应的是《食货志》,在名称上有所区别。但赋役之事，其义易明，其数难知。且旧制款目繁多，零星碎杂。如果仅载条编而不溯源委，万一官吏私立名色，浮征横敛，那么人们就会茫然不知。所以条编既立，一切皆裁，就不存在更立名色之事，民即至愚，也不会被欺负。所以，陈《志》专门志“赋役”，除了设有户口、田粮、税课、仓储等目之外，还有“蠲政”一目，这是李《志》中所未有的。因为“旧《志》未成，李公赴化林理站务，张君来远邦，不悉一切，日取前明抄本校正，偶轶近时案档，李公未及考也”[3]78。通过这样调整，补充了李《志》中的遗漏，使体例更加完善。

陈《志》卷五《人物志》，只有孝义、隐逸、仙释、选举、流寓、列女6目。相对于李《志》而言，删去一半。其原因在于，李《志》中的理学、儒林、忠烈、文苑等皆为空目，陈汝秋在新志编纂时也未发现相应史料，所以将这些有目无文者均删除。同时，陈《志》将李《志》“科目”改为“选举”，但其下子目基本相同。李《志》的仕宦目，主要记录“或经术湛深，或律度熟习”，且去后被人所思念的循吏[6]，陈《志》则是将明以前的删去，明以后的保留于“选举”类。这样归类之后，更清晰简明。李《志》有“封赠”目，陈《志》则是将封赠的诰敕归入了《艺文志》，这种做法得当与否，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体而言，陈汝秋对《人物志》类目的精减，更为合理。

陈《志》卷六《艺文志》分为6目，包括10篇记，3篇传，5篇序(其中3篇为李《志》原序)，1篇墓志，9首诗和外记。而李《志》分为12目，有16条圣谕，6篇记，1篇说，4篇传，2篇序，5篇祭文，若干首诗，2篇赋，1篇跋。二志所收文章数量不大，原因在于，“威远先代艺文，已不可考，旧《志》收录亦甚寮寮。今所采序、传、记、诗之外，诸体不备，阙诸以俟作者”。陈《志》相对李《志》增加了“外纪”一目，主要是一些零星琐事，如地名的沿革变迁，或何腾、杨武通、卫文升等人物的英勇事迹，或胡子诏的名字考证，或翔凤台产灵芝、冷家山子大如卵的木棉、木瓜塘的巨石、县西南的奇石、县西石头上有八卦象生成等怪异之事，甚至包括五世一堂的西乡老妇萧氏和南乡老妇李氏。这类记载五花八门，无法归入前面各目，所以立“外纪”统属之。《(光绪)威远县志三编》作者说“《志》中《外纪》一体，亦足括《杂类》之目”[3]184，应该是受到了陈《志》的影响。

陈《志》不设修志凡例，而代以总论，这与李《志》和《(光绪)威远县志三编》不同。所谓凡例，就是“发凡以言例”[8]14。地方志的凡例是对志书的宗旨、内容、体裁、结构以及编写中一些基本问题的规定或说明。简言之，就是说明志书的宗旨、内容和编纂体例的分条列举的文字。而总论，犹如绪论，指全面而概括的论述，多用于对书籍作者、内容等较全面的介绍。陈汝秋之所以不创凡例，在《威远县志总论》中云：“人情取新弃旧，纂述之家喜炫己长。后起之书，易于指摘修志者，创立凡例，有意见奇，动云‘前书荒陋’，后复攻前，转相效尤，其实如狙公之三四也。不知索绥之撰《前凉春秋》，必资边浏之《凉内外事》；常璩之撰《华阳国志》，半袭谯周之《蜀本纪》。一方之书，不能无藉于前人之记载也。所谓修者，修此而已，后人岂可菲薄前人耶！”细读陈氏所撰《威远县志总论》，虽然不像李《志》凡例那么详细，但还是涵盖了凡例需要说明的具体事项，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它只是凡例的变体而已。

