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勃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意识形态的概念最初由法国人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提出，指的是一种对思想观念进行研究的“观念的科学”。特拉西认为意识形态能够成为人们感知现实和认识历史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沿用了“意识形态”一词，但他们深化了这一概念的内涵，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外延，赋予了意识形态概念现代化的解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意识形态成为影响最广泛的概念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了意识形态批判的维度。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各维度各有侧重甚至不同维度的理论家观点相悖，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一些基本立场和特点，共同构成了复杂的意识形态批判体系。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首次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马克思使用“意识形态”来指代脱离社会现实的、唯心主义的虚假观念。马克思对虚假观念的批判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关系的批判之上。马克思认为唯心主义的虚假观念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扭曲颠倒。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分化了物质生产和观念生产，使得思想、观念、哲学研究脱离了物质存在的基础，日益走向虚无。这种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分离引起二者之间关系的颠倒，并异化了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导致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和德国社会主义者把观念视为指导和规范实际前进航向的动力，认为只需解除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枷锁，就能实现德国人的发展和解放”[1]。而马克思借助对当时德国意识形态的批判，将意识形态批判从认识论层面延伸到存在论层面，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即指出“历史演变和发展的真正动力在粗糙的物质生产中”[2]。

马克思指出作为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观念上层建筑。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观念与社会生产关系相联系，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具备了阶级意识的特征。“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统治阶级的思想作为占社会统治地位的观念是物质关系的衍生物，为现有的统治关系和社会关系提供辩护，这种辩护对被统治阶级施加了包括了政治的、法律的、道德宗教、文学艺术、思想哲学等多方面的观念束缚。一个阶级要想取得社会革命胜利，既要取得物质的变革，又要将自己的阶级思想描述为普遍性的、唯一合理的思想。因此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性总是需要比被推翻的旧意识形态基础更广泛，当这个基础不断扩大，代表人类共同价值和利益追求的阶级就会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的意识形态是一个纵向的历史概念，具有历史特殊性，随着阶级统治的更迭而改变。但是同样由于意识形态具有阶级属性，也就可以随着阶级被消灭而一同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代表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当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阶级和意识形态都会被消灭。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具有实践性、阶级性、独立性的特点。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关系中的社会意识，在社会实践中产生，服务于核心的阶级利益。阶级社会中的人们在践行某种意识形态时，又对意识形态进行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落后或先进于社会存在，可以被继承和再创造，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从未正式定义过意识形态，但他们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开创了意识形态研究的流派，深刻影响了之后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意识形态研究[4]。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进入相对平稳时期，国内的阶级矛盾随着财富增长也相对缓和。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和阶级革命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来的群众基础，不再适用于当下的社会现实，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都需要新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指导。基于此，一部分理论家如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开始提倡用更现实的、改良的方法使马克思主义抽象的理论变得更加切实可操作，弥补理论与社会现实的分离。这种改良理论遭到了另一些理论家的反对。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应当被继承和发扬。列宁的社会革命理论和十月革命的成功更加激发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烈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经典内容就是意识形态理论[5]，他们在研究20世纪初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们通过解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价值。

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通常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和先驱者[6]。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通过将人物化而实现对人的奴役和统治的意识形态。主观性和客观性、主体和客体都是相对的概念。以科学知识为例，卢卡奇认为科学知识应用于自然会推动科学知识的进步，而用于社会却变成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武器，起到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物化无产阶级、阻碍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的作用。在科技物化人的过程中，无产阶级的主观性只是被动旁观者的主观性。马克思主义通过政党宣传和教育使工人阶级吸收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被物化的客体转变成掌握意识形态工具的主体，从而变成具有意识形态认知、从自发斗争变成自觉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践主体。[7]葛兰西则通过批判文化霸权来揭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领域。他认为统治阶级依靠国家机器维持统治，并通过文化霸权将其意识形态转化为全社会的思想文化准则。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通过教育、宗教、文艺、习俗等多种显性和隐性的途径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更为全面和稳固，因此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争取领导权过程中更需要重视意识形态教育。[8]科尔施将意识形态看作思想和实践的统一体，意识形态不能脱离某种社会意识产生的社会关系和实践基础，因此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也要包含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上的推翻在这里是不可分离的活动，这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的和现实的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原则的最精确的表达。”[9]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继承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观点，推动了意识形态批判对上层建筑的研究，启发了围绕意识形态的学术讨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不属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家，社会革命实践不是他们的目标，作为学者他们更关注意识形态理论的学术和文化维度。霍克海姆的社会批判理论期望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实现社会正义。霍克海姆的社会批判理论由对法西斯主义、启蒙思想和理性的批判三方面构成。首先，霍克海姆认为家庭是社会批判的基本单位，是社会意识形态完成复制的生殖细胞。极权制度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关系中，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启蒙思想。启蒙思想在追求科学和理性的过程中将社会现实抽象化，这个过程伴随着对人的物化。人类社会从统治自然走向人统治人，启蒙精神在其中充当了统治工具。意识形态批判就是批判这种将人物化、强调目的性的主观理性。霍克海姆认为达到社会正义和人道解放的关键在于追求客观理性，即人的主观与现实、人类活动与客观世界达到同体和谐的原则。[10]

