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厉杨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一、引言

迪肯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人类学教授，是一位在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心智哲学等领域都有重要影响的美国学者[1]。迪肯的语言符号观意义重大，一方面是他关于象征符号本质的探讨发展了语言符号思想理论；另一方面体现为迪肯有机融合多学科内容，为进一步探讨机器能否思考、人类意识特征等相关问题给出答案。

二、迪肯语言符号思想

（一）迪肯代表作《符号化动物: 语言和大脑的共同进化》

迪肯于1997年出版的第一部专著《符号化动物：语言和大脑的共同进化》，该书一出版便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纽约时报书评中高度赞扬此书：是一部涵盖多学科的著作，能给专家和普通读者都带来惊喜。正如纽约时报书评所说，迪肯在书中详细阐释了象征符号的习得和使用能力的形成及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类大脑的进化方向，并提出了人类不同于其他物种的根本区别是人类是符号化的动物[1][3]。

（二）语言符号思想研究背景

现代符号学思想主要源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逻辑学家皮尔斯[4]。索绪尔强调到，语言学家的任务是要解释是什么让语言在全部符号事实中成为一个特殊系统……索绪尔把语言学置于符号学之下，从符号学的角度阐述了语言的基本特征，从而掀开了语言学史上的崭新一页。索绪尔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说：“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或者也不妨说，二者之间没有固有的或逻辑上的联系。”[5]索绪尔明确地表达了符号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而不仅是音响形象，不是词，也没有提到文字符号。

不同于索绪尔注重音响形象和意义的讨论，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则是重在讨论符号形式与意义的关系。从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出发，皮尔斯将符号分为三类，即相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6]。相似符号是指用一个符号代替一个东西，因为与之相似。例如，照片或者素描画可以代表画像本人，照片和素描画并非和本人一模一样，只是图像上呈现相似。指示符号的最根本性质，是通过指示符号把看到该符号的人的注意力引向所指的事物。如车转弯前的路标。因此，指示符号也译作“索引符号”。相似符号和指示符号是有一定依据的，而象征符号是无理据的，更为抽象简洁。象征符号是社会共同约定符号与意义的关系。象征符号与对象之间没有理据连接的符号，这里可以用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性”来理解。比如，数学当中的“+”号表“加”，更为庞大的一类就是语言符号。

（三）迪肯语言符号观的内容

以皮尔斯对符号的三种分类为起点，迪肯从语言符号系统的象征特性出发，深化了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本文仅从象征符号的角度来讨论迪肯对于“中文房间”实验的理解，试对人类语言与意识的关系作探讨。在肯定上述认识的基础上，迪肯语言符号思想的重要内容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语言符号之间具有层级性且紧密联系[3][7]。最为初级的是相似符号，其次是指示符号，最高级是象征符号。人们习得语言符号的是一个复杂的，从初级到高级的非线性，非单向的过程。也就是说，婴儿最先学会的是相似符号或指示符号，象征符号是随着认知能力发展逐渐习得。人的一生之中，不断习得这三种符号，能够灵活运用这三种语言符号来表达指称关系。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又是密切的。在每个语言符号系统内，某个特定语言符号的语义不但与其指示物相关，还与那些和其拥有相互指示关系的其他符号语义具有密切联系[8]。例如，小孩要理解“妈妈”这个语言符号，不仅要头脑中有一个大致的关于“妈妈”的形象，还需要理解与“妈妈”相关的“爸爸”“姥姥”“姥爷”等符号，才能理解“妈妈”这个符号的完整意义。

第二，语言符号解读具有层级性[8]。人们能够使用已经习得的语言符号来表达指称关系。简单初级的相似和指示指称叠加便形成复杂的指称关系。当人们遇到复杂和陌生的指称时，如果不能通过大脑中已有的象征符号来解读该指称，则会倾向于指示符号和相似符号规律来进行一些判断和猜测。当我们看到生僻字“犇”的时候，我们会联想到我们熟悉的象似符号“牛”，会联想这个字是否读[niu]，三只“牛”在一起是否是“牛群”，这是我们在解读相似符号时的一种解读思路。