另外关于表的设置，陈汝秋也认为应当统一体例，在一般宜用表格处，不能有的设置表格，有的不用。如在《沿革》的序中，陈汝秋说：

方志大都为沿革、官师、选举立表，宜也……前《志》表沿革，而不表官师、选举，诚以胜代官师传者寥寥而无年甲。国朝雍正以前亦有缺略，嗣后正署迭更，有一人数见者，有一年两见者，最易轇轕。选举于胜代都无考证，国朝亦有年分遗缺者，不能立表，亦宜也。既不表官师、选举，而独以沿革一表厕其中，毋乃不伦？似不必强附史裁以淆体例，故改表入志，庶归画一。

方志的门目、体裁大体应该追求齐全，但也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做适当调整，不能胶柱鼓弦，不知变通，这是一种通达的态度，同时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陈《志》相较李志，在门目设置上作了一定的调整，采用删减、合并、改革的方式，使体例更加简洁合理，这是应当肯定的。

二、陈《志》的内容

陈《志》除了要增加40年左右的新内容之外，还要对李《志》中记载不实或者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修改。陈氏主要采用增减的方式，实现“纠前书之谬，所以救前人之失”的目的。由于“《邑志》所处者狭，见闻切实，则隶事加详，此势所宜，然不可臆为增减。若彼此以矛刺盾而或失之舛，前后更端迭见而或失之复，此则操觚者之病”，所以这里的增减是遵守切实的见闻，而非主观臆断。概括而言，陈《志》对李《志》内容的处理，可归纳为订讹、删繁、补缺三个方面，下面依次考察。

(一)订其讹误

陈汝秋在利用李《志》时，首先对其所载内容进行了认真研读，从而发现了一些前后矛盾、记载失实等讹误，接着再对症下药，针砭其误，使记载变得更接近事实。

李《志》虽有前明汪鲸《志》旧抄残本参照，但毕竟编纂时间仓促，且由刚来不久不熟悉县情的张翼儒操刀，也不可避免出现了诸多谬误，其中之一就是前后失检，自相矛盾。如在《山川》“小鞍山”条下，陈汝秋指出：

按旧《志·坊表》载：“何颂，字登云。”又所载《古迹》内有熊山何云登祠。又云城东十里有云登石刻诗，谓云登不知何许人。今以此山证之，则《古迹》所载之云登，即登云，所云石刻诗，即《占旱》诗也。又所载《山川》内云连珠崖下有何云登祠，与《古迹》所载不符，参考之，乃知其误。

这里就把李《志》前后记载矛盾的问题揭示出来，一是人名误，即将何登云误为何云登；二是地点误，即何登云祠本在小鞍山(也叫熊山)下，李《志》却重复误载在连珠崖下，这点也被《(光绪)威远县志三编》所采纳。

记载失实也是李《志》存在的一个问题。陈汝秋通过大量文献追本溯源，纠正了这些不实记载。例如，李《志》卷之二《地理志》载，威远是古黄帝之子玄嚣所封的青阳国，且与三荣同地。但根据《荣志》《史记·五帝本纪》《括地志》《路史·疏仡纪》《水经注》《元和志》《国语》等史料，证实了“玄嚣是为青阳，当是误也”以及“三荣地”亦非青阳国。

又如李《志》卷之二关于威远县的界至问题，陈《志》引用省《志》，发现二者不相吻合。再如李《志》卷之七《举人》有梅应魁，但陈汝秋在国子监题名、碑录中未发现其人，所以在按语中加以说明，这说明他广泛参考了当时所能看到的重要科举文献。