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引入了精神分析的方法。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中，思想文化是单向度的。在压制和抹杀开放、多向度思想的过程中，工业社会成为一种新的极权主义。通过技术这一媒介，文化、政治和经济交织成的制度全面覆盖了工业社会，吞并、排斥其他思想和选择的存在。[11]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维护其文明和稳定而对人的压制远远超过了必要的范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压制异化了人类劳动，剥脱了人在劳动中对快乐和主观自由的追求，用现实原则代替了快乐原则。在这个过程中人变成了工具化的、被物质奴役的人，而工业社会在物化和奴役人的过程中一方面实现了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却面临精神和文化的衰竭。反抗意识形态压制需要从两名方面进行，首先劳动解放是最基本的意识形态解放，是将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并还之以快乐和自由能动的天性；其次，社会应该回归开放、多向度的思想，艺术能够培养人的审美和想象力，能够为解除意识形态压制提供另一种政治实践。

霍克海姆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从人道主义出发，关心人的价值问题，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学术性探索。然而，阿尔都塞认为人道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上的人道主义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唯物主义立场。阿尔都塞从社会结构出发，认为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共同构成一个社会的整体。意识形态不仅仅存在于意识形态家所创造的理论层面，而是与客观实际活动密切联系。意识形态机器和国家暴力机器一同维持着阶级统治。所不同的是，意识形态工具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机构、文化艺术等多种日常渠道对被统治者进行意识形态灌输，构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并由此维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但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本质是受到人们主观歪曲的假象。由于受到阶级利益驱使，狭隘的阶级性使人们无法真实地认识世界，只能看到意识形态营造出的假象。因此，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在实践上是无法超越的，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却可以使哲学成为武器，批判旧有的意识形态幻象，制定新的科学现实。[12]

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从文化批判转为科技批判。他系统地阐释了科学技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被统治阶级掌管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高度渗透的科学技术能够引发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尤其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干预加强时，科技与政治的结合更为紧密，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渗透性隐藏在科技的合理性之中发挥作用，因而科技是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同样为统治阶级的政治运行提供合法性基础。[13]

三、结语

意识形态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思想概念，是一个观念的集群，是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围绕意识形态存在着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中立哲学与阶级属性、社会理论与革命实践等诸多纷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意识形态从认识论延伸到存在论的层面，把意识形态批判纳入唯物史观之中，奠定了意识形态批判和分析架构的基础。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首先是在社会存在的基础上产生的，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导致了在此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具有天生的阶级属性。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具有结构的普遍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只是使用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批判，但他们揭示了意识形态产生和作用的复杂结构，启发了未来研究的多种可能。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经历了从物化批判到文化批判再到科技批判的发展历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基本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阶级关系、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意识形态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意识形态功能的阐释基础上，又结合各自的时代背景对其中某一领域有所发展。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研究维度，关注发达工业社会对无产阶级的物化；随着社会革命的远去，理论家们的视线转移到了意识形态本身的研究。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与历史延续性是意识形态批判的文化维度和科技维度的基础。虽然有的批评家认为文化维度和科技维度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学术性研究脱离了意识形态的实践基础，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原则。但也应当看到，这两个维度的研究并没有把意识形态割裂出来，而是将其看作社会整体架构的一部分，重视对意识形态功能的揭示。这种学术研究对全面认识意识形态同样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