第三，语言符号的解读要求人类提高认知水平，刺激大脑前部皮层逐渐扩大。象征符号的习得和解读需要了解符号与指示物之间的关系，还需要知道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7]。因此人类需要发展从多种候选项之间做出选择的新型认知模式。例如“苹果”可能是水果，也可能指手机品牌。大脑必须根据语境，在“苹果”语义的候选项中“艰难”地选择出符合语境的选项。正是有这样持续不断的“艰难选择”经历锻炼着人类大脑，才使得人类象征性符号使用能力不断进化，人类大脑额叶前部皮层逐渐扩大化，最后进化到拥有灵活的象征符号习得和使用能力。

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说，人脑并非简单经历了额叶前部皮层的扩大化，就为自然语言的产生提供了神经科学基础。以象征能力的神经基础为核心的大脑变化影响了整个大脑的重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原始人大脑的进化方向，这也就是语言和大脑共同进化，是非常关键的进化，成就了符号化物种—人类[7]。

三、塞尔的“中文房间”实验

近年来，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涉及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生理学、心理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学科[9]。强人工智能观点认为未来有可能制造出真正能推理和解决问题的智能机器，并且，这样的机器将被认为是有知觉的，有自我意识的[10]。

1980年，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塞尔为了反驳强人工智能的观点设计了“中文房间”实验：塞尔让我们想象一个不懂中文（懂英文）的人独自呆在一个房间里，房间里仅有一本中文操作手册（用英文写的操作规则，可以查到合理配对的输入和输出），可供房中人与外界交流。交流方式是外界通过房间的一个窗口递进写有中文字符的纸（输入），期待得到回应（输出）。房中的人通过该操作手册，把递进的中文字符转换为另一些中文字符, 然后将写有新字符（输出）的纸从窗口递回去。如此一来，房中人真的会被认为是理解中文的吗？在实验过程中，房间外的人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程序员，房中人相当于计算机，而手册相当于计算机程序。塞尔的结论：正如房中人不可能通过手册理解中文一样，计算机也不能通过程序来获得理解力[11]。

对于人工智能为什么不能产生思维和意识，不同领域的研究者给出了不同角度的解释，例如，蔡曙山从逻辑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基于二值逻辑的二进制计算机系统只能是非智能型的, 智能计算机系统需要使用除经典二值逻辑以外的更多的逻辑系统和方法[9]。塞尔从生物自然主义观点出发，认为机器不能思维在于它产生不了理解，因为理解依赖于特定的生化反应[11]。樊岳红指出，维特根斯坦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提出机器不能思维，维特根斯坦与塞尔论证的路径与方法不一样而已[12]。维特根斯坦认为，理解是一种外在的语言现象。理解是由语言符号所产生的社会现象，是语言及其语境所建构的产物。迪肯基于上述的语言符号思想，从语言符号的角度，对为什么机器不能思考作出更细致的解释。

四、迪肯语言符号思想如何理解“中文房间”

迪肯在《符号化动物：语言和大脑的共同进化》的最后一章“Such Staff as Dreams Are Made On”中，围绕着意识展开，深刻讨论了语言符号与意识的关系。迪肯认为“中文房间”实验若要讨论人脑和机器的区别，可以从语言符号的思想着手。在“中文房间”实验中，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关键是指示表征和象征表征的区别，房中人一直处于寻找指示符号关系中，在操作手册中找到相应输入的输出即可。但是房外的人却是一直处于象征符号表征关系中，是能够真正理解并对信息作出判断的人。迪肯甚至认为，用一群受过训练的鸽子去代替房间里的人，实验效果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让不懂中文的人在房间里做这个实验，效果更具说服力，房中人依旧不能理解（象征表征）传递进去的中文符号的意义。