又如李《志》的《职官》有明训导胡志远一人，陈《志》改作“胡子仪”，在《艺文志》所录《怀乡二首》题下注“邑训导胡子仪志远”，但没说明改动理由，诗后附按语云：“子仪，见《职官志》。此二诗，《邑志》(笔者按：指李《志》)未收，当在免难后，不知何时何地所作，篇中‘和义城东’句，正指威远而言，于《忠节公胡仲常先生传》中录出。仲常，其兄子昭也。”则暗示是根据《忠节公胡仲常先生传》所改，此文收录在《(乾隆)荣县志》卷四《艺文志》，作者彭汝实，文云：“公嘉州荣县兴贤乡人，世居县之东川。洪武中举明经，任本县儒学训导……后升翰林院检讨，历官兵部侍郎……公弟志远，亦以荐举为威远训导。升山东佥事。寻乞就禄养亲，改蜀府典宝。未几，闻仲常死节，怀商人照身引弃官归，匿于僧舍。志远曰：‘吾受吾兄之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也。’时有二子，曰贞、鉴，方数岁，志远曰：‘嗟呼！吾兄无后矣！天果不绝胡氏祀，二子当免于难。’遂弃去，不知所终……公初名志高，赐更子昭，字仲常云。”[9]由此可知胡子仪原名志远，后因兄赐名子昭，遂从改为子仪。这种没明言的修订处还有很多，经过这样的修订，史实的准确度就大大提高了。

同时，为防止以讹传讹，对存有争议的地方，陈汝秋非常重视实地考察。例如，关于“献宝溪”的记载，李《志》云：“其源一出仁寿界罗泉山下，一出两母山下，合流而东南入富顺界，注于金川。”通过考察后发现：

按：《寰宇记》《明一统志》《方舆考略》佥云：献宝溪共源，一出罗泉山下，一出两母山。今考地证名，献宝溪确从分水岭发源，与罗泉山、两母山相隔悬殊。其自罗泉山、两母山发源者，则清水溪也。想当时记载者未尝亲历其境，详悉地形，故多歧误。旧《志》承讹未辨。

这种实地考察对于保障方志记载的准确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每修新志，都要设置采访人员，甚至编纂者本人也经常去实地踏查，陈《志》的这段按语，进一步证明了实地考察的重要性。

(二)删其繁琐

李《志》内容较为详细，但过犹不及，陈汝秋针对于此，进行了大刀阔斧地删减，做到了简明扼要。

如在志图的处理上，陈汝秋的做法一是删削，二是以类相从。首先是删去八景图，这里陈汝秋并未说他删去八景图的理由，但他在《艺文志·诗》小序中说“乃如前《志》所收，不过八景陋习、小窗闲咏，肤浅庸俚，概曰舍旃”，则透露出他的理由，即指出前人修志往往强凑“八景”，以附庸风雅的陋习，既然是陋习，自然要删其诗，削其图了。客观而言，陈氏此举有些矫枉过正之嫌，强凑八种确为陋习，但命以雅名，以激发乡人热爱桑梓之情、内心深处的归属之感，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概以陋习视之，不甚妥当。第二是以类相从。李《志》除将星图放在《天文志》外，其余如图绘全览，有城池、衙署、文庙和镜塘夜月、沙岸晨钟、白塔抹烟、紫金叠翠、横山落照、高洞飞流、古佛洪岩、老君丹灶等八景图都置于卷首。陈《志》将《疆域图》《水道图》隶《地理志》，《城池》《公署》《学署》《坛庙》各图则入建置类。应该说，陈汝秋的“以类相从”的思想，对于处理图类而言，是非常恰当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阅读，否则总要前后翻检参照，颇为不便。

再如，李《志》在卷五《官师》后附录了吕坤的《明职》《刑戒》、陈宏谋的《书吕新吾先生〈刑戒〉后》和五代孟昶的《官箴》，其后又列《圣谕》二道。这种做法，实际上表达了修志者希望借这些“官箴”来警示后来为官者做个好官，初衷是很好的，但缺点是旁生枝节，徒增篇幅，违背了方志主要收录地方史料的原则。针对于此，陈汝秋虽未言其非，但在《官师》中不载，正说明了他对李《志》的不以为然，因此在这点上，陈《志》更纯粹。