具体来说，房中人与世隔绝，一个人在房间里，不会和任何人沟通，向任何人和事物学习，而手册上只有指示对应关系。房中人如果不出门，便也无法了解房间外输入的字符所代表的指示指称关系和相似指称关系。因此，房中人和房外人传递着写满象征符号的小纸片，看似是象征符号的交流过程。但是对于房间里的人来说，只是在手册上去找指示符号的对应。这样的过程，本质上绝不可能是象征性符号交流的过程。房间里的人可以用某种程序，甚至某只受过训练的鸽子来代替，同样能够完成交流过程中所需的寻找指示关系的配对任务（输入输出的配对）。

依据上文所述，迪肯认为，象征性符号运用能力是语言能力的核心成分之一。房间中的人无法理解中英文两种系统的指示符号关系，所以不会产生系统的象征符号理解，大脑中也没有形成象征符号关系，更加无法发出象征指称。原因有两个：第一，他缺乏中文字符与外界物和事的指示关系，缺乏外界物和事之间的关联；第二，缺乏物和物之间的指示关系以及事与事之间的指示关系。这些指示关系就隐藏在房间中的人所收到和发出的中文字符的结合、排序和近义词中。然而，房间中的人对于这些关系和意义没有任何了解。系统的象征指称能力是基于掌握相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以及把握这三种符号的组合关系。

房中人缺乏这样基础的指示关系的理解，导致他没有象征性符号能力，更不用说拥有象征指称能力。所以房间里的人所进行的应答过程，并非象征性的。此人，无异于计算机软件。即使是这台计算机有强大完备的程序，包含尽可能多的句法关系，这个算法本身依旧不具备象征性符号使用能力，亦无法提供任何解释。算法本身只是有潜力提供一种内部循环的指示关系，但该算法对指示关系中的对象和符号本身没有任何理解。这也是为什么不会存在自给自足的精神语言或心理语言。迪肯认为象征性指称不是内在的性质，象征性指称的来源绝不是大脑内部或者某种程序内部，而是来源于一种可以建立象征性指称的一种特殊关系，即相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这三种符号的复杂指称和表征关系。

迪肯强调到，尽管学者们经常用简单的大脑（比如昆虫大脑）来形容计算机，但是“中文房间”实验区别的是人脑与计算机的区别，而非人脑和动物大脑的区别。尽管动物的大脑与人类相比更为简单，但是动物大脑是与外界事物相联系的，可以反映出相似符号、指示符号和有限的象征符号，可以做到有限表征。反观计算机和“中文房间”，就像是无窗单子（windowless monads无孔单孢子），其展示出来的指示符号关系是体现在算法程序中或者是“操作手册”中，只是内部循环指称。

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房间里的人或者机器没有语言能力，不能思考，没有思维。人们改变机器中的程序仅仅意味着改变操作手册。即使给机器增加尽可能多的输入输出配对，丝毫也不会使得机器拥有语言能力和意识[7][9]。

五、意识的本质

尽管意识的本质尚难以定义，迪肯讨论了意识的本质以及可能会涉及的核心问题。人脑和人工智能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工智能没有意识。不管研究者们如何定义意识，迪肯认为大多研究者必须承认如果要意识到某物或某事的前提就是经历（感受）某物或某事的表征，包括相似、指示和象征三种表征。例如，对于人脑来说，想要意识到“苹果”，就必须看到过苹果的实物，或图片，或看或听听别人用语言描述，这对应着三种符号。如若人脑没有经历“苹果”的这三种符号表征，人脑就不会意识到苹果。从常识的角度来说，如果人完全不知道或不了解某物，就根本不会想起某物。中文中的成语“望梅止渴”的典故就是很贴切的例子。正是“经历”过梅子，士兵才能在听到前方有梅子时，才能止渴，备受激励，继续前进。

迪肯把符号的思想和人的意识联系起来，使我们的常识有了理论依据。当人经历事物时，大脑可以逐渐把由外界事物塑造的神经活动信号转化为在大脑其他区域的相应神经活动模式，这些模式也塑造了其他神经活动模式。概括地说，神经生理学的过程和主观感受过程都可以被看作是产生和解释符号表征的过程。因此，意识的特征之一就是表征。三种符号表征并非互可替代的同级关系，而是具有高低等级（相似表征最低级，指示其次，象征表征最高级），时而互为组成成分的关系（比如相似表征可能是形成指示表征的一部分）。

迪肯认为不管生物大脑的大小和复杂度，所有的神经系统都能支持相似表征和指示表征的意识，这是生物适应的基本能力。只是对于某些生物来说，它们意识到的事物是有限的。生物的解释能力决定了它们意识的能力。从表征的角度看，物种之间在意识方面的区别不是质的区别，而是量的区别。对于拥有复杂大脑的物种来说，表征状态的数量更多，表征状态更多样化，拥有更广的唤醒幅度，而且能够合并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不同神经信号。例如只有人才会具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意识，并具备对未来进行规划和设计的能力。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大量表征状态和巨大不同，使得这样一种“量”的不同看起来是“质”的不同。因此，迪肯认为我们也可以想象人类与其他物种的不同，是在表征能力方面有量的飞跃不同而产生。在表征能力方面的不同就会转化为意识的不同，具体体现在具有意识到不同事物的能力。迪肯认为大脑表征（解释）过程的特征决定了生物意识的重要元素。虽然象征表征不是意识的起源，但是它为意识的形态产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更加高级的形式。

人类与其他物种共同分享这个客观世界，但是人类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我们在世界上的经历是嵌在更广阔的象征世界里。人类通过象征交流的进化不仅改变了意识可能涉及的范围，也改变了意识本身的性质[7]。常识心理学表明人的大量思考来自于与自己的沟通，修正，再修正，勾勒想象中的未来或反思过去。例如，人在写作的过程中，在把大脑中的想法用语言表征出来的过程中，想法也会变得更加清晰有逻辑。当然，大脑内部的语言对话必然是仅限于人类，但并不否认其他物种的意识。人类大脑和其他脊椎动物大脑拥有一样的设计逻辑，因此人脑和其他脊椎动物大脑都拥有由相似表征和指引表征所调节意识，这两种模式的意识是象征指称的重要部分，是象征世界的基础。其他物种也能回忆过去，想象将来，不过它们不会运用象征指称的手段或语言记忆而已。

迪肯认为语言是一种人类共有的象征符号，人们可以通过语言分享各自独一无二的记忆和大脑中的想象。因为象征指称剥离了支持着个人经历或思考的必要链接（相似指称和指示指称）。这样的分离使得人类个人可以在理解语言的过程中，把自己头脑储备的相似指称和指示指称代入到象征指称（语言符号）中。所以会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迪肯认为，尽管大家都读同一本小说，但是他头脑中对于一个小说片段展开的想象和产生的情绪反应必然是与另一个读者不同的[7]。正是由于读者和小说片段的“主观距离”，才有了思考过程中的理解自由，而非真的需要身临其境。同样，我们也能理解，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对于个人经历的分享，我们只能停留在象征理解上，“感同”中的“同”的程度因人而异。

迪肯用象征符号能力所含有的象征表征和象征意识来说明了人类意识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使得我们对于人类意识的本质、人类意识和动物意识的区别，以及人工智能是否有意识的问题有了更新的认识。尽管我们对于意识本质的认识尚且不够深刻，但是我们对于人类意识的特征有了更多方面的探讨和理解。

六、结语

迪肯的分析并非简单的逻辑思辨，而是基于神经学和进化学研究的基础。他从语言符号思想的角度来解释“中文房间”实验，在论证过程中融合了神经科学等实证科学的新进展[1],这使得其象征性符号能力的解释性更强，更具说服力。迪肯认为房间中的人进行的操作过程，就像计算机执行程序一样，只停留在相似符号和指示符号的内部循环指示关系中，缺乏形成象征性符号能力。房间中的人进行的操作，也可以是机器的操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机器没有语言能力，不会思维，没有意识的结论。迪肯结合象征符号使用能力，对人类意识的探讨和解释是非常有洞见且有科学依据的，既深化我们对于人类语言和意识关系理解，又为人工智能的未来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