陈汝秋认为李《志》的《艺文志》收录过滥，所以有所删减，他的理由是：

是故采诗入志，必视其有关于风教者录之，庶几合载实舒文之旨。若夫名迹所在，光景流连，工不伤雅，亦所不弃。乃如前《志》所收，不过八景陋习、小窗闲咏，肤浅庸俚，概曰舍旃。

可见陈汝秋收诗标准首先是要与“风教”相关，要合乎诗以载道的要求。其次也要书写当地风物景观，不伤大雅。但那些吟风弄月，肤浅鄙俚，无关风教者，则尽行删去。这种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更合乎方志的职能——存史资政。

(三)补其缺略

虽然李《志》的内容可谓详赡，但也有不完备之处。陈《志》对其缺略的地方，进行了适当增补。

如李《志》卷二之《地理志》“山川”目三次提到“龙会河”：“丘墓”下载有“余长史墓在县东龙会河之原”，“坛壝祠庙”下提到“龙兴寺，寺下临龙会河”，“乡镇”下有“隆会乡，一作‘龙会’，在治东六十里……旧传龙会寺侧小溪中有乌龙相斗，因云龙会河。古有乌龙铺，又有龙会镇，故以此得名”。可见，龙会河是威远县较重要的一条小河，但李《志》却未将此河单独设立条目，虽然前述各条综合起来，倒也可对那条河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但还是独立设条更好。如《(雍正)四川通志》云：“龙会河，在县西南。一名秦川溪。源出佛顶山南，流经县东，合献宝溪，又二十里入富顺县。”[11]此文献的记载就非常清楚，可惜李《志》没有继承下来。陈汝秋非常认真地进行了文献考证和实地踏查：“按《方舆考略》及《省志》云：龙会河一名秦川溪，发源佛顶山南，流入献宝溪。旧《志》不载。今考佛顶山在县西北三十里，并无发源之水，龙会河距佛顶山六七十里，隔不相通，其云流入献宝溪，亦误。”在此基础上，将其设置为独立条目：“龙会河，在县东三十里。旧传有乌龙斗小溪中，故名。流经鸭子滩，入正河。”《(光绪)威远县志三编》继承了陈《志》，云：“龙会河，出资州虎脑寨下，至焦家寺山后，入邑北境，至杨司马坝，入清水溪。”[3]24

又如“山川”目中的“十江”，李《志》不载。关于“十江”，《(雍正)四川通志》云：“十江，在县东，从内江县南流入县界，又东流入富顺县界。通舟楫。”[11]《方舆考证》载：“县有十江，水从内江县南流入县界。今考图经，惟西牛河自内江县西发源，与献宝溪合，疑即十江水也。”[12]陈汝秋将此书单独设条：“十江水，从内江县东南流入县东界五十步，又东流入富顺县界。《省志》云然。按：与县之河道无涉。旧《志》亦未载。”这里表明陈汝秋将此水载于此，还是持非常审慎的态度的。因为前有《省志》(即《(雍正)四川通志》)的记载，所以据之载录，但又加按语表明“与县之河道无涉”，并且“旧《志》亦未载”。由此，我们可推知，陈汝秋的增补是建立在认真的考证和考查基础上的，表现了一种认真负责的史家态度，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对于这条河，《(光绪)威远县志三编》则将之删去，并考证云：“‘十’字，‘中’字之讹，内江原名‘中江’。”这也是一家之言，可资读史者参考。

再如李《志》中“堰坝桥梁”目，附载的筒车共计49架，而陈《志》记载的数量为133架，李《志》数量少的原因是统计的范围仅限于刘家滩至高硐这段正河，忽略了支流。陈《志》增补了“土河沟，经上观音滩，下白龙池”、西境支河“自临江寺起，至双河口柏树林止，入正河”以及北境支河“自挞磨河起，至青龙亭止，入正河”三条河流上的筒车，数量较李《志》增长了两倍。从详实、完整这两点上看，对筒车的记载陈《志》明显要优于李《志》。威远县的穹窿地形造成一些高处农田取水困难，大多依赖筒车戽水，所以在近河处多置筒车，解决了农业的水利灌溉问题。可以说，筒车与堰塘在古代威远的农业生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它们的记载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实录，更是经验的总结与推广，也为研究那时的水利灌溉史提供了详细的史料。陈《志》的记载说明，在嘉庆时期，筒车的数量可能也比乾隆时有所增加，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威远农田面积的扩大和农业经济的增长。

陈《志》通过对李《志》的纠谬、增删等方式，使内容更加完善，从而弥补了前《志》的不足。当然，陈《志》也还有一些瑕疵，需要读者了解。

三、陈《志》的不足

从体例上看，陈《志》类目设置仍有不合理之处。

如《地理志》未专门设“形势”目，只是将相应内容附于“疆域”目之后，这不太符合方志体例。“形势”主要涉及到县邑的险易之处，并非为了示美，而是方便谨慎固守，能遇变知备，在《地理志》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一般而言，方志都会将“形势”单列。陈《志》将之裁撤，思虑欠周。

在对李《志》艺文的处理方法上，也存在不够合理之处。

陈汝秋在《威远县志总论》中说：“昔段文昌改韩昌黎《平淮西碑》，世人非之；韩昌黎改卢仝《月蚀》诗，世人韪之。若耿忠《太白山祠记》，经康对山所改以入志者也。今所采旧《志》艺文，其有掌故所关而辞句冗俗处，为之删节点窜，窃自附于对山之例耳。”明代康海的《武功志》历来被视为名志，被当作修纂志书的典范。康氏对艺文的处理方式，如果从修史的角度说，适当剪裁，以收“事增于前，文省于旧”的效果，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从保存文献角度而言，则更应强调保持原貌，这样才能为后世提供完整的文献，从这点而言，康海的做法就不可取了。如果再碰到蹩脚的作者，因节录删减不当而造成歪曲事实、张冠李戴等种种讹误，那就会以讹传讹，误导无穷了。所以，删改的做法不可取，要把“艺文”和放在其它各志作为佐证的节选诗文区别对待，即收入《艺文志》的要严格保持原貌，而作为佐证的诗文可以适当节删，但也不能为迎合己论而偷梁换柱。这种做法应该是比较科学而通达的，可供现代修志者参考。

陈《志》的“物产”目，仅例数品，不能全面反映威远当时的实际。陈《志》仅平列了盐、铁、煤、糖、蓝靛、棉花、布、丝、土棉绸等9种物产，因所列过少，所以也未再详细分类。相较而言，李《志》则载有谷之属、菜果之属、草木之属、鸟兽之属和货类等，记载了威远县丰富的物产。《(光绪)威远县志三编》也载有谷菽类、菜蔬类、硕果类、货宝类、金石类、虫鱼类、鸟兽类、药材类、花卉类等十大类。陈汝秋认为：“作志者，凡地有特产，及虽非特产，而视他邑所或有或无者，均宜详载。若动植飞潜之类，半见风诗，全征《尔雅》。遇物知名，儒生所尚，然皆寰宇所公，非一邑之所专，则亦非一邑之所当备志也。五谷，种皆宜；瓜果菜蔬，可给四时；花木药物亦稠，而品不甚佳；禽兽唯所恒畜，虫鱼亦无异名。”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威远可称为“特产”的九种资源载录之，这也很有道理，但毕竟不能全面反映出一县的实际情况，如果不看这段小序，人们会以为那时的威远很贫瘠，甚至匮乏到无可言说的地步，这大概也不是修志者所乐见的。

在威远县现存三部志书中，陈《志》具有承上启下的价值，它于李《志》有批判的继承和适当的增删，在继承中有发展；它为《(光绪)威远县志三编》的修纂提供了借鉴和示范，这一地位的评价应该是恰当的。它的优点与不足，我们作出了较客观的评价，希望对读者阅读此志有所帮助。此文论述不当之处，也希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